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先生提出“古史層累造成說”而名滿天下之時，此時的錢穆先生正在江南無錫、蘇州的中學擔任教職。向有疑辨精神、喜讀報刊雜志的錢先生對顧頡剛的古史辨偽也頗有所聞。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結集出版，這時在無錫三師任教的錢穆與受學于柳詒征的同鄉施之勉同游無錫唐平湖。他手拿當時剛出版的《古史辨》一冊，“在湖上，與之勉暢論之”。1929年秋，顧頡剛在蘇州初識錢穆，披覽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先秦諸子系年》初稿，大為贊賞，稱“君似不宜長在中學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于是推薦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由中學教師走上大學講臺。錢穆以后任教北大，兼課清華，也得力于顧頡剛先生的推薦。錢穆轟動學術界的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與顧頡剛的意見完全相反，但顧氏毫不介意，將錢文刊于自己主編的《燕京學報》第7期上，錢穆也因此文而名揚學術界。而他以后受聘北大，與此文關系甚大。錢穆無學歷、文憑，一生從未上過大學卻能執教大學，成為大學教授、名教授，這得力于顧氏的識拔和力薦；錢穆名動學術界的成名作也得益于顧氏的先約后刊，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先生的慧眼識人，也就沒有錢氏在現代學術界所取得的成就。這種不以己意排抑異見的學術公心和博大胸懷，為中國現代學術史留下了一段佳話。對于顧頡剛的提攜、識拔之恩，錢穆先生也常存于心，在晚年所撰的《師友雜憶》中多有道及。

　　《古史辨》一共出了七冊，從第三冊起，錢穆的文章多為其收錄，這包括他的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及其早年的重要論文如《周官著作時代考》以及討論《老子》成書年代的文章。就此而言，我們不妨說錢穆先生實際上已參加了由顧頡剛先生發起的古史辨運動，不失為古史辨派的同志。1934年3月，顧頡剛創辦《禹貢》雜志，錢穆一系列考辨古史地名的文章多由此刊刊出。次年禹貢學會成立，錢為學會理事。抗戰時，錢穆離開西南聯大去成都協助顧頡剛主持齊魯國學研究所。后來，錢穆去港辦學，顧頡剛先生也托人帶信，盼其能“設法早歸”，“其不忘情于余者，實始終如一”。［1］

　　1926年，錢穆與施之勉在無錫唐平湖暢論顧頡剛的《古史辨》。暢論的內容今天不得而知，不過從錢穆早年對顧頡剛古史觀的積極評價中，我們可以推測當時他對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論和治史方法大體是持肯定態度的。事實上，錢穆早年對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論抱有“相當地贊同”，他治古史的方法也受過古史辨派“層層剝筍式方法”的影響。錢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國學概論》第十章“最近期之學術思想”中曾明確指出：“清儒以尊經崇圣，而發疑古辨偽之思，……今則……去其崇圣尊經之見，而專為古史之探討。若胡適之、顧頡剛、錢玄同諸家，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說，駁擊舊傳，確有見地。”在1931年撰寫的《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中，他對胡適顧頡剛提出的“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傳說的方法”（即胡適所稱的“剝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對，相反地說他“對這個見解和方法，也抱著相當的贊同。”不僅如此，錢穆早年研究《易經》的方法，正是采用的這種層層剝筍式的方法進行的。1928年夏，在蘇州中學任國文首席的錢穆應蘇州青年會學術講演會的邀請，作《易經研究》一題的演講。他在演講辭中明確指出：

　　《易經》決不是一時代一個人的作品，而是經過各時代許多人的集合品。我們并可以說《易經》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東西，我們可以說其是《易經》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辭爻辭，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東西，是《易》的第一期。我們現在借用近人胡適之所稱剝皮的方法，先把《易經》里第三期東西剝去，再把他第二期東西剝去，單只研究《易經》第一期里面的東西。把第一期的《易經》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東西弄清楚了，再來研究第三期。把《易經》成立次第依著歷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個比較可靠而可少錯誤的新方法。［2］

　　顯然，錢穆先生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見解與“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觀有某些相同之處，他考訂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過疑古派“剝皮”方法的影響。同時，錢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記誦瀟博、考訂精審而名播學界的學者，他早年的著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都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考據名作，他與顧頡剛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樣具有大膽的疑辨思想與批判精神。有人評價他早年著作《國學概論》時，就稱他“勇于獻疑發難”。［3］錢穆早年考證古史地名，常出奇論，翻積見，標新得，如《周初地理考》言太王居豳，字本作邰，在山西汾水流域，不在陜西鳳翔。《楚辭地名考》言屈原沉湘，字同襄，乃漢水之別稱，非為洞庭之湘水。《古三苗疆域考》言三苗之居，左彭蠡，右洞庭。彭蠡、洞庭俱在大江之北而不在江南。曾撰文與錢穆辨論的饒宗頤先生稱，錢穆考證古史地名常作翻案文章，實受顧頡剛《古史辨》中關于古史地理擴張理論的影響［4］。錢穆本人也稱自己“疑《堯典》、疑《禹貢》、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后，所疑皆超于頡剛”，“余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兩者分辨，僅在分數上。”［5］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錢穆研治古史的理論與方法和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派確有一些相同的見解。即便是與顧頡剛意見完全相反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先生也說“只想為顧先生助攻那西漢今文學的一道防線，好讓《古史辨》的勝利再展進一層。”［6］

　　錢穆先生與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雖然有共同之處，但就其總體思想而論，他們的治史主張卻又是同不勝異的。根據我們的考察，在20—40年代，錢先生對“五四”以來的疑古派史學的評價大體經歷了一個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發展過程。在20年代特別是20年代后期寫成的《國學概論》中，他對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對其古史理論與方法引為同調，抱有相當的贊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評的言論轉多，1935年發表的《崔東壁遺書序》可為其代表。而對疑古派古史層累造成說提出全面而公開批評的，則以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為標志。在書中錢先生針對顧頡剛先生的“古史層累造成說”提出了“古史層累遺失說”。在他看來，古史固然有層累造成的一面，同時也有層累遺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為重要，尤需研究，不能只強調前者而忽略后者。所以他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張稱之為“極端之懷疑論”，力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而加以修正。《國史大綱》是錢先生古史觀、文化觀的成熟之作，自此以后，他總體上不再贊同古史辨派的治史主張，由先前對疑古史學的大體認同，轉而進行總體的批評。綜觀錢先生對疑古派治史主張的批評，我們認為他們在治古史的理論和方法上主要存在著如下幾方面的分歧：

　　第一，對“疑”與“信”、“破”與“立”的不同理解。

　　第二，對晚清今文經學的不同看法。

　　第三，如何看待文獻記載中的神話傳說？如何理解傳說與偽造的關系。

　　第四，關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7］

　　總的來講，錢穆先生對古史辨派的評價大致經歷了一個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發展過程。錢先生受過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先生的提攜，他早年的治學方法曾受過古史辨派的影響，對其古史理論多有贊同。顯然，這時的錢先生在學術上認同古史辨運動及其方法，還沒有自覺意識到古史辨運動有批判和否定中國歷史文化取向的一面。錢先生在把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論引為同調的同時，他早年的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卻意在肯定古典文獻所載歷史的真實可信，這又顯示了他與當時疑古史學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所以，錢先生早年對顧頡剛先生的“層累說”表示了“相當地贊同”的同時，對顧氏引“晚清今文學家那種辨偽疑古的態度和精神”為其古史觀張目又提出了批評，主張用自然的演變說來取代劉歆造偽說。隨著錢穆先生自己史學理論的日漸成熟，他逐漸超越了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論，對疑古史學由基本肯定、“相當贊同”轉為總體性的批評。自40年代特別是錢先生居港臺以來，他對古史辨派的批評愈趨激烈，跡近全盤否定。不過他這時否定性的批評主要是出自文化意義上的批評，即對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評價主要是從民族文化立場著眼立論的。

　　錢穆先生在《紀念張曉峰吾友》一文中曾說：“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申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以后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華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這即是說，錢先生的學術研究，就其研究的重點言，可以1940年《國史大綱》的出版為界劃分為兩個時期，此前以歷史研究為主，此后即轉入文化研究。錢先生之所以自40年代初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化研究，這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他對五千年來中國文化價值的肯認，更重要的則是出自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學術界全盤反傳統思想的響應。在疑古學派看來，中國古史是后人隨口編造出來的，“完全是一篇胡涂帳”。所以他們極力將中國古代文化壓低，把古代年代縮短，宣稱東周以上無史。既然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頭是后人偽造的，那么此下的中國歷史文化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真實性和合理性，這就明顯滑向了歷史虛無主義一邊。錢先生對這種極端疑古，進而以此否定中國歷史文化真實性的古史觀從文化價值的層面進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他看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疑辨派一味疑古辨偽，勢必會導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全面否定。因此，他主張治史不應當專以疑古為務，認為“倘中國古史盡由偽造，則中國人專務偽造，又成何等人？”［8］據此，錢穆先生把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掀起來的疑古思潮與“五四”以來全盤反傳統思想聯系了起來，對之加以了否定。錢先生對古史辨派的評價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面否定，看起來似乎不可理解，但是聯系到他一生全部的學術思想及其演變的軌跡來分析，這種變化又是有其邏輯上的必然性的。

注釋：

［1］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42頁，下同。

［2］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5年版，第172頁。

［3］《國學概論》“錢基博序”，據說此序為其子錢鐘書代作，參見：《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頁。

［4］據饒宗頤先生回憶，30年代前期，錢穆在《燕京學報》和《清華學報》發表了幾篇有關古史地理考證的文章，一是對周初地理的考證，一是對《楚辭》地理的考證。錢先生由于受顧頡剛先生《古史辨》中關于古史地域擴張理論的影響，認為古史發生地應集中在中原地區，因此他把周人的起源地全都搬到山西，把屈原的活動范圍放在湖北，把《楚辭》中一些水名、地名如洞庭、涔陽等移到了河南，甚至說三苗也在河南。針對這些問題，我寫了一些文章專門與錢先生商討，指出他的那些提法不符合實際。參見周少川：《治史論學六十年——饒宗頤教授訪談錄》，《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1期。

［5］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167頁。

［6］錢穆：《評顧頡剛<五德始終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五），第630頁。

［7］詳見拙文：《疑古與考信》——錢穆評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論，《學術月刊》2000年第5期。

［8］錢穆：《晚學盲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版，第485頁。

原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生活》月刊第29卷第4期，2001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