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精品免费视频,亚洲区欧美区,久久成人精品视频,成人免费网站观看

　　 近代以來，地域所造成的南北之學和政治文化確實出現了很大的不同。由于東南得風氣之先，“新學”被看重。但到了五四新文化 新文學運動，卻出現了極大的反差，并在南北兩所最重要的大學表現出對立。即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出現了激進 與保守的分野。于是也就有了在現代思想學術新格局下的“學分南北”（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第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在觀照現代學術史的基本格局和總結其實際的學術貢獻時，我把南北大學的內在學術機制作為關注的焦點，并以1920年代的南京高師 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學校 清華大學為個案，可以發現前者的“國學”研究明顯弱于北京大學和清華學校 清華大學。清代樸學研究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要想超越只有在新的史料的發掘和思想方法的更新上突破。1920年以后，南北學風在精神上的差異是“信古”和“疑古”，后起所謂“釋古”其實是一種調和。但這并不是決定學術成就的根本，還有史實的新發現和方法的創新。最終決定學術的是前者（精神）要與后者（史實的新發現和方法的創新）的有機結合。即前者是思想層面上的，后者屬于技術層面上的。代表北方學界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學校 清華大學之所以超越南京高師 東南大學的正是因為他們積極地占有和應用了新材料（考古所得的甲骨文及其它文物、敦煌文獻和明清內閣檔案）并吸收了國外新的思想方法。同時，北方的著名學者都與歐洲和日本著名漢學家保持有密切的學術聯系，討論學術問題，最快地得到學術信息。將歐洲的所謂“漢學”、“東方學”和日本借鑒歐洲“漢學”而形成的所謂“支那學”的方法、成果吸收過來（參見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而南京高師 東南大學的史學乃至“國學”研究仍然是在傳統的學術范式中轉，無新材料和新方法上的突破。

　　在北方學界，胡適是新的學術思想的倡導者，以批判的科學的理性精神為導向。并成為具有“北大一貫的主導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說：“我們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王國維先后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通訊導師和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的住校導師，同時也是新的學術方法的典范的開創者和實踐者。他的研究方法，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總結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胡、王影響的學生最多。其中顧頡剛、傅斯年通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詞》（1926年1月1日）、《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的《發刊詞》（1927年11月1日）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10月。傅斯年為了同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區分開來，將中央研究的同類研究所定名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將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方法的路向明確規定為：歷史文獻考證 田野調查。顧頡剛明確地說明后者的工作就是：到古文化遺址發掘、到民眾中調查搜集方言、到人間社會中采風問俗。這樣就可以打破偶像，擯棄成見，建設“新學問”。從而形成了這樣一種嶄新的學術規范：古代歷史、古文字學研究中地下之物與地上之文互相釋證。音韻學研究中歷史文獻考證與活的方言調查整理相結合，社會史、文明史研究中文獻記錄的雅文化與民間現實存在的俗文化的互相參證，即書寫歷史與口傳歷史的互相參證。

　　就語言學而言，明顯凸現出文字學與音韻學兩大營壘。前者以甲骨文為突破，將自《說文解字》以后兩千年文字學研究停滯不前的歷史改寫。后者以方言研究為突破，成就了語言學研究的大家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前者因得力于甲骨文，而使其成為考古學的大成就之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文字學研究被榮耀于世的考古學所包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時，參與安陽小屯殷商考古發掘，和甲骨文文獻研究的董作賓、李濟、郭沫若三位被胡適、傅斯年提名，實際結果是董作賓、李濟、郭沫若、梁思永入選，而梁思永繼是董、李之后從事殷商考古發掘。董作賓、郭沫若二人都是甲骨文專家）。后者則在傳統考察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方言調查，使音韻學研究居高在語言學中。20世紀中國語言學史中音韻學為至上之學，這說明學術的價值判斷有內在的繼承。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時，語言學被胡適、傅斯年提名的三位為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分別代表清華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但實際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又互聘或合作），而他們三位都是以音韻學見長。實際結果是趙元任、李方桂入選。語言學中的其他門類如訓詁、語法、修辭、語言學理論則相對低勢。

　　與此相反，在南京高師 東南大學，最初的文史教授是王伯沆、柳詒徵。后來者為陳鐘凡、顧實。王伯沆博學多識，長于詩學和文學評點，但因40歲后投奔“太谷學派”二傳宗主黃葆年，受“太谷學派”倡導儒家“述而不作”的思想影響，生前幾乎沒有著作。陳鐘凡治先秦諸子，顧實治小學，特別是音韻學，此時都尚未成大家。若依據章太炎對“國學”的界說，柳詒徵所治之學為史學。他的學術精神基本上是傳統的繼承，在方法上僅吸收了由歐洲傳入日本的宏觀寫史之法（表現在他寫的《歷代史略》、《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中），他的《歷代史略》就是“根據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增刪而成”。他的歷史研究是傳統的文獻整理考證式。胡適在肯定他的《中國文化史》是“開山之作”，承認所開的“文化史”體例的同時，也指出其中的新材料不夠。就語言學的研究而言，他不懂音韻學，他的文字學知識和章太炎、黃侃一樣是墨守《說文解字》（而章太炎、黃侃二人同時又懂音韻學）而不懂甲骨文。1928年以后的中央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導師為黃侃（至1936年）。隨后主宰這所大學的是以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見長的方光燾。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基本力量來自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爾后，這三家的勢力就一直影響、左右著中國1950年以前的歷史學、語言學研究。這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出身無錫國專的唐蘭，在古文字、古史研究上卓有成就，但是由于他的甲骨文研究因缺乏考古發掘的的田野作業的實際支持，當他個人請求胡適推薦他作院士候選人時而沒有被胡適看中。胡適、傅斯年師徒拋棄政治倫理，以學術倫理為重，共同推舉郭沫若為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路子就是要強調田野作業，歷史組去考古發掘，找新材料。語言組大搞方言調查。然后再和歷史文獻進行互證。歷史、考古組的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人是這個路子，語言組的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黃淬伯、丁聲樹、董同龢、周祖謨等人也都是這個路子。

　　現代音韻學研究大搞方言調查，受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西方語言學研究的對小語種和局部方言的重視，特別是受西方漢學家如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啟發，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新國語運動的普遍展開。就后者而言，“新國語運動”的發起人為胡適、趙元任。起點在1915年的美國留學生胡、趙之中。胡適由1915年寫作《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到隨后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掀動了一場文學的革命，而文學的形式的變革就是要走白話文的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中小學的課本改用白話文。以推廣白話文為中心內容的“新國語運動”，首先面臨著中國地大物博所帶來的方言問題。于是，方言調查應聲而起。方言調查帶來了兩個重要價值趨向：一是為現實的推廣新國語提供了便利。二是由于方言保留部分古音的緣故而為推研古音帶來可能。于是音韻學研究便在繼承傳統的對古籍考證的基礎上，和方言調查收獲的新的語料相結合，形成現代音韻學。

　　若以1930年代初的大學中文系的課程為依據，進一步比較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的語言學教學研究狀況，可以明顯看出，此時北京大學的語言學體系已經建設完備：文字、音韻、訓詁、語法、修辭、語言學理論、語言學實驗、比較語言學、少數民族語言各科全有。而中央大學的語言學課程只有訓詁、音韻學、文字或方言。1949年以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保留了1930年代建立起來的學術基礎和傳統，多門類并存發展，為全國語言學之領軍。

　　而中央大學中文系的繼續者南京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是以方光燾的西化的現代語言學論為主導，輔以胡小石的文字學、洪誠（黃侃弟子）的訓詁學、黃淬伯的音韻學（王國維弟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業）。這四者中，互為壁壘，無法溝通。他們自然也無法和北京大學抗衡。至1980年1月洪誠病逝，南京大學語言學方、胡、洪、黃的時代結束，這所大學的語言學也就徹底坍塌。

　　新舊之說與“東南學風”

　　湯因比在考察文明的發展時，注意到了其中的“精神的分裂”。他說當一個社會開始瓦解時，在成長階段的個體的各種行為、感覺和生活特性將為一些可能的其他方式取代，一種是被動的方式，另一種是主動的方式，會相關地出現復古派和未來派。前者有“在文明崩潰的社會里再建早期生活節奏的企圖”，后者含有中斷與傳統聯系的意思。五四新文化運動決定了南北大學復古派和未來派的“精神的分裂”。

　　對于近現代學術的新舊、中外、有用無用之說，王國維是表示強烈反對的。他在1911年的《國學叢刊·序》中的明確表示：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但實際上，學界有意無意地還是要分出個新舊來。

　　梁啟超1923年1月9日在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做的《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收入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編的《國學研究會演講錄》第一集）的演講中，提出了治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這實際上是宋儒就已經明確了的“尊德性”與“道問學”學問之路。梁啟超說第一種就是“整理國故”的部分，具體內容是求真、求博和求通。

　　在演講的最后，梁啟超忽然把話頭拉到國學研究中的南北、新舊問題上。他說：“這邊的諸位同學，從不對于國學輕下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自然，我也聞聽有許多人諷刺南京學生守舊，但是只要舊的是好，守舊又何足病詬？所以我很愿此次的講演，更能夠多多增進諸君以研究國學的興味。”梁啟超對所謂的東南大學“舊”的傾向顯然是有自己特殊的好感。

　　那么，南京高師 東南大學的“舊”究竟指的是什么？梁啟超只說明了客觀上的一點，就是“從不對于國學輕下批評”。當然他們還有反對和不接受“新”的，這和梁說的是一致的，自然又是主觀上的（北京大學的反孔和南京高師 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尊孔都是有意識的。激進的反傳統與保守的維護傳統形成鮮明的對立。文學上的新舊之爭，國學研究中的“疑”與“信”的爭辯）。當然，歷史的條件的限制，他們在客觀上還沒有獲得學術研究的新的材料和方法。

　　“學衡派”成員群聚東南大學的時間是短暫的，1923年8月胡先骕赴美、11月劉伯明去世，1924年8月、10月吳宓、梅光迪分別離開南京。“學衡派”的五個核心人物就剩柳詒徵了。但“學衡派”近三年的群集所昭示出的共同的精神，被柳詒徵概括為“東南學風”。學者都有自己特別的自信和臺上喝彩，以至于不可避免地表現出文人相輕的偏至，胡適對自己發動的白話新文學運動，柳詒徵對《學衡》的幾篇批評新文化 新文學的文章，都有“臺上喝彩”的表現。柳詒徵在《送吳雨僧之奉天序》中說：“梅子吳子同辦雜志曰《學衡》以詔世，其文初出，頗為聾俗所詬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說益信而堅，浮薄怪謬者屏息不敢置喙。則曰，此東南學風然也。”這種所謂的“學衡派”的文化保守精神和自南京高師至東南大學所形成的“東南學風”（羅崗：《面具背后》第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在隨后是靠南京高師 東南大學的學生來承傳的。

　　東南大學柳詒徵和他的學生因主張“信古”而反對北京大學“古史辨”派的“疑古”，在雙方的論爭中顧頡剛明確地認識到“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錢玄同、魏建功都感到這是“我們的精神與他們不同的地方”。魏建功還特別指出柳詒徵等人的因“舊材料與舊心理”的原故，阻礙了學術的進步。這說明由精神的不同，到“我們”與“他們”的群體的對立，進而也就出現了南北學術的差異。這種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產生的“對立”，表現出的是“疑”與“信”的分野，是“繼承”與“突破”的關系問題。因此余英時說他們都繼承了清代的考證學的遺產，在史學觀念上，“古史辨”派則突破了傳統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經賢傳都當作歷史的‘文獻'來處理”。

　　若從核心人物決定學術“范式”的精神導向來看，柳詒徵可謂異常突出。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一文中指出：“民國八年（1919）以后，以南京高等師范為中心的學者，儼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柳師領袖群倫，形成了中流砥柱的力量。”彭明輝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一書中特別強調了柳詒徵的作用，并將其與胡適相提并論。他說：“柳詒徵在現代中國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向屬較保守之一方，如反對古史辨運動，反對新文化運動，他一直都是反‘北大'系統的中堅；所以，柳詒徵的地位其實有類提倡性文化運動和啟發顧頡剛進行古史討論的胡適，一位是‘南高'的精神領袖，一位是‘北大'的青年導師，兩年南北對立，殊不相讓。”

　　所謂“東南學風”的形成，在1925年之前，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1926年胡先骕在《東南大學與政黨》一文中特別強調說：“東南大學與政黨素不發生關系。言論思想至為自由。教職員中亦無黨派地域之別。‘東南大學'為不受政治影響專事研究學術之機關”。但改制為中央大學后，情況就有所不同了。

　　當然新舊之說還有學術之外的一種更為明顯的表現。那就是文學創作。1917—1927年間所謂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南京高師 東南大學沒有出現或培養出一個新文學作家（也就是說沒有人寫新文學作品——用新文學的形式寫作）。這與其反新文化、反新文學有關，是其學風所決定的，也是“學衡派”的極端抵抗新文化 新文學的成績。他們的文學活動主要是寫舊體詩詞。相反，北京大學、清華學校、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后改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師生的新文學創作異常活躍，學生中的新進作家也是成群出現。

　　1922年8月26日，胡適在接見日本學者今關壽麿時特別談了他對南北史學差異的看法，他說：“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1935年胡先骕為紀念南京高師二十周年所作的《樸學之精神》一文，也有意從學術精神上分出個南北不同來。他說：“當五四前后，北方學派以文學革命整理國故相標榜，立言務求恢詭，抨擊不厭吹求，而南雍師生乃以繼往開來融中西為職志，王伯沆先生主講四書與杜詩，至教室門為之塞，而柳翼謀先生之作《中國文化史》，亦為世所宗仰，流風所被，成才者極眾。在歐西文哲之學，自劉伯明、梅迪生、吳雨僧、湯錫予諸先生主講以來，歐西文化之真實精神，始為吾國士大夫所辨認，知忠信篤行，不問華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間確有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至理存在，而東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學衡》雜志出，而學術界之視聽以正，人文主義乃得與實驗主義分庭抗禮。”而他說的“實驗主義”顯然是指向胡適及北京大學。桑兵承繼梁啟超勘察“近代學人的地理分布”的視角，在其著作中引述文化觀念相對立的二胡（胡適、胡先骕）之說，是要說明此時北方的學者本身多是地緣意義上的南方人。事實上，清末民初在北京大學，從校長到文科教授群體，的確多是來自南方 從“桐城派”傳人、“浙江派”到陳獨秀、胡適“新文化運動”時代的“皖派”，恰如梁啟超所說的清朝“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省所獨占”的那樣——北大仍為江浙皖學人所占據。地緣意義上的南方學人，在1948年院士選舉時，81位院士中占了71人（河北、山東、陜西、山西、河南共10人，其他北方省份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