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知名學者陳中凡作《劉師培＜周禮古注集疏＞跋》一
文，其中講到1919年秋劉師培臨死前曾在北平家中談起自己的生平學
問，感慨良深地說：“余平生述造，無慮數百卷；清末旅滬為《國粹
學報》撰稿，率意為文，說多未瑩；民元以還，西入成都，北屆北平，
所至任教國學、纂輯講稿外，精力所萃，實在三《禮》；既廣征兩漢
經師之說，成《禮經舊說考略》四卷，又援據《五經異誼》所引古
《周禮》說、古《左氏春秋》說及先鄭、杜子春諸家之注，為《周禮
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稱信心之作，嘗移寫凈本，交季剛制序待梓。
世有論定予書者，斯其嚆矢矣。”
這段記載的權威性及其所傳達出來的信息值得格外重視。它至少
說明了兩點：一，劉師培向來以治“春秋左氏之學”為學術界所稱道，
而他本人晚年并不完全認同此點，反倒認為自己最得意的學問，全在
“三禮”上。二，他研究“三禮”的得意之作，曾經謄抄出正規的文
本，交給好朋友和好學生黃季剛（侃）去作序，以備出版。
但是，劉師培這兩部最得意的著作并沒有出版，甚至連清稿都找
不到了！現存《劉申叔先生遺書》收錄的這兩部書，《禮經舊說》乃
根據各種零散文稿重新連綴而成，《周禮古注集疏》為殘本，均不是
劉氏寫定的清稿。對此，《遺書》編者錢玄同等人有詳細交待。那么，
黃季剛到底拿沒拿這兩部稿子呢？如果拿了，又將稿子弄到哪里去了
呢？是丟了，還是自己藏起來了？至今還是一個沒有解開的啞謎。
我們知道，劉師培死前最親密的朋友，有黃侃、劉叔雅、陳中凡，
而與陳的關系更不同一般。陳在當時雖為晚輩，但已經是劉師培任主
編的《國故月刊》的特別編輯，更與劉有通財之誼。1919年8月，劉臥
病不起，無錢買藥，曾經給陳中凡寫過五封信，請其給自己弄些鈔票，
陳均一一照辦。劉死后，陳并為之料理后事，劉的叔父劉富曾等后來
曾經特意致函感謝（《陳中凡年譜》，1919年。見姚柯夫編《陳中凡
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劉師培的后人也證實說：陳
中凡追隨劉氏最親，師培在京病篤，中凡日侍左右。同時，陳又是劉
師培好友陳獨秀的學生，對陳獨秀也曾經一往情深，恪盡弟子之道。
可見，陳中凡是一位極為忠誠極講情義的道德中人，他對劉師培的記
載當然也是極具權威性的。
然而，陳中凡的記載卻引起黃侃后人的不滿。黃焯教授在《記先
從父季剛先生師事余杭儀征兩先生事》附錄中辯駁說：“曩閱《劉申
叔先生遺書》，見《周禮古注集疏》后有陳氏跋，稱劉君有《禮經舊
說考略》四卷、《周禮古注集疏》四十卷，嘗移寫凈本交黃季剛。又
劉師穎跋亦謂《周禮古注集疏》、《禮經舊說》二種全稿為黃君假借
以去。閱之不勝駭異。凡先從父所藏書稿，經焯數度清理，從未見有
四十卷與四卷之清稿，亦無所謂全稿。憶先從父祭劉君文有《春秋》、
《周禮》纂述未竟之語，是《周禮古注集疏》本為未完成之作。又據
錢玄同序，知《禮經舊說》亦不全。今附記于此，以捻世之關心劉君
遺書者。”（《量守廬學記》第138頁）
顯然，黃焯教授意在否認黃侃拿了劉的稿子，理由則有二：一，
在黃侃的遺物中，經數度清理，并沒有劉師培的稿子；二，黃侃祭奠
劉師培的文章說劉氏的書并沒有完成，錢玄同也說《禮經舊說》不全。
這兩條“理由”顯然都不成其為理由。首先，遺物中沒有，并不
說明黃就沒有拿過劉的稿子。當然，如果遺物中有，那滿天的云彩盡
散，是最好不過的事。而人們感到遺憾的也正在于，劉稿宛若黃鶴，
不知去向了！其次，稿子不全也不成其為黃沒有拿的理由：假如黃拿
的正是那不全的稿子呢？至少從道理上，可以提此疑問。至于錢玄同
所謂“不全”之說，乃是講未見到《禮經舊說》清稿，重新搜集其零
散部分予以整理連綴的情況，與陳中凡所說劉氏清稿是兩碼事，當然
只能說它“不全”。
而且，黃焯教授對“先從父祭劉君文”也作了斷章取義。核對黃
侃的原文，發現所謂“《春秋》、《周禮》，纂述未竟”的前后文原
來是這樣的：“庚申年（1920）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黃侃自
武昌為文，奠我先師劉君。……君之絕業，《春秋》《周禮》，纂述
未竟，以屬頑鄙。”（黃侃《先師劉君小祥會奠文》）原來，黃侃本
人是承認拿了劉稿的，是劉師培把“纂述未竟”的“絕業”交給了
（“以屬”）他這個“頑鄙”。
又據上引陳中凡跋文，1928年春，他在上海見到黃侃，曾經問到
劉的“兩稿”，黃答“藏諸篋衍，容某刊布，不任堙晦也。”可見，
那時劉的遺稿尚完好地保存在黃侃手中。到1934年冬，有個叫鄭友漁
的發函征尋劉師培遺著，陳中凡請他與黃侃聯系，可惜已經“茫無端
緒”。第二年秋，陳中凡準備親自與黃侃聯系，而黃侃卻去世了，
“原著遂不可復得矣”。不得已，陳中凡只得將自己保存的“殘本”
寄給鄭友漁，以便行世。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劉申叔先生遺
書》第五、六兩冊所錄《周禮古注集疏》。而陳中凡的這部分手稿殘
本，是劉師培的過繼兒子劉葆儒在1923年春送給他的。從稿子“勾乙
涂改，跡如亂絲，幾令人不可識別”的情況看，大概是劉師培的草稿
或初稿。至于《遺書》中的《禮經舊說》，里面夾雜了一段孫世揚、
沈延國的題記，寫道：“劉君《禮經舊說》手稿《士喪禮》、《既夕
禮》、《士虞禮》三篇，《特牲饋食禮》一條，藏量守廬（即黃侃住
所），黃小同兄（黃侃之子）錄三篇，以付《制言》，并出示原稿，
俾為校勘。原稿筆誤之處頗多。”足見黃侃確實存有劉氏手稿，不過
這里透露出來的顯然不是清稿，也不像是全本。
不只是黃侃本人承認，也不只是陳中凡一人如此記述，而且，正
如黃焯教授所言，劉師穎也這樣說過。假如說劉師潁是師培的親戚，
其言不足為據的話，那么，我們再看一下陶菊隱《籌安會“六君子”
傳》的說法。此書雖雜有不少小說家言，但基本史實還是完整的；至
少，我們不能否認里面包含的史影：
劉為人不修邊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個瘋子。
他住在北京白廟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舊同僚易克臬來訪，見
他一邊看書，一邊咬饅頭，他面前擺著一碟醬油，卻因專心看書，把
饅頭錯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臉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
去又像一個活鬼。
1919年11月20日，他重病垂危時，急忙派人把北大同事黃侃找來，
叫黃坐在榻前。他十分吃力地在枕頭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遞到黃的
手里，吐著低沉的聲調斷斷續續地說到：“我一生應當論學而不問政，
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誤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這是我畢生研究
得來的音韻學秘本，今天送給你作為臨別紀念，望你繼承下來，然后
把它再傳之后代。”黃侃聽了這些話，心情十分激動，急忙趴在地上
叩頭拜他為師。劉即于是日氣絕身亡。
這段記載至少有三點是不確切的。第一，劉師培死時，黃侃并不
在身邊。黃侃《先師劉君小祥會奠文》明言：“我歸武昌，未及辭別。
曾不經時，遂成永訣。始聞兇信，以師表哀。”《始聞劉先生兇信，
為位而哭，表哀以詩》也說：“拜辭既歉闕，聞信翻疑猶。”第二，
黃侃拜劉為師的時間，也不在劉臨死前。《先師劉君小祥會奠文》：
“我滯幽都，數得相見，敬佩之深，改從北面。”章太炎《黃季剛墓
志銘》則說：“自師培附帝制，遂與絕，然重其說經有法，師培疾亟，
又往執摯稱弟子。”第三，所謂將“音韻學秘本”送給黃，當屬亂上
添亂。但它流露出的確切史影卻在于，劉師培確實將自己的著作給過
黃侃。
問題是，劉交給黃的稿子到哪里去了呢？偶睹林庚白《麗白樓遺
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憬然似有所解。該書下冊第
794頁有這樣一節：
聞師培有手抄本若干，皆其治國學之心得，生平未嘗以示人，雖
妻孥亦莫敢寓目，死后展轉入蘄州黃侃手。侃喜不自勝，扃諸篋，資
為述作之助，“一二八”變起，日兵以巨炮擊獅子山炮臺，政府遷洛，
人心皇皇，侃亦挈其眷屬走北平，而私念藏書甚富，猝不能徙，躊躇
中，其及門少年某君，自請留守，侃乃決去。比亂定返京，一日檢點
所藏典籍，則此秘本悉已飛去，亟召少年詰之，堅謂不知，亦無如何，
侃以此經旬不眠，備極懊喪，忽少年來，還秘本于侃，至是始告以已
一一鈔之矣。中國士大夫，于學術每不肯廣所傳，喜矜其獨得之秘，
實于文化之進步有礙，此少年尚是“解人”，特跡近于竊盜，不得不
謚以“雅賊”二字矣。
這里所說的“京”，是南京。1932年初，黃由南京赴北平，同行
的就有敝母校山東大學的殷孟倫教授，到北平后還收了楊伯峻先生做
弟子。那么，黃侃所藏劉稿是否被“雅賊”偷去了呢？照林庚白的講
法，自有這個可能。然而，在林的記載中，劉稿并不是主動送給黃的，
而是“死后展轉入蘄州黃侃手”，而且沒有說是什么書。但有一點是
清楚的，即由于戰亂，黃的藏書確實有過丟失。這一點，我們還可以
驗之于黃氏賢婿潘重規教授的《黃季剛先生遺書影印記》。該文曰：
南京失守前，內弟念田以大車二輛，載先師藏書寄存于其友人魯
亞鶴采石磯寓中。抗戰十年，規及田弟俱居蜀。勝利后，規應暨南大
學、安徽大學聘，時往來京滬間。偶聞施則敬君言，先師《古韻譜》
手稿尚在魯亞鶴處。因亟遄往采石磯訪得其寓所，相見則謂存書盡毀，
出《古韻譜》及手批《文始》二冊相授，曰：“遺書盡在此矣！”
據悉，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中，日本鬼子不僅大肆殺人，而且
還毀了大量的中國圖書。黃侃藏書遭厄，實也應算在這筆賬上。那么，
在這兩大車藏書中，是否有劉師培的遺稿呢？不得而知。它是否會重
現人間，也未可知。不過，照筆者推測，劉師培的遺稿應不是迷失于
南京大屠殺前后，而是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便丟失了。所
以，1928年時黃侃還承認自己藏有劉稿，到1934年底便“茫無端緒”
了。可不管怎么說，它總歸是與日本的侵略中國相關，故不應歸咎于
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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