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的基本特點是具有很強的藝術性、趣味性、娛樂性和競技性，正是這四者的結合，才使圍棋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班固《弈旨》所謂“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實際上已接觸到圍棋的競技性問題，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圍棋競技性的認識。但是，總的說來，在兩漢時期和兩漢以前，人們主要注重的是圍棋的藝術性、趣味性和娛樂性，對于競技性則基本上沒有給予注意，主要還是“志之空閑，玩弄游意”。

　　魏晉時期，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在堅持“當無為之余日，差見玩于君子”（曹攄《圍棋賦》）的觀念的同時，也開始注意圍棋的競技性，有了通過一定范圍的比賽，較量棋藝分出棋品的觀念，邯鄲淳《藝經·棋品》的出現即是其標志。比較正式的范圍較大的品棋活動開始于何時，現在無從考察，但從范汪《棋品》一書的出現，以及書中稱江虨、王恬為第一品、王導為第五品看，可以肯定，至少在東晉時已經有了為棋界所公認的具有權威性的品棋活動。

　　南朝時期的帝王不僅愛好圍棋，提倡圍棋，而且比較注重棋藝的提高，再加上圍棋自身發展規律這個根本因素，便大大的促進了人們對圍棋競技性的認識和圍棋競技性的發展。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出現了多次品棋活動和管理圍棋事務的專門性的機構及官員，著名棋手不斷涌現，棋藝水平迅速提高。

　　南朝時期的第一次品棋活動，大概是在宋文帝時。那個賭郡得勝當了宣城太守的羊玄保，列為第三品。有“五絕”之稱的著名棋手褚胤，年方七歲便入高品。后來他的父親褚榮謀逆，褚胤亦牽連從誅，時人深為痛惜。

　　宋明帝時亦曾進行過品棋活動，最著名的棋手是王抗、褚思莊和夏赤松。王抗，瑯邪（今屬山東）人，官彭城丞，棋居第一品。宋明帝好圍棋，但棋藝甚拙，去格七八道。因位居人主，人們捧他為第三品。王抗曾與宋明帝對局，“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如此吹捧，未免過于媚上。但從另一方面看，棋手的地位是很低的，須看皇帝臉色行事。褚思莊，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官至朝請給事中，棋居第二品。褚思莊在宋文帝時已有聲名，曾受遣去會稽同羊玄保下棋，并帶回棋譜復給宋文帝看。褚思莊的棋用思深久，棋風沉穩細膩，巧于斗棋。夏赤松，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棋亦居第二品。他思路敏捷，棋風凌厲，善于大規模作戰。這三個棋手，不僅是當時的名手，亦是整個南朝時期的著名高手。特別是王抗、褚思莊擅名數十年，在南朝棋壇上十分活躍。

　　宋明帝時還設置了“圍棋州邑”。《南史·王諶傳》：

　　宋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庚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

　　南朝宋的行政區劃分州、郡、縣三級，邑、郡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區劃名。其仕途升降仍沿襲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外州官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杜佑《通典·選舉》），由大、小中正品評舉薦人物。清定訪問一職不詳，可能是一種欽賜的臨時加官。圍棋州邑顯然不是一般的行政區劃，也不是朝廷的正式常設機構，而是一種由皇帝臨時指定組織的專門管理有關圍棋活動的機構，故官員都是兼職的。從任命宗室皇親和大臣兼大、小中正看，這一機構還相當受重視。圍棋州邑的具體活動和職掌不太清楚，但從其人員構成和兼職的官員來看，它大體上是負責圍棋人才的舉薦和考核，以及組織比賽、品棋、收集整理棋譜等工作。圍棋州邑雖然不是正式機構，但它的職掌和活動內容畢竟帶有專門性，可以視為歷史上第一個管理組織圍棋活動的專門機構。

　　齊高帝時也進行過品棋活動，他本人的棋便為第二品。這個第二品不知是否像宋明帝物議欺為第三名那樣，是人們有意吹捧抬高的，但他的棋藝不低恐怕確是事實。他的兒子武陵王蕭曄的棋也至名品。國子祭酒江斅的棋為第五品，“為朝中最”（《南史·江斅傳》）。不過，這時期最有名的棋手還是王抗、褚思莊和夏赤松。王抗仍是第一品，褚、夏二人同為第二品。一次，王抗和褚思莊在齊高帝面前賭勝負，“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齊高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于局后，思莊達旦不寐”。最后的勝負未見史書記載，但兩大高手的鏖戰卻傳為佳話。

　　齊武帝蕭賾時也有品棋活動。《南史·蕭惠基傳》：“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永明（483—493）是蕭賾年號，抗即王抗。這是第一次有明文記載的品棋活動。

　　梁武帝蕭衍在天監年間（502—519）也舉行過有明確記載的品棋活動。《梁書·柳惲傳》：“惲善弈棋，帝每敕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劣。”《南史·柳惲傳》：“梁武帝好弈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三卷。惲為第二焉。”這次品棋是通過品定棋譜進行的，但范圍相當大，很有代表性。品棋后還專門撰了《棋品》三卷，可見其嚴肅和隆重。沈約有《棋品序》一篇，可能是這部《棋品》的序文。這時期的著名高手有梁武帝“棋登逸品”，朱異“圍棋上品”，到溉“弈棋入第六品”，三人間經常互相對局。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他20歲時到京都，尚書令沈約見他如此富才，戲稱他貪婪不廉，朱異一時不知其意。沈約這才解釋說，天下唯有文義棋書，你一下子都拿去了，那當然不廉啰。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今江蘇徐州）人，聰敏有才學，聲名甚廣，常常與梁武帝下棋。《梁書·到溉傳》說：“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為笑樂。”到溉家有一尊長1丈6尺的奇石，武帝對局與他交賭，并加《禮記》一部，結果六品畢竟難敵逸品，到溉兩樣東西都輸了。奇石后來移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那天，傾城隨觀，人稱“到公石”。

　　大同（535—545）末，梁武帝又命人校定棋品。《南史·陸曉慧傳》：“大同末，（陸）云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異以下并集。”顯然，這次是對前幾次已定的棋手品位作校定工作，檢查一下棋手原有品位，與現在的棋藝是否相符，然后作選汰升降。

　　從這些有記載的品棋活動看，品棋最早是棋壇上有地位的人主持，后來因帝王對圍棋的重視，漸漸變為由皇帝指定職位很高的皇室宗親或大臣領銜，由棋藝較高的官員具體組織。品棋的具體方式不定，可以通過比賽，也可以通過棋手間對局的棋譜。南朝時期的品棋活動遠遠超過了魏晉的品棋活動，范圍廣，規模大，級別高，而且比較頻繁。經常進行品棋，促進了圍棋的交流，對棋藝水平的提高和著名棋手的涌現，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著名棋手王抗和褚思莊在齊時都官至給事中，作為專職圍棋官員供奉內廷。給事中，就是服務于內廷的意思。最早是漢置，屬于加官。任何官階的官員，只要加給事中的頭銜就可以出入內廷。故加給事中的官員，貴賤尊卑十分懸殊。南朝齊時，給事中一方面保留著加官的性質，一方面又有轉入正官的。永明中，敕王抗品棋，而蕭惠基掌其事。王抗是給事中，蕭惠基是太常加給事中，但二人地位相距極大，王抗這個給事中顯然要低得多。這次品棋中，江斅為第五品，官職是竟陵王司馬，卻被稱為“朝貴中最”。由此可見棋居第一品、官至給事中的王抗，地位很低。另外，王抗、褚思莊都曾作過給事中，卻沒有留下字號和生卒年，也證明他們社會地位不是很高。王抗、褚思莊的給事中，顯然有專職棋官的性質，他們雖然地位很低，但在品棋等活動中十分活躍，對推動圍棋的發展和棋藝研究的深入，起了不小的作用。

　　唐以前，雖然沒有棋官的專名，但棋官制度是肯定存在的。到唐代，棋官制度又有新的發展，出現了棋待詔和棋博士。

　　《新唐書·百官制》：

　　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下，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初，內文學館隸中書省，以儒學者一人為學士，掌教宮人。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習藝館，又改曰萬林內教坊，尋復舊。有內教博士十八人：經學五人，史、子、集、綴文三人，楷書二人，莊、老、太一、篆書、律令、吟詠、飛白書并棋各一人。開元（713—741）館廢，以內教博士以下隸內侍省，中官為之。

　　內教博士的隸屬有一些變動，先是稱文學館，又稱習藝館、翰林內教坊，后又復稱習藝館，但玄宗以前都隸屬中書省。到玄宗時館廢，內教博士改隸內侍省。內教博士所教之“棋”，即指圍棋，當然也可能包括其它棋類游戲。

　　唐玄宗開元初年始設置棋待詔一職，隸屬于翰林院。《舊唐書·職官制》：

　　翰林院……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

　　又《新唐書·百官制》：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于別院，以備宴見。

　　翰林院是為皇帝服務的機構，翰林待詔即“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宋洪遵《翰苑群書》卷上唐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棋待詔與諸藝待詔一樣，各住一院，領取薪俸，白天要隨時等待皇帝的召喚，日晚才退出。

　　像歷代棋官一樣，唐代棋待詔的地位是很低的。《文獻通考》卷五四《職官考》：“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并處，其后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所謂“人才”，是指以文學經學見召者；“雜流”，是指以包括圍棋在內的以諸藝見召者；所謂“其后”，是指明清之時，與此無涉。棋待詔職秩與內教棋博士差不多，大致都是九品下階。

　　唐代著名的棋待詔有王積薪、王叔文、王倚、顧師言、滑能、樸球等人。

　　王積薪是唐代最著名的棋手，傳說他“夢青龍吐棋經九部授己，其藝頓精”。他每次出游，“必攜圍棋短具，畫紙為局，與棋子并盛簡中，束于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征餅餌牛酒’取飽而去”（唐馮贄《云仙雜記》）。玄宗時，為翰林院棋待詔。他和張說、僧一行有交游。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下：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

　　一行，著名高僧，卒于723年。燕公，即張說，卒于730年。王積薪與之交游，當然是在此前。他當時已有國手之稱，到玄宗于安史之亂南逃時（755），還為棋待詔。足見其在唐代棋壇擅名之久。

　　有關王積薪的故事，在唐代就到處流傳。特別是他隨玄宗去蜀途中遇仙姑仙婦指點，技藝更加提高的故事，更是婦孺皆知。唐人薛用弱《集異記》對此有詳細記載：

　　玄宗西狩，百司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客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占。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才瞑，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檐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新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近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于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數十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謂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棋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也。

　　這個傳說極為生動，流傳甚廣，說明他當時在朝野棋壇享有極高的聲譽。王積薪還撰有棋書傳世。《宋史·藝文志》著錄有王積薪等《棋訣》三卷。鄭樵《通志》有“《鳳池圖》一卷，積薪撰”。世間又流傳其《金谷九局圖》一卷，據說是開元中，他和馮汪于太原尉陳九言金谷第弈棋的圖譜，俗稱《金谷園圖》。這個圖譜十分出名，晚唐時還常為棋手摹習。韓偓《安貧》詩有“手鳳慵看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的吟詠。所謂“九局圖”，即指《金谷九局圖》。

　　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貞元（785—805）末，以棋待詔翰林。順宗在東宮，叔文嘗侍棋。”（《冊府元龜》卷八六九《總錄部·博弈》）劉禹錫《子劉子傳》稱他：“以善棋得通籍。”順宗即位，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為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與柳宗元、劉禹錫等一起進行“永貞革新”，兼任度支及鹽鐵副使，執事146天。后順宗禪位于憲宗，被貶為渝州司戶，次年被殺害。王叔文由棋待詔而升遷，最后執掌朝廷實權，這在唐代是僅見的。正是因為自己出身低賤，他掌權后曾將翰林棋待詔等全部罷掉。《太平御覽》卷七五：“順宗朝，署翰林陰陽、星卜、醫相、射覆、棋弈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待詔，即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故罷之。”但后來又都恢復了。

　　王倚，字號里籍不詳，唐敬宗寶歷（825—827）初為棋侍詔，《冊府元龜》卷八六九《總錄部·博弈》：“王倚善弈，寶歷初為待詔。”

　　顧師言，唐宣宗時為棋待詔。大中二年（848）三月，曾與善棋的日本國王子對弈，以33鎮神頭的著法勝日本王子，當時傳為美談。蘇鶚《杜陽雜編》卷下對此有生動詳細的記載。

　　閻景實，唐宣宗時棋待詔，曾與顧師言對弈，爭蓋金花碗一只。閻景實執白先行，結果顧師言勝一路。此譜見于《忘憂清樂集》。

　　滑能，唐僖宗時（874—888）棋待詔。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棋，請饒一路。滑能棋思甚遲，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際取適，候滑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棋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棋。請指揮家事。”滑能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

　　天帝派張生召他弈棋，這當然是荒謬不經的，不必去管他。但由“京都共知”，亦可見他當時是何等出名。

　　樸球，新羅人，約唐懿宗咸通時（860—873）棋待詔。詩人張喬曾有《送棋待詔樸球歸新羅》一詩，中有“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說明他在任棋待詔時，曾創制過新的圖勢。

　　棋待詔和棋博士制度，是古代專職棋官制度成熟的表現，對圍棋棋藝水平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棋待詔多由當時的國手或著名高手擔任，如王積薪、顧師言等都有國手之稱，盡管其地位并不高，甚至還可以說很卑微，但比那些在民間以課徒教習和博彩為生，或游走于公卿之門的專業棋手，在經濟上要有保障得多，政治上也要高出一頭。這對專業棋手來說，無疑是一種鼓勵和誘惑，必然促使他們鉆研棋藝，提高棋藝，去爭取棋待詔和棋博士的職位。對于擔任了棋待詔的專業棋手來說，他為了應付皇帝的宣詔和對外文化交流的需要，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和名譽，他必須盡可能多地搜集和整理古代和當代的局譜，不斷鉆研圍棋理論，不斷提高棋藝水平。由于他們無衣食之虞，有大量的時間，有接觸禁中所藏的歷代棋藝典籍的機會，通過努力完全可以達到目的。王積薪擅名30余年，并著有不少棋藝著作，就是很好的證明。

　　當然，由于隋以后，廢除了曹魏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以科舉選士，這樣，棋界以品流定棋手的制度，和經常舉行的品棋活動也隨之取消。由于封建帝王更多的是注重圍棋的娛樂性，完全忽視或不注意圍棋的競技性，因此，棋待詔的職責主要是供奉帝王，棋博士的職責僅限于教習宮人。這就大大限制了他們在棋壇的作用，影響了圍棋交流的范圍，對圍棋競技性的發展又產生了諸多不利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棋待詔和棋博士這種專職棋官制度又表現出封建制度的專制性和落后性，對圍棋的發展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唐以后，棋壇再也沒有出現那種百余年間“弈思爭流”、棋藝著述極為豐富繁榮的氣象，和這種制度也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