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　晁補之

生涯不復舊桑田，瓦釜荊籃止道邊。
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沈郎錢。

　　這也是一首憫農詩。不過這首詩已經不是對稼穡之難的一般喟嘆，也不是對災后赤地千里情景的概括性素描，而是用中、近景乃至特寫鏡頭，具體細致地再現了無家可歸的災區逃百姓采榆錢為食的生活慘狀，因此就內容來說，它正好可作為張耒《田家二絕》的續篇。

　　晁補之(1053—1110)，字元咎，濟州鉅野(今山東巨野)人。宋神宗元豐年間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得檢討官。不久，即坐修神宗實錄失實而降官。徽宗時，召還復職，但又因其與蘇軾的關系以黨論坐貶。于是，他回到老家修“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有不愿復出之意。但晚年得到平反，出黨藉，起知泗州，卒于任上，年五十八。

　　晁補之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其詩頗具幽婉之趣。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中稱其詩“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有集七十卷。他自己認為他的著作猶如雞肋，“食之則無味，棄之則可惜”，因此名之曰《雞肋集》。

　　這首《流民》詩從《宋詩鈔，雞肋集鈔》的編排順序看，似乎是作于隱居“歸來園”之時。這種推測也許不錯，因為無論就當時的詩人主觀原因還是社會的客觀實際看，這首詩的出現都是十分自然的。

　　北宋末年，不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趨尖銳，自然災害又頻仍不絕。據《宋史》所記，仁、英、神、哲、徽五朝，幾乎沒有風調雨順之年，非早即潦，非澇即蝗，加上吏治腐敗，外族入侵不斷，因此大批農民只好拋離鄉土，成了無家無業的流民。

　　晁補之的這首詩，正是這一歷史事實的真切反映。詩人以凝重的情感、蒼涼的色調，從一個側面，記下了生活在十一世紀末的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在這首詩中，我們不但聽到了掙扎在死亡線上人民的沉重的喘息聲。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詩人由于忠實于現實因此不自覺地證明了這樣一條真理：北宋末年的層出不窮的農民起義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的。

　　“生涯不復舊桑田，瓦釜荊籃止道邊”。這是詩的前二句。前一句交待了“因”，后一句表現了“果”。“不復”二字，不僅是明確了農民變為流民的必然的無可挽回的命運，也鮮明突出地表達了詩人對于這一現實的強烈的憤懣和對農民的同情。前一句以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有力的概括取勝，后一句以對災民慘狀的具體細致的描寫動人。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并沒有直接寫入，而是運用了以物寫入的方法，把瓦釜、荊籃這些最能代表流民生活的用具凸現在讀者面前，并且用一“止”字勾劃了這些典型“道具”的狀態。通過瓦釜和荊籃在道邊的空斜歪倒之狀，暗示其中空乏之狀，人們是不難想到其主人的困乏悲苦的情狀的。它的藝術作用是不以對一個具體的景物的再現為滿足，而是以調動讀者的想象為目的，因此它就在有限的形象中包孕了無限的意境了。

　　但就詩的文字所描述的場面看，在“道邊”所“止”的又確實只是瓦釜和籃子，那末，“人”又在哪里呢？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下面兩句：“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沈郎錢”。原來，人都到榆園拾青莢去了。

　　這樣看來，由前二句到后二句，又是由物及人的寫法了，即先寫物，然后引出人。

　　由物及人的寫法，實際上是我國古代文學中的傳統表現技巧。司馬遷《史記》中的人物傳記，宋代的講唱文學以及各代民歌中以人物塑造為中心任務的作品，特別是元代以后的戲曲，多運用此法。這首詩從全篇結構看，當然也可看作是此法的運用。但是，這首詩畢竟不是敘事詩，也不是以塑造人物形象為旨歸，因此，只看到其由物及人的一面而看不到其以物喻人的一面，這就好象北方人吃南方菜，只覺其甜而品嘗不出其美味了。“青莢”即榆樹剛結下的果子。榆樹是落葉喬木，其樹皮和果實均可用來充饑。樹皮要取于老樹，剝下磨成粉，攙在麥面中，稱為榆麥粉。果實則要取未成熟的幼嫩期，或是用鹽拌著生吃，或是和大米小米放在一起熬粥，或是拌以玉米面或白面做成窩頭。就像槐樹花一樣，是百姓喜愛的一種佐食。但這是指作為佐食、副食，饑寒百姓如流民要作為唯一可以充饑的主食就是那么回事了，單純的榆粉苦澀，難以消化，青青的榆莢也是無法抵擋饑餓的。蘇軾說他在“嘉佑年中，過豐，沛，人缺食，鄉民多食此(榆皮)”。這種痛苦的記憶，使他一生都很討厭榆樹：“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榆莢還有個特征，即其外形圓薄如錢幣。而且是一串串掛在枝頭，就像古代使用的成串銅錢一樣。所以古人拿這一特征戲說，如唐代詩人施肩吾的《戲詠榆莢》：“風吹榆錢落如雨，繞林繞屋來不住。知爾不堪還酒家，漫教夷甫無行處”；清代陳維崧的《河傳第九體·榆錢》：“蕩漾，誰傍？輕如蝶翅，小于錢樣。拋家離井若為憐？凄然。江東落絮天”。

　　晁無咎在詩中也將榆莢與銅錢聯系起來：“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沈郎錢”。沈郎錢是一種極小的銅錢，晉代沈充所造。因榆莢和這種沈郎錢在外形上類似，后人多有將二者連屬相比的。唐姚合《題梁國公主池亭》中有云；“素荷花開西子面，綠榆枝散沈郎錢”，李商隱《江東》有句云：“今日春光太漂蕩，謝家輕絮沈郎錢”。這些，都是取沈郎錢的輕和小來比喻榆莢的輕巧飄落之態的。可貴的是，晁無咎沒有像上面這些詩人那樣，僅僅在形狀上將榆莢與沈郎錢聯系起來，去狀物或者是戲說，而是把對流民的悲憫深深納入其中：詩人強調日暮，這不只是標明時間，而是在暗示從早到晚都在為充饑拾取榆莢，但榆莢并更不能解除饑餓，所以拾了就吃，吃了又餓，餓了再拾，直到榆園日暮，還在不斷拾取，無望地陷入這場饑餓填充中。同樣地“可憐無數沈郎錢”也不僅僅是兩者形狀上的比擬，更是對流民艱難人生的悲嘆。拾榆莢充饑，就夠悲苦了，而榆莢又如此之小，就需要更多的榆莢才能填飽肚子，自然也就需要更多地拾取，這也是流民們日暮還在榆園的原因。詩人字面上是在感嘆榆莢之小，內涵則是慨嘆流民拾取之艱，生存之難！晁無咎是蘇軾的學生，著名的“蘇門四學士”之一。蘇軾因悲憫豐，沛民眾因缺食多食榆皮因而終生都討厭榆樹，晁無咎感嘆榆莢之小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老師是直接說出，學生是用反諷的手法而已！

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沈郎錢。

　　在表現手法上，詩人在處理從空間位置上很有特色：詩人是有意由點到面，由近及遠來鋪展畫面的。所以，由道邊到榆園，就不僅僅是常見的場景的轉換，更是為了空間擴大的需要。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詩所描繪的社會生活的場面，是以“日暮”為其規定的時間，以曠野為其廣闊的背景的。空間如此之大，色調(“日暮”)又如此灰暗，這就使整個畫面顯得無比幽深冷寂，給人以其苦綿綿無盡期的悲涼壓抑之感，顯然，這都是適應詩人眼前之景，當時之情而來的。所以，以物寫入的手法也就自然而然。

　　流民作為北宋末年的突出的社會現象，當然不僅僅為晁補之一人所注意。把它作為創作題材的也還大有人在。如當時的吏部郎中鄭俠就曾在奏章中附了一幅《流民圖》來攻擊王安石的新法，他以為流民這一社會現象的出現是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必然結果，因此，盡管這幅畫在客觀上對后人來說，依然有著重要的認識作用，但這種帶有偏見的認識卻削弱了畫的思想性，甚至正因為如此，人們也不能不對它所描繪的具體生活場景的客觀性，提出某種程度上的懷疑。從這一點來說，晁補之的這首詩是值得稱贊的，因為它并沒有明顯的政治派別的偏見。

　　說到這里，我想把變法派王令所寫的一首同題材詩《夢蝗》拿來對讀一下，也許會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夢蝗》是一首寓言詩。詩人假托蝗蟲之口，大膽尖銳地痛罵丁統治者的兇殘貪暴。就思想性來說，晁補之的《流民》是不能與之比擬的。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令政治家的氣質和年少氣盛的個性。也許這正是暮年的晁補之不如青年的王令鋒芒畢露的一個原因吧。

　　《夢蝗》的開頭便描述了蝗災發生后的可怕的景象，而且連蝗災發生的時代背景也毫不回避：“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來，朝飛蔽天不見日，若以萬布篩塵灰，暮飛嚙地赤千里，積疊數尺交相埋。……嘉禾美草不敢惜，欲恐壓地陷入海，萬生未死饑餓間，肢骸遂轉蛟龍醢。”這種既概括又具體的描寫，勾畫出的是一幅多么慘重的生活圖景！可見詩人對自然景觀的描寫，是有著獨到的表現能力的。但是，如果一味地這樣寫下去，那也未必就是一首好詩，因為詩之為詩，是絕不能停留在對生活現象的自然描摹上的，它必須透過現象，揭示出隱藏在這一現象后面的更深刻的東西。為此，詩接著便寫道；“群農聚哭天，血滴地爛皮，蒼蒼冥冥遠復遠，天聞不聞不可知。”這樣，就把對自然災害的詛咒，轉到對社會政治的批判上來了。

　　然而，更為可貴和難得的是，詩人對統治階級的批判，是在對自然災害和剝削階級的相互作用的關系上實現的，他認為天災和人禍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的，而且，人禍比起天災，對于普通的老百姓來說，是更難防止，更難克服的，因此它對人造成的災難也就更加慘烈。所以，詩人假借蝗蟲之口沉痛地譏諷道：“貴賤雖云異，其類同一初。此固人食人，爾責反舍且！我類蝗自名，所食況有余。吳饑可食越，齊饑食魯邦。吾害尚可逃，爾害死不除。”可見，詩人對當時社會矛盾的認識是多么鮮明而深刻！

　　當然，就對社會的認識而言，王令的這種見解也并不是前無古人的，早在《詩經》的《伐檀》、《碩鼠》中，就有了對社會現實的深刻的剖析。至于杜甫、梅堯臣、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詩作，無疑也會給他以啟發。但是，盡管如此，王令的深刻獨到的見解也是不會被湮沒的，尤其是他的潑辣大膽，更是他人所缺少的了。

　　那末，我們在欣賞晁補之的《流民》時把王令的《夢蝗》提出來，其意義又在哪里呢？當然，我們絕不可把這兩人分別作為兩個政治集團的代表，然后根據這兩首詩思想意義的深淺來評價兩個政治集團的優劣，這種比較是簡單化的、形而上學的。我們的用意只是在于說明，只要是真正關心現實的詩人，他們都會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和運用自己的藝術手段，去喊出接近于人民甚至是代表人民的心聲，而這一點也正是我們確定一首古詩有無可讀性的最根本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