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岳天雷，河南工程學院教授

　　近年來，史學界不斷掀起明史熱潮。在這一熱潮中，有學者為了塑造張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極力貶損乃至丑詆、厚誣高拱，并反復(fù)強調(diào)“高拱留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1]（p.141），“張居正接高拱留下來的那可是個爛攤子”[1]（p.193），“一個內(nèi)憂外患的爛攤子。”[1]（p.156）這種所謂的“爛攤”說，不僅抹煞了高拱的治邊功績，而且也同歷史事實相悖。故此，有駁斥之必要。
高拱（1513-1578），字肅卿，號中玄，河南新鄭人。嘉靖二十年（1541）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后期，官至內(nèi)閣首輔兼掌吏部事。高拱執(zhí)政伊始，便面臨著嘉靖以來南倭北虜大肆侵擾的局面，邊疆局勢岌岌可危。為扭轉(zhuǎn)這種局勢，他一方面大力推行軍事改革，如創(chuàng)建兵部官員儲備和特遷制度、邊將休假和內(nèi)遷制度、軍備人員不職誤事的懲罰之制[2]（卷1），以提高明軍的戰(zhàn)斗力；另一方面又運用“南剿北撫”的靖邊方略，大刀闊斧地進行邊政整頓，在東北、西南、西北、南方開創(chuàng)了“邊陲晏然”的新局面。

寓戰(zhàn)于守，寓守于戰(zhàn)，取得“遼左大捷”

　　嘉、隆時期，東北邊疆一直受到建州女真及土蠻諸部的嚴重威脅，“獨土蠻獗強，猶昔建州諸彝與之聲勢相倚，時為邊患”[2]（卷2）。為消除邊患，高拱采取寓戰(zhàn)于守、寓守于戰(zhàn)的治遼方略，大力整頓邊政。隆慶五年（1571）二月，遼撫李秋免職，高拱欲破格任用張學顏。有人以“未聞時譽”為由，懷疑張的才具。而高拱認為“張生卓犖倜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3]（卷222）。這一提議，得到吏部侍郎魏學曾的支持，“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3]（卷222）。張就任后，“經(jīng)畫周詳，號令明肅”[2]（卷2），與總兵李成梁協(xié)力守邊，“請振恤，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zhàn)馬，信賞罰”[3]（卷222），戰(zhàn)斗力大為增強。十一月，建州女真首領(lǐng)汪住率精兵六千余人，大舉內(nèi)犯。李成梁整兵馬，設(shè)方略，力戰(zhàn)應(yīng)敵，大敗汪住。此役，計斬敵首2人，首級588人，繳獲戰(zhàn)馬600余匹，從此“夷人不敢復(fù)來者數(shù)年”[2]（卷2）。這即是“遼左大捷”。

　　高拱認為，“遼左大捷”雖是數(shù)十年來罕有的勝利，但決不可驕傲輕敵，尤其是在土蠻“窺伺”之時，更應(yīng)該嚴加防范。因此，他致書張學顏：“今土蠻謀犯，既云露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斯國威益振……今須整肅人馬，愈加奮勵。彼出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刃，則西北諸酋皆落膽矣。”[4]（卷1）又致書李成梁：“今土蠻謀犯，亦既露形，須再得一大挫，則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力耳。”[4]（卷1）能否再次挫敗土蠻謀犯，這不僅關(guān)系到東北邊疆能否實現(xiàn)長期的和平安定，而且也直接關(guān)系到能否鞏固剛剛促成西北俺答貢市的勝利成果。因為東北戰(zhàn)局總是與西北戰(zhàn)局相互制約的。因此，高拱又致函時任薊鎮(zhèn)總兵戚繼光：“西虜新附，而東虜尚然內(nèi)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啟西虜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為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不惟此虜寒心，而西虜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況西虜不動，則東虜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于東，以防秋之全力專用于失援之虜。”[4]（卷1）在此，高拱從具體戰(zhàn)役的分析，聯(lián)系到對整個戰(zhàn)局的影響；從對東北局勢的判斷，又聯(lián)系到西北局勢的發(fā)展。這說明他具有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性眼光。

　　對高拱的治遼功績，明清時期有其高度評價。《神宗實錄》說：“遼東數(shù)與虜角一時，督撫剿除，拱主持力為多。”[5]（卷84）王世貞說：“遼東數(shù)年用兵，拱善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帥李成梁，撫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6]（卷6）清黃景昉也講：“遼東土蠻援俺答例要貢，撫臣張學顏不許”，“遂發(fā)兵拒走之。俺答聞，益推附焉。張此舉有虛有實，得聲東擊西之勢。高文襄果不謬知人。”[7]（卷8）

據(jù)實定策，不輕用兵，平息“安氏之亂”

　　隆慶四年（1570）初，貴州水西發(fā)生一起土官仇殺事件。貴竹宣慰使安國亨仇殺已故宣慰使安萬銓之子安信，引起安信兄安智的報復(fù)，并向撫臣王諍誣告其謀反。王諍信以為真，遂以安大朝為帥，進剿安國亨，結(jié)果官軍大敗。安大朝被革職，王諍回籍聽調(diào)。安國亨也擁兵自衛(wèi)，造成對抗局面。高拱復(fù)政后，通過深入調(diào)查，核準實情，決心改變原來動輒用兵、輕行征伐的處置方略，力爭和平解決。四月，他推薦阮文中巡撫貴州，并明示其“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仇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于我者，何以謂之叛逆？”[2]（卷3）在此，高拱區(qū)別叛逆與仇殺，認為叛逆是“敢犯朝廷，背去而為亂者也”，而仇殺是因恩怨而互相殘害。二者性質(zhì)不同，其解決方式也不相同：對前者，必須發(fā)兵剿滅，不可輕待；對后者，則應(yīng)消除恩怨，爭取和平解決。“安氏之亂”是仇殺而非叛逆。阮文中至貴州，訪得實情，果如高拱所言。但他礙于浮議，不敢驟變前舉，具疏請兵征剿。于是，高拱又復(fù)書阮文中，要他力爭和平解決，反復(fù)叮嚀不可“過言”，否則“激而成變”，“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2]（卷3）。且安國亨“非我族類”，“本無叛逆之實”，因而不可武力征剿，否則于國于民都是有害無益的。

　　這時，阮文中奏請發(fā)兵征剿，安國亨亦上疏乞求歸順，雙方針鋒相對，僵持不下。“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2]（卷3）。于是，高拱決定派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前去勘察實情，以便妥善處置。同時，他又致函阮文中，指出安國亨“若負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國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即發(fā)兵發(fā)糧屠戮之，未晚也”[4]（卷2）。這一措置既照顧到阮文中發(fā)兵征討的奏請，以防安國亨“負國是實”，又考慮到安國亨乞求降順的心理，為其服罪聽理提供了臺階。當安國亨得知朝廷有據(jù)實審理之意，便自出聽理，輸銀41000兩以抵仇殺之罪。隆慶五年（1571）十月，安氏之亂獲得圓滿解決，貴州大局也趨于穩(wěn)定。可以說，這是高拱處理邊疆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一個光輝范例。

　　高拱和平解決貴州亂事，后世予以高度論評。《神宗實錄》說：高拱“處安國亨之罪，不煩兵革而夷方自服，國體常尊，所省兵餉何止數(shù)十萬！”[5]（卷370）馬之駿說：“處叛逆，處安氏，綸扉幕府之懸絕，呼吸關(guān)通，而以竿尺代樽俎，靡不纚纚鑿鑿，中情實妙權(quán)衡，恐又非李（德裕）、寇（準）之所敢望也。”[8]馮夢龍講：“安國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為主持，勢必用兵。即彼幸而獲捷，而竭數(shù)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夷人，甚無謂也。嗚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9]（卷3）著名學者牟鐘鑒先生也說：“開明的民族政策和求實的精神相結(jié)合，使他能夠從容不迫地解決這一棘手的邊境民族事件。”[10]

以撫為主，以戰(zhàn)為輔，促成“俺答封貢”

　　自嘉靖初年以來，西北俺答汗連年內(nèi)犯，西窺太原，東闖遼左，甚至度紫荊、逼居庸，入古北口而直犯京畿。特別是中期以后，西北邊防大壞，致使京師多次戒嚴。隆慶四年（1570）九月十九日，俺答與其孫把漢那吉因爭奪“三娘子”為妻而火并，把漢遂叩關(guān)降明。宣大總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建議許其降順，授官優(yōu)待，借此用和平方式結(jié)束與俺答的長年戰(zhàn)爭狀態(tài)。邊報中朝，廷臣議論洶洶。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不可輕許，以免上當。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態(tài)度曖昧，猶豫不決。此時，高拱手握重權(quán)，他的決斷具有決定性作用。他指出，一些大臣首鼠兩端，態(tài)度曖昧，是因此事干系重大，不敢承擔風險。而他卻不為自身利害計，毅然挺身而出，力排眾議，堅決支持王崇古受降之議。

　　高拱認為，把漢投順是多年難遇的解決邊事的大好時機，若能處置得當，勢必使西北形勢朝著和平解決的方向發(fā)展。“虜酋款塞，蓋數(shù)百年所無者……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4]（卷1）。他的策略是：“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歆艷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jié)其心。”[2]（卷4）從長遠來說，是示恩于把漢，授予中國名號，必要時可“封之以官，使歸領(lǐng)其眾”。對當前來說，則可利用俺答愛孫之心，“執(zhí)此以為撓制之具”[2]（卷4），迫其接受明方提出的以叛逆趙全等人作為交換其孫的條件，力爭達成和議。為保證這一戰(zhàn)略意圖的實現(xiàn)，高拱一再指示前線將領(lǐng)，若俺答擁兵來索，吾則嚴陣以待。果然，俺答率精銳人馬近萬，直抵宣府，企圖俘獲我方將領(lǐng)與把漢交換。宣府總兵趙苛與之大戰(zhàn)于帶刀嶺，俺答大敗而歸。這時，王、方派其部下鮑崇德前去虜營，曉之以執(zhí)叛納款可得其孫之理，而俺答也畏懼形勢不利，最終達成和議。據(jù)此，高拱便主持奏報，請求穆宗批準。隆慶四年（1570）十一月十三日，得旨諭允，完全同意高拱的謀議，封把漢那吉為指揮使。而后俺答執(zhí)獻趙全等叛逆以示贖過，表示愿意內(nèi)附。高拱又請封俺答為順義王，許歲封貢，于是封貢事成，從而解除了二百年來的西北邊患，西北邊民安居樂業(yè)，漢蒙民族和睦相處達三十年之久。

　　明清時期對高拱這一功績有著高度評價。《神宗實錄》說：“俺答孫降于塞，拱靖歸之，遂入貢，因求互市，朝議紛紛。拱奮身主其事，與居正區(qū)畫當而貢事成，三邊寧戢……拱主持力為多。”[5]（卷84）王世貞說：“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降，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逢時為言于朝，朝議嚄唶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qū)畫頗當，亡何而貢成。”[6]（卷6）魏源指出：“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馳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11]（卷12）近人鄧之誠先生也說：“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為最成功，雖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則拱也。隆、萬以后，韃靼擾邊之患遂減。”[12]（p.139）

迎頭痛擊，堅決鎮(zhèn)壓，遏制倭侵夷叛

　　嘉靖以來，兩廣已成造亂之鄉(xiāng)。在內(nèi)吏治腐敗，貪賄成風；在邊倭寇侵擾，海盜猖獗，沿海百姓深受其害。為扭轉(zhuǎn)這種局勢，高拱執(zhí)政后，采用內(nèi)外兼治、窮剿鎮(zhèn)壓的綏廣方略。一方面大力清整吏治，如“進士舉人相兼選除”、考核“惟以治績?yōu)闇省薄蓮V軍政“事體歸一”[2]（卷5）等；另一方面又窮剿倭盜、鎮(zhèn)壓少數(shù)民族的反叛，并取得了顯著實效。

　　隆慶四年（1570）八月，明將俞大猷和福建總兵李錫聯(lián)兵迎戰(zhàn)海盜曾一本，廣東總兵郭成從側(cè)翼夾擊，經(jīng)過多次鏖戰(zhàn)，參將王詔生擒曾一本，斬首700余人[3]（卷212）。五年（1571）六月，殷正茂與總兵張元勛窮剿潮、惠賊寇藍一清、賴元爵、林道乾等部。當時，調(diào)集四萬大軍，數(shù)路征討，賊寇大敗。余賊乃憑險自守，官軍遍搜深箐邃谷之間，先后俘獲大賊首61人，次賊首600余人，破巢穴700余所，擒斬12000有奇，并剿倭寇1000余人[3]（卷212）。六年（1572）三月，撫民許瑞出兵攻剿倭寇，生擒70余人，斬首25級[13]（卷68）。等等。高拱執(zhí)政時間雖短，但卻是遏制倭盜侵擾的關(guān)鍵時期。

　　高拱還重用殷正茂，率軍鎮(zhèn)壓廣西古田韋銀豹、黃朝猛的反叛。正茂得授重任，實因高拱力排眾議而重用之：“正茂在廣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然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初征古田，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為善用人。”[3]（卷222）正茂也確實不負所望，屢建奇功。隆慶五年（1571）五月，他調(diào)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統(tǒng)領(lǐng)，進剿古田、八寨，斬首8460級，俘獲1300余人，并誘斬黃朝猛。其后，古田主薄廖元又智擒韋銀豹[3]（卷222）。不僅如此，高拱還妥謀長治久安之策：“善后之計，更須深圖，種種停妥，乃可望于久安。”[2]（卷5）并以九封書信指示殷正茂，強調(diào)“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4]（卷2）應(yīng)該說，高拱的綏廣方略基本上收到了預(yù)期效果。當然，對少數(shù)民族的過分殺戮，殷、高二人也應(yīng)該負有主要責任。

　　高拱的這一功績，明清政治家和史學家作了高度評價。穆宗認為“平嶺表”是其“不世之勛”[14]（卷2）。神宗提出高拱平定“嶺表滇南”，不愧“經(jīng)綸偉業(yè)”的“社稷名臣”[14]（卷5）。郭正域說：高拱“以殷正茂為總督，促其剿除，勿致養(yǎng)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shù)。遂使廣東造亂之邦，樂業(yè)而向化矣。”[15]沈德符也說：“初嶺外不靖，連年用兵不得要領(lǐng)。時新鄭相方兼領(lǐng)銓政，遂用殷為帥……后果奏功如所策。”[16]（卷18）。

　　總之，在高拱一生事業(yè)中，其靖邊功績最為輝煌：“西虜稽顙稱臣，東番投戈授首，貴夷詟服，嶺寇底寧。”[2]（序）這不僅扭轉(zhuǎn)了嘉靖以來南倭北虜大肆侵擾的局面，開創(chuàng)出隆慶后期“邊陲晏然”[17]（列傳第92）、“中土平安”[18]（列傳卷11）的新局面，而且也為張居正推行“萬歷新政”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可以說，張居正的邊政功業(yè)乃至整個改革事業(yè)是對高拱的繼承和發(fā)展，如果沒有高拱奠定初基，萬歷新政就很難取得更大成效，二者具有明顯的傳承和銜接關(guān)系。如郭正域說，“江陵負豪杰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略用高公之學。”[15]今人韋慶遠先生也說：“由張居正總攬大權(quán)以主持的萬歷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慶時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xù)和發(fā)展。”[19]（p.5）

　　如今，有學者仍然把高、張對立起來，固守“褒張貶高”的歷史偏見，不顧客觀歷史事實和明清以來諸多政治家、史學家的論定，提出高拱留下來的是“一個內(nèi)憂外患的爛攤子”，完全抹煞高拱的靖邊功業(yè)。顯然，這種所謂的“爛攤”說，是對歷史的誤讀，對讀者的誤導(dǎo)。

參考文獻：

[1]酈波：《風雨張居正》，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2]高拱：《邊略》，《高拱全集》上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3]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
[4]高拱：《政府書答》，《高拱全集》上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5]《明神宗實錄》，線裝書局，2005。
[6]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
[7]黃景昉：《國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馬之駿：《高文襄公集序》，《高拱全集》附錄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9]馮夢龍：《智囊全集》，線裝書局，2008。
[10]牟鐘鑒：《論高拱》，《中州學刊》1988年第5期。
[11]魏源.《圣武記》，中華書局，1984。
[12]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第5卷（上），中華書局，1983。
[13]《明穆宗實錄》，線裝書局，2005。
[14]高務(wù)觀：《東里高氏家傳世恩錄》，《高拱全集》附錄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5]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合并黃離草》，北京出版社，2000。
[16]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中華書局，1959。
[17]王鴻緒：《明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18]查繼佐：《罪惟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9]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