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人在一個百年的歲月里獨自擁有九十六個屬于自己的生命年輪，并在漫長而持續的讀書、教書、著書之中漸成一道歷史風景、一座文化坐標、一楨世紀背影，這是十分罕見的。

　　這個人，如果放在生活的戶口本上去檢索，他叫錢穆，中學文憑，公元1895年7月30日，在晚清光緒王朝的沉悶酷暑中，誕生于江蘇無錫一個叫七房橋的小鄉村；如果走進當代學術的牌坊里去拜謁，他居于牌坊的醒目位置，上書一代儒宗、歷史學家錢穆先生。

　　說起錢穆先生，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曾看過他的一些作品簡介，由于是浮光掠影，淺嘗輒止，并沒有留下太多太深的印象。真正靜下心來凝望那楨屬于一個歷史世紀的文化背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那時，國學熱、文化熱正漸次升溫，錢穆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報端和一些專家學者的評論文章里。作為一個曾沉潛于歷史云煙深處打撈過詩詞歌賦的碼字人，我不想也不愿錯過這次文化尋根、歷史尋根的機會。也許是巧合吧，新千年的前夜，我參加完國畫大師李可染先生徐州故居藏品展開幕儀式后，一次非正規的文友相聚，一位歷史學博士的一番宏論，加快了我走近錢穆先生的步伐。記得那位博士說，中國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家，一百年后人們記住的是章太炎、胡適和顧頡剛，二百年后人們記住的是王國維和陳寅恪，三百年后人們記住的就只有一個錢穆了。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語掀起心之瀾。靈魂深處的真情向往，讓那楨背影在世紀之交的一個紅彤朝日，漸漸明亮、清晰和偉岸起來。

二

　　走近錢穆先生，當從走近錢穆先生的書開始。

　　書是錢先生的命，是錢先生輸入脈管的血。錢先生一生以書為原點，在讀、教、著三維空間里縱橫馳騁，從無懈怠，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那份“溫情與敬意”、“為故國招魂”的那腔熱忱與志業，被先生演繹得蕩氣回腸，可歌可泣。他讀書破萬卷，治學八十余年，著述逾千萬言，尤其是著述中的《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精品，或自成體系，或博大精深，或貫徹古今，或獨秀史林，被史家喻之百世可芳絕非妄語虛言。

　　那就看看錢穆先生的書吧。

　　在錢穆先生卷幅浩瀚的著述里，《先秦諸子系年》是不可不讀的一部。這部書是錢穆先生早期著作的代表，是錢穆先生名震史壇的成名之作，作為中國二十世紀的經典文化名著，不僅開一代風氣之先，更是讓后人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史學架構可能企及的思想認識高度。曾有史家這樣評論：錢著《先秦諸子系年》考據之準確，用料之精當，邏輯之嚴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作為一座豐碑，后人想要撼動它，除非若干年后人們打開秦始皇陵地宮，與所藏的先秦諸子典籍進行比對，而那時，人們又會多出一個驚喜，錢穆簡直神了，他的生命長了兩千多歲，與生活在同時代的諸子們一同指點江山，一同激揚文字，一同感悟歲月，一同閱歷滄桑。

　　《先秦諸子系年》的成書時間長達十年。十年的風雨兼程換來了錢穆的一鳴驚人。

　　1923年秋天，已有十年多家鄉小學教齡、近一年廈門集美中學執教經驗的錢穆，經著名學者錢鐘書的父親、國學大家錢基博的推薦，入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講國文，在講授《論語》的同時，開始考訂孔子生卒行事，啟動《先秦諸子系年》的寫作。在此后四年的時間里，錢穆一邊教學，一邊向同為三師教員的錢基博等大家問教學術，開始了早期的教學、研究、交流、著述生涯。像《論語要略》、《孟子要略》等著作都完成于此。

　　1927年秋天，在無錫三師同事胡達人的推薦下，錢穆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最高年級的國文老師。在這所蘇南名校里，民國時期的著名學者羅振玉、王國維、汪懋祖等曾在此執掌過教鞭。學術氛圍甚濃的蘇州中學，鞭策錢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奮，先后寫出了《國學概論》、《墨子》、《王守仁》等不俗之作；與此同時，《先秦諸子系年》所涉及的諸子考辨各篇，也在授課講義的基礎上先后梳理成章。

　　1929年，就在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初稿基本完稿之時，錢穆與當時學術界、史學界的兩位泰斗級人物相遇了。這兩位人物分別是：古史辨派領袖、史學大師顧頡剛，經學奇才、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

　　1929年9月，剛剛受聘燕京大學教授的顧頡剛回蘇州省親，在陳天一的促成下造訪錢穆。在蘇州中學并不寬敞的宿舍里，顧頡剛把目光投向了錢穆剛剛完成的《先秦諸子系年》初稿，面對這個中學教師的心血之作，一向身居學術高位的顧頡剛驚詫不已、佩服不已，誠索此稿帶回家中閱讀。幾天后，錢穆回訪顧頡剛，顧頡剛對錢穆的考據工夫和史學才華大加贊賞，當即決定推薦錢穆到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任教。

　　顧頡剛離開后的那個冬天，雖然寒冷異常，但錢穆卻感到非常溫暖。一則顧頡剛的慧眼識人，讓錢穆增加無窮暖意；二則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的專程到訪，遇見了難尋知音，迸發了靈感火花。在歷史文化名城蘇州，兩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俯仰湖天，暢談今古，自然把話題集中到了《先秦諸子系年》上。一向褒言吝嗇的蒙文通，對錢穆的獎掖之詞如滔滔江水，他贊道：“君書體大思精，唯當于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已”。經其推薦，《先秦諸子系年》初稿中的墨學諸篇，公開發表于南京的一家雜志上。

　　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錢穆與顧頡剛的相遇，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改變了他的學術人生，使他從蘇州中學一步登入中國學術的最高殿堂，并從此牢牢地站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制高點上，風光無限，輝耀群侖；錢穆與蒙文通的相遇，為我們研究和了解錢穆的早期學術活動、閱讀錢穆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客觀評價《先秦諸子系年》的歷史價值，找到了被官方最早認可的學術文獻。1929年之于錢穆，乃新生之年，轉折之年。

　　在顧頡剛的大力推薦下，1930年9月，錢穆辭別蘇州中學，前往古都北平，在學者薈萃的燕京大學任大一大二國文課講師。在未名湖畔，錢穆猶如龍入滄海，馳騁翱翔于中國學術的心臟之地。他在教學之余，全身心地浸泡在燕京大學的圖書館里，利用其豐富的藏書資源，除逐字逐句修改《先秦諸子系年》在引述、體例、考辨等方面的錯誤外，還寫出了《周官著作時代考》等在北平學術界有一定影響的著作。

　　《先秦諸子系年》全部完成后，顧頡剛力推納入《清華叢書》出版，清華方面委托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和中國二十世紀的另一位史學大師陳寅恪等人負責審查。馮友蘭認為該書雖有創見，但不宜做教本；陳寅恪則認為做教本最佳，稱“自王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矣”。由于兩位大學者在審讀意見上分歧較大，這部經典名著最終與“清華叢書”擦肩而過，直到1935年12月，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先秦諸子系年》的出版是民國時期學術界的一件盛事。就作品本身而言，它系一部考證諸子年代、行事的考據之作，這部書力糾前人治諸子之失，為通貫春秋晚期至秦統一大約350年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的歷史，畫出了一條清晰可信的發展紅線，為研究戰國史、先秦史提供了經典范本。在這部書中，錢穆對中國學術的卓越貢獻在于：以比較權威的《竹書紀年》訂《史記》之誤，填補了中國歷史重大轉型時期的研究空白，重建了先秦諸子的學術氣脈。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說：“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雖名為先秦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對古本《竹書紀年》的研究，于戰國史的貢獻特大。”

　　如今，先秦諸子連同錢穆都早已成為歷史。回望那個已塵封在黃土深處的年代，我們為諸子們高興，為錢穆高興，正是錢穆的不懈努力和執著追求，讓我們看到了歷史和文化時空中閃爍的真正屬于諸子的思想光輝。

　　站在民國二三十年代的學術舞臺上逡巡，錢穆這一時期的作品，因沒有政治任務，沒有階級宣言，使得文字質樸真實，新鮮雋永，因富有詩情畫意而韻味無窮，如同暮鼓晨鐘綿長悠遠。空前開放、活潑的學術環境為錢穆成為一代宗師奠定了基礎平臺。

三

　　1924年，《東方雜志》摘要發表了史學大家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部名著；此時的錢穆正在無錫三師任教，并通過雜志閱讀了梁著的一些章節。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在南開大學和北平研究院開過的專題講座基礎上成書的，全書以清代漢學為宋學的全面反動為基調來謀篇布局，重點闡述的是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對立面。

　　錢穆敢于向權威挑戰，從梁著一發表就不贊同這一在當時很有影響很有市場很有地位的學術觀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以后，為他闡述自己的學術見地、全面批駁梁論提供了舞臺和機會。

　　1931年夏天，錢穆在蘇州西花橋巷28號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學的聘書，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當時的北京大學以力主開新風氣享譽全國，在文學和史學方面云集了當時學術界的超一流學者。在文學院院長胡適的倡導下，文學偏重元明以后，史學偏重先秦以前。錢穆曾以治先秦諸子聞名，正好用其所長。

　　1931年秋，錢穆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課，為正面交鋒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做鋪墊。在中國上古史方面，他根據自己的《先秦諸子系年》研究成果，以學術問題為中心，從戰國史開篇，再回望春秋煙云，一段紛繁復雜的思想歷程被先生描繪得有聲有色，井然有序；在秦漢史方面，他兼顧秦漢時期的學術、政治及社會經濟三個有機聯系體，講學術舉文化之演進，說政治、經濟列制度之演變，以史家之慧眼，言人所未言，見人所未見，形成了轟動一時、影響深遠的錢氏讀史、講史、治史觀。據熊十力門下弟子、現代港臺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回憶：“講殷周史以王國維為最好，講秦漢史以錢賓四（錢穆）先生為最好，隨唐史以陳寅恪為最好，宋史尚未見誰最好，明清史則有孟心余，這都是眾所公認的。”

　　九一八事變后，民國政府為了培養青年學生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意識，規定中國通史課為大學必修課。北京大學據此提出由錢穆和陳寅恪分別主講該課的前后半部。錢穆認為，通史要體現一線貫通的氣韻，就不能分而授之，遂毛遂自薦，要求一人獨立完成全部。1933年秋天，北京大學接受了錢穆的請求，聘請他一人講授中國通史課。至此，錢穆登上了中國史學講壇的最高端，在以后四年的通史講授生涯里，他創造了一個時代的輝煌，鑄就了一個時代的華章。這些輝煌與華章為定格一個歷史世紀的文化背影增添了濃墨重彩。

　　北大民主自由的學術風氣，讓錢穆如魚得水，使其在書山史海中盡情遨游。他在講史的同時，以講義的形式把標靶一點一點地指向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于當時梁啟超剛剛去世，錢穆的這一指向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錢穆在此時完成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與梁著同名，但觀點卻有很大差別。梁著把宋明理學的反動視為清代漢學的本質，把漢、宋對立的思想作為一根紅線貫穿始終，重點突出清代學術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創新意義。錢穆則把視野放置于宋明理學的傳統要義在清代漢學的繼承與發展上，提出清代漢學淵源于宋學，“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的著名論斷。應當說，這個論斷與當時居于主流思想的梁論是背道而馳的，但就綿延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文化而言，它似乎從未產生過斷層，即使史上幾個外族問鼎華夏，一統河山，其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不斷前行的。因此，就是從今天的視角去審視錢穆，他的見解仍然擲地有聲，振聾發聵。

　　當然，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僅有這些是不夠的，提綱挈領地去解讀去考察，它的思想精髓在于：高揚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宋學精神，彰顯明清諸儒不忘種姓的民族氣節，為增添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送一洪鐘大呂，點一指路燈火；它的卓越見地在于：以明清時期的黃宗羲、王夫之、曾國藩、康有為等51位學術人物的思想承襲為核心，把學術思潮的發展變遷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矛盾運動中去分析評判，從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和思想資源中尋找思想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為后世論人寫史建筑了標志性物什，為開史學研究之先吹進一股強勁的東風，提供著方法論的借鑒。

　　大浪淘沙，優勝劣汰。兩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都走進了時空深處，它們如同一個大大的句號，圈注了歷史轉型時期的思想軌跡，圈注了一段飽受爭議而又光彩奪目的學術人生。但就長期的影響和讀者的選擇而言，梁著似乎已漸行漸遠，逐步淡出學術舞臺；錢著則如老酒，越發溢出清香，且越品越有味。在錢穆與梁啟超的學術較量中，勝利最終是屬于錢穆的。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這樣說吧，作為偉大文化的真誠守望者，在傳承與否定的信念戰場上，錢穆的狀態始終保持著對中國傳統文化執著的敬畏與感激。

四

　　國運不昌，戰亂頻繁，這樣的舞臺給出生入死的戰士提供了譜寫革命英雄主義史詩的機會；而對于錢穆先生這樣的純粹學者，則是提供了面對破碎河山，生憂患意識、揚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用史學的力量給靈魂以洗禮，用投槍一樣的思想利劍，為治世救國獻一味苦口良藥，這是錢穆那一代知識分子在抗戰時期的重要文化貢獻。他的傳世名作《國史大綱》就是在這樣的人文環境里孕育的。

　　盧溝橋事變后，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不久北平淪陷，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并，在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錢穆與湯用彤、賀麟等名流取道天津、香港，赴長沙，輾轉四個多月才到達臨時大學文學院所在的南岳圣經學院。

　　國難當頭，客居他鄉，激發了學者們的愛國激情和著述靈感。當時的南岳山中，學者云集，群星閃爍。在此期間，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分別完成了他們的名著《新理學》、《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論道》的寫作。錢穆則在講授中國通史的同時，廣覽南岳圖書館藏書，為撰寫巨著做準備。有時，來了興致，便獨自登上祝融峰，親身感悟朱熹“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層許蕩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峰”的豪邁詩篇。

　　山中的日子是靜謐的。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國民黨正面戰場的節節敗退，日軍的戰火燒進了南京、武漢和長沙。長沙臨時大學只好入滇轉進昆明，改名西南聯大。由于校舍不足，文學院設在遠離昆明的中越通商口岸城市蒙自的海關內。錢穆、朱自清、陳岱孫等人經過68天的跋山涉水，行程17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抵達昆明和蒙自。關于這次與“長征”一樣歷盡艱辛而又波瀾壯闊的“文化長征”，錢穆在《國史大綱》的成書自記中寫道：二十六年秋，盧溝橋倭難猝發，學校南遷，余藏平日講通史筆記底稿數冊于衣箱內，挾以具行。取通香港，轉長沙，至南岳。又隨校遷滇，至是輾轉流徙，稍得停蹤，則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萬里逃生，無所靖獻，復為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

　　蒙自的條件雖然趕不上北平和南岳，但山清水秀，環境幽雅怡人，著實是高士寄情山水、放飛理想、著書立說之世外桃源。加之錢穆與吳宓、沈有鼎、姚從吾等飽學之士同居一樓，世外桃源又平添了幾分人文氣脈，成為錢穆一生經常憶及的風水寶地。在這里，1938年5月，錢穆在同事陳夢家的多次促勸和國難家仇的刺激下，開始在教書之余卜居宜良巖泉寺整理舊稿，正式寫作《國史大綱》。期間，中國二十世紀的又一位史學大師兼文學大家陳寅恪專程造訪，兩位大師徹夜長談，演繹了戰亂時期學術交流的一段佳話。1939年6月，《國史大綱》全稿殺青。因當時昆明已遭日軍空襲，錢穆怕書稿毀于戰火，決定將書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好事多磨，《國史大綱》在經歷重重審查后，直到1940年6月才獲出版。

　　《國史大綱》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轟動效應。學術大家夏承燾、湯用彤、繆鳳林、朱自清、嚴耕望等都曾細讀此書，認為是民國時期有重大影響的代表性中國通史著作，所給予的諸多溢美之詞，讓同時代的學人們羨慕不已。史學大師陳寅恪更是以史家的嚴謹為該書錦上添花，在細讀細審書中引文的過程中，其認真程度如同對待自己的著作。學術界的一致好評，引起了國民政府的高度重視，國民政府教育部把其指定為全國大學教學用書，其輻射范圍之廣、影響時間之長，至今在港澳臺及海外還長盛不衰。因此有人把該書列為錢穆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經得起時間和讀者的考驗的。

　　《國史大綱》我系統地讀過兩遍，與錢穆先生的跨時空心靈碰撞持續了半年之久。最明顯的感受是覺得《國史大綱》至少在五個方面作出了開創性建樹：其一，標志著錢穆史學體系的形成，使他從20世紀上半期居于主流的以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為代表的“新考據學派”中突圍出來，實現了他從疑古到信古、從考據到義理、從歷史研究到文化研究、從考史到著史的歷史性轉變。其二，錢穆第一次明確地把文化、民族與歷史三者聯系起來考察，認為歷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開和演進，研究歷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歷史事實，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實后面所蘊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進而形成自己既有別于新考據學派，又不同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新型歷史觀，成為二十世紀文化民族主義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錢穆從強調文化是民族國家認同的基礎出發，對新考據學派所持的史學觀進行了批評，集中彰顯了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這對抗戰期間以史為鑒，從民族的記憶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發國人的民族意識，喚醒沉睡的國魂，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四，作為一部章節體兼顧綱目體的通史著作，突破了傳統史學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綱目體例，全方位展示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等社會生活的全貌，鮮活了歷史事實，還原了歷史真相，這種全新的著史方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學為路標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學精髓，又接揚春秋傳統，與以哲學思想為路徑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現代新儒家交相輝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學。

　　時光如水，悄無聲息。一瞬間，錢穆的《國史大綱》問世已經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來，國內外學者撰著的關于中國史方面的著作不勝枚舉，有名的即使如呂思勉的《中國通史》，也無法與錢穆的《國史大綱》比肩。《國史大綱》在時間和讀者的長期考驗里，已經化作一座文化的坐標，一楨歷史的背影，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一個時代的高峰。由此，我想到，錢穆如果沒有開放的眼界，沒有強烈的民族文化意識，僅僅局限于古史考辨，在歷史的斷壁殘章里繞彎彎、求余韻、找枝葉，他的文化高度、歷史成就斷然不會這么高。錢穆是歷史和時勢造就的領一代風騷的史學大師。

五

　　在中國歷史上，宋代是一個值得歷史學家、人文學者品味沉思的朝代。雖然戰亂不斷，偏安一隅，但綜合國力和文化建樹確是中國古代最輝煌的時期之一。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在這個奇跡里，朱子海拔所丈量的就是這個朝代的文化高度和思想高度。

　　錢穆一生對朱子情有獨鐘。幼時讀朱子，開啟懵懂心志；年輕時教朱子，傳播先賢思想；中年和晚年時寫朱子，解剖和闡發新儒家真諦。

　　我曾讀過多位學者撰（編）著的《中國思想史》，大致的意見是，在儒家思想的流變史里，經歷了兩次高峰。一次是以孔子思想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創制時期，自孔子以后的兩千多年，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孔子也因此落下了“天下文官祖，歷代帝王師”的經久贊譽。一次是以朱子為代表的宋理學集大成時期，在朱子的理學體系里，孔子的思想得到了傳承和發展，為儒學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矗立了八百年不倒的精神雕像。

　　顯然，這些觀點與錢穆所倡導和極力推崇的朱子學要義不謀而合。錢穆在《朱子學提綱》里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并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此兩人，先后矗立，皆能匯納群流，歸之一趨。”

　　秋陽絢爛，秋水蒼茫。錢穆向朱子邁開的最關鍵一步是他的晚年時期。而在這之前，他為治朱子學所做的準備和嘗試，占據了他生命中的一半時光。

　　1949年，在共和國誕生的前夜，錢穆并沒有像馮友蘭、吳宓、賀麟、熊十力、陳垣等大學者一樣選擇留在大陸，等待新生的共和國，而是隨任教的廣州華僑大學遷往香港，“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從此開始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漂泊生涯。

　　在客居香港的16年里，錢穆以教育家和學者的雙重身份活躍在南國的教育及學術舞臺上。他與唐君毅、張丕介等歷盡千辛萬苦，一同創辦新亞書院，親自擔任院長，直到以新亞書院為主體之一，成立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學，才辭職赴臺，為香港教育史留下了光輝一頁；他繼續主講中國通史課，與新儒家代表張君勵、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一起，為弘揚國學精粹，傳播傳統文化，擔當先鋒，為人師表，為港臺及海外培養了一大批國學通才，著名歷史學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就是這一時期錢門弟子中的優秀代表；他彌補了青年時沒能進入高等學府學習、沒能到海外留學的遺憾，長期講學和問學于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世界一流學府之間，在西方的高端講壇上鳴響東方聲音，撒播中國傳統文化音符，為中西文化交流擔當了卓越使者；他時刻不忘朱子，在緊張的辦學教學之余，仍潛心朱子的研究，先后完成了《宋明理學概述》、《朱熹學述》、《朱子泛論心地功夫》、《朱子的史學》等全方位掃描朱子的著作，這些作品為錢穆晚年歸宗朱子、“綜六藝以尊朱”鋪設了道路，埋下了伏筆。

　　1965年6月，錢穆正式卸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政職務，攜夫人胡美琦于7月赴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學術思想課程，專讀《朱子語類》，八個月后返回香港。后因香港爆發“難民潮”，錢穆于1967年7月親赴臺北，尋覓新居。新居位于臺北市郊區士林外雙溪，由胡美琦設計圖樣，蔣介石親令建造，這里依附陽明山風景區，與臺北故宮博物院相望為鄰。錢穆的遷臺之舉，因有蔣介石的關照，而成為當年轟動臺灣的一件文化大事。1967年10月，錢穆夫婦正式遷居臺北，1968年7月入住古樸而典雅的外雙溪素書樓。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素書樓見證了錢穆晚年生活與學術活動的點點滴滴。

　　往事如煙，先賢如夢，纏繞了錢穆的大半生。現在終于有了生命的溫暖港灣，有了全身心投入朱子的機會，幾十年的日積月累，使《朱子新學案》呼之欲出。1969年11月，錢穆以三年之功，在素書樓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長的單部著作《朱子新學案》。

　　《朱子新學案》皇皇五大卷，逾百萬言，1971年9月，由臺北三民書局最早出版后，立刻在海內外漢學界引起廣泛共鳴，成為一部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文化名著，有不少學者據此把錢穆尊稱為“當代朱子”、“新時代的新朱熹”，是能夠經受住考驗和推敲的。

　　我讀的《朱子新學案》是巴蜀書社的漢字簡體版本。讀它，我讀得很辛苦很投入很亢奮，常常隨著錢穆的情感一同律動，隨著錢穆的筆束一同悲喜，隨著錢穆的思索一同凝重。在錢先生的學案里，八百年多前的朱子活了，朱子的思想活了，正統的儒學活了。二十多天的時間，與其說是在讀錢先生的“學案”，不如說是經歷了一次純凈的思想之旅，一次高潔的靈魂洗禮，一次深刻的文化尋根更恰當些。

　　當然，一部深奧玄妙的《朱子新學案》，光粗枝大葉地翻閱，尋找點毛皮，是不會有多少收獲的，它需要心無旁鷺，虔誠地走近、走進，才能真正把握其思想內核，真正感受它的無窮魅力，進而理解它，讀懂它。在這里，有幾個問題希望引起讀友們的關注：第一，冠于篇首的長文《朱子學提綱》要細讀精讀。這篇提綱集全文論點、思想之精粹，以詩化的語言，對儒學史、中國學術史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歸納與概括，其匠心其凝練其深刻，舉世無二人能及。正如著名華裔學者楊聯陛所稱贊的：“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無人能出其右，像這樣的《提綱》，胡適之先生恐怕是寫不出來的。”第二，全書的框架設計要仔細咀嚼回味。《朱子新學案》分五卷兩大部分。第一、第二卷為思想之部，由理氣和心性分而承之，妙論宇宙本體之形上學；第三卷為專論，詳析詳解詳察朱子思想之發展及其在當時理學界之地位；第四、第五卷為學術之部，以經、史、文學三足而輝映成章。此種架構，條清縷晰，貫通了朱子思想之淵源之要義之演進，為全面認識朱子儒學上升一新高度。第三，作為集大成者的朱子要重新認識。在《朱子新學案》里，錢穆顛覆長期定位于朱子身上的哲學家、思想家之限，以思想、經學、史學、文學之四脈，全方位還原朱子的哲學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本色，大力彰顯朱子納吐百家、博采眾長之儒宗氣魄，使其與孔子呈雙峰對恃之勢。

　　高貴如金，細膩如木，純凈如水，熾熱如火，樸素如土，煉就了錢穆駕馭五行的純真筆力。這股力道旋轉于先秦諸子、宋明理學、丹青翰海之間，以文字的墨香在歷史長卷上掀起波濤，以文化的旋律在民族精神上刻下烙印，讓其煥發絢麗異彩，那該是多么壯美的一道風景。在這道景致里，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終輝映著錢穆著作的主題，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儒者樂書的文化情懷，溫馨而愜意。

　　就錢穆先生同時代的國學大家而言，他的書是較為好讀好懂的，是最為中國化的。原因很簡單，他沒有正式留過洋，沒有接受過正統的洋文化教育，不會輕易把洋主義、洋文字拿到書中貼標簽、兌水分；他一生鐘情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生耕耘和收獲于中華歷史文化的肥田沃野。他一路行走在經、史、子、集之間，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用近乎一個世紀的時間，開辟了一塊廣闊無垠的精神大陸，點亮著中華文化的長天厚宇。錢穆是中國歷史文化造就的繼往開來的一代儒宗。

六

　　我的徐州老鄉、國畫大師李可染先生曾把自己稱為“苦學派”，窮一生的苦學來感悟中國傳統繪畫的玄機，來描摹大千世界的神奇，來領略西方藝術的真諦，盡一生的實踐“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最終成就中國二十世紀別具一格、別具神韻的李家山水，成為畫史留名的一代宗師。

　　有趣的是，錢穆先生也被學界稱為“苦學派”，錢先生雖然沒有像可染先生那樣臨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但他的苦學似乎更貼切更苦澀。他幼時在鄉村的油燈前面壁苦讀，凜冽的長風、飛舞的蚊蟲是他不離不棄的讀伴；他以中學肄業的學歷，逐步攀登中學、大學的講壇，直至登上中國學術、世界講壇的最高階梯，那份苦心、苦功、苦情，幾人能知；他于陋室之中苦思、苦想、苦戀，甚至經常為沒有資料可查、沒有書籍可讀而苦惱，那份煎熬幾人能曉。難得的是，先生從苦中讀出了樂，讀出了志，讀出了字字珠璣。這個苦學派成了今天教育子孫的經典范例之一。

　　錢穆一生執著于中國歷史文化，為弘揚中華文化殫精竭慮。他始終堅定地認為，民族復興、國運昌盛、社會和諧、人民樂業，必須依靠傳統文化的力量，必須依靠民族精神的引導，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好的辦法。這種認識，導致他對馬克思主義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理論，不是中華民族土生土長的東西，留在大陸接受這種理論的改造，必然要放棄先前的追求和主張，必然要放棄所持的民族文化立場，這是他不愿面對和接受的。白璧微瑕，大師認識上的局限與直白，讓我們看到了他率真的一面，為我們消解遺憾找到了理由，也為我們解讀他為何在大陸解放的前夜，而客居香港辦學，最后客死臺灣，找到了由頭。

　　晚年的錢穆在懷舊與展望的時空里踽踽前行。和他同居一島的余光中先生，早年以《鄉愁》一詩名播海內外，他的“鄉愁”在煎熬了近半個世紀后，終于有了登上大陸化解離愁的機會。而那“一灣淺淺的海峽”之于錢穆先生，卻只能夢里神游，魂里飛渡，鄉愁至死未曾消融。他在《八十憶雙親》里，情真意篤，盡情懷戀和追憶早年時光；他在《丙寅新春看時局》等文章里，情系大陸，為兩岸和平統一助威吶喊；他在最后完成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里，用畢生體悟，對“天人合一”提出新解，認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認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1990年8月30日，錢穆帶著對故鄉的依戀，帶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意，在臺北無疾而終，享年96歲。1992年1月9日，錢穆的靈骨越過海峽，安葬在他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蘇州。

　　錢穆走了，他一生以歷史人物為主要研究和著述對象，他最終也走進了這個不朽的隊列里。他用一千多萬個漢字為中國文化劃出了一道美麗的錢氏弧線，一步一步地到達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化峰頂，他是繼朱子之后，又一位可以跨越時代、可以名垂思想文化史河的集大成者。

　　歷史是生活的老師，文化是生活的情人。在這個世界上，人跳不出歷史，更離不開文化。長壽的即使如同錢穆，也終究要沉睡于地下，但沉睡的意義有所不同，有的化作一把黃土，從此無聲無息；有的則結成思想和精神的顆粒，在歲月的留痕上，鐫刻著人類自我意識的一次次覺醒。

　　2005年一個暑氣未盡的夏日黃昏，我在蘇州出差之余，專程來到蘇州吳縣西山俞家渡，拜謁錢穆先生的墓地。在西南太湖的這片浩淼煙波里，那塊風景秀麗的石坡地成為錢穆先生魂歸大陸的最后歸宿。站在寫有“無錫七房橋錢穆先生之墓”的墓碑前，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說起。那就對錢先生的墳冢深深地叩個頭吧，在我彎下身子的一剎那，我看到，埋葬先生的山坡，也埋葬著一段文化的歷史，陪著先生入眠的書籍，也記錄著先生一生的精神苦旅。那條從墳冢曼延開去的小路，宛如一道清晰的背影，宛如一條鋪滿鮮花的神道，從二十世紀一直通向先秦諸子。

　　起霧了，那不是霧啊！那是無錫七房橋慢慢升起的炊煙，那是北大未名湖悄悄涌起的波瀾，那是香江新亞書院輕輕散落的云雨，那是臺北素書樓緩緩垂落的旌帆。

　　霧像一個驚嘆號，感動著錢穆先生給予我的那個北方少雪而南方雪災、凍雨肆虐的漫長冬天。（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中國國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