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　晁補之

生涯不復舊桑田，瓦釜荊籃止道邊。
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shù)沈郎錢。

　　這也是一首憫農(nóng)詩。不過這首詩已經(jīng)不是對稼穡之難的一般喟嘆，也不是對災(zāi)后赤地千里情景的概括性素描，而是用中、近景乃至特寫鏡頭，具體細致地再現(xiàn)了無家可歸的災(zāi)區(qū)逃百姓采榆錢為食的生活慘狀，因此就內(nèi)容來說，它正好可作為張耒《田家二絕》的續(xù)篇。

　　晁補之(1053—1110)，字元咎，濟州鉅野(今山東巨野)人。宋神宗元豐年間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得檢討官。不久，即坐修神宗實錄失實而降官。徽宗時，召還復職，但又因其與蘇軾的關(guān)系以黨論坐貶。于是，他回到老家修“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有不愿復出之意。但晚年得到平反，出黨藉，起知泗州，卒于任上，年五十八。

　　晁補之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其詩頗具幽婉之趣。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中稱其詩“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有集七十卷。他自己認為他的著作猶如雞肋，“食之則無味，棄之則可惜”，因此名之曰《雞肋集》。

　　這首《流民》詩從《宋詩鈔，雞肋集鈔》的編排順序看，似乎是作于隱居“歸來園”之時。這種推測也許不錯，因為無論就當時的詩人主觀原因還是社會的客觀實際看，這首詩的出現(xiàn)都是十分自然的。

　　北宋末年，不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趨尖銳，自然災(zāi)害又頻仍不絕。據(jù)《宋史》所記，仁、英、神、哲、徽五朝，幾乎沒有風調(diào)雨順之年，非早即潦，非澇即蝗，加上吏治腐敗，外族入侵不斷，因此大批農(nóng)民只好拋離鄉(xiāng)土，成了無家無業(yè)的流民。

　　晁補之的這首詩，正是這一歷史事實的真切反映。詩人以凝重的情感、蒼涼的色調(diào)，從一個側(cè)面，記下了生活在十一世紀末的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在這首詩中，我們不但聽到了掙扎在死亡線上人民的沉重的喘息聲。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詩人由于忠實于現(xiàn)實因此不自覺地證明了這樣一條真理：北宋末年的層出不窮的農(nóng)民起義的產(chǎn)生，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的。

　　“生涯不復舊桑田，瓦釜荊籃止道邊”。這是詩的前二句。前一句交待了“因”，后一句表現(xiàn)了“果”。“不復”二字，不僅是明確了農(nóng)民變?yōu)榱髅竦谋厝坏臒o可挽回的命運，也鮮明突出地表達了詩人對于這一現(xiàn)實的強烈的憤懣和對農(nóng)民的同情。前一句以對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刻有力的概括取勝，后一句以對災(zāi)民慘狀的具體細致的描寫動人。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并沒有直接寫入，而是運用了以物寫入的方法，把瓦釜、荊籃這些最能代表流民生活的用具凸現(xiàn)在讀者面前，并且用一“止”字勾劃了這些典型“道具”的狀態(tài)。通過瓦釜和荊籃在道邊的空斜歪倒之狀，暗示其中空乏之狀，人們是不難想到其主人的困乏悲苦的情狀的。它的藝術(shù)作用是不以對一個具體的景物的再現(xiàn)為滿足，而是以調(diào)動讀者的想象為目的，因此它就在有限的形象中包孕了無限的意境了。

　　但就詩的文字所描述的場面看，在“道邊”所“止”的又確實只是瓦釜和籃子，那末，“人”又在哪里呢？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下面兩句：“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shù)沈郎錢”。原來，人都到榆園拾青莢去了。

　　這樣看來，由前二句到后二句，又是由物及人的寫法了，即先寫物，然后引出人。

　　由物及人的寫法，實際上是我國古代文學中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技巧。司馬遷《史記》中的人物傳記，宋代的講唱文學以及各代民歌中以人物塑造為中心任務(wù)的作品，特別是元代以后的戲曲，多運用此法。這首詩從全篇結(jié)構(gòu)看，當然也可看作是此法的運用。但是，這首詩畢竟不是敘事詩，也不是以塑造人物形象為旨歸，因此，只看到其由物及人的一面而看不到其以物喻人的一面，這就好象北方人吃南方菜，只覺其甜而品嘗不出其美味了。“青莢”即榆樹剛結(jié)下的果子。榆樹是落葉喬木，其樹皮和果實均可用來充饑。樹皮要取于老樹，剝下磨成粉，攙在麥面中，稱為榆麥粉。果實則要取未成熟的幼嫩期，或是用鹽拌著生吃，或是和大米小米放在一起熬粥，或是拌以玉米面或白面做成窩頭。就像槐樹花一樣，是百姓喜愛的一種佐食。但這是指作為佐食、副食，饑寒百姓如流民要作為唯一可以充饑的主食就是那么回事了，單純的榆粉苦澀，難以消化，青青的榆莢也是無法抵擋饑餓的。蘇軾說他在“嘉佑年中，過豐，沛，人缺食，鄉(xiāng)民多食此(榆皮)”。這種痛苦的記憶，使他一生都很討厭榆樹：“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榆莢還有個特征，即其外形圓薄如錢幣。而且是一串串掛在枝頭，就像古代使用的成串銅錢一樣。所以古人拿這一特征戲說，如唐代詩人施肩吾的《戲詠榆莢》：“風吹榆錢落如雨，繞林繞屋來不住。知爾不堪還酒家，漫教夷甫無行處”；清代陳維崧的《河傳第九體·榆錢》：“蕩漾，誰傍？輕如蝶翅，小于錢樣。拋家離井若為憐？凄然。江東落絮天”。

　　晁無咎在詩中也將榆莢與銅錢聯(lián)系起來：“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shù)沈郎錢”。沈郎錢是一種極小的銅錢，晉代沈充所造。因榆莢和這種沈郎錢在外形上類似，后人多有將二者連屬相比的。唐姚合《題梁國公主池亭》中有云；“素荷花開西子面，綠榆枝散沈郎錢”，李商隱《江東》有句云：“今日春光太漂蕩，謝家輕絮沈郎錢”。這些，都是取沈郎錢的輕和小來比喻榆莢的輕巧飄落之態(tài)的。可貴的是，晁無咎沒有像上面這些詩人那樣，僅僅在形狀上將榆莢與沈郎錢聯(lián)系起來，去狀物或者是戲說，而是把對流民的悲憫深深納入其中：詩人強調(diào)日暮，這不只是標明時間，而是在暗示從早到晚都在為充饑拾取榆莢，但榆莢并更不能解除饑餓，所以拾了就吃，吃了又餓，餓了再拾，直到榆園日暮，還在不斷拾取，無望地陷入這場饑餓填充中。同樣地“可憐無數(shù)沈郎錢”也不僅僅是兩者形狀上的比擬，更是對流民艱難人生的悲嘆。拾榆莢充饑，就夠悲苦了，而榆莢又如此之小，就需要更多的榆莢才能填飽肚子，自然也就需要更多地拾取，這也是流民們?nèi)漳哼€在榆園的原因。詩人字面上是在感嘆榆莢之小，內(nèi)涵則是慨嘆流民拾取之艱，生存之難！晁無咎是蘇軾的學生，著名的“蘇門四學士”之一。蘇軾因悲憫豐，沛民眾因缺食多食榆皮因而終生都討厭榆樹，晁無咎感嘆榆莢之小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老師是直接說出，學生是用反諷的手法而已！

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shù)沈郎錢。

　　在表現(xiàn)手法上，詩人在處理從空間位置上很有特色：詩人是有意由點到面，由近及遠來鋪展畫面的。所以，由道邊到榆園，就不僅僅是常見的場景的轉(zhuǎn)換，更是為了空間擴大的需要。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詩所描繪的社會生活的場面，是以“日暮”為其規(guī)定的時間，以曠野為其廣闊的背景的。空間如此之大，色調(diào)(“日暮”)又如此灰暗，這就使整個畫面顯得無比幽深冷寂，給人以其苦綿綿無盡期的悲涼壓抑之感，顯然，這都是適應(yīng)詩人眼前之景，當時之情而來的。所以，以物寫入的手法也就自然而然。

　　流民作為北宋末年的突出的社會現(xiàn)象，當然不僅僅為晁補之一人所注意。把它作為創(chuàng)作題材的也還大有人在。如當時的吏部郎中鄭俠就曾在奏章中附了一幅《流民圖》來攻擊王安石的新法，他以為流民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必然結(jié)果，因此，盡管這幅畫在客觀上對后人來說，依然有著重要的認識作用，但這種帶有偏見的認識卻削弱了畫的思想性，甚至正因為如此，人們也不能不對它所描繪的具體生活場景的客觀性，提出某種程度上的懷疑。從這一點來說，晁補之的這首詩是值得稱贊的，因為它并沒有明顯的政治派別的偏見。

　　說到這里，我想把變法派王令所寫的一首同題材詩《夢蝗》拿來對讀一下，也許會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夢蝗》是一首寓言詩。詩人假托蝗蟲之口，大膽尖銳地痛罵丁統(tǒng)治者的兇殘貪暴。就思想性來說，晁補之的《流民》是不能與之比擬的。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令政治家的氣質(zhì)和年少氣盛的個性。也許這正是暮年的晁補之不如青年的王令鋒芒畢露的一個原因吧。

　　《夢蝗》的開頭便描述了蝗災(zāi)發(fā)生后的可怕的景象，而且連蝗災(zāi)發(fā)生的時代背景也毫不回避：“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來，朝飛蔽天不見日，若以萬布篩塵灰，暮飛嚙地赤千里，積疊數(shù)尺交相埋。……嘉禾美草不敢惜，欲恐壓地陷入海，萬生未死饑餓間，肢骸遂轉(zhuǎn)蛟龍醢。”這種既概括又具體的描寫，勾畫出的是一幅多么慘重的生活圖景！可見詩人對自然景觀的描寫，是有著獨到的表現(xiàn)能力的。但是，如果一味地這樣寫下去，那也未必就是一首好詩，因為詩之為詩，是絕不能停留在對生活現(xiàn)象的自然描摹上的，它必須透過現(xiàn)象，揭示出隱藏在這一現(xiàn)象后面的更深刻的東西。為此，詩接著便寫道；“群農(nóng)聚哭天，血滴地爛皮，蒼蒼冥冥遠復遠，天聞不聞不可知。”這樣，就把對自然災(zāi)害的詛咒，轉(zhuǎn)到對社會政治的批判上來了。

　　然而，更為可貴和難得的是，詩人對統(tǒng)治階級的批判，是在對自然災(zāi)害和剝削階級的相互作用的關(guān)系上實現(xiàn)的，他認為天災(zāi)和人禍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的，而且，人禍比起天災(zāi)，對于普通的老百姓來說，是更難防止，更難克服的，因此它對人造成的災(zāi)難也就更加慘烈。所以，詩人假借蝗蟲之口沉痛地譏諷道：“貴賤雖云異，其類同一初。此固人食人，爾責反舍且！我類蝗自名，所食況有余。吳饑可食越，齊饑食魯邦。吾害尚可逃，爾害死不除。”可見，詩人對當時社會矛盾的認識是多么鮮明而深刻！

　　當然，就對社會的認識而言，王令的這種見解也并不是前無古人的，早在《詩經(jīng)》的《伐檀》、《碩鼠》中，就有了對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刻的剖析。至于杜甫、梅堯臣、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詩作，無疑也會給他以啟發(fā)。但是，盡管如此，王令的深刻獨到的見解也是不會被湮沒的，尤其是他的潑辣大膽，更是他人所缺少的了。

　　那末，我們在欣賞晁補之的《流民》時把王令的《夢蝗》提出來，其意義又在哪里呢？當然，我們絕不可把這兩人分別作為兩個政治集團的代表，然后根據(jù)這兩首詩思想意義的深淺來評價兩個政治集團的優(yōu)劣，這種比較是簡單化的、形而上學的。我們的用意只是在于說明，只要是真正關(guān)心現(xiàn)實的詩人，他們都會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和運用自己的藝術(shù)手段，去喊出接近于人民甚至是代表人民的心聲，而這一點也正是我們確定一首古詩有無可讀性的最根本的出發(f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