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摘要】學術界懷疑古文《尚書》為“偽書”的一條重要論據，就是古文晚出。但經過稽查考核，證明古文《尚書》自西漢以后長期流傳于世，至魏晉之際完備成集而形成傳授關系，其來源可能有七個方面，非一人一時之偽造。

　　【關鍵詞】古文《尚書》；流傳過程；魏晉時期

　　今傳《尚書》中的二十五篇古文，學術界歷來定為“偽書”。其中一條最重要的論據，是古文晚出。如朱熹說：“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朱熹：《朱子語類》，卷七十八，《尚書一》）崔述亦謂：“自東漢逮于吳晉數百年，注《書》之儒未有一人見此二十五篇者”；古文《尚書》安得諸儒皆不之見，至梁陳時而突出乎？（崔述：《古文尚書辨偽》，卷一，《古文尚書真偽源流通考》）然而只要稍加稽查考核就會發現，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一種情況。現將筆者查考結果陳述于下，以討教于學術界的同仁們。

　　一、古文《尚書》自西漢以后的長期流傳

　　自西漢、東漢以至魏晉，古文《尚書》一直在民間流傳，曾有不少學者見過其書。現根據時間順序，把許多大學者所見古文《尚書》的情況，列舉于下。

　　1.西漢中期司馬遷曾見過古文《尚書》的《湯征》、《湯誥》、《泰誓》等篇。《史記·殷本紀》述“湯征諸侯”，引了湯和伊尹的三段話后謂：“作《湯征》”；又說：“既絀夏命，還毫，作《湯誥》”，然后引述了自“維三月”至“女毋我怨”的一大段文字；《史記·周本紀》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后，“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接著引了大段的講話。顯然，司馬遷曾見過上面三篇《尚書》，故能大段引述。這三篇《尚書》在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中是沒有的，無疑屬于古文。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兩《本紀》中，司馬遷還談到不少古文《尚書》的寫作情況，如：“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伊尹作《咸有一德》；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仆國之政，作《冏命》。”對于上述古文的是否存在，司馬遷未置一詞，而獨對于《仲丁》篇曰：“《仲丁》書聞不具。”這里只有一種解釋：大量的古文《尚書》有殘篇斷簡的存在，而惟有《仲丁》一篇已經看不到。無毋諱言，司馬遷見到的古文《尚書》，遠不止引述了大量文字的《湯誥》等三篇。

　　2.西漢末年劉歆曾見過古文《尚書》的《伊訓》、《武成》、《畢命》等篇。《漢書·律歷志》轉載劉歆的《三統歷》，其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云云；又引《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等三段文字；再引《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王命作策”云云。顯然，劉歆時這三篇古文俱在，故他能一再加以引用。值得注意的是，劉歆在《移太常博士書》中說：自伏生以后，“天下眾書，往往頗出”；“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由此可以推斷，劉歆見到“秘府”的古文《尚書》，肯定要比司馬遷所能見到的更多。

　　3.東漢后期鄭玄曾見過古文《尚書》的《大禹謨》、《畢命》、《周官》等篇。鄭玄注《書序》，對于古文的保存狀況，有的云“已逸”，有的云“亡”，分明有兩種情形。對于鄭玄所云，孫星衍解釋說：“案逸者，不立學官，逸在秘府也；亡者，竟亡其文。”（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十，《書序》）據此，注為“已逸”的《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伊訓》、《咸有一德》、《旅獒》、《冏命》等八篇古文，“逸在秘府”，鄭玄肯定是見過的。孔穎達《堯典正義》述鄭玄“注《禹貢》引《胤征》云”，“注《典寶》引《伊訓》云”；《畢命正義》又引“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由上所述表明，鄭玄確實見過古文《胤征》、《伊訓》，他還見過古文《畢命》逸篇。記述鄭玄與弟子問答之詞的《鄭志》，有一段記趙商之問。他先引述成王《周官》的話：“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然后雙方展開問答。由此可見，東漢后期，古文《周官》其篇俱在。鄭玄與其弟子還曾就篇中某些文句的意義做過討論。

　　4.東漢末年應劭見過古文《尚書》的《泰誓》、《太甲》等篇。《風俗通義·過譽》篇曰：“《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應劭此處所引，前句見古文《泰誓上》，后句見古文《太甲中》。值得指出的是，《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了《太誓》同樣的話，而杜注謂：“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杜注稱“無此文”，可能他所見的《太誓》版本不同；應劭稱“有云”，他當見過古文《太誓》，并非因襲《左傳》而言。《孟子·公孫丑上》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這里的“逭”作“活”，是引錯了。孔傳：“逭，逃也。”與“活”的意思完全不同。而應劭所引，與古文完全符合。可見應劭并非轉引自《孟子》，而是真見過古文《太甲》的。

　　5.三國時期韋昭見過古文《尚書》的《泰誓》、《五子之歌》、《說命》等篇。《國語·周語上》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注：“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同書《周語下》又引《太誓》曰：“聯夢協聯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對《太誓》和這句引文作了詳細的注釋，但未說“今《太誓》無此言”或“《太誓》已逸”這樣的話。可見古文《太誓》在三國時期確實存在，韋昭和應劭所見是同一個古文本。《國語·晉語九》引《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句見古文《五子之歌》。韋昭對此句在文字上作了多處注釋，但未言“逸書”。可見當時此篇古文同樣存在。《國語·楚語上》有一段與古文《說命上》相似的文字，韋昭為之作詳細注釋，并引《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韋昭不厭其煩地引《書序》中述“作《說命》的原委，卻絲毫不說它是“逸書”。這不可能是韋昭的疏忽，而是他見到古文《說命》的確證。

　　6.魏晉之際皇甫謐見過古文《尚書》的《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君牙》、《冏命》等篇。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其書雖然已經亡逸，但從今存的他書引文來看，仍可見其載古文《尚書》之多。《太平御覽》載其書引《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云云；又引《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晌，初征自葛”（《太平御覽》，卷一五五，《州郡部一敘京都》），“我后，后來其蘇也。”（《太平御覽》，卷八十三，《皇王部八·殷帝成湯》）《尚書正義·湯誓》載其書引《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毫”；又引《伊訓》曰：“造攻自鳴條，聯哉自毫。”《藝文類聚》載其書曰：“穆王即位，命伯冏為太仆，今《尚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藝文類聚》，卷四十九，《職官部五·太仆》）其中《伯冏》即古文《冏命》，可能在當時尚以臣名作篇名。皇甫謐作書多引古文《尚書》，并稱《君牙》、《伯冏》二篇古文為“今”傳，可見古文《尚書》在當時已成流行之勢。

　　此外，三國時期的王肅也可能見過古文《尚書》。《經典釋文·序錄》稱：王肅注《尚書》，“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孔穎達《尚書正義·舜典》又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左傳·哀公六年》引《夏書》“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一段，賈逵、服虔、杜預諸家，皆解為“夏桀”之時。但此段《夏書》見于夏太康時的古文《五子之歌》，故王肅注云：“太康時也。”由于這種現象，孔穎達《尚書正義》指出：“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又趙岐注《孟子》，杜預注《左傳》，遇到所引古文《尚書》，往往注為“逸篇”、“逸書”，其含義可能也是“逸在秘府”或散失、流落，不易見到，并非“竟亡其文”。

　　由上可知，自西漢中期以來，古文《尚書》的存在一直綿延不斷，有許多人見到后加以引用，并據以作注和進行討論。所謂“未有一人見此二十五篇”，到東晉、南朝時才“突出”的說法，只是未加深考的主觀武斷之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二、古文《尚書》在魏晉之際的完備和傳授

　　經過長期流傳，古文《尚書》大約在魏晉之際已經相當完備，并形成傳授關系。《尚書正義·堯典》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上述古文《尚書》的傳授關系，由于今傳《晉書》中并無其語，而蘇愉、臧曹、梅賾這些傳授者，今傳《晉書》亦無其人，于是古文《尚書》“偽書”論者又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崔述《古文尚書辨偽》卷一引述以上兩段《晉書》，稱其為“尤誣妄者”，“莫非子虛烏有之事也哉！”卷二再補充說：“此蓋傳偽書者假設此言以欺當世，孔氏道聽途說而未及覆核耳。”上述指責和推測，也是崔氏未加深考的主觀想象之語，必須予以糾正和澄清。

　　首先，今傳《晉書》存在著較大的弊病。新版《辭海》“晉書”條指出：“本書詞藻綺麗，多記異聞，對史料的鑒別取舍，不甚注意，‘競為綺艷，不求篤實’，是本書的缺點。”今傳《晉書》是在唐初流傳的“晉史十八家”的基礎上撰成的，但由于上述原因，故唐人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仍征引王隱、臧榮緒等的十八家舊書。《四庫提要》申述：“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即有不愜于眾論者乎？”《文選》有潘安仁《馬汧督誄》一首，記述“馬敦立功孤城，死于非罪，后加贈祭”的傳奇經歷，但新《晉書》不為立傳，亦不附見于他傳，故注者只得征引臧榮緒、王隱的舊《晉書》為說。對于古文《尚書》的傳授情況，新《晉書》中亦不見記載，孔穎達只得引用十八家舊《晉書》，這難道能說是“以欺當世”、“道聽途說”嗎？

　　再看，上舊《晉書》敘述古文《尚書》傳授脈絡的各個人物，據已故著名史學家陳夢家考證，在歷史上都有根據。鄭沖《晉書》有傳；蘇愉見《三國志·魏志·蘇則傳》，是蘇則之弟，“咸熙中為尚書”；梁柳附見《晉書·皇甫謐傳》，官城陽太守，而臧曹正是城陽人；梅頤（頤當作賾）見《世說新語·方正》篇：“為豫章太守”，劉孝標注引《永嘉流人名》：“頤，領軍司馬。”由此可見，“自鄭沖到梅頤的傳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時、地、人三者都相符合”[1]（P117）。特別是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多處引述古文《尚書》，前已列舉，更足以證明其傳授脈絡的可靠和謐得古文《尚書》的真實性。

　　魏晉之際古文《尚書》的本子已較完備，還可以從晉立經學博士的情況得到證實。《晉書·荀崧傳》載崧上疏云：晉初武皇帝崇儒興學，“置博士十九人”中有“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當代經學家周予同注：“按孔即孔安國《古文尚書》。據此，則《古文尚書》西晉已立學官。”[2]孔氏《古文尚書》既已立學官、置博士，其有供學習的本子，自不待言。《荀崧傳》又記東晉元帝時“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東晉初年“簡省博士”，由十九人精簡為九人，而“《古文尚書》孔氏”猶不廢，足見其源遠流長，為世人所重視。丁晏《尚書余論》已有“《古文尚書》西晉已立博士”的論述，陳漢章《西晉有書孔傳說證》對此更有詳細闡發[3]。惟崔述《古文尚書辨偽》稱《晉書·荀崧傳》“為誤衍孔氏一家”，其不承認歷史事實，強詞奪理，顯而易見。

　　關于古文《尚書》完備成集的時間，近來有學者認為：“東漢中晚期這種《尚書》本子逐漸傳播流行”。[4]從以上所述種種跡象來看，這個推測是極有可能的。

　　三、古文《尚書》來源的諸方面推測

　　這里，有一個問題值得深思，即古文《尚書》文本是如何形成的？它的來源在哪里？筆者經過仔細考察，以為其來源可能有下列諸方面：

　　1.伏生壁中。《史記·儒林傳》說，“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至“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劉歆傳》又說：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顯然，伏生在秦時把整部“百篇”《尚書》藏于壁中。經過幾十年發壁求書，只得二十九篇是完整的；其余數十篇“朽折散絕”，成了殘文斷簡。伏生撰《尚書大傳》，在《虞傳》中引《九共》篇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在《殷傳》中又引《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在《周傳》中并引有《太誓》之文。這些都是伏生傳今文《尚書》中沒有的，當來自“數十篇”殘文斷簡。伏生壁中的殘文斷簡必然還有很多，它可能成為古文《尚書》的來源之一。

　　2.孔子宅壁。《漢書·藝文志》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孔安國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史記·儒林傳》也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孔壁中多得的十六篇，其篇名見《堯典正義》。與古文二十五篇相同者有《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浩》、《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等九篇。這些可能成為今傳古文《尚書》的又一來源。

　　3.河間獻王。《漢書·景十三王傳》稱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尚書》，其篇名、數量雖不甚清楚，但云“與漢朝等”，可知一定十分可觀。這些書其后流傳至何人，《漢書》亦未載。但其作為古文《尚書》的一個來源，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4.河內女子。《尚書序·正義》引《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又引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正說篇》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經典釋文·敘錄》亦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據上所述，有河內女子在武帝末或宣帝初因壞老屋而得《泰誓》一篇（或分上中下），獻于官府。由此不能不使人產生疑問：老屋壁中為什么只藏《尚書》一篇而不是整部一套，如伏生和孔宅那樣？事實很可能是這樣：河內女子所得《尚書》很多，而《泰誓》一篇因比較完整而上獻，其余則流散民間，成為古文《尚書》的藍本。

　　5.宮中秘府。《漢書·藝文志》述：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論衡·佚文篇》記：東海張霸“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漢書·劉歆傳》又述：“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隋書·經籍志》還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由上可知，自西漢武帝建立藏書秘府，至晉代猶存。秘府搜求天下遺書，充實其中。但到局勢動亂，這些藏書便會散失，其中的古文《尚書》也可能流落民間。

　　6.杜林。《后漢書·杜林傳》記：“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他常對前來學習的王宏等說：“古文雖不合時務，然愿諸生無悔所學。”可見古文《尚書》在當時不立學官，受到冷遇。據《隋書·經籍志》述：杜林的古文《尚書》，“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余絕無師說”。由此推測，杜林的尚書學，因為古文“不合時務”，他只傳授今文“二十九篇”的古文之義，而把“自余絕無師說”的古文篇章保存下來，秘而不傳。杜林的這種做法當然是出于不得已，由當時的形勢決定的；他所保存的“絕無師說”的古文篇目也未見記載。然而他沒有傳授的“二十九篇”之外的古文，后來很可能被流傳的古文《尚書》本所采納。

　　7.孔氏家族。《后漢書·儒林傳》述：孔氏家族“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孔叢子》載孔子后代孔季彥的話說：“先圣垂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孔叢子》，卷下，《連叢子》）有學者指出：“所謂‘臨淮傳義”即指孔安國釋讀孔壁所出古文《尚書》而言。《孔叢子》一書可以說是孔氏家學的學案。[4]此學案《敘書》并載孔減的話：“臣世以經學為業，家傳相承，作為訓法。……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集中又有孔減《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舊章潛于壁室，正于紛擾之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圣祖之靈欲令仁弟贊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此書還談到：“知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余篇，并為之傳。云其余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后賢，誠合先君聞疑之義。”唐司馬貞壓縮此書載入《史記·儒林傳·索隱》中。有學者根據上述記載認為：“孔安國曾盡得孔壁《古文尚書》，并曾以今文寫定，為之傳注，不應再有懷疑，更不應輕易否定。”[5]陳夢家則提出，推定古文并為之傳注的是東晉的侍中“孔安國在公元388一392年所撰”[I]（P244）。不管推定古文并為之傳注的是哪一個孔子后代，孔氏家族長期收藏和修綴，無疑是古文《尚書》又一個相當重要的淵源。

　　還應指出，古文《尚書》由于殘缺不全，絕無師說，稱作“逸書”或“逸篇”，長期以來不受重視，因而只能藏于秘府或在民間流傳。劉歆曾深有感慨地說：

　　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按指今文二十八篇已經完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附劉歆傳·移太常博士書》）

　　由此可見，當時抑制古文《尚書》的情況。再說古文《尚書》在西漢末年平帝時始立學官，因王莽篡權和農民起義，局勢動亂，不可能受到重視。至東漢，古文《尚書》始終未立學官，故杜林有古文“不合時務”之嘆。孔穎達《堯典正義》闡述：“孔注之后，歷及后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清人惠棟進一步指出：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特以當時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為備。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上）

　　上述諸說，都觸及古文《尚書》流傳的真諦。古文《尚書》到晉時完備成集，立于學官，大放光彩，乃歷史之必然！由上述有關古文《尚書》流傳情況的考察，便可最終解決二十五篇古文究竟成于何人之手的問題。過去對于古文《尚書》是誰所作，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猜測：梅鷟撰《尚書考異》，論證二十五篇古文為皇甫謐作；閻若壕撰《尚書古文疏證》，認為其是梅頤所作；丁晏撰《尚書余論》，主張古文是王肅所偽造。以上這些說法，都曾被人以充分的證據給予否定，是站不住腳的[6]。錢熙祚談到古文《尚書》的成集過程時說：“魏晉之際，真古文未盡亡，好事者搜集遺文，重為補綴。蓋不出于一人，亦不成于一時。”（錢熙祚：《帝王世紀序》）這個論斷，很接近事實的真相。不過真古文不斷地被發現、流傳、搜集、補綴，應該從西漢開始。特別是孔氏家族在這一方面積極從事，對于古文《尚書》的成集功不可沒。

　　既然古文《尚書》自西漢以來長期流傳于世，有眾多學者見過并稱引其書；在魏晉之際逐漸完備成集，形成有史可征的傳授關系；其來源可能有七個方面，而非一人一時之偽造。因此，我們對古文《尚書》的流傳過程及其學術價值，應當重新認識和評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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