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1578）是明代嘉、隆、萬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于隆慶后期執政期間，針對明王朝內外交困、陋弊山積的局勢，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洗刷頹風、振興朝政的改革，在吏治、邊政、賦稅、漕運等方面都卓有建樹，開啟了?。☉c）萬（歷）大改革的先河。在學術上，他針對宋明理學虛偽迂腐、空疏誤國的流弊展開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統地闡發了他的哲學思想，為推動明代實學思潮的勃興和哲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高拱是20世紀40年代新發現的歷史人物。1946年，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哲學家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報》上連載高拱哲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張居正的學侶與政敵——高拱的學術》[1]，至今已有60余年。在此期間，出版和發表了頗為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不僅涉及到高拱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而且還論及到他主持的隆慶大改革及其功績問題[2]。本文擬就高拱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及其改革功績加以概括性論述，以彰顯他在學術思想和政治改革上的重要貢獻。

一、哲學思想

　　依據從自然到社會再到政治的邏輯次序，可以把高拱的哲學思想歸納為四個方面。

　　在本體論上，高拱通過批判程朱的“理本論”和陸王的“心本論”，明確地闡發了“天地之間惟一氣”的氣本論。高拱的氣本論有三個方面：在宇宙發生論上是“常久不息，化生萬物”的元氣本原論，提出了“一（元氣）——二（天和地或陰陽二氣）——萬（宇宙萬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在宇宙構成論上是“氣具夫理，氣即是理；理具于氣，理即是氣”的氣本體論，闡發了氣本理末、氣先理后的觀點。在人性問題上是“人只是一個性，此言氣質之性”的氣質人性論，認為性即是氣，心也是氣，“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即氣，氣即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有合孔子之旨”。他提出徹底的人性論是一元的，不是二元的，宋儒所謂“不在形氣之中”的“天地之性”或“義理之性”是根本不存在的。高拱的人性一元論，其實際作用就是要把心性之學從道學家那種空寂寡實的懸浮狀態中拉回到實地上來，使其同現實人生更貼近，同人的自然性情更合拍。高拱的氣本論為其實政哲學奠定了本體論基礎，在宋明氣學發展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3]。

　　在天人觀上，高拱不僅繼承了荀子的“天人相分”和劉禹錫的“天人交勝”的思想，而且還將“實學”這一時代精神注入其中，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在天有實理”的天道觀，“在人有實事”的人道觀和“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的天人觀。高拱既強調自然規律的客觀性，又高揚人的主體能動性，認為陰陽之氣的反常背扭、淤積不通所造成的自然災害并不可怕，只要做到有備即修人事，就能戰勝天災。從實理實事論出發，高拱深刻批判了儒家宣揚的“天人感應”說、“災異譴告”說和“五德終始”說，提出“天下有道，理為主；天下無道，命為主”的著名論斷，決心“化無道之世為有道之世”，根除迷信命運的認識根源和社會根源。高拱的無神論思想為其推行實政改革提供了理論先聲[4]。

　　在認識論上，高拱通過批判宋明理學“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和“知行合一”的觀點，從認識對象、認識目的、知行關系和知識來源等方面，系統論述了“事必求其實”的求實論，“虛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論，“知行并盡”的知行論，“聞見”和“問學”的知識論。他特別強調“踐履”、“篤行”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認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獲得真知。高拱的認識論思想雖然具有直觀性和經驗性的局限，但它所蘊涵的求實、求是、實踐和批判等精神品格卻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5]。

　　在經權觀上，高拱通過批判漢儒的“反經合道”說、程頤的“權即是經”說和朱熹的“常則守經，變則行權”說，創造性地闡發了“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的辯證經權觀，把經權理論推進到一個新階段，使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進入辯證思維的殿堂。在權與經、權與道、權與中的關系問題上，高拱又提出以權行經、行權合道和用權適中的觀點，由此闡明了權變的原則性、規律性和適度性問題。在權變方法論上，高拱一方面把“權”區分為“圣人之權”和“非圣人之權”，由于行權的主體和目的不同，其社會政治價值也一不樣；另一方面又通過論證“無時無處，無非權”的權變必要性和普適性問題，首次對“權”范疇作出了哲學界定，提出了“權也者，圓而通者也”的權變新論。權變新論既是高拱對儒家權變學說的重大突破和創新，也是他的政治辯證法思想的精髓，并為其“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方法論指南[6]。

二、政治思想

　　依據從政治到經濟的邏輯理路，可以把高拱經邦濟世的政治思想分解為五個方面。

　　在改革觀上，主要論述了高拱修內攘外，除弊興利的改革思想。嘉靖四十四年（1565）二月，高拱主持乙丑會試，在程文中創造性地闡發了通權達變、更法趨時的改革思想，標志著政治改革的理論基礎的奠定。入閣之后，高拱又撰就了《挽頹習以崇圣治疏》即《除八弊疏》，標志著政治改革綱領的形成。在這篇奏章中，高拱詳細分析了嘉靖末年的政治形勢，指出了積習不善的八種弊端，提出了革除八弊的總體對策，明確了“修內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標。這篇具有標志性的歷史文獻，不僅是他主政內閣進行整頓改革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而且在中國改革思想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7]。

　　在人才觀上，全面闡發了高拱德才兼備，用人貴當的人才思想。在育才方面，高拱主張養之于先，用之于后；用其所養，養以致用；因人施教，寬嚴適宜。在識才方面，他主張廣開賢路，網羅人才；賢能標準，德才兼備；選賢任能，勿循資格。在用才方面，他主張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取長棄短，惟才是用；量才授職，用當其才。在用人政策方面，他主張推賢讓能，反對嫉賢妒能；知人善任，破格提拔人才。高拱的人才思想為其吏治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8]。

　　在軍事觀上，充分闡述了高拱以義用力，以力成義的軍事思想。在戰爭性質問題上，高拱不僅把戰爭區分為正義性戰爭和非正義性戰爭，而且還通過批判宋儒“義不以力之說”，提出了“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的正義戰爭論。在戰略問題上，他根據嘉隆時期邊防多事，外患頻仍的嚴峻形勢，通過對軍事戰略所涉及到的諸多矛盾如威勢與戰機、內線與外線、防守與進攻等辯證關系的精辟分析，提出了寓戰于守，寓守于戰的防御戰略論。在策略問題上，他認為，要實現戰略目標，完成戰略任務，必須根據戰場形勢和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采取靈活多樣的策略，由此他又提出了實力聲勢，兩手互用的靈活策略論[9]。

　　在法治觀上，詳細論述了高拱祥刑之經，本之以公的法治思想。高拱的法治思想可以從法的價值、司法原則、執法實踐、禮法關系的視角歸納為四個方面：即祥刑之經，本之以公；法必貴當，罪必責實；宥過刑故，反對大赦；禮樂馴服，法度繩約。在高拱的法治思想中，還蘊涵著公平公正、變法改革、從嚴執法、禮法并重等許多有價值的精神品格。這些精神品格對我們今天實行的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10]。

　　在義利觀上，主要闡述了高拱義利之分、公私之判的功利思想。高拱通過批判儒家“重義輕利”的超功利主義，闡發了“義者，利之和”的功利主義思想；主張“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提倡公利，反對私利；提出“理財，王政之要務”的觀點，力倡生財之說、理財之道。不僅如此，他還以大量的歷史事實駁斥了宋儒對錢糧衙門官吏的誣蔑，為唐朝著名理財家劉晏辯誣鳴冤，其目的就在于號召整個社會注重經濟生活方面的實際學問，使人們為國家的經濟振興做些切實的工作[11]。

三、改革功績

　　以上兩節分別概述了高拱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本節要進入更為寬廣的歷史領域，對高拱主持的隆慶改革及其功績進行較為系統的概述。

　　高拱在其哲學思想的指導下，根據《除八弊疏》的改革綱領，“修內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標和“修舉務實之政”的改革方針，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挽刷頹風，振興朝政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高拱主持的隆慶改革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改革吏治。他針對嘉隆之際吏治嚴重敗壞的局面，在用人、考核、獎懲等方面采取了諸多改革舉措。如選賢任能，破除“拘攣之說”；濫舉官員，舉主連坐；建立人事檔案，形成用人梯隊；州縣正官，年輕化知識化；蔭敘官員，視政績而酌用；調整政策，完善地區回避制度；裁減冗員，精簡機構，整治仕風；細化考核條規，健全考核制度；惟考政績，不得因襲故套；考察考語，務核名實；擴大考察范圍，嚴申考察綱紀；獎勤罰懶，勸廉懲貪；表彰卻賄，嚴懲賄賂；懲汰官吏，不得循以定數；等等。這些改革扭轉了當時吏治敗壞的局面，效果顯著[12]。

　　整飭邊政。高拱針對嘉靖以來北虜叩關、南倭登岸的嚴峻形勢，大力整飭邊政。在西北，他采取以撫為主，以戰為輔的方針，利用蒙古韃靼部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叩關降明之機，周密部署，巧用謀略，最終促成俺答封貢互市的實現，開創了三十余年和平安定的新局面[13]。在東北，他運用寓戰于守，寓守于戰的方針，破格任用張學顏巡撫遼東，與大將李成梁協力守邊，擊潰建州女真及土蠻諸部的大肆內犯，取得遼左大捷[14]。在西南，他運用據實定策，不輕用兵的方略，順利平息貴州土官之亂，使貴州局勢趨于安定[15]。在南方，他采用軍政配合，剿撫并用的方略，內整吏治，外除倭盜，扭轉了兩廣地區內憂外患的局勢[16]。總之，在整飭邊政方面，高拱取得了“西虜稽顙稱臣，東蕃投戈授首，貴夷詟服，嶺寇底寧”的顯著功績。

　　整頓法治。高拱針對當時法弛刑濫、司法腐敗的局面，一方面大力整頓司法官員，使其明曉法制，通達治理，務求執法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行刑官久任之法，使其精通刑名，練達獄情，力戒冤假錯案的發生。高拱的法治整頓不僅取得了明顯效果，而且也為他推行吏治、邊政、財政等各個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17]。

　　為國理財。高拱為了扭轉嘉隆之際國庫虧空，赤字劇增的財政困境，推行了一系列財政經濟改革，如加強理財官吏的選用，完善稅糧征收措施，在全國推行丈田均糧運動，全面實施一條鞭法賦稅制度改革，整頓金融貨幣制度，推行恤商惠商政策，等等。這些改革不僅有效地遏止了當時經濟下滑的趨勢，實現了國庫銀兩基本收支平衡，而且也促進了國家財政從糧本位向銀本位的過渡。這種新型的田賦征輸制度擺脫了已實行千年之久的兩稅制羈絆，對中國十六世紀以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財政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18]。

　　整治漕運。嘉隆時期，由于漕河淤塞，厲行海禁，無法保證京師及遼東軍隊所需漕糧及時足夠的供應，直接危及到明王朝的統治。為了解決國家經濟命脈的漕運問題，高拱提出疏通漕運，開通膠萊新河；破除海禁，計通海運；實現河?！岸凡⑦\”的整頓方略。這一整頓方略在隆慶后期雖然沒有得到全部實施，但在萬歷初元卻得到了大力推行。就此而言，高拱的漕政改革具有開創之功[19]。

　　總之，高拱作為明代著名的哲學家，不僅開創了經世致用的新學風，為地主階級改革派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還豐富了古代的哲學思想，成為宋明氣學發展的重要環節[20]。他作為隆萬大改革的開創者，既推動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和進步，取得了“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顯著效果，而且也為萬歷前期張居正的改革奠下初基，奠定了人事基礎和政策基礎[21]。因此，在明代哲學思想史和政治改革史上，高拱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那種無視高拱的思想建樹，否認他是哲學家和思想家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那種把高拱與張居正對立起來，將高視為“奸惡”、“佞臣”，否認他是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觀點，又是一種歷史偏見[22]。

參考文獻：

[1]嵇文甫：《張居正的學侶和政敵——高拱的學術》，《河南民報》1946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連載。

[2]岳天雷：《高拱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1期。

[3]岳天雷：《試論高拱的哲學思想》，《中國哲學史》1993年第3期。

[4]岳天雷：《論高拱的唯實無神論思想》，《河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5]岳天雷：《高拱認知論思想探析》，《遼東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3期。

[6]岳天雷：《高拱的權變方法論及其實踐價值》，《孔子研究》2001年第3期。

[7]岳天雷：《高拱改革綱領述論——以<挽頹習以崇圣治疏>為中心的考察》，《殷都學刊》2008年第1期。

[8]岳天雷：《高拱吏治改革的思想基礎——以人才思想為中心的考察》，《河南工程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1期。

[9]岳天雷：《高拱的軍事思想及其實踐》，《大連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10]岳天雷：《高拱法治思想探略》，《鄭州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11]岳天雷：《高拱實學實政論綱》，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19頁。

[12]王興亞：《高拱振興吏治的主張與實踐》，《領導科學》2003年第15期。

[13]顏廣文：《高拱與“俺答封貢”》，《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14]岳天雷：《高拱實學實政論綱》，第281-288頁。

[15]岳天雷：《高拱處置“安氏之亂”的方略分析》，《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16]岳天雷：《論高拱的治粵方略》，《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17]岳天雷：《論高拱的法治改革》，《遼東學院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3期。

[18]岳天雷：《高拱的惠商政策和幣制改革》，《鄭州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19]岳天雷：《論高拱的治漕方略——兼論與張居正的分歧》，《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20]岳天雷：《高拱的實學思想及其實政價值》，《中州學刊》2000年第5期。

[21]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22]岳天雷：《古今評高拱》，《遼東學院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1期。

（作者單位：河南工程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