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隆、萬時期，涌現出兩位彪炳史冊的人物，這即是王世貞（1526-1590年）與高拱（1513-1578年）。王氏是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高氏則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們平素雖然少有交往，但卻結怨頗深。故此，王世貞在其史學名著《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六《高拱傳》中，用文學虛構或夸張的手法，描寫高拱其人是如何傾軋同僚，報復朝官，排斥異己，貪污納賄，對其總體評價是：“大約新鄭狠于信州（夏言），而汰小未甚”；“拱剛愎強忮，幸其早敗；雖有小才，烏足道哉！”[1]其幸災樂禍之意，溢于言表。《首輔傳》對高拱可謂是“極口丑詆”[2]，“敘高（拱）多丑詞”[3]。

　　那么，王世貞與高拱到底有何是非恩怨呢？這還得從王世貞之父王忬罹難被殺和平反復官兩件事情談起。王忬父子與嚴嵩父子，兩家原本相好而后積怨甚深。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時任薊遼總督的王忬因灤河之敗，“嵩構之，論死系獄”。王世貞聞訊，立刻解職青州兵備副使赴京，“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嚴嵩陽語寬慰，而陰持其獄。王世貞兄弟“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叩頭求救其父，但均“畏嵩不敢言”[4]。次年，王忬被斬西市。

　　王忬下獄后，王世貞兄弟為救其父，在求諸貴人中，即有時任裕邸講官的高拱。而高拱卻表示無力相助，由此王世貞懷恨在心，結怨高拱。史家朱國禎說：

　　高中玄粗直無修飾。王思質（即王忬）總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無可用力。且侍裕邸，人皆以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之有事，意下殊少繾綣。弇州固已銜之矣。[2]

　　高拱與王忬雖為辛丑同年（嘉靖二十年）進士，但二人一文一武，官秩懸殊：高拱當時僅為裕邸講官，被視為“長史”；而王忬則為薊遼總督兼任兵部左侍郎，身居高位。他們平素無交，更談不上深厚情誼。高拱與嚴嵩父子亦無交情，自知無力相救。不僅如此，高拱其人性格秉直，“粗直無修飾”，直言相告，結果獲罪于人。當時，王世貞兄弟在求救其父的許多達官貴人中，如次輔徐階、李本等也毫無結果，而求救于一個官品甚低的裕邸講官能有效果嗎？即使高拱應酬不周，缺乏同情心，也不應該由此而結怨。顯然，王世貞銜怨高拱是不合乎情理的。

　　王世貞銜怨高拱的另一件事情，是他誤認為高拱曾阻撓其父王忬的平反復官。朱國禎說：“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閣中異議，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怒甚，徐文貞因收之為功。”[2]沈德符也說：“后嚴敗，弇州叩閽陳冤，時華亭當國，次揆新鄭已與之水火，正欲坐華亭以暴揚先帝過，為市恩地，因昌言思質罪不可原。終賴徐主持，得復故官，而恤典毫不及沾。”[5]在這里，朱國禎、沈德符兩位史家均提出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質罪不可原”，即阻撓王忬的平反復官，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據《明穆宗實錄》載：“故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忬子，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冤，言父皓首邊廷，六遏大虜，不幸以事忤大學士嚴嵩，坐微文論死。傷堯舜知人之明，解豪杰任事之體。乞行辯雪，以伸公論。詔復忬官。”[6]《明史·王忬傳》載：“穆宗即位，世貞與弟世懋伏闕訟冤，復故官，予恤。”《明史·王世貞傳》又載：“隆慶元年八月，兄弟伏闕訟父冤，言為嵩所害，大學士徐階左右之，復忬官。”從這些史料中，可以推知：

　　其一，王世貞銜怨高拱在時空上是錯位的。王忬平反是在隆慶元年（1567年）八月，而高拱早在同年五月因與首輔徐階發生矛盾而稱病歸里。與王忬平反時間相隔三個月之久，地點相差千里之遙，高拱怎會在新鄭故里阻撓京師內閣對王忬的平反復官呢？

　　其二，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質罪不可原”是不實之詞。因為王忬于隆慶元年八月平反，是由其子王世貞兄弟親自“伏闕訟冤”、“叩閽陳冤”的，而不是預先在同年五月高拱歸家之前上疏要求平反的。因此，高拱不可能在閣中持有異議，“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質罪不可原”。退一步說，即使王世貞上疏訟父冤在當年五月高拱歸家之前，高拱也不會阻撓王忬平反。因為，當時高拱、徐階矛盾正處在激化之時，徐階發動眾多言官彈劾高拱，高拱完全處于被動地位。幾個月之內，論劾高拱彈章達30余疏，形成“舉朝攻拱”的局面，無奈，高拱只好被迫申辯并請致仕。身處逆境中的高拱自身難保，無暇亦無權阻止王忬平反復官；作為堅持對先朝得罪諸臣不加甄別、一概恤錄的首輔徐階，也不會聽任閣員高拱“力持其疏不下”。再說，當年正月至五月，據實錄統計，在先朝得罪諸臣中，生者召用復官37人，死者恤錄80人，高拱并沒有對其中任何人持有異議，加以阻撓，那么有何理由偏偏要阻止素無交往的王忬平反復官呢？因此，所謂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質罪不可原”云云，并非歷史事實。

　　其三，首輔徐階把王忬平反復官收為己功，確是歷史事實。隆慶元年（1567年）八月，王世貞兄弟“伏闕訟父冤”，徐階積極為王忬平反復官，其真正目的是可以收譽收功，名垂青史。如史家沈德符說：

　　當時華亭力救弇州時，有問公何必乃爾？則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權，能以毛錐殺人。一曳裙不足錮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5]

　　史家的“毛錐”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殺人，也可以媚人，如詆誣高拱，溢美徐階，即是如此。王世貞曾說：“晚而從故相徐公所得金匱石室之藏，竊亦欲藉薜蘿之日，一從事于龍門蘭臺遺響。”[7]王世貞晚年從徐階那里得到的藏書藏稿以至面談中獲悉的朝中掌故，或許是他“誣高媚徐”的重要資料來源。不過，以當代司馬遷自稱的王世貞，并沒有繼承“龍門蘭臺遺響”，在史德、史識方面與司馬遷相距甚遠。

　　總之，王世貞囿于私人恩怨，擺脫不了一己之私仇，更不能秉持客觀公正的治史原則，這是丑詆高拱、厚誣高拱的重要因素，也是導致其史學名著《嘉靖以來首輔傳·高拱傳》不真、不確的主要原因。對此，后世史家均有明確說明。如，孫鑛說：“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字，雖俊勁有神，然所可議者，只是不確。不論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豈足當鉅家！”[8]黃景昉說：“《首輔傳》敘高多丑詞，至誣以賕賄。即如順義款貢事，何等大功，僅一二語及之。孫月峯（即孫鑛）謂語出弇州，多不足信，信然。文士視名臣分量終別。”[3]朱國禎說：《首輔傳》對高拱“極口丑詆。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此書非實錄也。”[2]黃云眉也說：“當諛王風盛時，鑛獨于王多所貶損，要足備異說；其‘不真’‘不確’之語，尤為王文之藥石歟！”[9](p.2266)可以說，諸多史家的上述論評是確當的，也表明王世貞歷史觀的嚴重偏頗。

【參考文獻】

[1]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序”、“野史氏曰”。

[2]朱國禎：《涌幢小品》卷九《中玄定論》。

[3]黃景昉：《國史唯疑》卷八。

[4]張廷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貞傳》。

[5]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八《嚴相處王弇州》。

[6]《明穆宗實錄》卷一一，隆慶元年八月丙戌。

[7]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序》。

[8]孫鑛：《月峯集》卷九《與余君房論文書》。

[9]黃云眉：《明史考證》第七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