錢基博先生是現代學術史上著名的國學家，其兒媳楊絳女士在文學新作《我們仨》里說他“關心國是，卻又天真得不識時務”（三聯書店本第一〇一頁，《楊絳文集》第三冊第二〇五頁），并創作了一個生動的例證－－
他為國民黨人辦的刊物寫文章，談《孫子兵法》，指出蔣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澤東懂得孫子兵法，所以蔣介石敵不過毛澤東。他寫好文章，命吳忠匡掛號付郵。吳忠匡覺得“老夫子”的文章會闖禍，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鍾書不敢諍諫，諍諫只會激起反作用。他和吳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刪掉，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發現文章刪節得所余無幾，不大高興，可是他以為是編輯刪的，也就沒什么說的。
錢鍾書先生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和父親錢基博先生同在位于湖南藍田的國立師范學院任教的，故事當發生在這個時候。
現經研究證實，錢基博先生這期間刊布的文章全都刊登在國立師范學院辦的刊物上，從沒有向“國民黨人辦的刊物”“掛號付郵”過“談《孫子兵法》”的文章。錢基博先生的確有“談《孫子兵法》”的文章，但一篇寫作于錢鍾書先生來國師之前的一九三九年五月，發表的刊物是《國師季刊》第三期（一九三九年六月出版），題為《孫子章句訓義序》，沒有涉及蔣介石、毛澤東；另一篇則寫作于錢鍾書先生離開國師之后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發表的刊物是國立師范學院辦的《國力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四二年三月出版），題目是《德國兵家之批判及中國抗戰之前途》，副題是《增訂新戰史例孫子章句訓義卷頭語》，但認為蔣介石“知兵法而能治軍事”，和楊絳女士的創作正好相反。文中通過與中外歷史人物比較，贊揚蔣介石“高瞻遠矚，推陳出新”，略云－－
抑兵之為用，制勝未易，善敗尤難！而我 蔣委員長以積弱之勢，抗暴興之日，再接再厲，而氣不撓，善敗不亡，敗豈終敗？可謂善敗也已……塞克特及白魯希茲之創閃電戰，知兵器而不知兵法者也。惟 蔣委員長為能知兵法，以退為進，推亡圖存，無兵器，而固兵心，作士氣，敗而愈奮，此所以不可及也……獨 蔣委員長高瞻遠矚，推陳出新……使當日如 蔣委員長者，總師干以與周旋，愈敗愈不和，愈戰愈強，以堅制銳，金何能為……是故，李綱、張浚知兵法而不知兵事者也， 蔣委員長則知兵法而能治軍事者也！李綱、張浚縱無力以抗金， 蔣委員長必有材以敗日。今古事異，可斷言者！
當時蔣介石是國家元首，所以錢基博先生特別在“蔣”字前空格，表示對領袖的崇敬。這些話并不奇怪，符合當時的大環境，那正是全國軍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抵抗日寇的艱難時期。甚至到了抗戰勝利后的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錢基博先生于《國立師范學院旬刊》第一二二期刊載《最前一課之本院》，還在贊揚蔣介石：“恭讀 元首《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第六章《革命建設的根本問題》，探賾立論，而申儆以學風之改造，渙然大號，慨乎言之！”
至于錢基博先生夸講毛澤東“善敗不亡”，則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事了，詳見華中師范大學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的《紀念錢基博先生誕生百年專輯》。這也許可以證明他能與時俱進。
一九四一年九月出版的《國師季刊》第十一十二合期刊登錢基博《歷史上焚書坑儒之理論與其實現》，從中可見，錢基博先生也并非“天真得不識時務”。聊錄兩節：
欲求政治統一，必先統制思想。欲統制思想，必鏟絕非秦。從前秦始皇如此，到了幾千年后之今日，希特勒之于德，史丹林之于蘇聯，也何莫不如此！可謂“東海西海，心同理同”。
我們須知秦為中國歷史上劃時代之一次大轉變，而今又將來一次劃時代大轉變。一時代之大動蕩，必先之以思想之動蕩、議論之動蕩。……因為知識階級養尊處優，需要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而一般大眾，在水火刀兵之中，只需要一個“治”，能在國家安定之下，安居樂業，以事生產。“動員農工，打倒知識”，共產黨呼為口號。而我默觀情勢，應時勢之要求，已形成一種社會意識。加以極權國家，右傾如希特勒之于德，左傾如史丹林之在俄，統制思想自由，摧毀知識階級。而對內能治，對外能強，更普遍地形成一種國家意識，予列國政治當局以一種新刺激、新欣慕。那末，焚書坑儒之悲劇，會在中國重演一番，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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