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錢穆向葉龍頒發碩士學位文憑。(受訪者供圖)

▲1956年，錢穆先生出席新亞書院九龍農圃道校舍奠基典禮時在臺上致詞。

　　“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國學大師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簡陋破舊的教室里，開講一門新課程《中國文學史》，這是錢先生開篇第一句話。

　　這位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少見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萬言，卻沒有留下一部關于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講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長文《中國文學史概觀》中，去尋找他對中國古代文學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論述。

　　在新亞書院，錢穆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每次一講就是一學年。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整體系。可惜時局飄搖，奔波輾轉間，錢穆始終未能將講稿整理成書。

　　近60年后，師從錢穆多年的弟子、87歲的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葉龍，從箱底捧出當年的聽課筆記，開始逐字逐句謄錄、校訂、注釋，錢穆先生留下的學術遺產終于重見天日。

　　全書32篇：從堯舜禹講到清末

　　《中國經濟史》出版后，深圳商報記者曾赴香港青衣島，獨家探訪葉龍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連續三天推出系列報道“錢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個版的規模還原錢穆先生旅居香港、遷居臺灣的人生橫斷面，引起廣泛關注。

　　這組報道給葉龍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他正在整理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講稿，遂主動提出，將文稿的報刊首發權交給《深圳商報》。

　　經過兩個多月的謄錄、校訂、注釋，這部由錢穆先生60年前講授、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中國文學史》講義，終于初見雛形。

　　“所謂‘中國文學史’，其實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葉龍先生告訴記者，整部《中國文學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國文學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說”，上至堯舜禹，下至清朝末年，體例上仍以時間為序。但針對具體朝代和文學流變，錢穆先生提出了許多新創見，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給出了他的考證和解釋。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葉龍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遺補漏和注釋工作。他預計，整部文稿完成后，總字數約為20萬字。

　　新見解：文學史斷代獨一無二

　　“錢師用一生的精力，把經、史、子、集都讀通了，所以他講任何一門課，都有其精彩獨特的見解。”葉龍對記者說，講稿的意義在于即興，它與嚴肅撰寫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壓抑自己表達對史料的看法，不憚講出一般性規律，鑒往知今，微言大義。如今《中國文學史》講稿做了忠實的重現，這一價值已經足夠。

　　因為即興，錢穆先生許多猶如神來之筆的絕妙論斷，都留了下來。

　　他說，《春秋》看起來像現在的電報，其實它最能體現“句斟字酌”，既有文學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兩首詩《長恨歌》和《琵琶行》，相當于小說；中國文學“無史詩，無神話，無悲劇”，《紅樓夢》也不算真正的悲劇，只是解脫而已；中國文學要能唱，《楚辭》、唐詩都要唱，故文學家多數帶有浪漫與落拓的習性；《史記》是一種浪漫派的寫法，但其中無一假話……

　　在他看來，《詩經》是中國第一部文學作品，屈原是中國第一位真正的文學家，《古詩十九首》第一個開創了中國純文學的先河。建安文學是中國文學獨立、覺醒的轉折點，唐代是整個中國文學史的中心。而中國只有兩位大文學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學與道德的問題；一位是司馬遷，他解答了文學與歷史能否合流的問題。

　　對文學史的斷代，錢穆也有別于前人。他認為，“自孔子以下之諸子百家到漢初是散文時期，魏晉后則是韻文的世界。期間屈原的《離騷》只是偶然產生而已。”

　　新考證：對文學史公案“發言”

　　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講錯的地方，錢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與補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傳弟子說：“蘇李河梁《贈別詩》和《古詩十九首》是西漢時所作。”這是文學上的大問題，長久以來爭議不斷。錢穆認為其說甚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啟超則認為上述五言詩均系東漢末年所出，錢穆贊成梁說，還提供了自己考據得來的有力論證。

　　《尚書》的真偽也是文學史上一樁公案，錢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尚書》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盤庚》，而虞書(《堯典》)、夏書(《禹貢》)、殷書(《盤庚》)，均有可疑之處。

　　最有趣的是，錢穆指出司馬遷講到《離騷》時，因不識歷史地理，以為古人把地名寫錯了，還把原文對的反而改錯，導致屈原自殺的地點從“湘流”變成“常流”。“近日我重讀《中國文學史》，覺得錢師對歷史地理也滾瓜爛熟，他應該可以開《中國歷史地理》這門課。”葉龍笑言。

　　新創識：建安文學至今仍被低估

　　翻看《中國文學史》講稿，就能發現，錢穆雖然按照時間順序一路講下來，但某些章節的“厚此薄彼”，明顯透露出他的傾向性。

　　最典型的是對建安文學不吝筆墨。錢穆不僅將它從魏晉南北朝文學中單拎出來，自成一章，而且對它的評價與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錢師認為，建安文學的價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國文學的重要轉折點，是文學覺醒之時代，自此文學才得以獨立，與政治脫離了關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學的帶頭人，有重大貢獻。而曹操在文學上的成就與特殊地位，也是錢師在近代最早提出并發現的。”葉龍說，對建安文學的重新評價，是錢穆先生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獨特創見。

　　錢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將之比作羅斯福的《爐邊夜話》，他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他對曹操極為喜愛，講到他時妙語連連：“后來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軍，他的《出師表》亦如與朋友話家常，學的是曹操。曹操倜儻風流，其下屬羊祜累官升至尚書左仆射，當其都督荊州時，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學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敗操于赤壁的周瑜，當作戰時，背后卻在聽戲，學的也還是曹操。”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錢穆卻持相反意見。他認為，曹丕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講文學之價值與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這一主張，對后世影響深遠。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學者頭腦，亦尊重學術。從文學立場來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遠。”

　　精點評：字字珠璣活靈活現

　　《中國文學史》講稿不是錢穆親筆所著，是基于授課記錄而成，但大師的意義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兩句話就令人有撥云見日的感覺。

　　記者閱讀書稿，并不覺得在讀學術著作，倒像讀散文。錢穆口才極好，他講《中國文學史》行云流水，評名家，說經典，字字珠璣；又絕不僅僅就文學說文學，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來，把一部文學史講得像波瀾壯闊的史詩。

　　他評價先秦諸子，說孔子如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莊子則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訓人，但他所講的寓言，其實相當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認為不配與人講，你們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說：“知我者稀，斯我貴矣。”墨子則是一定要講到你明白為止，因為他是社會活動家，是宗教家。

　　他點評歷代文人，說陶淵明性格如虎，其詩更為可愛。王維是居士，杜甫是嚴正的讀書人，李白則是喜歡講神仙、武俠的江湖術士，屬于下層社會。柳宗元最偉大的是寫游記，因唐人見到好風景只是賦詩而已。

　　葉龍告訴記者，錢穆把“知人論世”作為評價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標準，認為作者為人的價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齊名，錢穆以杜甫為高，他說“李白是仙風道骨，老莊風度；杜甫則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與時代打成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大關系。

　　錢穆的《中國文學史》首先是人的歷史。以此標準衡量，他認為，謝靈運不如陶潛，宋玉不如屈原，吳敬梓、曹雪芹絕不能與蔣心馀相比，阮大鋮更不能與孔東塘比。

　　大視野：從史學角度講文學

　　“知人論世”正是錢穆這部《中國文學史》的理論基點，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學史的獨特之處。葉龍告訴記者，出于歷史的視野，錢穆先生的文學史觀是以史論文，他更重文學的歷史作用與社會功能，把中國文學的流變看做大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這種文學理論，散見于錢穆的講述中，卻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在《中國文學史》緒論中，他開宗明義：“講文學史應先明白歷史。”他認為《史記》解決了西方文學關于“文學和道德”、“文學和歷史”關系的難題，稱最高的文學就是最高的歷史。

　　他認為“文運必與世運相通”，偉大的文學，多在太平盛世時產生。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文學，只能說是文學之覺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氣足。與此同時，那些生于憂患的新文體，五言古詩起于晚漢，詞起于晚唐，白話語錄起于晚宋，劇曲起于金元之際，白話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書特書。

　　以“史”的標準來衡量，錢穆認為明中葉的作家，遠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無大傳統存在。因此對“明代四大奇書”《水滸傳》、《三國演義》與《西游記》、《金瓶梅》，錢穆肯定前兩書，對后兩書則頗有微詞。他說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澤，心存邦國”，“《水滸傳》雖是一部社會下層文學，而實帶有中國傳統政治上層文學之真心情與真精神”。而《西游記》和《金瓶梅》“只具游戲性、娛樂性，只有寫作技巧，何曾有寫作精神？”

　　至于《紅樓夢》，錢穆的評價是“有感慨，無寄托”，同樣是以史衡量，“清代中葉以后，漸漸死于安樂，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皆安樂中垂死之象。”

　　當然，錢穆述文學史的標尺遠非上述兩點。在“史”和“人”的標準之外，他強調生命觀，強調純真與自然。他說文學是生命，如司馬遷將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論中。文學又是時代的，如《孔雀東南飛》小生命在大時代的隕落。但最高的文學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寫《離騷》，他怨得純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講給人聽。（劉悠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