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據不完全統計，自1946年嵇文甫先生發表高拱研究開山之作《張居正的學侶與政敵——高拱的學術》以來，已出版專著4部，學術論文近70篇，碩士論文4篇，約有20部專著設有高拱研究的章節或論及到高拱。這些研究在高拱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社會改革、邊疆治理、著作傳記、歷史地位等方面作了重大拓展和深化，成績顯著。總結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問題，無疑對于高拱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十分有益。

　　關鍵詞：高拱；學術思想；社會改革；邊疆治理；著作傳記；歷史地位；回顧展望

　　高拱（1513-1578），字肅卿，號中玄，謚文襄，河南新鄭人。他自嘉靖二十年（1541）中進士后，先后任大學士、禮、吏二部尚書及內閣首輔等要職。在他居官期間，特別是從隆慶四年（1570）職掌吏部事繼又提任首輔后，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洗刷頹風、振興朝政的改革，在吏治、邊政、法治、賦稅、漕運等方面都卓有建樹，開創了隆（慶）萬（歷）大改革的先河。在學術上，他針對宋明理學虛偽迂腐、空疏誤國的流弊展開了全面批判，系統地闡發了他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為推動明代學術的發展和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學術界對高拱的研究，發端于1946年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報》上連載的論文《張居正的學侶與政敵——高拱的學術》[1]420-434，至2008年8月為紀念高拱誕辰430周年，在其故里河南新鄭召開的明史暨高拱國際學術研討會，已有60余年。在此期間，出版和發表了大量高拱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涉及到他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吏治改革、經濟改革、軍事改革、邊疆治理、著作傳記、歷史地位等諸多方面。本文擬對高拱研究的成果加以綜述，并作一簡要評價和展望，以期將其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一

　　在高拱的學術思想中，哲學思想是其重要內容。學術界對高拱的研究，首先就是從哲學思想開始的，其研究成果也相當豐厚。

　　嵇文甫認為，高拱是一個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有特別表現的人物，是一位站在時代前面開風氣的人物[1]434，是滿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義思想家[2]461，也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過黃綰的思想家[3]691。嵇先生認為，高拱學術思想的特質是尚通、尚實，有許多地方開清儒之先[1]434；他的學術，大概可用“通”和“實”兩個字來概括，平正通達，有實用而近人情[1]420。李慎儀認為，高拱把感覺經驗作為認識的來源，他的認識論是一種直觀反映論；他通過對程朱“理先氣后”和“性即理”的批判，闡發了“氣即是理，理即是氣”的氣本論觀點；通過對“天人感應”和“五德終始”說的批判，闡發了他的無神論思想；通過辨析“義”和“利”、“義”和“力”的關系，論證了他的直觀辯證法思想[4]。葛榮晉認為，在天人觀上，高拱集中揭批了天人感應說和災異譴告說，對神學迷信的社會根源作了精辟分析，繼承發展了王廷相的無神論思想；在認識論上，他提出了“聞見之知乃德性之資”、“尊德性而由于問學”的著名論斷；在歷史辯證法方面，他闡述了經權、義利、義力、時勢等辯證法思想，比王廷相又前進了一步[5]625-635。葛先生還認為，在理氣關系上，高拱把程朱“理先氣后”說顛倒過來，提出了氣先理后說，把理氣關系改造成物質論與規律論相統一的唯物論；在人性問題上，他反對宋儒的人性二元論，認為人只是一個性即“氣質之性”；在理欲問題上，他提出“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用”，“人情即天理”的觀點，從而揭露了封建倫理道德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給人的情欲以合理的道德地位[6]185-187。牟鐘鑒指出高拱大力批判程朱理學并改造王陽明心學，建立起一套具有一定深度的哲學理論：“氣即是理”，“理即是氣”的氣本論；“圣人以人情為天理”的理欲論；“人只是一個性”的人性一元論；“災異本不可以事應言”的無神論；批評“知行合一”說和“致良知”說；“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的義利觀；“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的軍事辯證法思想；“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的經權統一論；并提出做人求誠，做學問求是，做事情求實，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7]269-281。林怡伶探討了高拱的理學思想，即“氣先理后”的本體論，心性根源于形氣的心性論，格物致知的知識論，“明善”“誠身”的修養論和“權變之道”的方法論，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學術地位[8]。岳天雷提出，在本體論上，高拱闡發了“氣具夫理，氣即是理；理具于氣，理即是氣”的氣本體論；“常久不息，化生萬物”的元氣本原論；“人只是一個性，此言氣質之性”的氣質人性論[9]。在天人觀上，他論述了“在天有實理”的天道觀，“在人有實事”的人道觀和“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的天人觀。高拱還批判了“天人感應”說和“五德終始”說，決心根除迷信命運的認識根源和社會根源[10]。在辯證法方面，他闡發了“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的政治辯證法；“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的軍事辯證法；“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的經濟辯證法；“用有所養”、“寬嚴適宜”的教育辯證法；“德才兼備”、“務核名實”的人才辯證法[11]。在認知論上，他論述了“事必求其實”的求實論，“虛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論，“貴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論，“聞見”和“問學”的知識論[12]。李書增認為，高拱闡述了“氣具夫理，理具于氣”的宇宙觀，“事必求其實”，“虛心以求其是”的認識論，“義”“利”和“經”“權”相統一的辯證法思想。他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3]1024-1055。

　　經權思想作為高拱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重要內容，研究成果頗多，但亦有爭議。嵇文甫認為，高拱對漢宋儒家各種異說加以批判，他總結的“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的道理，通于大《易》，通于《中庸》，和后來王船山所謂“其不定者皆一定者也”，有異曲同工之妙[1]425。高拱的經權思想牽涉到一般原則和具體運用的問題。他很得力于這個“權”字，所以他講道理都很切合人情事變，平正通達，和那班迂滯偏執的道學家大異其趣[2]454。趙紀彬指出，高拱不分居常、處變，均需用權，以“權”作為一個普遍性的方法論范疇，此點頗有特識，自有其正確的意義。高拱權說中的直觀辯證法因素，頗為鮮明和豐富，但其對錘與衡的關系只見其相成而不見其相反，終至以“反經合道”為不可能，自陷于形而上學[14]282-302。張立文認為，高拱的經權觀既蘊涵著本與末、體與用、“衡”與“錘”的對待性，又內蘊著相輔相成、相互貫通、相互轉化的統一性。他的辯證經權觀使中國的歷史哲學、道德哲學進入了辯證思維的殿堂，在中國經權范疇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5]733-735。葛榮晉提出高拱對“權”的解說富有辯證法的精神；“權”作為一種辯證的認識方法和處理事物的應變能力，是從后天的問學、行事、深思、積養等經驗中獲得的。他的經權統一說是對中國經權問題討論的一次概括和總結[5]633-635。牟鐘鑒認為，經權之說，長期聚訟紛紜，高拱之說一出，可謂千古疑義，一朝洞開。高拱用體用范疇建立起經權統一論，這是他在理論上的一大創新。這種新經權論，一反傳統偏見而獨具特色。高拱經權新論包含的深刻思想和一般意義，就是理論聯系實際，任何一種原理原則都必須結合實際，靈活運用[16]。岳天雷指出，在經權關系上，高拱闡發了“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的辯證經權觀；在權與經、權與道、權與中的關系上，高拱闡述了權變的原則性、規律性和適度性問題；在權變方法上，高拱通過論證權變的必要性和普適性問題，提出了“權也者，圓而通者也”的權變新論[17]。岳天雷又指出，在權變性質上，高拱論證了權變方法的必要性和普適性；在權變內涵上，提出了“合圓”“會通”說，深化了權變范疇的哲學內涵；在權變原則上，論述了行權須合道、當則、適中；在權變價值上，高拱權說是為其“更法以趨時”的改革提供理論基礎的[18]。鄧志峰則持有不同觀點，認為高拱的“權”就是權術，時人批評高拱“任權術”并沒有說錯，他就曾專門撰文討論過權術問題。他的經權論與傳統的經權論頗有不同，反而與王守仁、耿定向等的觀點大致無異[19]341、256。

　　經學思想也是學術界對高拱學術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臺灣學者鐘彩鈞認為，高拱的經學思想主要是《四書》學——對朱注從信從到批判，《春秋》學——政治體驗與經書詮釋，圣人觀——天理人情之至，儒學觀——體用兼備經權不離。由此，鐘先生得出四點結論：他把政治家的實際體驗融入經書詮釋中，而常有精到的見解；他的經學從朱注出發，而走向批判朱注，并重視體用一致的經世之學；他的學問是精勝于博，但從方法學來說，他還是朱子的后裔；他批判朱注，用意在回到圣人本義，雖然在方法上沒有創新，但其返回圣人本義的努力，使他成為明代后期經學復古思潮中的一員[20]463-483。周書燦闡述了高拱的經學貢獻問題，認為高拱通過對《周禮》的懷疑與辨偽，對《尚書·洪范》及蔡注的質疑與批判，對《春秋》災異譴告說的批判，闡發了他的經學思想。他還通過對《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詮釋和解讀，撰成《日進直講》一書，成為后人研究高拱經學思想的重要文獻[21]44-54。陳娟認為，高拱將實學注入經學，為經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提出的“天理不外于人情”的研究原則，擺脫了明代經學研究的玄遠、空疏的傳統。他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也為其經學研究提供了強大理論批判力量，對貫穿于經學中的理學、心性之學作了有力批駁。其經學思想對于充實明清經學歷史，探討明朝經學發展有著一定的價值[22]。

二

　　高拱的政治思想是以“尚實”為宗旨、以經世致用為基本內容的思想學說，并集中體現在他的教育思想、人才思想、軍事思想、法治思想、經濟思想等方面。這也是專家們研究的重要內容。

　　教育思想。嵇文甫認為，高拱的帝王教育論和宰相教育論，通達世變而切合實用，顯然帶有事功派或實用派的色彩[1]430。朱鴻林提出，高拱對經筵講學問題作了一系列反思：在經筵日講內容上，他主張除了講授《四書》和“五經”之外，還要增加“祖訓”和歷朝故事，這是建基于他一再強調的為治之要在于“法祖”的見解；在講官技能要求和出身資格上，他主張出身翰林的閣臣和講官先要給予特殊而有實用性的訓練，才能具備職業所要求的技能，并在為政以實的思想指導下，內閣大學士不應只用出身翰林的官員，而應該參用其它衙門的官員；在講官道德素養和講讀方法上，他主張講官必須是個正人君子，有聲望，有信用，言行相顧，心口合一，而又頭腦聰明，思維靈活，隨機表達，能夠給予人君見微知著、由小見大的啟發。臣下應該反求諸己，要求先有好講官，再求熱心參與的皇帝，否則無法改變隆慶朝經筵頹廢的現狀[23]5-22。

　　人才思想。王宗虞認為，高拱主張“修舉務實之政”，反映在他的用人思想上，就是要用有真才實學之人，不能單憑學歷和資歷。進士舉人并用，“但系賢能，一例升取”；授官之后，惟考政績，不問出身。高拱重視邊疆州縣正官的選拔與任用，其原則是“不當為官擇地，只當為地擇官”。邊地官員既有行政民事之責，還有保衛國家的軍事之任，因此“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除補”。這已大大地高出了歷代名君賢相的用人思想[24]。王興亞提出高拱的用人思想是：發現人才，廣求賢能；培養在先，使用在后；儲備人才，建立梯隊；選用賢能，不論資歷；因人授職，人盡其用；選好要害部門正官，等等。在當時條件下，高拱的人才思想是高出于時人、難能可貴的。唯一的缺失是沒有論及科技人才[25]。毛佩琦專門論述了高拱與邊才的培養與儲備問題，認為高拱提出增加兵部侍郎編制，對人才實施獎勸激勵之法，兵部司屬要選取邊區人員等措施，使得從嘉靖末到隆慶年間軍政名臣人才輩出，雖然這是當時的大環境使然，但不能不說與高拱等人培養儲備邊才的政策主導有關[26]。岳天雷論述了高拱“用人必先養人”的育才思想，“人有當用之才”的識才思想，“有才皆得其用”的用才思想和“推賢讓能”的愛才思想。研究高拱的人才思想不僅有助于正確評價其吏治改革，而且對我們實施的人才強國戰略也有借鑒價值[27]。喬鳳岐認為，高拱的育人用人思想是：育人要因人而教，養人以備他日之用，用人所長、不拘一格，考核賞罰要務核名實。這種人才培養與使用理論，在中國思想史上仍然有著重要地位[28]175-183。

　　軍事思想。李慎儀認為，高拱在邊略上實行的是“以力行義”。其具體戰略思想是“南剿北撫”。但不論剿撫，他都堅持“以力行義”的原則。他說的“以實為聲”就是“以力行義”[4]。葛榮晉指出，高拱針對程朱割裂“義”與“力”的形而上學觀點，闡發了“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的軍事思想。義與力的關系，并非絕對不相容，而是相輔相成的[5]632-633。岳天雷論述了高拱的“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的正義戰爭論；寓戰于守，寓守于和的防御戰略論；“先實后聲”，聲實互用的靈活策略論。高拱的軍事思想不僅為其軍事改革和靖邊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南，而且對我國今天實施的和平軍事戰略也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29]。

　　法治思想。張鳴芳從吏治考察的角度，提出高拱要求考核時綜核名實，“但問其政之美惡，勿論其名之有無”，如此才能達到“官修實政”的目的；要求明確考核的目的，為破除懲汰官員循以定數之弊，高拱提出“惟求至當，不得因襲故常”的措施；應加強平時考核，不必等到歲終再行；強調考察從嚴，分清是非，不能因循舊例，考察之后，還要獎勤罰懶，懲酷罰貪[30]。岳天雷將高拱的法治思想概括為：“本之以公，祥刑之經”的立法價值論；“法必貴當”，“罪必責實”的司法原則論；“宥過刑故”，反對大赦的執法實踐論；“禮樂馴服，法度繩約”的禮法并用論。其中還蘊涵有公平公正、變法改革、從嚴執法和禮法并重等可資借鑒的精神品格[31]187-200。

　　經濟思想。牟鐘鑒指出，高拱鑒于理學末流坐而論道，侈談心性，口不言功利，造成空疏不實的學風，從理論上批判超功利主義，重新詮釋義利之說。高拱以公私辨義利，確是一種高見，把義利之辨提高了一個層次。他還痛斥宋儒對理財官吏的誣蔑和攻擊，為唐朝理財家劉晏辯誣鳴冤，其目的就是要大家認識到超功利主義的危害，去掉因襲虛浮、不務實際的習氣，號召整個社會注重經濟生活方面的實際學問[16]。岳天雷認為，在義利關系上，高拱主張“義者，利之和”，提倡謀利計功，反對“以名為利”；在理財和王政的關系上，主張“理財，王政之要務”，力倡生財之說，理財之道。高拱這種以功利為價值取向的經濟思想，既是他批判宋儒超功利主義的有力武器，也是其主政期間推行經濟改革的思想指南[31]201-219。與高拱的經濟思想密切相關的是其民生思想。林金樹認為，高拱、張居正反對“重義輕利”說教，為生民興利制造輿論；重視發展生產，為改善民生創造經濟基礎；大力整頓吏治，為改善民生營造安定環境。但高、張對民生問題關注的重點也有差別：高拱關于中央和邊區官員配備與選用，多具創新意義；張居正更關注社會財富分配，尤其痛恨豪強兼并；高拱將商業在民生中的作用提高到事關全民生活的新高度，而張居正特別強調商業與農業的互動關系。盡管他們的民生思想有其差別，但在理論上，他們“前后呼應”；在實踐上，張繼續完成高未竟之業；他們都是為了“裕民富國強兵”這一崇高事業。謀“生民之福”是高、張的共同追求[32]69-84。

　　政治思想的特質及品格。岳天雷認為，“崇實黜虛”是高拱政治思想的特質，體現為“天地之間惟一氣而已”的元氣實體論；“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的實理實事論；“事必求其實”，“虛心以求其是”的求實求是論；“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實政實惠論[33]。其精神品格主要表現為：“務實而不務名”的務實精神，“虛心以求其是”的求是精神，“子有駁正”的批判精神，“貴乎知而能行”的實踐精神，即“以天下為己任”的勤政精神和“挽刷頹靡之習”的改革精神。這些精神品格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34]。

三

　　隆慶四年至六年（1570-1572），高拱職掌吏部事繼又提任首輔期間，針對明朝內外交困、弊端叢生的局面，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顯著成就。在其相關論著中，學者們就高拱改革的綱領、內容、歷史地位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有些問題也有重大分歧。

　　改革綱領。韋慶遠把高拱的《除八弊疏》作為其改革綱領，并與張居正的《陳六事疏》作了對比研究，指出高、張兩疏都是立足于除舊布新，將國家的前途寄托于改革上。盡管兩疏提出的時間、背景不同，立論也略有不同，但都起到了前呼后應，振聾發聵，統籌全局的作用。對隆慶后期和萬歷前期的大改革，一直起著指導性的積極作用[35]225。岳天雷指出，高拱的《除八弊疏》全面揭露了嘉靖中后期的“八弊”積習，提出了破除“八弊”的改革對策，指明了“修內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標。這一綱領性文獻對高拱執政后的整頓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36]。劉志琴則認為，高拱的《除八弊疏》只停留在具體的是非論斷上，缺少理論的提升，更缺乏張居正那樣高屋建瓴，全局在胸的氣勢[37]127。

　　改革內容。高拱的改革涉及到吏治、軍事、邊政、法治、經濟等諸多方面，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厚。嵇文甫認為，高拱有干濟才，勇于任事。既為首輔，更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其籌邊、課吏、用人、行政，不數年間，成效卓然[2]450。牟鐘鑒指出，高拱在清整吏治、選儲人才、安邊強兵等方面都頗有建樹。在整頓吏治上，改革官吏考察升降制度；精簡機構編制，裁革冗員，充實弱項；儲養人才，愛才護才。在定策安邊上，他力排眾議，圓滿解決了俺答封貢和安國亨之亂問題。這一時期的邊政，西北、東北、西南、南方等地的整頓、改良和鞏固，都與高拱決策正確、用人得當、施行堅毅有極大關系[16]。黃仁宇認為，高拱性急而有闖勁，他藐視官場的慣技和程式化的守舊作風，竭力教導各級官僚具有一種管理意識，善于選拔任用官員，如任命張學顏巡撫遼東，王崇古總督宣大，殷正茂提督兩廣等等。兵部高級職位必選有軍事經驗的官員，中央政府派人定期視察邊防[38]562-564。韋慶遠論述了高拱對人事制度和邊政的整頓改革，如對軍事領導體制和邊防將官選任制度作出了突破性改革，以政績而不以資格作為任官的主要依據，加強對官員的考察，擴大考察范圍等；促成俺答封貢的實現；取得擒斬漢奸趙全和瓦解板升叛亂勢力的勝利。他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識見、最敢于改革舊制，而又能妥慎制訂符合實際需要新規制的吏部尚書。他所謀劃和推行的新法，實為明代人事制度掀開新的一頁[39]352-392。許敏認為，高拱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樹。他在主持接受俺答孫求降以及對俺答封貢互市中，把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在兩廣、云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40]1590-1596。毛佩琦認為，高拱通曉政務，勇于任事，負經世之才，在整頓吏治、選儲人才、安邊強兵等方面頗有建樹。在高拱主持、張居正贊助下，俺答封貢互市成功，使北方邊境保持了三十年之久的和平安定局面[41]168-173。金程豐對高拱實施的吏治改革、財政措施、邊疆治理作了論述，并分析了高拱改革對明中后期改革的影響及其作用[42]。趙世明指出，高拱刷新吏治，整飭言路，振興學政，力革官吏頹廢之習，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激活了行政機制；整頓軍備，策成俺答封貢，平定地方叛亂，社會漸趨安定；重視商業，行惠商、恤商之政，經濟日漸復蘇，凡此等等，其改革成效卓然[43]。岳天雷提出，吏治方面，高拱細化懲處條例，打破循以定數陳規，舉劾必實，舉人進士并用；增加提升官員透明度，建立人事檔案制度，州縣正官年輕化，地方小官異地化。軍事方面，改革兵部領導體制，兵部官員專業化，邊防將領特示優厚，實行邊關總督休假制度，邊方設立兵部司屬，劃定邊方之地。法治方面，觀政進士和州縣正官講求律例，刑部司官專業化，懲汰貪酷之官。經濟方面，加強理財官吏選用，完善稅糧征收措施，推廣丈田均糧和一條鞭法改革，整頓幣制，推行惠商政策，疏通漕運，恢復海運等。這些改革取得了“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顯著效果[31]220-410。

　　除了以上全面研究高拱的改革內容之外，軍事改革和邊疆治理是史學界研究的重點問題。孟森指出，隆、萬間軍事頗振作，高拱、張居正皆善馭將。高拱亦政事才，不失為救時良相[44]236。趙世明認為，高拱改革軍事體制，增加兵部官員，創設軍事官員人才儲備制度、特遷制度、邊防官員休假和內遷制度等激勵機制，同時強化軍備人員不職誤事的懲處之制等，使明中后期軍備一度振興，邊防形勢大為改觀，其改革在明史上舉足輕重[45]。岳天雷提出高拱在軍事上的主要成就有二:一是對兵部領導體制和邊防將官選任制度進行了突破性改革；二是對南倭北虜、東蠻西夷挑起的邊患采用戰撫兩手所取得的重大勝利。他的軍事改革和靖邊實踐取得了“邊陲晏然”的成效，使隆慶朝出現中興之勢[46]。李良品認為，高拱對貴州安國亨之亂的定性是準確的：即不同宗派的互相仇殺，屬于彝族內部的內亂，而不是地方土司政權對抗中央政權的叛亂。高拱處置的對策也是正確的：不能派兵鎮壓剿滅，只能和平解決。這是他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一個極為成功的范例[47]。劉祥學、余同元認為，高拱針對嘉、隆時期西南邊患，采取的方針政策是：對廣大下層各族百姓的反抗活動，采取以剿為主、剿撫兼施的方針；對土司反叛，確立以撫為主的治理方針，以緩和西南地區民族矛盾；整頓吏治，以緩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這為張居正的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48]97-109。彭勇提出高拱邊政功績的取得是同他的民族觀與民族政策分不開的，并以高拱促成西北俺答封貢為例，提出“華夷之防”和“華夷一家”是構成其民族觀的主要內容。他的民族政策呈現出“懾之以威”、“因俗而治”、“懷之以恩”、“務實靈活”、“慎選官員”的特點。高拱的實政思想在其處理民族事務、制定民族政策方面也得到了切實體現[49]85-96。

　　俺答封貢的主持者和決策人問題，學者們頗有爭議。有學者認為是隆慶帝[50]，有學者認為是張居正[51]115，而鄧之誠則認為是高拱，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為最成功，雖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則拱也。隆、萬以后，韃靼擾邊之患遂減[52]139。李勤奎指出促成俺答封貢的首功當屬高拱[53]。顏廣文提出，高拱主導了俺答封貢事件的全過程，高拱是解決該事件的真正決策人。張居正主持修撰的《明穆宗實錄》，刻意隱瞞高拱這一功績，導致學界對高拱研究的忽略[54]。

　　高拱不僅重視邊疆治理問題，而且還在隆慶改革的背景下，關注和參與了河南地方政治。牛建強指出，高拱關注和參與河南地方政治集中體現在：新鄭城墻的改筑，郭店驛站的添設，民兵操備的撤除，新鄭歸屬的調整，宗藩祿米的籌措，族眾奴仆的約束，地方治安的強化，撫按職事的支持。高拱改革的時間盡管短暫，但已“先立規模”，繪制了初步的改革藍圖，開啟了改革步伐，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這種改革精神和一些成果被張居正所繼承，成為萬歷最初十年更大規模改革的起點和彌足珍貴的經驗遺產[55]23-43。

　　歷史地位。嵇文甫最早提出高拱開創張居正之先河的觀點，認為新鄭于江陵還是先進，江陵的學術和事功有許多地方實在可說是淵源于新鄭[1]420。有許多事情江陵似乎還是繼承他抄襲他的[1]434。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許多方面開張居正之先[2]451。他有許多整飭吏治，考察官吏的方法，和后來張居正所行正相類。后來把許多邊防功都歸結居正，而不知高拱實開其先，也應當分得一份[3]682。韋慶遠把明中后期的改革運動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隆慶后三年為第一階段，是這場改革運動的創始期；萬歷前十年為第二階段，是隆慶后期改革的延續期。隆慶和萬歷兩朝的改革是一個不同階段性的整體，合稱為“隆萬大改革”[39]3-5。岳天雷認為，高拱主持隆慶后期的改革開創了萬歷初元大改革的先河，即首先奠定了隆萬大改革的理論基礎——變法思想、權變思想和實政思想；首先提出了隆萬大改革的政治綱領——《除八弊疏》；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綱領付諸實踐；他還為張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基礎和政策基礎[56]。

四

　　在隆慶內閣中，高拱、徐階、張居正均為重要閣臣。高與徐、張之間的關系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問題，在是非功過的界定上亦存在較大分歧。

　　關于高、徐關系，學者們多從性格、恩怨、爭權等方面予以論定，爭議頗大。孟森認為，高拱扼徐階，居正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權勢之間相軋如此[44]236。湯綱、朱元寅認為，高拱為政有才能，但傲氣、抱怨心重，被逐出內閣是當時官場相互傾軋的必然結果[57]。劉志琴指出，徐階起草遺詔，高拱全盤否定，這就勢必毀掉以平反冤獄為前導的改革。高拱把興利除弊的正確政策，說成是為先帝抹黑，以此迫使徐階罷相。在嘉靖穢政之后要更化改制，必須力糾前朝弊政，這是革新的起點，但高拱沒有膽識和度量擺脫一己的私仇，丟不開個人恩怨，這就失去了改革的重要前提，再也不可能邁出前進的步伐[37]83。樊樹志認為，高拱一向以精明強干自詡，傲視同僚，先后趕走閣臣陳以勤、李春芳、趙貞吉、殷士儋[58]19。戰繼發認為，高拱如同好斗的雄師，橫沖直撞，迫使徐階、陳以勤、趙貞吉、李春芳、殷士儋等先后辭官[59]。姜德成認為，高拱初入閣，即負氣沖撞徐階，不滿首輔獨尊的現狀。以遺詔謗先帝，攻擊首輔徐階，刻意制造不同政見，完全出于政客懷私圖謀之手段。他反對徐階放寬言路，反招科道攻擊，自己付出沉重代價。后來徐階去政，也是高拱賄賂李芳所致[60]332-334。

　　但也有許多學者持有不同觀點。張憲博提出高拱迫使徐階致仕在時間上不符，高拱入閣一年多，于隆慶元年五月，便被迫離去。徐階于隆慶二年七月致仕，其時高拱仍閑居在家，直到三年十二月底才被召還。因此徐階致仕與高拱沒有直接的關系。一個在野失意之臣，如何能撼動日值中天的首輔徐階[61]353。趙世明認為，高拱復出后，力反徐階所為，力行改革，重新評價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改判方士王金等，從而創造了良好的君臣關系和政治氛圍，為進一步改革找到了支點和依據。如果僅從修怨的角度進行解釋顯得失之偏頗[62]。韋慶遠提出隆慶內閣存在著以徐階為首的保守派和以高拱為首的改革派兩大營壘的對立，認為閣員之間固然存在著爭權奪位問題，但更重要的在于他們在政綱上的嚴重分歧、在意識形態和學術思想上的對壘。進入隆慶以后，有識之士迫切要求更新改制。徐階、李春芳仍然堅持“恢復祖宗成法”的老套，無法接受急劇的變革而前進。而高拱、張居正則分別提出了一系列大破常格、立足于變的方案，堅持變通改革，適應了時代潮流。兩種政見的對峙，根源于學術門戶的對立和理論上的分野。徐、李、趙（貞吉）尊從陸王心學，屬于陽明學派；而高、張則服膺和推行的是法家學說，立足于變法革新[39]5-14。岳天雷認為，高、徐是隆慶內閣中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對立，表現為大破陳規、整頓改革與救弊補偏、恢復舊制的政治綱領的對立，力倡經世實學與崇尚陽明心學的學術傾向的分歧[31]5-9。許敏認為，高、徐確有政見和處事方式、性情上的重大差別，學術取向也大相徑庭，但若要說高、徐有改革與保守之分也未免絕對了一些，說徐屬于保守派一類似也不妥。因為徐主政期間在吏治上的改革是大有成效的，其后張居正既繼承了高拱改革朝政中的成功元素，也汲取了徐階施政方針中的合理成份[63]127-134。陳時龍認為，徐階倡講學，李春芳助講學；高拱反講學，張居正禁講學。講學與反講學的斗爭，實際上是政治斗爭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學術傾向的差異所引起的，所謂徐、李與高、張兩大陣營的對立實際是不存在的[64]101-147。

　　關于海瑞對徐、高評價的前后變化問題，史學界也有所研究。海瑞先是在《論劾黨邪言官疏》中贊美徐階，指斥高拱，其后又在該疏《附錄》中指責徐階，肯定高拱。吳晗認為，在徐、高的斗爭中，海瑞沒搞清楚，對徐階只看到好的一面，不知道他壞的一面，對高拱只知道他的缺點，沒有弄明白他的政治品質好的一面，做了錯誤的支持和抨擊。但是幾年以后，弄清楚了，就自己檢查。海瑞自編文集，在罵高拱的信（疏）后附記：“一時誤聽人言，說二公心事俱未的確。”改變了對兩人的看法[65]。張德信進而分析了這一變化的原因，認為海瑞上《論劾黨邪言官疏》，肯定徐階，指斥高拱。其原因是：海瑞是出于對徐階的救護之恩的感激和對高拱才識的不了解，更沒有認識到徐、高的矛盾沖突根源在于政見的不合；海瑞基于彈劾有功于隆慶初期政局穩定的首輔徐階，自然遭到反對的認識；海瑞對高拱的指斥，多空言而少實指，更未指出高拱指使齊康彈劾徐階的證據。但罷官之后，海瑞在該疏后加一《附錄》，又指責徐階，肯定高拱。其根據是：徐階產業之多，令人駭異；開設店鋪，從中牟利；縱容子弟及家人，多行不法之事。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處置徐階等鄉官，客觀上與高拱有相通之處，但其動機和目的不同。海瑞對徐、高評價的前后變化，都是自己觀察的結果，因此欠客觀，欠準確[66]55-68。

　　關于高、張關系，學者們對二人在隆慶后期攜手共政以行改革基本達成共識，但對隆萬交替之際張居正是否有“附保逐拱”之事和參與密謀“王大臣案” 問題爭議很大。“附保逐拱”是指穆宗去世之后，神宗登基之初，張居正表面敷衍高拱，暗中與馮保結成權力聯盟，扳倒高拱的權力之爭。“王大臣案”是指高拱罷官后，馮保挾舊怨而居正為專權，二者相結，欲陷害高拱于死地，然此案終以殺一王大臣而了結，未能牽連于高拱的案件。牟鐘鑒認為，正當高拱大有作為之時，不幸穆宗去世，失去靠山。神宗即位后，他又不懂得如何重新取寵固位，反而開罪于權勢宦官。于是張居正趁機與宦官馮保勾結，取得太后支持，驅逐高拱。高、張才識相當，而沉機默運高不如張，張勝高敗，實屬難免[16]。韋慶遠提出張居正“附保逐拱”和王大臣案，明清史評幾有定論，但到了現代，論點大變，主要傾向是為張辯釋，有的干脆否認張有“附保逐拱”之事。他們不是說張、馮密謀“與時空不合”，“沒有什么淵源”，就是認為“附保逐拱”是“捏造”、是“臆測”。他們主要是為了維護傳主作為一代偉人而兼“完人”的形象，如果承認其有過失誤失律失德之處，便會動搖其輝煌的歷史地位。其實這樣的擔心是多余的[39]20-27。樊樹志提出某些現代學者處于對張居正的敬仰，百般為他的不光彩一面進行掩飾，有的說，所謂“附保逐拱”，“如果不是捏造，便是臆測”；有的說，“此乃烏有誣蔑之事”。其實是大可不必的，也是徒勞的[67]45。馮保一手策劃“王大臣案”，以指使兇手謀害皇帝的罪名，陷害高拱。張居正作為馮保的盟友，站在幕后，積極支持，必欲置高拱于死地而后快。由此看到了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力圖掩蓋的人性陰暗面[67]65。商傳進而分析了此案未能牽連于新鄭的原因：其一，隆慶六年（1572）六月庚午，距高拱罷官一月有余，即張、馮權力聯盟之初成時期，尚未形成專擅的局面，故其尚無擅殺前朝老臣的權力。其二，此案發生后的中外輿論于居正顯然是不利的。朝野的輿論普遍同情新鄭，幾乎無人相信行刺之說。其三，內廷無意以此案而罪及新鄭。此案審訊過程中，張、馮先后上本追查主使者，卻未見在旨追辦。這說明神宗及太后無意追定新鄭行刺之罪。其四，高新鄭雖罷官鄉里，但在內閣首輔之位多年，又去職未久，不乏官場中的關系，如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刑部侍郎鄭汝璧在審案過程中亦有所回護[68]112-120。劉志琴則認為，張居正是否參與密謀“王大臣案”，沒有確證，要說全不知情，那也未必。張居正有沒有參與其事，參與程度有多深，已成為難解的歷史之謎[37]153-156。

五

　　高拱一生著述頗豐，共有18種，佚失3種，現存15種。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版高拱著作4部：《高拱論著四種》[69]、《<問辨錄>校注》[70]、《高拱全集》[71]和《高拱實學實政論綱》[31]。前三部為全面研究高拱的學術思想、政治改革乃至明史提供了豐厚的史料基礎，后一部既是明代實學思想研究的一大成果，更是高拱改革研究的系統之作，使高拱研究形成了一定的體系，并取得了較大突破[72]。

　　高拱罷官之后所著《病榻遺言》一書，史學界爭議頗大。主要有三：刊刻時間問題，內容真實性問題，政治影響力問題。黃仁宇認為，該書是在萬歷十一、二年刊刻問世的：現在張居正已經死后倒臺，但皇帝還沒有下絕情辣手，這時高拱的遺著《病榻遺言》就及時地刊刻問世[73]33。該書是否出自高拱的手筆還大可研究，即使確系他的手筆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節的真實性也難于判斷[73]35。該書被認為是高拱所作，但真實性可疑。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可疑[38]556。高拱遺著的出現，在徹底解決張居正問題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出版在朝野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最后處理張居正一案的強烈催化劑[73]33。岳天雷持有不同觀點：第一，該書是高拱對壬申（隆慶六年六月）政局突變前后全過程的回憶錄，決不是玩弄“權術”、胡編亂造的產物。第二，此書確系高拱手筆，完稿于萬歷元年（1573）王大臣案結案之后。第三，此書內容的真實性不容置疑。因為該書的主要內容和情節在《穆宗實錄》和《神宗實錄》中都有明確記載。如王大臣一案，張居正六天之內兩次上疏，《神宗實錄》卷九均有記載。至于神宗制造張居正冤案，論者不從皇權與閣權的矛盾中尋找原因，而把主因歸咎于《病榻遺言》的刊刻問世，似乎是本末倒置了[74]。趙毅提出該書有極大的可能是在萬歷十年至十二年之間刊刻的，因為這時正是全面清算張居正的時期。因此張居正的倒臺原因中包含著高新鄭的政治權謀。該書作為高新鄭回籍閑住期間所撰寫的政治回憶錄，在明神宗以降的政壇和明代社會無疑于投下一枚重磅炸彈，所釋放的政治影響力和政治震撼力是不可估量的。該書內容有的可信，有的可能是不實之詞，并對該書提出了諸多質疑。《病榻遺言》是政治權謀的產物，似亦無可厚非[75]。

　　關于明清時期12種高拱傳記資料問題，南炳文提出，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高拱傳》和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撰寫時代環境不同：前者撰于萬歷十八年世貞去世數年之內，官方尚未為之平反，而后者撰于萬歷三十年高拱得贈太師、謚文襄之后不久，即官方已為之平反之后。這使得兩傳行文志趣亦不同：前者雖肯定其才學，敘述其取得韃靼封貢等功，但重點記載的是如何暴戾，如何傾軋同僚；而后者則為其大唱贊歌，如何有才干，如何除弊興利，如何一心為公。清初官修《明史》之前，有吳伯與《國朝內閣名臣事略》卷9 《高文襄公狀略》、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卷63《太師高文襄公拱》、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87《高拱》三篇專以肯定筆調敘述高拱生平的傳記；此后的傳記多數是批評與表揚參半，有的甚至表揚多于批評。何喬遠《名山藏·臣林記·高拱傳》、尹守衡《明史竊》列傳第49《高拱傳》、傅維麟《明書》卷135《高拱傳》，即是如此。《明神宗實錄》為高拱平反后賜予的兩個《誥命》是官方對高拱的評價。其中既肯定又批評，然而肯定遠遠多于批評。可以認為，上述明清之際出現的高拱傳記，當是受到了明代官方這兩個評價的影響。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卷12《高拱傳》、萬斯同《明史》卷302《高拱傳》、王鴻緒《明史稿》列傳92《高拱》、張廷玉《明史》卷213《高拱傳》等四種高拱傳記，取材基本上是郭正域所撰高拱墓志銘與王世貞所撰高拱傳兼顧，但李振裕取材于王傳者偏多，而萬斯同則間或取材于明實錄等[76]。

六

　　從以上總結和回顧中可以看出，學術界對高拱的研究無論是在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改革功績、是非功過以及著作傳記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豐碩成果。具體來說，主要有四：其一，學術思想研究較為充分。黃宗羲、胡適、馮友蘭、容肇祖等著名學者在其相關著作中雖然沒有為高拱立傳，更沒有論及他的學術思想，但20世紀40年代以后，特別是80年代以后，高拱的學術思想則成為研究的重點，在哲學、經學、教育、人才、軍事、法治、經濟、民生思想等諸多方面得到了系統發掘和研究，由此提升了高拱學術研究水平，并初步構建了高學思想體系。這對豐富和發展中原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其二，政治改革研究有所突破。近現代有些學者囿于歷史偏見或狹隘地域觀念，把高拱與張居正對立起來，認為張是著名改革家，而高則是“奸相”、“佞臣”。然而近年來，大多數學者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通過對高拱吏治、軍事、邊政、法治、經濟、漕政等方面改革的具體研究，認定高與張一樣，也是著名的改革家，并提出高拱主持隆慶后期的改革與張居正主持萬歷初元的改革是一個不同階段性的整體，具有先后傳承關系，稱之為“隆（慶）萬（歷）大改革”。這一新觀點的提出，既是對高拱改革功績及其歷史地位的肯定，也是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其三，邊疆治理功績得到肯定。高拱執政時期，在西北、東北、西南、南方邊疆治理方面，都取得了顯赫功績。史學界對此予以肯定。如，他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貢互市的功績及其意義問題，諸多學者的研究比較深入，成果頗豐。盡管對其主持者和決策人問題還存在一定分歧，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了很大推進。又如，對高拱和平處置西南“安氏之亂”問題的研究，雖然成果不多，但分量很重。不僅充分肯定了這是高拱處理邊疆少數民族問題一個極為成功的范例，而且也為其后張居正的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其四，著作校勘整理成果豐厚。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式出版高拱著作四部。《高拱論著四種》、《<問辨錄>校注》、《高拱全集》的出版，不僅為全面研究高拱的學術思想、政治改革乃至明史提供了豐富可靠的史料，也為歷史文獻學增添了新內容。特別是《高拱實學實政論綱》一書，對高拱的身世生平、學術思想和政治改革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目前國內外第一部系統研究高拱的學術專著。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

　　高拱研究盡管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從學術發展和深化的角度來展望，也應該看到有些方面或領域的研究還相當薄弱，甚至是空缺。其一，在學術思想方面，高拱的經學、詮釋學和文學思想的研究有待加強。目前經學研究雖有四篇論文，但均屬宏觀論述，分類研究薄弱，因此應該加強其《四書》學，《春秋》學，《尚書》學，《周禮》學，《易》學等方面的分類研究，如此才能將其引向深入。《日進直講》、《程士集》、《問辨錄》和《春秋正旨》均屬高拱解讀儒家經典之作，蘊涵著豐富的詮釋學思想，但至今還沒有研究成果的出現。高拱的《詩文雜著》一書內涵“古樂府”、“五言律”、“七言律”等詩文59首，還有“聯”、“頌”、“論”等文學作品，對《詩經》中的許多篇章也有評論，但目前研究成果只有羅宗強《隆慶、萬歷初當政者的文學觀念》[77]和高壽仙《世傳袁煒“洛水岐山”青詞志疑》[78]198-202兩篇，十分薄弱。因此，高拱的經學、詮釋學和文學是尚待加強研究的領域，也是構建高學思想體系不可或缺的內容。其二，在政治改革方面，目前對高拱吏治、軍事、邊政和經濟改革的研究比較充分，但其法治改革和漕政改革需要強化。他在執政期間，曾采取督令講律、整頓刑官、明刑執法、申嚴法紀等許多整頓措施，并取得過明顯成效。他還提出并初步推行河海“二路并運”的治漕方略，由于這一方略同張居正存在意見分歧，在隆慶后期沒有得到有力實施，但在萬歷初年卻得到了張居正的全面推行，并取得了顯著效果。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其三，在邊疆治理方面，高拱對西北、東北、西南和南方的邊疆治理都是卓有成效的，但史學界只限于對其促成西北俺答封貢與和平解決西南“安氏之亂”等問題的研究，而對其治粵方略并有效遏制倭盜侵擾，在東北重用遼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有效抗擊女真、土蠻入侵并取得遼左大捷等問題的研究，尚屬空缺。無疑這些方面需要強化。其四，對有爭議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辨析和澄清。如，《病榻遺言》一書的刊刻時間、內容真實性、政治影響力問題，隆慶內閣是否存在著以徐階、高拱為首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兩大營壘的對立問題，如何把握高拱與隆慶重臣徐階、張居正、海瑞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何認識高拱的個性、作風對其政治業績的影響問題，如何認定高拱的是非功過及其歷史局限性問題，如何評價獲獎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79]把高、張對立起來并把高拱塑造成反面人物問題，等等。這些有爭議的問題，需要學術界同仁依據真實可靠的史料，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加以辨析和澄清。總之，我們堅信隨著上述領域研究的加強以及有爭議問題的解決，高拱研究肯定能夠邁上新臺階，為河南中原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增添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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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羅宗強.隆慶、萬歷初當政者的文學觀念[J].文學遺產，2005（4）.（按，該文論述了徐階、高拱、張居正、申時行的文學思想，高拱的文學思想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并非專論高拱的文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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