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認識篇
總說
郭店儒家簡的最初解讀是在李學勤先生、龐樸先生和郭沂先生的紀要與雜感中展開的，大體談到如下一些觀點：
李學勤先生主要對楚簡的命名和學派歸屬問題進行了闡述，認為早已隱佚的《子思子》終于浮出水面，郭店楚簡中的大部分就是子思的遺作，還據此認為“思孟學派”的問題終于可以得到解決。這個觀點引起了轟動，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持此觀點的不在少數。后來經過進一步的研究，李先生對自己的結論亦有所修正。而郭沂先生的論點主要集中在他的《郭店楚簡與先秦學術思想》里，郭先生主要考慮了先秦儒道關系和郭店老子簡的問題。而龐樸先生則重義理的闡發，重新思考了先秦原始儒家，希望還其被后人掩蓋的本來面目，對“三綱”、“六位”、“五行”提出了自己新的觀點，并首次總結出了楚簡“天、命、性、情、道”的天人觀。
在這之后的幾年中，廖名春先生與梁濤先生也展開了研究，第一次的論文討論集亦由丁四新博士出版。圍繞這些，學術界有很多的討論，觀點層出不窮。集大成的便是99年的“郭店楚簡國際研討會”。其中探討的主要問題集中在楚簡的學派歸屬和鮮明的哲學課題上。
初探第一
在這一章里，主要收集了幾篇龐樸先生的文章和其他幾位先生的幾種觀點，它們都是對郭店楚簡的初步認識。這種初步的、有一定直覺性的觀念是珍貴的。
龐樸先生主要論述了這樣幾個觀點：
楚簡對“仁”的追求已經到達了宇宙本體的高度，產生了初步的心性論，并認為這種心性論直接催生了孟子的“心性論”。進而認為思孟學派可以確定，孔至孟之間的缺環可以補上。即：從“性相近，習相遠”到“人之初，性本善”的中間環節。龐樸先生也從楚簡中提取出了“天-命-性-情-道”模式，認為在這個模式中“心”是催化劑，可以使性轉生其他。又認為楚簡是“以情釋性，指性為情”。在楚簡“性情”的問題上有了初步觀點。
另外，龐樸先生當時還認為，楚簡的儒家簡體現了原始儒家精神——明確、堅決、具體，富有自由主義思想和以德抗位的精神。可以看得出來，龐先生在敘述這些觀點是的心情是興奮而又激動的。龐先生還具體講到了傳統儒家的倫理順序是從自然到社會的順序（夫婦、父子、社會）和三重道德說，認為楚簡中的道德觀念是既相對也絕對的：人倫道德和天地道德是絕對的，社會道德是相對的。
最后，關于“儒道共通”的問題龐先生亦持肯定態度。
不過，當時對于楚簡簡帛體制和字形字義的釋訓還是初步的，這自然造成了觀點中的很多主觀成分，例如龐樸先生認為郭店楚簡是“世界上最早的原裝書”，之后卻引起了很大的爭論。
而涂宗流先生主要是從訓詁方面對這些做解釋，也對一些篇章作了說明，如《成之》篇，涂先生認為其有著教民求己、取信于民的內容；而《尊德義》主要是為了明乎人倫，《六德》是為了求人道、明六位、任六職、美六德。
江林昌、羅運環、郭齊勇等先生也同樣在楚簡的解釋上持與李學勤、龐樸等先生一樣的“信古”說，這也是絕大多數的學者一直采取的態度，郭齊勇先生更認為這一次的信古思潮是對“疑古”的否定之否定。楚簡的出土在一定意義上為李學勤先生提出的“信古時代”的到來起到了重大作用。不過幾位先生另外提出了一些觀點，江林昌同李學勤兩位先生都認為“六經”至少早在戰國中期已經成為經典并流傳，郭齊勇先生則更提出“經學自孔子始”的觀點。
此外，江林昌先生也同樣自楚簡中提出春秋到戰國中期的百家學說，“同歸”、“一致”方面更多。而郭齊勇先生提出了儒家核心價值早在戰國初期就已流布楚地，亦認為心性論發端甚早，“善”超乎“善惡”之上。
但是，羅熾先生以懷疑一切的態度否定了上述所有觀點，他認為楚簡已散佚較多，損失頗重。而且認為楚簡的年代晚于莊子，是孟子之后的事情，原因是楚簡中“刑德并舉”的態度為“思孟不及”；并更發奇論，認為楚簡的儒道關系并沒有說明早期的儒道是融合的，而是恰恰相反，這證明了儒道是先合而后分，楚簡的內容應視為“莊子而后黃老道家的先聲”。
可以這樣說，雖說這些只不過是學者們對楚簡的初步認識，但幾乎涵蓋了后期所討論的所有問題和幾乎各種態度。從這一點上看，這些對在文字訓釋不很明了時的討論并不如某些學者所說，是盲人摸象，不負責任；相反對以后的研究卻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是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這很明顯的說明了提出問題決不比解決問題次要。
綜述第二
這里面有“郭店楚簡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社科院哲學所99年第一次學術新進展報告會”、“郭店楚簡與歷史文化座談會”、“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幾個會議的討論記錄，應該說是收錄的絕大部分學者的觀點。以下只是就學者討論集中的做了以下綜述，其他重要觀點見目錄的注。
“郭店楚簡國際學術討論會”：
關于“成書年代”的觀點——
池田知久：楚簡年代可能在孟子之后。不過大多數學者依然認為在思孟之間。
關于“儒道關系”——
持不沖突的觀點的是：裘錫圭、任繼愈、郭沂
持沖突的觀點的是：張岱年、許抗生、呂紹綱
關于儒家簡的“學派觀點”——
爭論得異常激烈，觀點紛呈，是本次大會的亮點和高潮。不過最終學者們還是以審慎的態度，認為不要將儒家簡當作一家一派所作，應將其籠統看作“孔子后學的思想資料”，這樣才不至于過于狹隘。
關于“心性”的觀點——
龐樸：認為楚簡的心性論無善惡之分，處于孔孟之間。
郭齊勇：亦認為是孟子心性論的先導。對于《性自命出》提出了“血氣情感之心”、“道德意志之心”、“思慮之心”三者影響，人有所不安，故須輔以禮（對于身）樂（對于心）的觀點。關于《五行》和“情”亦有重要論述。
歐陽禎人：《性自命出》奠定了“仁”的理論基礎。
丁為祥：《性自命出》是從普遍人性論向天命人性論的提升，認為《中庸》、《孟子》是由此而生發的。
李澤厚：《性自命出》的本心是虛設的，本篇主要是論情。
丁四新：《性自命出》不是唯情論。
東方朔：楚簡中的“情”字，有“情感”、“情態”、“情實”三義，不是漢儒的“以欲釋情”。而且認為這是“心性論”的雛形。
程一凡：《性自命出》、《唐虞之道》有充分的“智性資源”。
陳昭謨：認為楚簡中體現了楚人特有的重情、重人身的特質。
郭梨華：《五行》中的“四行”開啟了“心善論”。
楊儒賓：《性自命出》的主軸是“心性”說，強調情實。
李景林：《性自命出》的主旨是“性命天道說”，其核心是“性情論”。
關于“禪讓”的觀點——
學者們都認為楚簡《唐虞之道》確實表明了先秦時期“禪讓”學說是有流存的，不過李存山、廖名春認為這出于“儒家”，而李學勤則認為有可能出于“縱橫家”，而且李先生還認為，禪讓學說在當時已經完備了，而彭邦本更是認為這足以證明“禪讓”是真正的歷史存在。
關于“天人關系”的觀點——
龐樸認為《窮達以時》是“命運之天時”，提倡天人為二，而《五行》是“道德之天”，是天人合一，《性自命出》又另是介乎其間、超乎其上的不明確的觀點，是一種維持著天與人之間的面子，又是人企圖掙脫天而未能的狀態。
關于其他方面的一些觀點——
姜廣輝先生在會議初期提出了新“道統”說：孔子-子游-子思-孟子-黃宗羲-戴震-康有為。而李澤厚先生認為當代新儒家應該并重楚簡、以情為本、開創第四代新儒家的時代。其思路依然傳載著杜維明先生認為楚簡堪比“死海遺書”要“改寫中國哲學史”的脈絡。
而饒宗頤老先生及劉樂賢、徐少華、郭齊勇、丁四新、程一凡等先生則在一些具體篇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丁四新博士就《窮達以時》、《唐虞之道》等篇，認為楚簡宣揚天人既通且分，人要順天也應靠自己，而成德既因時亦因材，辯證互補。認為郭店簡強調德性修養，以德立命，承孔、老開天人之序幕。而程一凡認為楚簡不罕言利，與墨家有關。
彭林先生自“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等句，對楚簡“禮容”方面的內容進行了申法，認為禮容與禮法、禮器、禮儀為古禮四要素之一，涉及人性、德義、治國安邦和君子修養的關系。
饒老與龐樸先生另對《五行》篇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饒宗頤先生將《五行》與《孟子·萬章下》作了比較，認為在孟子那里是人及于人、而楚簡則是人及于天。龐樸先生則把“仁義禮智圣”定位為“成圣”，“仁義禮智”定位為與孝行有關。把《六德》中的“圣智仁義忠信”定為“為君”之德，認為天道、人道、君道一體。并進而認為儒簡已經提出完整的道德學說。李存山先生也比較了從楚簡到漢帛的《五行》篇的變遷，認為與思孟的流變有關。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99年第一次學術新進展報告會”：
王葆玹：認為在研究不清“先秦簡冊制度”時，對《子思子》全文作定論尚早，且王教授依然堅持楚墓下葬年代是戰國末期的意見。
郭沂：認為子思學派可以確定。分為四類：伋載子言：《表記》、《坊記》、《緇衣》、《中庸》；孔伋自著：《中庸》、《五行》；伋弟子載師言：《魯穆公》；伋弟子著：《天降大常》、《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而《唐虞之道》、《窮達以時》或屬第二第三類。郭沂先生還認為孔子的哲學史地位可以提高了，并給出了根據。認為孔子早年行“禮”，中年在“仁”，晚年喜“易”，完成了下學而上達的過程；孔子的《易》是天道之學，戰國哲學填補并深入了這一條道路，闡述了“天與人倫”的關系。
“郭店楚簡與文化座談會”：
趙馥潔：從價值哲學的角度，認為“天、命、性、情、道”和“物、心”諸范疇表述了價值形成的過程：情生于性，道始于情，物誘情生，心術為主，構成了早期儒家價值論的雛形。認為“性”是價值根據，“情”是價值意識，“物”是價值客體，“道”是價值準則，“心”是價值主體。
丁為祥：《詩》《書》經過孔子，如果稱為“普通性”，則楚簡是“超越性”，而《中庸》與《孟子》則是二者合一。
張茂澤：《性自命出》有荀子的淵源。
劉寶才：從《唐虞之道》看，禪讓在三代之前確有其事。
李剛：《忠信之道》有“無為而治”的傾向，但總體屬于儒家。
王美鳳：認為楚簡的德治建立在神本基礎上。
林樂昌：認為儒家的傳承順序是“孔子-曾子、子游-子思，分為前后兩期，以《中庸》（標志“誠”）、《五行》（標志“德”）為代表，標志著自天道向心性論的轉變。孟子是心性論的集大成者，影響了宋明理學。
韓星：認為楚簡在天人關系的框架之內，探討了圣人與閩、圣德與仁義、禮智諸德的關系；并對禮樂文化作了闡釋。
王暉：認為“六經”早有其實，從《成之》對六經文句的引用可以看出經書章句之學的早期形態，為今古之爭提供了新證據。
“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
美國學者艾蘭認為《唐虞之道》屬于一個未知的思想流派，而比利時的戴卡林則認為《唐虞之道》明顯是援墨入儒。這個問題其實國內學者早有各種論述和證明，一般的結論是《唐虞之道》確屬儒家。
另外一位美國學者安樂哲以《五行》為依據，詮釋《孟子》。這個工作在99年饒宗頤老那里曾有提及。
我國學者李存山先生將楚簡的歸屬進行了細致的闡發：認為《五行》近于《中庸》而遠于孟子；《性自命出》出于“子思”或“公孫尼子”；《窮達以時》不是思孟一派，《唐虞之道》異于孟子，離于《禮運》，《六德》與曾子無關。認為楚簡是“楚產”或“陳良之儒”收攏的與思孟有密切聯系的北方文獻。
陳來先生則有奇論，自郭店簡與漢帛、上博得比較得出結論，認為帛書《五行》的經是子思所寫，而傳是孟子所撰。大多數學者表示懷疑。
郭沂先生十幾年來激情不改，又提出了宏偉的構思，希望用“五經七典”代替“四書五經”。
胡治洪先生認為《緇衣》在郭店、上博的現世，使原始儒家得以重光。這個觀點與歐陽禎人先生多年前撰寫的《郭店簡〈緇衣〉與〈禮記·緇衣〉的思想異同》一文中的觀點吻合，而對于原始儒家精神的探索也確實是眾多學者的追求。
“會議以外的觀點”：
姜廣輝先生提出了判斷《子思子》的四條標準；余敦康認為楚簡中心性之學是重要內容，而《六德》是對社會問題的探討，是經世致用的。
對于墓主身份及年代的考證，有以下幾種觀點：
李學勤、羅運環先生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是在公元前300年。而王葆玹先生依舊認為是公元前278到公元前265年之間。廖名春先生在早期根據“東宮之師”的釋字認為墓主可能是子思一脈。當然后來對“幣”的辨認又部分傾向為“東宮之杯”。姜廣輝在當時認為可能是陳良，而高正先生的奇論是一個讓很多人匪夷所思的結果，高正先生認為這個墓是“屈原”的墓，當然高正先生堅持“東宮之師”的釋字。
刑文先生在他的《郭店楚簡研究述評》中對研究方法提出了質疑，馮國超先生也認為研究之后應當建立完善的機制和平臺，以便日后研究。對兩位先生中肯的觀點編者表示欽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