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著名史學家嵇文甫先生提出明嘉、隆、萬時期重臣高拱與張居正既是學侶又是政敵的論斷。一方面高、張有其相似相同的從政經歷、改革志向和學術思想，先后主持和領導了“隆（慶）萬（歷）大改革”運動；另一方面又存在著激烈的權力之爭，由于高的性格缺弱和張的性格優長，最終導致張勝高敗的結局。盡管如此，學術上張居正淵源于高拱，政治上高拱開張居正之先。這一論斷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關鍵詞：嵇文甫；張居正；高拱；學侶與政敵；隆萬大改革

　　作者簡介：岳天雷，河南工程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系。

　　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嵇文甫（1895-1963）先生一生研究過許多歷史人物，其中明朝隆慶內閣重臣高拱（1513-1578，字肅卿，號中玄，河南新鄭人）和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就是他發現的歷史人物并作了開創性研究[1]，并提出高、張既是“學侶”又是“政敵”[2]（p.420）的論斷。嵇先生的這一論斷不僅符合歷史事實，而且也成為現今史學界研究“隆（慶）萬（歷）大改革”及其高、張在學術上和政治上傳承關系的濫觴，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

　　嵇先生認為，高、張沒有成為政敵之前，還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因為他們有其相同的從政經歷和政治志向，即“相期以相業”。嵇先生說：“誰都知道新鄭是江陵的政敵。然而在他們還沒有成為政敵以前，他們還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們同服務于太學，而以相業相期許，雖然后來時移世易，終致乖離，但當初他們切磋共學的那段因緣，畢竟是不可泯滅的。”[3]（p.192）“他和居正始而同在翰林，同在太學，又同入內閣，做宰相，以學問想切磋，以事功相期許，左提又攜，若一體而不可分。”[2]（p.420）又說：“他們同在翰林院，同在國子監，以至同在內閣之初，都相處甚好。”[4]（p.680）事實確實如此。高拱入翰林，作《奉詔讀書翰林述懷》，詩曰：“技藝寧足先，修能良可慕”；“古則俱在茲，莫枉鄲邯步。”[5]（p.665）他不屑于研習詩詞技藝、摹仿古則教條，而是要精研國家典章制度，提高平章政事的能力，并指出相臣出于翰林，其職責不止是“備問代言，商榷政務”，且負有“輔德輔政，平章四海”[6]（p.1276）的重任。張居正在翰林時，其旨趣亦在于研求國家典章，精研時事政治。當時“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7]（p.440）高、張在太學時，張為司業，“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7]439。張曾言：“追惟平昔，期許蕭曹丙魏。”[8]（p.1195）高亦為此撰寫《蕭曹魏丙相業評》[5]（p.699-700）。其主旨都是要以西漢著名丞相蕭何、曹參、魏相、丙吉為榜樣，同心合力，振興朝政。這表明他們有其相同的政治志向。萬歷時期大學士沈鯉曾言：“公（江陵）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9]（p.500）高拱罷官后，在回憶他們共事經歷時也說：“荊人為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所領悟，予愛重之。渠于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義理，商榷治道，至忘形骸。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茍得用，當為君父共成化理。”[10]（p.632）在高拱罷官之后，張居正還多次言及他們是“香火盟”、“生死交”[11]（p.1193、1203）據此，嵇先生說：“這雖然是高拱的一面之辭，頗有些以老前輩自居的口吻，但是看張居正書牘中每提到高拱也的確很尊重他，直到他們的關系破裂后還是如此。本來，高拱比張居正長13歲，當他們初在翰林院的時候，張居正還只是個二十幾歲的青年，而高拱已經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說是在‘師友之間’，說是‘自交玄老，長多少學問見識’，當非虛語。”[4]（p.680-681）。由此可見，高、張還沒有成為政敵以前，他們確為志同道合的學侶，有其“相期以相業”的政治志向和師友之情。

　　在嵇先生看來，高、張成為學侶不僅在于有其相同的政治志向，而且還在于他們在學術和事功上有其傳承關系，即江陵的學術和事功淵源于新鄭。嵇先生說：“無論在政治上，學術上，他們都有密切的聯系。”[4]（p.680）“江陵有這樣一位學侶，互相切磋了好幾年，當然不能不受很大影響。這是論江陵學術淵源和進學歷程所不可不注意的。”[3]（p.195）又說：“其實新鄭于江陵還是先進，江陵的學術和事功有許多地方實在可說是淵源于新鄭。”[2]（p.420）那么，高、張的學術和事功的淵源何在呢？根據嵇先生的論述，他們的學術淵源（其事功淵源，下文詳述）可歸納為兩個方面：

　　其一，法后王。高、張雖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實際服膺的則是法家學說。正如嵇先生所說：“新鄭學術，尚通、尚實，有許多地方開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較起來，他似乎是純儒，而江陵則出入佛、老、申、韓，更恢張，更帶霸氣。”[2]（p.434）嵇先生又以高拱在《本語》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和張居正所作《辛未會試程策》、《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等文為例，說：“居正大講本朝祖宗法度，也就是尊重當代典章制度，從這里發揮出‘法后王’一大段議論，而這種思想同樣見于甚至可以說淵源于高拱。”[4]（p.682-683）高拱“認定每一個朝代各有其精神命脈所在，所以本朝祖宗的典則家法，實為當嗣君者最主要的學習課程。至于古圣經典以及《貞觀政要》等書，都只是‘異代之事’，‘他人’之事，只可以備參證，而并不能直接拿來應用。以祖宗之事，行之祖宗之天下，……不是充分表現一種尊重近代的精神，一種貴今主義么？當時江陵大講‘法后王’，亦正同此意。”[2]（p.429-430）又說：“從這些言論里面，分明可以看出他的崇尚實際和貴今主義，和那班迂儒動輒高談唐虞三代者迥乎不同。試把上面提到的張居正講‘法后王’的那篇文章對照來看，就知道他們的見解是一脈相通的。”[4]（p.685）可見，高、張作為改革家，是把“法后王”作為其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取向的。

　　其二，反講學。嘉、隆、萬三朝是陽明心學極盛時代。嘉靖后期，徐階曾和著名王學家聶豹、歐陽德等在北京靈濟宮講學，聽講者有時多達五千人，講風之盛可見一斑。嵇先生認為：“高拱和張居正生長在這樣氣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居正和一班王學家有來往，明見于他的許多書信。但是他指斥那班講學家只是‘虛談’，是‘以虛見為默證’，是‘蝦蟆禪’。他教人‘足踏實地’，‘崇尚本質’，反對‘舍其本事，別開一門以為學’。直至后來，他毀書院，殺何心隱，和那班講學家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他一則說‘師心’，再則說‘信心’，這倒有些陽明心學味道。可是他并沒有從此走入玄虛一路，而倒學得個大膽，敢想敢干，自己獨立搞一套。對于高拱我也是這樣看法。在高拱著述中，沒有發現他和那班講學家有多少來往，也沒有發現他多么激烈反對他們。可是他也講‘本心’，講‘真心’，……這不是和上述居正‘信心冥解’之說也有些相類么？他也是獨立自搞一套，不為那班講學家門戶所束縛。……他獨立于程、朱、陸、王以外，既沒有跟著當時王學家跑，卻也不是一直回到程朱。”[4]（p.685-686）嵇先生所言不虛。史載：隆慶三年（1569）末，“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12]“徐文貞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附麗之者竟依壇坫，旁暢其說。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錢，海內為之側目。張文忠為徐受業弟子，極恨其事而誹議之。”[13]高、張在隆慶后期攜手共政期間，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學憲臣聚徒講學，另一方面還通過考察貶謫京官，遏制京師講會，以經世實學端正學風，改變談玄論虛、不務實際的官場風氣。在嵇先生看來，盡管高、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但反講學則是他們共同堅守的學術立場。

　　由上可見，嵇先生提出江陵學術淵源于新鄭的論斷不僅符合歷史事實，而且也成為現今史學界把高、張視為隆慶內閣的改革派，并提出他們具有相同的學術基礎或淵源即反講學、倡實學、尚變法的濫觴。

二

　　以往有些學者囿于歷史偏見或狹隘地域觀念，把高、張對立起來，認為張是改革家，而高則是“奸相”、“佞臣”，完全抹煞高拱的改革功績。這種“褒張貶高”的傾向即使在現在的學術界還有一定的影響。

　　嵇先生則認為，高、張不僅在學術上有其淵源，而且在事功上也有其傳承關系，即高拱改革開張居正之先，成效卓然。嵇先生說：“他綜核名實，特別注意官吏的考察法。他替劉晏辨護，斥胡致堂‘徒以不言利為高，而使人不可為國’。這一切都和江陵為同調。”[3]（p.194-195）“我們知道，張居正之為治，大要在整飭紀綱，綜核名實。高拱作風亦大略近是。拱是練達吏事的。當他在禮部時，已能厘革宿弊，使奸吏為之股粟。”[4]（p.681）又說：“拱有干濟才，勇于任事。既為首輔，更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其籌邊、課吏、用人、行政，不數年間，成效卓然。”[14]（p.450）嵇先生所言不虛。就籌邊而言，高拱執政期間，大力推行了一系列邊政改革，在西北、東北、西南、南方都卓有建樹：“西虜稽顙稱臣，東蕃投戈授首，貴夷詟服，嶺寇底寧”[15]（p.551）。就課吏而言，高拱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激勵官員勤政廉政，采取了許多考核措施：如細化考核條規，健全考核制度；惟考政績，不得因襲故套；考察考語，務核名實；擴大考察范圍，嚴申考察綱紀；獎勤罰懶，勸廉懲貪；懲汰官吏，不得循以定數；等等。正如嵇先生所言：“高拱多么通達治體，多么留心人才，多么干練，多么有辦法。有人說：高拱是個第一流的吏部尚書。的確不錯。他這種綜核才能并不下于張居正。他有許多整飭吏治，考察官吏的方法，和后來張居正所行正相類。”[4]（p.682）就用人而言，嵇先生說：“他拔取了許多人才。特別是在邊防方面，如遼東的李成梁，宣大的王崇古，廣東的殷正茂，……都卓立功勛。他們都為高拱所信任，在現存高拱給他們的書信中，肫切開示，指授方略，和居正無二致。后來把許多邊防功都歸給居正，而不知高拱實開其先，也應當分得一份。”[4]（p.682）就行政而論，高拱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破除“拘攣之說”，進士舉人并用；濫舉官員，舉主連坐；建立人事檔案制度，組建候補官員梯隊；州、縣正官年輕化，“五十以上者不得為州縣之長”；蔭敘官員，視政績而酌用；調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區回避制度；裁減冗員，精簡機構，整治士風；等等。“總之，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許多方面開張居正之先”[14]（p.451）。然而，“江陵成為中國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鄭就漸漸被人遺忘了。其實新鄭于江陵還是先進，江陵的學術和事功有許多地方實在可說是淵源于新鄭”[2]（p.420）。

　　在這里，嵇先生不僅充分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績，而且還提出了高拱改革開張居正之先，江陵的事功淵源于新鄭的論斷。如今史學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慶改革實為明中期改革運動的始創期，由張居正總攬大權以主持的萬歷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慶時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和發展，隆、萬兩朝的改革運動是一個不同階段性的整體，合稱為“隆萬大改革”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嵇先生上述論斷的繼承和發展。

三

　　嵇先生認為，高、張既是“學侶”又是“政敵”。他說：“一提起高拱，總聯想到張居正。因為高拱的首輔地位是由居正奪去，向來非議居正者總以逐高拱為他的一大罪狀，他們在當時政爭中互相敵對是很突出的。”[4]（p.680）這一判斷是符合史實的。隆慶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去世，終年三十六歲，在位僅六年。高、張同受顧命，而高拱此時位在居正之上，兩人關系由此也急劇發生變化。高拱由于穆宗崩逝而失去了最大的靠山。神宗即位后，他不懂得如何重新取寵固位，反而本著以往辦事干練的作風，開罪于近侍權宦馮保，又絲毫察覺不到身邊張居正虎視耽耽覬覦相位，這就使他在權力爭斗中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而張居正則與馮保相結，利用帝位交替的良機，取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于六月十六日下詔驅逐高拱。于是高拱落魄而去，內閣首輔大權遂歸于居正。這場政爭被史家稱為居正“附保逐拱”。

　　在嵇先生看來，這場政爭致使“張勝高敗”，其原因就在于他們的性格不同。他說：高拱“為人強直自遂，與前后諸相多不合。始與張居正相善，彼此以相業相期許。及同居相位，漸致離貳。未幾，穆宗逝世，神宗及位。居正與宦官馮保相結，終將拱排去。”[14]（p.450）又說：“高拱的失敗，也正由于他‘性稍急’。所以后來批評他的，有的說‘狠躁’，有的說‘愎而疏’，其實無非偏于‘急’這一面，無非指他那伉直坦率，不象徐階和張居正，能委曲順應，隱忍待時而已。”[4]（p.681）嵇先生認為，高拱具有“強直自遂”、“伉直坦率”的性格缺弱，而張居正所擁有的“委曲順應，隱忍待時”的性格特長，是導致“張勝高敗”的主要因素。

　　應該說，嵇先生以性格論成敗不全面，不深刻，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一般而言，性格多面，各不相同，對普通人來說很難論其好壞，但對政治家而言，某些性格缺弱對其政治生命則有著致命影響。關于高拱的性格特點，王世貞有謂：“拱為人有材氣，英銳勃發，議論風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畜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16]（p.1445）由此可以看出，高拱為人有材氣，具有英銳勃發、議論風生的豪爽性格，這是能夠成就他成為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的政治改革家的主要因素所在。盡管王世貞對高拱存有偏見，“極口詆毀”，其《高拱傳》亦“非實錄”[17]（p.1657），但也不可否認高拱的性格確實有其急躁偏狹、缺乏容忍的缺弱之處，即史書所說的“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才略自許，負氣凌人”[18]（p.1457、1459）。這是高拱作為政治家、改革家的大忌。他的不加掩飾的直性，加之盛氣凌人的傲慢，常使閣臣同僚難堪，很難與其持久和諧相處。盡管其無有惡意，但若遇有一定的權欲者，不免發生不快和沖突。高拱這一秉性的延伸便是其沒有城府、不諳權術的表現，“高公持正，而暗于事幾”[19]；“性剛而機淺”[20]。這樣在激烈的權力角逐中容易入人陷阱，遭人暗算。與性直坦率的高拱相比，張居正可謂擅于心計，老謀深算。因此，當穆宗崩逝后，高拱便自然地被城府機深的張居正逐出政壇。

　　盡管高拱是權力爭斗的失敗者，但他開創的改革事業被張居正所繼承和發展，成為萬歷十年更大規模改革的起點。從這種意義上說，高拱與張居正一樣，也是成功者。誠如高拱自己所說：“如其得行，當畢吾志；如其不可，以付后人；倘有踵而行者，則吾志亦可畢矣。”[21]（p.543）據此，嵇先生提出高、張“權位相逼，竟至離貳，拱被逐而居正獨握政權，以成萬歷初年之治”[2]（p.420）；“有許多事情江陵似乎還是繼承他抄襲他的。他是一個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有特別表現的人物，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面開風氣的人物”[2]（p.434）。在這里，嵇先生不僅說明了高、張在政治和學術上的傳承關系，而且也充分肯定了高拱的政治地位和學術地位。在政治上，高拱開創了“隆萬大改革”的先河，即首先奠定了隆萬大改革的理論基礎——“事以位移，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變法思想（高拱主持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會試，在程士文中提出了這一變法思想；張居正主持隆慶五年辛未會試，在程策中闡發了他的變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萬大改革的政治綱領——《挽頹習以崇圣治疏》（作為隆萬大改革的兩份綱領性文獻，高疏于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張居正的《陳六事疏》于隆慶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綱領付諸吏治、邊政、軍事、法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實踐，他的改革還為張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礎。在學術上，高拱是明代實學思潮的先驅者，也是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嘉、隆、萬三朝是王陽明心學和經世實學的勃興時期。他通過批判陽明心學空虛寡實之弊，闡發了他的實學思想，即“天地之間惟一氣”的元氣實體論；“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的實理實事論；“事必求其實”，“虛心以求其是”的求實求是論；“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實政實惠論。他的實學思想對明清之際實學思潮的鼎盛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從明清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來看，“高拱是滿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義思想家”[14]（p.461），“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過黃綰的思想家”[4]（p.691）。高、王的唯物主義思想既是明代唯物主義陣營的重要代表，也是從宋代張載到明清之際王夫之唯物主義思想發展的中間環節。因此，高拱的唯物主義思想具有承上啟下的學術地位。于是可見，嵇先生對高拱的政治地位和學術地位的判定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總之，在高拱與張居正學術思想、事功淵源和權力斗爭的研究方面，嵇先生不僅開了先河，而且他所提出的“學侶與政敵”的論點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極具學術價值的。如今史學界將高、張定性為志向相同、學術一致、事功相埒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嵇先生論點的繼承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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