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95年（清光緒廿一年）7月，錢穆出生于江蘇省無錫縣蕩口鎮七房橋錢氏家族。

　　錢穆所出的大房，人丁最旺，五世同堂。但正是由于人丁興旺，各家從祖上所分的住房和田地亦少，甚至到了錢穆伯父、父親時，已無一尺之地，“淪為赤貧”。饒是如此，大家族卻“書香未斷”。錢穆的曾祖父錢繡屏，國學生；祖父錢鞠如，邑庠生，長于音韻，勤治《史記》；父親錢承沛，自幼聰慧過人，被譽為“神童”，16 歲縣試入泮，后在七房橋設館授徒。錢穆兄弟4 人，長兄原名恩弟，后易名摯，字聲一，即著名科學家、全國政協副主席、上海大學校長錢偉長之父。

　　1900年，七歲的錢穆被父親送入私塾讀書，與大哥聲一同塾。其時聰明伶俐，強記不忘，塾師對其亦稱贊有加。年底，私塾老師因病歇塾，為了兄弟二人的學業，錢父決意舉家遷至蕩口鎮。蕩口鎮時多有華姓聚族而居，是清末民初著名數學家華蘅芳、華世芳兄弟的故鄉。遷至蕩口后，錢父在鎮上延請了一位華姓名師為錢穆兄弟上課。除授《四書》、《五經》外，塾師亦講《史概節要》、《地球韻言》兩書。兩書講畢，塾師不幸生病，不能坐塾，諸生學業荒廢。錢穆兄弟也不再上塾，錢穆則日日在家中閱讀小說。

　　1904年，錢穆10歲，與兄長一道考入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

　　果育學校是一所鄉間新式小學，原是鄉賢華子才（華鴻模）為華氏家族子弟而辦。果育小學分高、初兩級。錢聲一入高級一年級，錢穆則入初級一年級。當時的體操老師——錢穆的同族錢伯圭，是思想激進的革命黨人，對錢穆時有教導，是他政治上的啟蒙老師。在果育小學4 年，錢穆深得眾多良師的教誨、指點，既受到了傳統國學的熏陶，又得以接觸新學，打開視野，為其日后從事學術研究打下良好基礎。

　　1905年，錢父撒手人寰，留下孤兒寡母，家境困頓。

　　1906年，錢氏兄弟考入常州中學堂。為減輕家庭負擔，錢聲一自愿入讀學期一年的師范班，將深造的機會留給了弟弟錢穆。畢業后，錢聲一回鄉任教。
　　
　　在常州府中學學習期間，錢穆頗得監督屠元博的關心和愛護。屠元博的父親是名滿中外的史學泰斗屠寄，雖錢穆與之未曾謀面，親承教誨，但對這位史學巨擘，錢穆始終心懷崇敬。當時，在常州府擔任歷史、地理教務的，是屠寄昔日門生呂思勉先生。呂思勉雖是學堂最年輕的教師，但知識廣博，國學功底深厚，帶給錢穆深刻的影響。日后，錢穆亦同呂思勉多有書信往來，交往甚篤。

　　1910年，錢穆讀四年級時，新舍監陳士辛與學生多有齟齬，最終釀成學潮。錢穆作為學生代表，代頭自動退學。后經屠元博代為申請，到南京私立鐘英中學就讀。

　　1911年，適逢武昌起義，時局混亂，學校宣布解散。錢穆投軍不成，遂返鄉。

　　1912年春，經遠房親戚錢冰賢介紹，錢穆離開老家七房橋，赴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教，開始了長達十年半的鄉教生涯。

　　學校原只校主秦仲立兄弟三人分任教務，錢穆到后，負責高級班的國文、史地、英文、數學、體操、音樂等科，并兼部分初級班課，教務極其繁重。秦氏藏書豐富，但不輕易示人，因與錢穆切磋學問，結成忘年之交，錢穆才讀得秦家藏書，也藉此得以接觸西方思想，開闊眼界。

　　1913年，錢穆轉入蕩口私立鴻模學校任教，即原果育小學。當時校主是華鴻模的長孫華士巽，對教字認真、負責的錢穆很是器重。

　　1914年夏，梅村成了縣立第四高等小學，錢穆在鴻模小學的同事，亦是錢聲一昔日同窗的華澄波被聘為校長。錢氏兄弟得其邀請，一同前往任教。在梅村四小任教期間，結識了一生摯友朱懷天。

　　1918年夏，老家七房橋遭火災，遷家至蕩口鎮。為了侍奉患有胃病的母親，錢穆便辭職回蕩口鴻模學校任教。

　　兩地任職期間，錢穆不單嚴謹教學，勤奮讀書，在學術研究上亦有所成。在梅村縣立四小教授《論語》時，錢穆精讀了《馬氏文通》，并仿照體例，終成《論語文解》一書，該書亦是錢穆生平第一部出版著作。

　　1919年，錢穆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長，在校開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實驗和改革。在實驗和改革的同時，錢穆也利用閑暇時間從事撰述。李石岑在上海主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錢穆幾度投稿，其文兩度刊于首幅。

　　從1912年春到1922年秋，錢穆在鄉村做了十年小學教師，其間雖然有憾于未能入大學深造，但他始終堅信“學問”源自“功夫，“未嘗敢一日廢學”。

　　1922年，得益于同鄉施之勉的推薦，錢穆赴廈門集美學校擔任教職，這也是他首次擔任中學教職。

　　集美學校乃是南洋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一手創辦，初為小學，后來逐漸擴大，成為一所包括師范部、中學部，商業、水產航海、農林、幼兒師范、女子中學部，幼兒園、醫院、圖書館、科學館、教育推廣部等等在內的大規模學校。錢穆在集美學校任高中部、師范部三年級兩個班的國文課。錢穆居處臨近校圖書館，中學課業較之從前略為輕松，故而閑暇時間較多，遂“一意肆力于讀書”。

　　1923年，集美學校鬧學潮，校長對此處理失當，開除了數名學生，錢穆因傾向學生一方，故辭去集美學校下一年的聘任，重返家鄉無錫。此后不久，即受錢基博先生的介紹和推薦，轉入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任教國文課。當代著名新聞學家徐鑄成于三師讀書時，即由錢穆授課。

　　1927年，經無錫三師同事胡達人推薦，錢穆轉任至蘇州中學。

　　蘇州中學頗有淵源，其原址為宋范仲淹所創府學的部分故址，理學家胡瑗曾講學于此。清稱紫陽書院，清末在此創設江蘇師范學堂。民國初年，王國維、呂思勉等著名學者均曾于此執教。錢穆任教時，校長為著名教育家汪懋祖，曾留學美國，擔任過北平師范大學校長。汪懋祖治時，學校實行學分制，提倡教師進行學術研究，創辦校刊，廣延人才，多方禮聘著名學者來校講學，蘇州中學逐漸發展為蘇州重要的學術基地。陳去病、吳梅、呂叔湘、胡哲敷、顏文梁等均與錢穆同在蘇中任教，甚至章太炎、胡適、顧頡剛、張君勱、張其昀、歐陽予

　　倩等學界名流亦曾在此講學。

　　1928年夏秋之交，妻兒、兄長相繼去世，錢穆很受打擊。哀痛之下，錢穆強自振作，繼續教書著述，在《蘇中校刊》上連續發表《述清初諸儒之學》、《墨辯碎詁》、《孔子略史及其學說之地位》、《儒禮雜議——非斗篇》等文。

　　l929年秋后，負責商務印書館編《萬有文庫》中《墨子》一書。

　　1930年春，錢穆于蘇州續姻。又得顧頡剛鼎力相薦，赴北京燕京大學任國文系講師。同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力辨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之非，破經學古今門戶之見，引起學界轟動。 后因不適燕京大學教會大學的環境，故辭職南歸。

　　1931年夏，受聘于北京大學，擔任歷史系教職，授“中國上古史”、“秦漢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課，并兼課清華、燕京、北師大。錢穆先生功底扎實，學問深厚，且善言辭，所講中國通史課深受北大學生的歡迎，甚至有“北胡南錢”之說。

　　1937年，北平淪陷，錢穆隨時局流徙南下。

　　1939年，《國史大綱》脫稿，錢穆回蘇州侍母一載。

　　1941年，應顧頡剛之邀，往成都任教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及武漢大學。

　　齊魯大學原為美國教會所創，抗戰初遷至四川成都。原本即有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設國學研究所。內遷后，決意重建研究所，顧頡剛被聘為主任，負責行政事務。顧氏在任期間，置得大批古籍，又多方延請名師，除有胡厚宣、錢穆等在所任職外，又得葉圣陶、張維思、呂叔湘、韓儒林、孫次舟等學界名人來此講演，由是研究所名聲漸著。

　　1941年6月，顧頡剛在重慶北碚辦《文史雜志》，所中實際工作漸由錢穆主持。

　　1942年，顧頡剛辭研究所主任職，由錢穆正式接任所務。

　　除指導學生的學術研究外，錢穆在此期間亦編成《清儒學案》一書。

　　1943年秋，齊魯國學研究所停辦，錢穆應華西大學文學院院長羅忠恕的邀請，在該校擔任教職。又得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相邀，到川大歷史系兼課，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政治思想史。

　　1944年，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大后方，或著書立說，或奔走講演，“以民族意識為中心論旨，激勵民族感情，振奮軍民士氣，故群情向往，聲譽益隆，遍及軍政、社會各階層，非復僅為黌宇講壇一學人。為書生報國立一典范，此點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論。”

　　1945年抗戰勝利后，錢穆患病在身，仍留川任教，住華西壩一年。

　　抗戰勝利后，大學陸續復校，胡適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北大校長，因其遠在美國未歸，便由傅斯年代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復員和北遷工作。但錢穆卻始終沒有得到邀請，這與錢穆和傅斯年所代表的史料考證派之間的分道揚鑣不無關系。

　　1946年，滇人于乃仁在昆明籌建五華學院，托錢穆學生李埏代為敦請，錢穆有感時局動蕩，又素愛昆明氣候，遂欣然應允。錢穆在五華講學，又兼云大課務，同時還為軍官學校將校訓練團講“中國古代軍事史”。

　　1947年，因胃病原因，決意離滇東歸。

　　1948年，正式執教于無錫江南大學，任文學院院長。

　　江南大學為無錫巨商榮家所創辦，雖創立未久，但仍薈萃不少著名學者。除錢穆任文學院院長外，唐君毅為教務主任，朱東潤、牟宗三、李雁晴、王以中俱在江大任教。

　　除教學、行政外，錢穆還應上海正中書局之約，指導學生圈點《四部選粹》，即精選四部籍中人人必讀者數十種，一一加以標點。但終因時局動蕩，標點之書未能付印，隨他標點、鈔錄的學生也散去了。

　　課余閑暇，錢穆又撰《湖上閑思錄》。

　　1949年，錢穆南走香港。入港后，有感于青年失業失學、無依無靠、躑躅街頭的情形，于是考慮創辦學校。

　　1950年，新亞書院在錢穆的努力下初創成形。創建之初，條件極其艱苦，生源多為來港大陸青年，無力繳納學費，中途離校，轉校者亦不在少數，學校經費亦尤其緊張。但學校的任課教師，如吳俊升、任泰、劉百閔、羅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梅等，皆為大陸來港的知名人士。其中不乏錢穆故交，為表支持，競相表示不計報酬。盡管條件不如人意，但書院教授陣容之強大，香港大學中文系遠不能比，亦受到香港教育司的重視，對其多有通融。

　　冬季時，新亞經濟窘困，已至山窮水盡。錢穆離港赴臺募款，望獲臺灣政府救濟支援。錢穆抵臺后，多方勸其留臺發展，但他心系新亞，婉言相辭。其后又受邀去港大任教，亦固辭。

　　1952年，錢穆在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講演，屋頂泥塊墜落擊中頭部暈厥送醫。

　　1953年，新亞書院得到美國雅禮協會資助，后又得美國亞洲協會襄助，籌辦研究所。

　　1955年，得哈佛燕京社協款資助，新亞研究所成立。

　　香港原本不甚重視中文教育，全港除卻主要用英文授課的香港大學之外，其他學校寥寥無幾。錢穆來港，興學艱難，新亞書院于困境中奮進，不斷得到發展，諸教授數年艱辛耕耘，培養了一批高質量人才。其辦學的成績為香港各界所矚目。6月27日，由香港教育司高詩雅和香港大學教授林仰山提議，香港總督兼港大監督的葛量洪在香港大學1955 年畢業典禮上，授予錢穆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以彰其績。

　　1956年，錢穆與胡美琦女士九龍締婚。

　　1960年，錢穆應邀到耶魯大學講學半年。閑暇時間，錢穆一方面補讀英文，一方面完成了《論語新解》的撰寫。 6 月13 日，在耶魯大學畢業典禮上，為表彰錢穆的教育、學術成就，及其為東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耶魯大學特授他名譽人文博士學位。隨后，赴歐訪問。

　　1963，崇基、聯合、新亞三校聯合，改組為香港中文大學，錢穆主動提出辭去新亞書院院長職務，為新亞董事會所挽留。

　　1964年，錢穆再度提出辭請，董事會終于應允，並決定以1965年為正式辭職之年，此一年則為休假年。1965年正式卸任后，錢穆應馬來亞大學邀請，由夫人陪同赴吉隆坡講授“中國思想史”。原定計劃講學一年，因不適應南洋濕熱天氣，胃病復發，于1966 年2 月提前返港。錢穆夫婦返港后半年，香港難民潮驟起，治安惡化。夫婦商量之下，決意定居臺灣。

　　1967年10月，錢穆夫婦正式遷居臺北。

　　1968年，錢穆夫婦遷入由夫人親手設計的“素書樓”，并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年，《朱子新學案》書成，老友張其昀邀請其往華岡文化學院，擔任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首任博士班班主任。

　　錢穆每周為博士班講授“中國史學名著”，后來，臺大學生戴景賢來素書樓旁聽，將講授內容錄音，再加以整理，陸續刊登在文化學院創辦的《文藝復興》雜志。1973 年2 月，《中國史學名著》一書經臺北三民書局正式出版。隨后又開“宋明理學”、“朱子學”、“經學大要”、“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等課，邊講邊寫札記，后合編為《理學三書隨札》一書。受聘文化學院同時，又應蔣復聰先生之約，擔任臺北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1974年，錢穆在夫人陪同下，游歷梨山、武陵、天祥、花蓮。期間，寫下《八十憶雙親》。

　　1975年，錢穆將居港臺時期發表之中國傳統學術相關論文匯成《中國學術通義》一書，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1976年冬，錢穆胃病劇作，幾不治。

　　1977年夏，新亞書院策劃創設“新亞學術講座”。為答謝創辦人錢穆的卓絕貢獻，此講座命名為“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擬每年邀請一位對中國文化有所研究的中西著名學人來新亞作講演，并邀請錢穆為講座第一位講演人。

　　1978年，錢穆胃病、目疾日劇，仍抱病扶杖赴港，以“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為題，進行了六次講演。后根據錄音編寫成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1984年，錢穆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1986年，錢穆92歲生辰，亦是他執教75周年的紀念日。6月9日當天下午，錢穆在素書樓為中國文化大學（即華岡文化學院）史學所博士班的學生做告別杏壇最后一講，聽者云集。臺灣當局于6月20日晚為他舉行執教75 周年榮休紀念會。“行政院院長”俞國華贈予錢穆“鴻儒碩望”鏡屏，“教育部”也贈其“一代儒宗”賀匾。11月，錢穆完成其人生最后一部著作——《晚學盲言》。

　　《晚學盲言》撰寫之時，錢穆目疾已深，不能識字看書，幸得夫人胡美琦女士協助，方能成書。此書系錢穆40 年代以來從事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之總結。

　　由于政治環境所限，自1949 年4 月南走香港，錢穆便再也沒有踏上大陸的土地。雖身在海峽對岸，但對錢穆始終情系故鄉和親人，對于時局，錢穆亦多有關心，希望兩岸能和平統一。

　　1990年8月30日上午9點15分，錢穆心力衰竭，在臺北杭州南路寓所逝世，享年96歲。訃訊傳來，士林震悼。各界人士紛紛發文吊唁。9月26日，在臺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9月30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教育文化會、新亞書院校友會，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儀式。

　　1992年，錢穆先生得以歸葬蘇州太湖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