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清代漢學歷史的人，往往把漢學上推到顧炎武、黃宗羲。其實清初大儒以經世之務為目的，以考據之學為手段，并無所謂漢學的專門研究。清初學者雖然也有考證訓詁之學，如顧炎武和黃宗義在音韻學、“易”學上有他們的貢獻，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便以為煩瑣自此已有其歷史階段。顧黃之學的支配內容是新世界的啟蒙運動，絕非退隱形式的以至為清朝統治階級所利用的漢學。在當時的民族壓迫之下，清初學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學鴻詞的籠羈，以“上太平策”（黃宗義戒萬斯同北上語）為戒，而保持著個性發展的研究精神。當時學者也有到了京師的，但也正如章炳麟所說的“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檢論”卷四“清儒”）。這時的學者中也有如毛奇齡以博學于祿的，又有如閻若璩、胡渭被皇帝賜坐稱“先生”，或被賜以“耆年篤學”題字而視為殊寵的，但這些人多為史家所譏，他們在民族氣節方面和學術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民性的。因此，十八世紀的專門漢學，好像是繼承顧黃等人的考據，事實上是把清初學者的經世致用之學變了質的。專門漢學的前驅者，決不應當追源于顧黃諸人。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首卷由閻若璩（公元一六三六——一七○四年）、胡渭（公元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講起，而將黃宗義、顧炎武列之于附錄，這是深合于歷史真實的編輯。皮錫瑞非之，則多見其曲解誤會。皮氏說：

　　江藩作“漢學師承記”，以為梨洲亭林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多騎墻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乃以黃顧二公附于冊后，竊謂……“師承記”首列閻若璩，江氏必以閻為真知灼見，……江刻于黃顧，而寬于閻，是并閻氏之書未之考也！（“經學歷史”）

　　實在講來，江藩并沒有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閻氏“考證之學，未之或先”（經部“書”類二），是為的評。清儒多把顧閻并稱。如章學誠論考據之學，就有“寧人百詩之風”（見“文史通義”內篇二“朱陸篇”）的話。章炳麟論清儒先進，也說：

　　始崐山……顧炎武為“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后言聲音訓詁者稟焉；太原閻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定東晉晚書為作偽，學者宗之，……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為碩儒，然草創未精博。……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檢論”卷四“清儒”）

　　梁啟超更以顧閻同列一章，尊閻尊顧，同等視之。這都不是史家的正確論斷。阮元雖辨顧炎武以經學名家，然他不能不婉轉說出顧氏所以異于所謂漢學家的所在。他說：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于經史。……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于此也。（“揅經室三集”卷四“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閻若璩字百詩，他是顧、黃的后進，是真正進入考據狹路中的人。他的名著“古文尚書疏證”（后來戴震亦采“疏證”二字名其孟子研究），把宋以來致疑于“古文尚書”為偽作之說，有條有據地證實，并證明“孔傳”亦偽。他說“孔傅出于魏晉之間，后于王肅傳注，相同者，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古文尚書疏證”卷二）。戴震說：

　　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

　　這種善讀書的方法，正是乾嘉漢學家“讀書”（僅于讀書）的傳統，章炳麟所謂“綜形名，任裁斷”（“檢論”卷四“清儒”）者是。閻若璩又有“四書釋地”一書，謂“孟子謂讀書當論其世，余則謂并當論其地”（“河，河內”條），棱正了前儒關于古地名傅會的錯誤，這也是乾嘉學者舍世而論地的傳統（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是論世之著作）。他對于宋儒的冥求義理，雖沒有批評，但敢于證朱熹讀書之誤：

　　又嘗舉朱子“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有氏，不當以施為語聲。聞者嘆其精確。（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八《閻先生若璩傳》）這種方法正為后來戴震由字以通辭、由辭以明道的命題所本（如他說，不研究小學、地理、算學等學問，不敢治六經），更后演進而至阮元的歷史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