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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劬堂學記》柳曾符、柳佳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9月版

 

　　有一類書，不知別人是否也像我一樣癡迷，幾乎是見了就買，不買的也要翻翻。我說的是學記，就是門人（含朋友）撰寫的回憶先師治學方法的文章的結集，也有的是一人寫的單本著作。我買的最早的一本學記，叫《張舜徽學記》，是1965年剛上大學那陣兒買的。這些年假充斯文做學問，得益于此類書者甚多。不光是做學問，做人上也受益匪淺。你知道前輩知識分子是怎樣為人行事的，仿其皮毛，就足以驚世駭俗了。

　　《劬堂學記》，柳曾符、柳佳編，錢鍾書題簽。劬堂，柳詒徵先生的號，其字翼謀。江蘇鎮江人，1880年生，1956年病逝于上海，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也可說是一代文史大家。他的《中國文化史》，據蔡尚思言，從出版直到解放前，系同類著作的“老母雞”。而最能代表他的學術水平的，乃是《國史要義》。

　　柳氏的學問，是我不敢問津的。我感興趣的，是他在治學上有哪些獨到的見解，做人上有哪些卓異的地方。所謂卓異者，知識分子之風骨也。

　　治學方法且舉一例。后來到了臺灣的著名歷史學家張其均先生，是柳詒徵的學生，在他的《中華五千年史》自序中，特辟一節談柳先生指導學生的治學方法，條分縷析，甚是精當。其中說，他曾問柳師，如何寫歷史，柳師答：“可多看小說，各家小說總是富于興味，引人入勝。”（第120頁）若不是博學多識，又深有體會，斷不敢說這樣俚俗的話語。張之洞在《書目答問》里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據此是否可以說，由文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誦。比較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呂振羽的《中國通史》，就知道柳先生的話是多么精妙了。

　　為人行事上，最見其風骨。柳先生成人后，終其一生，奉行“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不敷衍古人好辦，認真做學問就是了。難辦的是第一和第三。1908年，李梅庵特聘柳先生繼劉師培之后，兼任兩江師范歷史教員。該校習慣，會計不送教員的薪水，要教員自己到賬房去領，先生逢課到校上課，絕不找會計領錢，到暑假即堅辭不去。李梅庵不知，只知挽留，柳只說身體不好，不想多教功課。后來李梅庵知道情由后，痛責會計，將半年薪水如數送到柳府。這可說是不敷衍自己了。

　　再看怎樣不敷衍今人。1925年東南大學風潮中，柳先生遭人攻訐，說他想做文學院院長，又說他想做江蘇教育廳長，先生也不分辯，只是馬上辭了東南大學的教職，遠走東北，應了東北大學之聘。直到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東南大學改為第四中山大學，柳先生才回來任該校教授兼籌備委員。當時實行的是大學區制，全省的專門學校和中學校，都歸這個大學管轄。中央政府規定，指撥江蘇田賦180萬，充教育專款。而省財政廳長說，江蘇預算已經制定，田賦收入并無余款可以指撥。校長和財政廳長商量不通，派柳先生和另外兩三個籌備委員去仍是不通。隔了一天，校長再派柳先生等兩人去。財政廳長說，已說過一個錢也沒有，何必又來說空話。柳先生說，這次不是來說空話，只是商量一個具體的辦法。接下來說：我曉得財政家都有個秘訣，收入是以多報少，支出是以少報多。財政廳長一聽立即站起來說，哪有這樣的情形，若是這樣，你來當廳長我去教書好了。柳先生說，請您莫動氣，我若是不明了江蘇財政的實際情形，也不敢亂說，我是讀書人，已從《賦役全書》上看到了最近全省的各種統計數字。我們江蘇的老百姓向來不敢拖欠國稅，但是每年秋勘之后，征收總不足額，那是各縣知縣和胥吏舞弊，名為民欠，其實都可追繳。所以每年的預算，都有帶征積欠一項。前天廳長讓我們看的本年預算，田賦收入項下，既與征額之數不符，又和前幾年實征之數不符，又未載明帶征積年的欠款，這不明明是以多報少嗎？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將我寫的一篇賬請你細看。廳長無語。柳先生又給對方出主意，說，你既已在省府會議上說過沒錢，再開會時，也不必說這筆錢是從哪里來的，只說教育經費至關重要，教育界諸位逼迫太甚，我沒有辦法只好承認了，各位就不必問這筆錢的來路，你看這樣說好不好？這話若可行，就一言為定，180萬照撥，你若不以為然，我就將我所寫的，在各報上公布，請莫見怪。“這位廳長，真正漂亮，聽我一席話，滿口應承”。

　　我看到這兒，不是感嘆柳先生的風骨，欣賞的是柳先生那八個字：“這位廳長，真正漂亮”。風骨云云，也得有個賞識的對手也才可以成就其風骨，以柳先生之法，行之當世，不知若何。

　　順便說一句，近來我在做一個小專題，名為“胡適不認識的字”，已積得若干。看此書又發現一個：“胡（適）逐卷指示其假定之說，皆趙氏原本之印證，意甚得，然讀濟濕之漯字作騾字，殊可嘆。”（第188頁）哪位朋友若有新的發現，祈指示，不勝感念。

作者　韓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