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發展完備期

　　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煉丹術的盛行和相關理論的深化，道教獲得了很大發展。同時道教也吸取了當時風行的玄學，豐富完備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對道教理論體系作出較大貢獻的當推東晉的葛洪、北魏的寇謙之、南朝南朝劉宋的陶弘景及其弟子陸探微。下面簡單做一介紹：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樸子，丹陽句容（今屬鎮江人），生卒不詳，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國吳時，歷任御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要職，封壽縣侯。其父悌，繼續仕吳。吳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晉，最后遷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為悌之第三子，頗受其父之嬌寵。年十三，其父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但攻讀如昨：“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復有字，人尠能讀也。”十六歲開始讀《孝經》、《論語》《詩》、《易》等儒家經典，尤喜“神仙導養之法”。自稱：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以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后從鄭隱學煉丹秘術，頗受器重。謂“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

　　西晉惠帝太安元年（302），其師鄭隱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樸，攜入室弟子，東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陽。太安二年，張昌、石冰于揚州起義，大都督秘任葛洪為將兵都尉，由于鎮壓起義軍有功，遷伏波將軍。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但因時值“八王之亂”道路不通，恰逢其故友嵇含為廣州刺史，表請他為參軍，并擔任先遣。葛洪以為可藉此避中原之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為其仇人郭勵所殺，于是滯留廣州多年。深感世事無常，榮枯咫尺之間。于是乃絕棄世務，師事鮑靚，繼修道術，深得鮑靚器重。葛洪后并拜南海太守鮑玄為師，學習煉丹術，受《石室三皇文》。又娶鮑玄之女，擅長灸法的鮑姑為妻。

　　建興四年（316），葛洪還歸桑梓。東晉開國，念其舊功，賜爵關內侯，食句容二百邑。晉成帝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咨議參軍。干寶又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皆固辭不就。及聞交趾產丹砂，求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廣州，為刺史鄧岳所留，乃止于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作不輟。遂于東晉哀帝興寧元年（363）卒于羅浮山中，享年81歲。卒或卒于晉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歲。

　　葛洪對道教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繼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論，對戰國以來的神仙家理論進行了系統地論述。并將戰國以來的神仙家和儒家理論融入道論之中，豐富了道教的思想內容，也是道教理論的第一次系統化。東晉元帝建武元年（317），葛洪著《抱樸子》。在《抱樸子·內篇》中，他不僅全面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理論，并系統地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方術，包括守一、行氣、導引和房中術等；同時又將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并把這種綱常名教與道教的戒律融為一體，要求信徒嚴格遵守。

　　葛洪還是位流行病預防專家和化學家。他著的《肘后方》，最早記載一些傳染病如天花、恙蟲病癥侯及診治。其中“天行發斑瘡”是全世界最早有關天花的記載。《抱樸子·內篇》還具體地描寫了煉制金銀丹藥等多方面有關化學的知識，也介紹了許多物質性質和物質變化。

西晉道教代表人物葛洪

　　繼葛洪之后對道教理論進一步豐富完備的是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號華陽隱居，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卒謚貞白先生。齊梁間道士、道教思想家、醫學家。生于江東名門。祖陶隆，于南朝宋時侍從孝武帝征戰有功，封晉安侯。父陶貞寶，深解藥術，博涉子史，官至江夏孝昌相。史稱陶弘景幼有異操，年四五歲乃好書，“恒以荻為筆，書灰中學字”。九歲開始讀《禮記》《尚書》《周易》《春秋》《孝經》《毛詩》《論語》等儒家經典，頗以屬文為意。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十五歲作《尋山志》，傾慕隱逸生活。十七歲以才學聞名，與江斅、褚炫、劉俁合稱升明四友。齊高帝蕭道成及其子蕭賾在位時（477～493），陶弘景曾先后出任諸王侍讀，除奉朝請，征左衛殿中將軍。由于官場的傾軋，仕途不利，三十六歲時，仍任六品文官“奉朝請”，心甚怏怏。遂于齊永明十年（492），上表辭官，掛朝服于神武門，退隱江蘇句容句曲山（茅山），不與世交。從孫岳游學，受上清經法、符圖；后又廣搜道經，遂為上清經之重要傳人。梁武帝蕭衍即位（502）后禮聘不至，卻每每就諮朝廷大事，時人稱為“山中宰相”。隱居茅山達四十五年之久，享年八十一歲。梁武帝詔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

　　陶弘景的思想源于老莊，并受葛洪道教影響，亦雜有儒佛觀點。主張儒、佛、道三家合流，鼓吹“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他對道教理論的貢獻，主要是整理和弘揚上清經法。他在茅山撰寫了大量重要的道教著作，今尚存有《真誥》、《真靈位業圖》、《登真隱訣》等。　東晉末年以來，楊羲及許謐，許翙等人造作的上清經訣，在江東已廣泛流傳，但在傳播過程中，多有散失偽謬。南朝宋齊時道士顧歡，曾對楊、許舊籍進行過搜集和整理，但仍有不少漏失和謬誤。陶弘景隱居隱茅山后，以顧歡《真跡經》為藍本，參考自己搜訪所得之上清經訣及有關見聞，加以增刪改寫，注解詮次，遂成《真誥》一書。該書詳細記載了東晉以來《上清經》出世之源及傳布過程，楊羲與二許之家世生平等，引用眾多道經，提及大量道教歷史人物、神話故事、仙宮鬼神名稱，具體修行方術等等，實為早期道教上清派教義和歷史之集大成者。《登真隱訣》一書，是一部抄撮諸《上清經》中有關方術秘訣，專論上清派養生登仙之術的重要著作。該書繼承和總結了東晉以來上清派思神內視及導引、按摩等內修養生之術，并保存了部分天師道的請神上章、符咒驅鬼的方術。《真靈位業圖》乃系陶弘景構造道教神仙譜系之著作。該書將道教信奉之天神、地祗、人鬼及諸仙真排定座次，構成了一個等級有序，統屬分明的龐大完整的道教神仙譜系。

　　陶弘景天文歷算、地理方物、醫藥養生、金丹冶煉諸方面也都有所著述，據統計，全部作品達七八十種。惜多亡佚。至今尚存者有、《肘后百一方》、《本草集注》、《陶隱居本草》、《藥總訣》、《導引養生圖》、《養性延命錄》、《合丹藥諸法節度》、《集金丹黃白方》、《太清諸丹集要》等以及《天文星算》《帝代年歷》《華陽陶隱居集》等。

　　服餌煉丹是道教的重要修煉方術。陶弘景對此非常重視，積極從事煉丹活動。史載，他從梁天監四年（505）至普通六年（525），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煉丹實踐，在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中曾獻丹于武帝。在獲得豐富煉丹經驗的基礎上，他撰寫了《太清諸丹集要》、《合丹藥諸法式節度》、《服餌方》《服云母諸石藥消化三十六水法》、《煉化雜術》《集金丹黃白方》等煉丹服餌著作。其煉丹成就，為充實和豐富我國后世本草學，推動原始化學的進展具有積極作用，是繼魏伯陽、葛洪之后又一著名煉丹家。他十分重視道教養生學的研究，主張道士的修煉應從養神、煉形入手。為總結道教在養神、煉形方面的修煉經驗，撰寫了《養性延命錄》一書。強調養神當“少思寡欲”，“游心虛靜，息慮無為”，調節喜怒哀樂情緒，防止勞神傷心；煉形則要“飲食有節，起居有度”，避免過度辛勞和放縱淫樂，輔以導引、行氣之術，方能延年益壽，長生久視。

　　陶弘景精通醫藥學，主張治病應因人之虛實、男女老幼、苦樂榮瘁而異。他的諸種醫學著作中，尤以《本草集注》最為著名。陶弘景首創以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實等分類方法。書中并對各種藥物的名稱、產地、性狀、主治疾病、配制保存方法等等皆一一注明，內容豐富，條理分明，對隋唐以后本草學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在中國醫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葛洪之后對道教理論進一步豐富完備的陶弘景

　　南北朝時期，道教理論進一步豐富完備，其組織隊伍也在擴大發展，出現了北方和南方兩派天師道，代表人物分別是寇謙之和陸修靜。

　　寇謙之（365-448），名謙，字輔真，祖籍上谷昌平（今屬北京），后遷居馮翊萬年（今閻良區武屯鄉境內）。少奉五斗米道，后從成公興于嵩山修道，前后達三十年。他自稱太上老君授予其“天師”之位，又稱老子玄孫李普文下降授其《錄圖真經》。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始光元年（424），謙之獻道書于太武帝，倡改革道教，制訂樂章，建立誦戒新法。次年，太武帝更親至道場受箓，并建新天師道道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謙之卒，年八十四，葬以道士之禮。寇謙之是南北朝時代道教的改革者，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創立了“新天師道”（也稱“北天師道”）。為適應歷史潮流，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支持下，對早期道教的教義和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強調道教“專以禮度為首”，也就是符合儒家的禮的規范。他吸取儒家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觀念，吸融儒釋的禮儀規戒，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的道教教理教義和齋戒儀式，其中主要有以下四條：堅決反對利用天師道犯上作亂；廢除以前天師道征收租米錢稅的制度；加強戒律，整頓組織，廢除了原來祭酒等道官私授教職的做法，廢除天師道一些教職的世襲制度，要求“唯賢是授”，并廢除五斗米道原有的24治名稱，規定信徒不得隨意改投道官，道官招收弟子應先考察三年等；修訂戒律、科儀，并且撰寫《老君音誦誡經》20卷，用忠孝等儒家思想作為道士的行為準則。他重視道教齋醮儀范，為道教增訂了諸多齋儀和儀式，亦為后世道教齋儀奠定了基礎。

　　寇謙之的改革，使道教擺脫了原始宗教的粗陋淺薄的風貌，從而得到北魏朝廷的承認，從民間進入殿堂，寇謙之成為一代宗師。此后，道教不斷得到歷代道教大師的豐富、發展，完善了道教的思想體系和齋醮儀式，使道教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過他改革后的天師道為了和以前的相區別，被稱為北天師道或新天師道。

　　寇謙之的道教著作有托太上老君降授的《云中音誦新科之戒》，該書是現今所能見到的關于道教經韻音樂最早的文字記載，原書已佚失，即《云中音誦新科之戒》的殘本。近人湯用彤先生等則認為，現存《太上老君戒經》《太上老君經律》《太上經戒》《三洞法服科戒文》《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女鬼青律》等書，亦為《云中音誦新科之戒》中的內容。一般認為《正統道藏》所收《老君音誦戒經》一卷，是后人對原書二十卷的節抄。另有托名老子玄孫李譜文降授的《錄圖真經》。

北天師道創立者：北魏道士寇謙之

　　“南天師道”的創立者則是南朝劉宋時代的陸修靜。

　　陸修靜（406——），亦稱陸靜修，字元德，吳興東遷（今浙江吳興東）人。三國吳丞相陸凱之后裔。少宗儒學，博通墳典，旁究經緯圖讖之說。又性喜道術，精研玉書。及長，好方外游，遺棄妻子，入山修道。初隱云夢，繼棲仙都。為搜求道書，尋訪仙蹤，乃遍游名山，聲名遠播。宋元嘉（424～453）末，陸修靜賣藥至京師，宋文帝劉義隆欽其道風，召入內宮，講理說法。時太后王氏雅信黃老，以國母身份執門徒之禮。后因避太初之亂南游。于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至廬山營造精廬，隱居修道。宋明帝劉彧即位，思弘道教，泰始三年（467）召見陸靜修于華林園延賢館，陸靜修為宋明帝“標闡玄門，敷釋流統，莫非妙范，帝心悅焉”。明帝乃于北郊天印山筑崇虛館以居之。在此期間，他“大敞法門，深弘典奧，朝野注意，道俗歸心。道教之興，于斯為盛”。宋順帝昇明元年（477）卒，時年七十二歲。弟子奉其靈柩還廬山。詔謚簡寂先生，以廬山舊居為簡寂館。宋徽宗宣和（1119～1125）間，封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為孫游岳、李果之等。

　　陸修靜對道教的最大功績就是為了適應當時門閥士族階級的需要，對江南天師道組織進行整頓并與神仙道教融合，成為奉持三洞經典為特征的新道教的大師，被稱為“南天師道”的創始人。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道教經典進行整理和分類。他早年便注意采訪搜集道教經典，曾“南詣衡湘、九嶷，訪南真（魏夫人）之遺跡；西至峨眉、西城，尋清虛（王褒）之高躅”。他針對當時《靈寶經》錯亂糅雜，使后來學者難辨真偽，于是對之整理考證，編成了《靈寶經目》一書，從而大大地推動了靈寶派的發展。他首創了在道教史上有深遠影響的道教典籍的分類方法，即將道書分為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輔（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大部類。三洞四輔不僅是一種道書分類法，同時也包含著區分道經品級高低和排列道士階級次序的意思.如修太清法僅能成仙，修靈寶者可以成真，修上清者可以成圣。據云，陸修靜一生共著錄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一千二百二十八卷；

　　第二，整頓道教組織，以適應當時門閥士族制度的需要。東晉南朝時期，道教在組織形式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主要表現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興起。祭酒制度為早期五斗米道之舊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職”，道官祭酒“領戶化民”，實行政教合一之統治。為實現道官祭酒與道民的統屬關系，天師道制定了三會日、宅錄和繳納命信等制度。自魏初“天師道”北遷，至晉宋之際，出現組織混亂，科律廢弛的嚴重局面。當時許多道民在三會之日不赴師治參加集會，不報戶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擇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爭先競勝，更相高下”。在這種情況下，陸修靜乃提出一套整頓和改革的措施。首先，陸修靜禁止道官自行署職，實行按級晉升的制度。普通民眾須有功德，才能受箓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遷。從受十將軍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將軍箓，再從箓吏依次晉升散氣道士、別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煉道氣，救濟一切，消滅鬼氣，使萬姓歸伏”的道師，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陽平、鹿堂、鶴鳴三治道職。強調“采求道官，勿以人負官，勿以官負人”的組織措施。為健全三會日制度，他重申在三會之日，道民必須到本師治所參加宗教活動，登記檢查“宅錄命籍”（近似封建國家編戶齊民的戶籍簿），聽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過。同時，他還針對“宅錄”制度嚴重混亂的狀況，規定每年三會日之最后一日，作為登記、審核宅錄的最后期限。“其日，天官地神咸會師治，對校文書。每個道民都須赍信至本師治所，由本師給以注籍，以便道官“領戶化民”。

　　第三，建立完善了道教齋醮儀式。陸修靜十分重視道教齋儀的作用，認為“齋直是求道之本他在總結前代齋儀的基礎上，制定了“九齋十二法”的齋醮體系。并撰述一系列齋戒儀范之書。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禮法、道德規范以及佛教的“三業清凈”的思想，從而使道教齋法不僅有了系統的儀式戒科，而且使齋戒儀范的理論更加完備。

　　陸修靜一生著作甚豐，有關齋戒儀范者尤多。劉大彬《茅山志》謂其“著齋戒儀范百余卷”，今《正統道藏》存有《太上洞玄靈寶眾簡文》《洞玄靈寶五感文》《陸先生道門科略》《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愿儀》各一卷。另有《靈寶經目序》《古法宿啟建齋儀》《道德經雜說》《三洞經書目錄》《陸先生答問道義》《陸先生黃順之問答》，均佚。《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三元齋儀》、《然燈禮祝威儀》《金箓齋儀》《玉箓齋儀》《九幽齋儀》《解考齋儀》《涂炭齋儀》等也已亡佚，某些內容散見于《無上黃箓大齋成立儀》中。《通志·諸子類·道家略》中著錄有《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經》《升元步虛章》《靈寶步虛詞》《步虛洞章》等。在唐法琳《辯正論》中，尚見其著有《必然論》《榮隱論》《遂通論》《歸根論》《明法論》《自然因緣論》《五符論》《三門論》等，《破邪論》中又見其著有《對沙門記》。

　　今浙江德清縣神駕潭存有“陸仙樓”，為紀念南朝著名道學家陸修靜所建。全樓建筑面積300平方米左右，正中匾額“寂真觀”，由北宋徽宗皇帝所書，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遺失，樓內立有陸修靜彩塑，高2米左右，傍有清代順治四體書法碑《簡寂陸真人碑》，由明季沈谷撰文，劉允明書丹，世所鮮見，為德清縣保護文物。

　　（四）興盛多樣期

　　唐宋元明時代，道教今進一步發展興盛。道教創始人張陵和始祖李耳得到最高統治者的尊奉，道教典籍成為士庶必讀的經典，最高統治者甚至成為“道君皇帝”或“北極真武大帝”的化身，或親受道箓。隨著道教的發展和流傳地域的擴大、信眾的增多。“天師道”一統天下的局面結束，各種流派異彩紛呈或是新創新的道教派別，如唐初成玄英的“妙真道”，南宋以后興起的“凈明忠孝道”，金代王重陽創立的“全真教”，金初劉德仁創立的“真大道”，金初蕭抱真創立的“太一道”等。“天師道”本身也與靈寶、上清等流派融合形成“正一道”。這個歷史時期涌現了不少具有社會影響和有學問的道士，如成玄英、司馬承禎、吳筠、杜光庭、呂洞賓、譚峭、陳摶、張伯端、劉德仁、王重陽、蕭抱真、張三豐等，他們或是開宗立派，或是整理道教典籍、闡釋發展道教理論，或是在治病救人、內丹外道等方面有著卓越貢獻，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貢獻和影響。

　　此階段不僅中國內部道教有所發展，更借由遷徙與文化交流發揚至亞洲其他各處。如東晉末，五斗米道在中國南方發動起義失敗后，盧循率部逃至越南（交州）。越南人李脫幫助盧循進攻交州府城，失敗后自盡。這是道教傳入越南最早的記載。

　　下面分朝代加以簡述：

　　唐代

　　唐代帝王與道教始祖李耳攀親，借此籠絡人心，加固統治的合法性。唐高祖李淵認老子李耳為祖先，唐高宗尊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親自為道教原始典籍《道德經》作注疏，令士庶家藏《老子》。開元二十九年（741）又下詔兩京（長安、洛陽）及各州建玄元皇帝著廟，于長安設崇玄館，于諸州置生徒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并選送課試，稱為“道舉”。天寶元年（742）又詔封莊子、列子、文子、亢倉子為真人，其書尊為“真經”。唐僖宗時張陵被封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其間涌現了不少具有社會影響和有學問的道士，如成玄英、李榮、司馬承禎、吳筠、杜光庭、呂洞賓、譚峭等，他們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貢獻和影響。

　　兩宋時期

　　宋代統治者繼承唐代儒道佛并用和對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真宗和徽宗時期道教的兩個高潮期。然而這一政策的奠基者，則是開國君主太祖和太宗兩兄弟。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前，便與道士有所交往。陳橋驛兵變后，就曾利用符命為他奪取后周政權制造合法依據，特別是利用華山道士陳摶為他制造輿論。稱帝后，不僅召見道士蘇澄、王昭素等，并親自登門請教“治世養生之術。還召集京師道士對其學業進行考核，將品行不端者逐出道門，并下令取締“寄褐”制度（即住在道觀，著道士袍服，卻不奉道教）太宗趙光義對道教的尊奉更超過太祖。他頻繁召見陳摶、丁少微、王懷隱等道士，對黃白術、養生術極感興趣。不斷興建宮觀，從他即位到死前都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規模之大，耗資之巨，都屬空前。

　　宋真宗時代是宋代崇道的第一個高潮。宋真宗用更多的精力和財力來扶植道教：一是宋真宗仿效唐代認老子為先祖，采取前蜀王衍的方式，從道教中另創一個姓趙的神祗作為圣祖，重演唐皇室崇道的情形。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詔將玉清昭應觀的玉皇后殿定為趙氏圣祖的正殿，并下令天下州、府、軍、監興建的天慶觀都要設立供奉趙氏圣祖的“圣祖殿”。同時制造大量天神降臨、賜語和天書下降等符瑞，將大宋王朝裝飾成天命所膺，天神所護持；二是興修道觀、塑造神像，比太宗時規模更大，規格更高。由于天書下降，真宗將年號改為“大中祥符”，并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興建玉清昭應觀以供奉“天書”。每天役使軍民數萬之眾。該觀歷時七年而成，總2610區，特設置玉清昭應觀使，由宰相王旦充任；大中祥符二年，又下詔令天下并建天慶觀；五年，又在京城興建景靈宮，以宰相向敏中為為景靈宮使；天禧二年（1018）又在京城興建祥源宮。在大力營造宮觀同時，又于大中祥符五年下令鑄造玉皇、圣祖等神像；三是制定天慶節、天貺節、天禎節、先天節等道教節日，還親自制作請神、敬神用的表章、青詞、步虛詞、樂章等。還制作道書，如令宰相王欽若定的《羅天大醮儀》十卷等。龍虎山天師世系的受封，以始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宋真宗賜龍虎山第24代天師張正隨為貞靜先生。

　　宋徽宗是宋代第二個崇道高潮。此時道教備受尊崇，成為國教。首先，他也同真宗一樣，制造大量天神降臨、賜語和天書下降等符瑞。與真宗不同的是，他是親自制造：還在藩邸時，他就自稱夢見老子，告訴他“汝以宿命，當興吾教）（中華書局《續資治通鑒》2354頁），政和三年（1113）又宣稱親見天神降臨玉津園，并親撰《天真降臨示現記》昭告天下。政和七年，又授意道士林靈素制造青華帝君夜降宣和殿，并要道士們上表，尊他為“教主道君皇帝”（中華書局《續資治通鑒》2386頁）。第二改佛為道并大興宮觀土木。宣和元年（1119）正月下詔，改佛為道，易服飾，稱姓氏；左右街道錄院改作道德院，僧錄司改作德士司，隸屬道德院。不久又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在國家財用匱乏情況下，從建中靖國元年到政和六年十六年間，不行耗費巨資，陸續在京師興建景靈西宮、長生宮、顯烈宮、玉清和陽宮、上清寶箓宮等大型宮觀，如建中靖國元年興建景靈西宮，僅到江南采太湖石就達4600塊。這些巨大的的采制和運到京師，不知耗費的多少民力、財力，這就是《水滸》中民怨沸騰的“花石綱”。政和六年（1116）九月，下令全國的道教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都要修建宮觀或以寺院充任，塑造圣像。政和七年，又下令將全國的天寧萬壽觀改建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并嚴懲地方上改建“不虔”或執行不力者；第三為玉皇、地祗、莊子、列子、關羽、張道陵、陸修靜、陶弘景，以及岳瀆、城隍、山神、龍神、江河神等神祗和道教人物加賜封號。并在真宗之后又制定一批道教節日；第四。仿照才朝廷官吏品秩，設立道階、道職；第五，提倡學習道經，設立道學制度和道學博士。許多道士不僅有道官、道職，而且享有俸祿，并得到朝廷施舍的大量財物和土地。據《續資治通鑒》記載：重和元年（1118）十月，“帝如上清寶箓宮，傳度玉清神霄寶箓，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中華書局《續資治通鑒》2404頁）。

　　徽宗時代，以朝廷名義大規模訪求道經，編修《道藏》和道教史，這對中國道教典籍的保存和道史研究，為功甚巨。

　　作為道教興盛發展期的一個重要特征，新的道派開始涌現。主要有林靈素和王文卿代表的神霄派和以饒洞天為代表的天心派。二者都是符箓道派的不同流派。前者重五雷符，后者重三光符、黑煞符、天罡大圣符。到了南宋，符箓派成為道教統領，其中門派眾多，主要的則是龍虎山的正一派，茅山的上清派和閣皂山的靈寶派。其后正一派又衍生出天心正法派；上清派又衍化出清微派，以女道士祖舒為祖師。清微派在南宋又分出南北兩支：北支以武當山為中心，張道貴為代表。南支以福建建寧為中心，以熊道暉為首；靈寶派在南宋又衍化出凈明派，以南昌為中心，奉徐遜為教主。

　　在道教修煉術方面，漢晉以來興起到唐代發展到極盛的外丹派，在宋代逐漸衰落，內丹派成為主要流派。所謂外丹，是指用鼎爐燒煉鉛汞等藥物制成一種稱說可以使人長生不老的丹丸，道教的創始人張陵、東晉的葛洪、陸探微等都是著名的煉丹家。到了唐代趨于極盛，許多著名道士孫思邈、陳少微、楚澤等都以煉丹著名。唐代許多皇帝如德宗、武宗以及名士李白等也都熱衷此道。內丹是與外丹相對的一種修煉方法，源于行氣、導引、胎息等術。他不是借助于外界的鼎爐鉛汞，而是以人的身體為鼎爐，以體內的精氣神為藥物，通過一定的方法使體內結丹，從而達到長生不死的目的。內丹之術，始于隋代道士蘇元朗，他最早將魏伯陽《參同契》發掘出來，用以指導內丹實踐。經過唐代的崔希范、劉知古、施肩吾、彭曉等，內丹派已成為一個重要的道教修煉流派。崔希范的《入藥鏡》對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到了宋代外丹派逐漸衰落，內丹派則成為主要流派。陳摶、張伯端等著名道士皆是內丹派，他們所闡述的“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功法才成為道教內丹派主要的修煉方法。林靈素和王文卿等符箓派代表人物也將符箓與內丹修煉結合起來形成金丹派，內丹也成為道教主要修煉術的道教理論闡發的核心。兩宋著名的道長有陳摶、張伯端、林靈素、王文卿、饒洞天等。他們著書立說，或開宗立派，或在修煉術上有所創新，他們當中有的人介入國家政治，對當時的社會生活、風俗面貌乃至歷史進程重大影響。

　　金代

　　道教仍處于興盛發展期。作為興盛發展期的一個重要特征，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創立。尤其是全真道，后來風靡中國北方，其創始人丘處機被元朝統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權力。為應對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龍虎山天師道、茅山上清派、閣皂山靈寶派合并為正一道，尊張天師為正一教主，從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派、南有正一派兩大派別的格局。

　　全真道

　　創始人為金代初年的王重陽（1112～1170）。王出身地方豪門，早年曾應金朝武舉，為小吏，后辭職還家。正隆四年（1159），自稱在甘河鎮遇仙，得授金丹口訣。遂隱居終南山，修道三年。大定年間出關去山東傳教。招收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七大弟子，號稱全真七子。全真道至此正式成立。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王重陽留王處一、郝大通二徒在昆崳修煉，自己攜丘處機等西歸。一行到達開封第二年。王重陽即辭世。此后大弟子馬鈺掌教，其余六真便各自在山東、河北、陜西、河南一帶修煉傳教，王處一曾應金世宗的邀請進宮講授道學。

　　全真教的教祖、骨干多出身于知識階層，其文化素養在金初三大教派中最高，留下的著述也最多。現存全真教道士的著作約有二十多種。其中有關教義、教制的重要著作有：王重陽《立教十五論》、《金關玉鎖訣》、《授丹陽二十四訣》，馬鈺《丹陽真人直言》、《丹陽真語錄》，劉處玄《至真語錄》，丘處機《大丹直指》，侯善淵《上清太玄鑒戒論》、《晉真人語錄》。這批全真教教祖和骨干，還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善于用詩文表達和傳授全真教義，這方面重要的有王重陽《全真集》、《教化集》、《分梨十化集》，馬鈺《漸悟集》、《洞玄金玉集》、《神光燦》，劉處玄《仙樂集》，譚處端《水云集》，丘處機《磻溪集》，郝大通《太古集》，王處一《云光集》，　侯善淵《上清太玄集》，長荃子《洞淵集》等。　

　　全真道的教義，總體上仍是繼承鐘離權、呂洞賓的內丹思想，但又富有創新和時代特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主張“合一三教”認為儒釋道三教的核心都是“道”，并無差別。王重陽說自己所創的全真道是“太上為祖，釋迦為宗，（孔）夫子為科牌”，“三教者，不離真道也，猶一樹之三枝也”。（《金關玉鎖訣》）。其次，以“全精、全氣、全神”所謂“全真”為成仙證真的最高境界。而要達到這種“全真”境界，就要通過對性的修煉。全真道的修煉之道，即是以降伏心意，明心見性為要旨，是內煉成丹的前提；第三，“苦己利人”的宗教原則。要求修持者把物質生活需求降低到最小程度，擯棄一切物質追求：“饑則餐一缽粥，睡來鋪一束草，襤襤褸褸，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計”。（馬鈺《丹陽真語錄》）

　　在修煉方法上，主內丹修煉，不尚符箓，形成獨具特色的內丹理論。在教制教規上，規定道士心須出家住道觀，不許蓄妻室。為了約束道士言行，制定各項清規戒律，督促道眾嚴格遵守。這些皆與正一道有很大區別。

　　太一道

　　或稱太一教，由衛州（即今河南衛輝）人蕭抱珍于金熙宗天眷初年（1138）創立。蕭抱珍事跡史籍語焉不詳，明人無名氏所編纂的《衛輝府志》卷十三有《蕭抱珍傳》，中僅記載他“道貌純古，性至孝。嘗嗣道士李天競，業以符水應治，隨用輒驗。皇統間（金熙宗年號，1141——1148）征至闕下，累被寵賚，有祈雪、伏龍、退星、禳火、平癭、開啞之異，因敕所居為太乙萬壽宮”；王鄂《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記》則說蕭抱珍的道號叫“廣升”；《忽必烈大王令旨碑》稱其為“羽升微妙大師”、“太一一悟傳教真人”。最初，蕭抱珍只是在家傳教，后信徒日益增多，乃于縣東三清院故址草建茅庵而居，后擴展至山東，河北一帶，弟子們逐建有太一堂，太一宮，萬壽宮等，發展迅速。先后傳門徒韓矩之子韓道熙，即太一道二祖。蕭道熙掌教后，深得金世宗寵信，世宗敕以”萬壽”碑，于是太一道名聲大振，信道者受錄者日益增多，門徒遍布山東河北等地。蕭抱珍仙逝后，被賜贈“太一一悟傳教真人”，其傳教大本營衛州太一萬壽宮，被改為“太一廣福萬壽宮”.使太一之教大行于世。元至元以后才漸漸衰微，因太一道在教義教規上與正一天師道相近，元以后大都歸于正一教。

　　太一道所奉的至上神為北宋東西太乙宮正殿的五福太一。關于太一道得名，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為《忽必烈大王令旨碑》所云，“蓋取元氣渾淪，太極剖判，至理純一之義”；另一種是《元史·釋老傳》中的解釋：“傳太一三元法箓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由于“太一道”在元代并入正一道，所以關于本身教義的典籍文獻盡失。現從文人集和殘存碑記可知：該教“以老氏之學修身”，“以巫祝之術御世”，重視符咒秘箓，祈禳訶禁，為人去厄求福。屬于符箓道教，但也重視內丹。

　　在組織體系上，蕭抱珍也模仿天師道秘傳原則，只讓蕭氏承襲法嗣，外姓掌教者，需改姓蕭，如太一道二祖韓道熙，三祖王志沖，五祖李居壽，六祖李全佑，七祖蔡天佑俱改姓蕭。

　　真大道

　　初名大道教，創始人為劉德仁（1122～1180）。號無憂子，滄州樂陵（今屬山東）人，宋靖康之亂，徙居河北鹽山太平鄉。金熙宗皇統二年（1142）他自稱太上老君下降，授給他《道德經》，令其創教。劉德仁根據《道德經》義，加以演繹，為大道教訂立規戒九條：“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親，誠于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會取足，毋為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這是糅合老子、儒家、佛教思想為一體的立教宗旨。這些都反映出大道教提倡自食其力，少私寡欲，不談飛升煉化、長生久視，融合儒釋道三教，特別是援儒入道的特點。表明他與早期符箓派道教有著明顯的不同，也與丹鼎派道教有所區別。大道教這些主張，頗能適合當時中下層社會的宗教需求，因此“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州郡”金世宗大定初（1161）“傳其道者幾遍中國”（陳垣《道家金石略》）。

　　真大道在長期的掌教傳承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體制。首腦機關是大都天寶宮，為歷代掌教所居之地，設諸路真大道教都提點，教門都舉正等以輔助掌教工作。其下據元代的行政區劃設立各級地方組織。第一級，行省設提點都舉正。如王清貴曾任河南江北、陜西、四川等處都舉正提點。第二級，路設道錄、道判。如陳德元曾任大都路道錄，趙德松曾任汴梁路道錄，鄭進元曾任衛輝路道錄等。第三級，州設道正、舉師。

　　劉德仁行教三十八年，住世五十九載，于大定二十年（1180）去世。此后，繼任掌教者為：二祖陳師正，三祖張信真，四祖毛希琮。據《書劉真人事》和《先天宮記》載，陳師正，“幼漁于河，德仁穆以入道。能預知吉兇事”，“闡教垂十五年，法壽莫得而識”。張信真，于明昌（1190～1195）中任掌教，“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真集》傳于世”，“處世五十五年，闡教二十五載”。毛希琮，嗣教之時，“當金之亡，兵戈俶擾，希琮能以柔而存”，“掌教五星有奇”。以上幾代，皆在金代，所留資料極少。

　　金、元之交，四祖毛希琮掌教。毛希琮之后有兩個五祖，一住天寶宮（酈希成），一住玉虛宮（李希安），大道教內部分裂為天寶宮和玉虛宮兩派，各自進行傳法。流傳至元代，并入全真道。

　　上述道教流派在金代的迅速發展，與金代統治者的扶植與推助關于極大。一方面這些教派主張有利于社會穩定，有助于鞏固統治，如全真道主張苦己利人，要求修持者把物質生活需求降低到最小程度，擯棄一切物質追求；大道教主張無私邪，守本分，日用衣食，自力耕桑，不欲、不殺、不飲酒、不茹葷。以仁為心，恤其困苦，去其紛爭。另一方面，金代統治者仰慕漢文化，如金熙宗即位后即采用宋朝制度。為了爭取漢族士人的支持，對這些漢族宗教的首腦人物千方百計進行籠絡，對他們的教派給予扶持。據《大金國志》卷三六記載：熙宗朝設有道司、道錄、道正等道官管理道教，并設有侍宸、授經等道階。皇統八年（1148），熙宗親自召見太一教創始人蕭抱珍，并為其道觀賜額“太一萬壽宮”。金世宗信奉道教，對道教更是優渥：大定七年（1167），詔真大道創始人劉德仁入居中都（今北京市）天長觀，并賜號“東岳真人”；大定九年，為太一道二祖蕭道熙敕立萬壽碑并題額；大定十四年，天長觀因遭災損毀，世宗命有司修復。修復后，世宗率領太子和百官前往祝賀，做道場三日夜；大定二十二年，詔蕭道熙入內殿，問以攝生之道，賞賜甚優渥；大定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又兩次詔全真道王處一進京，為其修建“修真觀”，并賜金書篆額，金帛巨萬；大定二十八年，又召丘處機，賜錢十萬，命主“萬春節醮事”，令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于所居宮觀之正位。金章宗完顏璟是金朝皇帝中最為“尊玄崇道”者。與太一道三師祖蕭志沖來往密切。明昌年間（1190—1208）請蕭志沖于太清宮作醮，赴太極宮誦經百日。明昌元年二月，皇太后有恙，敕蕭志沖于天長觀設普天大醮七晝夜，賜錢五百萬，各種名貴檀香2180斤。自己齋戒七日，前往天長觀行香。泰和（1201—1208）年間，“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文淵閣四庫全書》1190冊，495頁）。其時，太一道士侯元燦又倍受禮重，下詔令其入主中都天長觀，賜紫衣及“觀妙大師”號。崇慶年間（1212—1213）又詔往中都太極宮，授“清虛大師”號。金章宗與全真道首領之間交往更多：明昌元年，丘處機東歸棲霞山，章宗為其建琳宮，并賜額“太虛”；承安二年（1197）七月，召見王處一于便殿，問養生之道和性命之理，以及治國和邊境事，賜紫衣及“體玄大師”號，令居京師崇福觀，日給錢二百緡；承安二年（1197）冬，又詔劉處玄赴闕，敕寓天長觀，詢問玄旨，并并賜“靈虛”、“太微”、“龍翔”、“集仙”、“妙玄”等五觀匾額。承安三年（1198）又召劉處玄赴闕，賜給道觀“修真觀”。衛紹王完顏永濟（1209—1213在位）嗣位之后，金朝統治已急轉直下，但敬道之制度猶存。受章宗寵遇的道士李大方，在衛紹王執政期間仍活躍于朝廷。大安初（1209—1211）賜云錦衣，佩金符，加號“通玄大師”金宣宗完顏珣（1213—1223在位）即位不久，燕京即告失守。在此岌岌可危之際，仍給一些宮觀賜名，給一些道士賜號封官。只是丘處機、李處靜等道教頭面人物看金庭大勢已去，均拒不奉詔。

　　金代帝王對道書的搜集整理也很重視。由于北宋時編撰的《政和萬壽道藏》至金時，版本已殘缺不全。金世宗于大定四年（1164）下詔以南京（今河南開封市）道藏經版付中都天長觀；章宗明昌元年，詔天長觀提點孫明照主持搜訪天下遺經，得1714卷，又根據《政和萬壽道藏》經版補版，最后匯成《大金玄都寶藏》6455卷。這次道經的搜集和整理，在道教發展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元代

　　元代最尊重是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但對道教也很尊重，但其重點在南宋滅亡前后有所不同。滅南宋前，主要是對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和太一道爭取和利用。其中以對全真道爭取和利用最為著力。滅南宋后，為安撫江南漢人，重點轉為爭取天師道。在元蒙統治者的優崇和授權下，有元一代的龍虎山天師不僅統領江南道教符箓各派的事務，而且江南的全真道也受其管轄。江南各道派的事物，如宮觀的賜額、道官、道職的任命，道官封號的賜予等，皆需經過天師的首肯和向上報告。道教在元代的興盛也有其自身特色：相對于唐宋，理論創新方面較為遜色，但在組織發展上則超過唐宋，各道派以宋金道派分衍為基礎又有新的發展和演變，更加興盛且開始合流：由于龍虎宗逐漸成為南方道教的核心，江南道教符箓各派漸漸集合到它的周圍，最后形成道教后期兩大道派之一的“正一派”。北方蕭抱珍創立的太一道由于在教義教規上與正一天師道相近，元以后也歸于正一道；而張伯端一系所創立以金丹派則依附全真教，自稱南宗，把王重陽這支則稱為北宗。

　　下面主要介紹道教后期兩大派別全真道和正一道在元代的興盛和發展簡況：

　　全真道

　　全真道在元代的興盛發展，前后主要靠兩個道士：丘處機和李志常。丘處機際遇成吉思汗，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丘處機在王重陽七大弟子中年紀最輕，金宣宗時就很出名，前面已作介紹。金朝后期，金、南宋和元都曾派使臣征召，希望能為己所用。丘處機審時度勢，作出自己的政治選擇。

　　當成吉思汗鐵木真于1219年十二月派使臣達萊州征召他時，他剛拒絕南宋的召請。第二年正月便率領弟子十八人啟程北上，經過兩年多跋涉，行程萬余里，于鐵木真太祖十七年（1222）到達阿姆罕河南岸（今阿富汗北境）成吉思汗軍營，這時他已七十三歲高齡。因此使成吉思汗極為感動，對丘處機說：“他國征聘皆不應，今遠逾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詢問治國和養生的方法，丘處機以“敬天愛民”、減少殺戮、清心寡欲等為回應。成吉思汗又很贊賞，稱丘處機為神仙：“神仙前后之語，悉合朕心”，并要群臣銘記：“天俾神仙為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陳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636頁）。丘處機還為成吉思汗征服山東、河南出謀劃策，因此深得成吉思汗信任優寵。兩年后丘處機辭歸，成吉思汗賜給虎頭金牌、璽書，令其掌管天下道教。邱與弟子還抵燕京后燕京后，蒙古達官顯貴爭著與之交往懇請駐大天長觀（今北京白云觀），從此該觀成為全真道祖庭之一。

丘處機修道的北京白云觀：全真道祖庭之一

　　丘處機雖離去，成吉思汗對邱的恩寵仍有增無已：“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即有宣喻語”（《道藏》19冊，735頁）。太祖十九年（1224）夏又遣使傳旨說：“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愿處即住。門人恒為朕誦經祝壽則嘉”（同上，809頁）。并告誡各路官員，免除“邱神仙”所在院舍即出家門人，一應免除賦稅和徭役。丘處機也不失時機，抓住這個機會，大力發展全真道。他一到燕京，就著手“立觀度人”計劃，發展道徒。所謂“立觀度人”，就是將那些戰爭中被蒙古人虜為奴隸的，失去生計無法度日的人持牒度為全真道士。據《元史》記載，通過這種方式成為全真道士的，“毋慮二三萬人”。丘處機本人則在白云觀開壇說戒，弟子們則四處建立宮觀，使全真道組織發展到鼎盛時期。據《盤山棲觀碑》記載當時全真道盛況是：“由是玄風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學徒云集”甚至“旁門異戶，靡不向風”（《道藏》25冊，414頁）

　　丘處機之后，尹志平、李志常陸續繼任。尤其是尹志平之徒李志常，將全真道推向興盛的頂峰。元太宗窩闊臺和憲宗蒙哥對李志常尤為賞識。窩闊臺屢次召見李，封其為“玄門正派演教真常真人”，并對李志常大建全真教道觀大力支持。蒙哥登基后，命其遍祭岳瀆，令掌全國道教，憲宗三年（1253），命其作“金箓大齋”，任命李為“印押大宗師”，可以“給散隨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五年，又“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總之，全真道在李志常時代達到極盛。孟樊鱗在《十方重陽萬壽宮記》中曾感嘆說：“嗚呼，歷觀前代列圣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盛。興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從之如云”。全真道在元代的極盛，表現在道門興旺、門徒遍及全國，而且知名道士眾多；其宮觀以燕京為中心，遍及北部中國各省區：“今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漠，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陳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476頁）。據《元一統志》，當時僅燕京地區就有道觀百余所，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全真道宮觀，而且多建在丘處機和李志常掌教其間，如固本觀、長生觀、清逸觀、清都觀、洞神觀、靜遠觀、興貞觀、真元觀、崇元觀、玉華觀等。再就是在《大金玄都寶藏》之后，又編纂道藏《玄都寶藏》。此項工作由丘處機弟子宋德方，歷時六年而成，共收道家經卷7800余卷，比《大金玄都寶藏》多收1400余卷。這次道藏編纂是全真教以一派之力獨立完成，是道教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全真道的鼎盛局面，自丘處機起，歷經尹志平、李志常兩任掌教，大約三十年。憲宗五年（1255），佛道《化胡經》之爭起，元室袒佛，全真道在與佛教辯論失敗，此后元室下令焚毀除《道德經》之外的一切道經，全真教遭受沉重打擊，全真道鼎盛局面因之結束。故在以后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張志仙幾任掌教中，處境都較困難。又經歷約三十年，元成宗即位，馳焚經之禁，全真道獲得正常發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平定江南，全國統一。此后，原同源異流而分傳于金與南宋的全真道和以張伯端為創始人道教金丹派南宗，逐漸認同、融合，至元代中后期，在南宗道士陳致虛等人的推動下，二宗經過對祖師宗祀的調整，南宗最后并入全真道。并后仍稱全真道，共尊東華帝君、鐘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為五祖，下設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馬鈺、譚處瑞、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南七真（張伯端、劉永年、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彭耜）。合并后的全真道遂成為更大的道派，而與正一道分統天下道教。全真道內部又分化出一些小派別，如南宗有清修派和雙修派，北宗全真七子亦各傳一派，其中邱處機所傳全真龍門派勢力最強。總的來說，有元一代，全真道一直保持著中國北方唯一大教和與正一道分統天下道教的勢頭。

　　正一道

　　江南道教，道派眾多，但多屬張陵的符箓道派。其中上清派茅山宗在北宋時為道教主流。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命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提舉三山符箓，龍虎宗正式成為江南諸道派統領，且影響大增。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后，為安撫江南漢人，天師道龍虎宗特別受到忽必烈的關注。宋代對龍虎山、茅山、閣皂山所謂三山符箓的恩寵、禮遇幾乎不分軒輊，但元廷對龍虎山天師的禮遇、優待卻遠遠超過其它兩山。據《元史·釋老傳》，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剛平定江南，就召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赴闕，賜宴，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銀印，命主管江南道教。第二年，又賜號“演道靈應沖和真人，給二品銀印”并規定路設道錄司，州設道正司，縣設威儀司，皆歸張宗演領屬。元世祖授張宗演天師頭銜，這是道教的天師頭銜首次獲得朝廷認可，過去只是道教自身自說自話，從未獲得官方認可。另外由龍虎宗主管江南道教也屬首次，南宋理宗時也只是提舉三山符箓。自元世祖后，這兩項成為定制，為元歷代諸帝所承襲。繼后的三十七代天師張與隸，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四十代天師張嗣德，四十一代天師張正言皆是被朝廷封為天師、真人或大真人，掌領江南道教，成為天師道龍虎宗最顯赫的時期。此時，龍虎宗逐漸成為南方道教的核心，江南道教符箓各派，如三山中的茅山宗、閣皂宗，凈明道，以及神霄、清微、東華、天心等新舊符箓派漸漸集合到它的周圍，最后形成道教后期兩大道派之一的“正一派”。北方的太一道在元以后也歸于正一道。

　　在元統治者優渥之下，龍虎宗在此時還形成一個重要的支派——玄教。至元十三年張宗演應詔赴闕，第二年返回龍虎山，留下張留孫侍闕。因禱雨和為皇太后禱疾有驗而獲得元世祖的寵信。張留孫就利用元世祖的賞識和留守京師為龍虎宗合法代理人的身份，擴大龍虎宗在京勢力，陸續從龍虎山征調八十多位道士進京，或委以京師道職，或派遣到各地管理道教事務。這些人及其弟子圍繞張留孫形成一個龐大的龍虎宗支派。至于“玄教”的名稱，至少在至元十五年就有了。這年元世祖賜號為“玄教宗師，授道教都提點，管領江北、淮東、淮西、荊襄道教事，佩銀印”。張留孫自己也說，玄教之名，乃是元世祖所稱：“欽惟圣朝治尚清靜，乃崇道家之言，謂之玄教，實始命臣典領”（陳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962頁）。至于玄教教徒人數則無法弄清，但從其宮觀遍于江蘇、江西、湖南、廣東等地來看，道徒數量應當是相當可觀的。元世祖去世后，張留孫歷成宗、武宗、仁宗、英宗等朝，寵信始終不衰，“朝廷有大謀議，必見咨問”。但玄教在元代雖有很大發展，只是政治上顯貴，在道教理論上并無什么建樹。其組織也是以龍虎宗分化出來的支派，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它只是正一道的另一個名稱而已。（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金代北方的另外兩個主要道派太一道和真大道，在元代也得到禮重。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很重視收羅人才，聞太一道創始人蕭輔道之名，于1246年以安車征之。既至，雍容問答，譽之如梁之陶弘景和唐之司馬承禎，賜號太一中和仁靖真人。這次召見，說明太一道已獲元室的承認，為其在元代的發展開辟了道路。至憲宗二年（1252），忽必烈再次召見蕭輔道，并下詔追封太一道初祖蕭抱珍真人號，升太一萬壽觀為太一廣福萬壽官。繼蕭輔道掌太一道的是五祖蕭居壽（1221～1280）掌教期間，所受元室的尊寵超過蕭輔道。憲宗九年（1259），忽必烈南巡，曾親臨汲縣太一萬壽宮，周歷殿廡，詢慰者久之。中統元年（1260）秋特賜太一演化貞常真人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賜蕭居壽太一掌教宗師印。至元十一年還在兩京為建太一廣福萬壽宮，歲給道眾粟帛。兩京太一萬壽宮的興建，標志著太一道的首腦機關由汲縣遷至京城，對太一道的發展十分有利。元世祖又在蕭居壽的請求下，封贈其先祖及若干徒眾。有時還采納蕭居壽在政治上的進言：十六年十月，蕭居壽在主持五晝夜大醮后，私下對元世祖說“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后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啟后聞者，蓋居壽為之先也。”（《元史·釋老傳》）繼蕭居壽之后的六祖蕭全皊，與至元三年，受封觀妙大師，至元十七年蕭居壽臨終時，受命嗣主法席。后加封承化純一真人。至元末、元貞初（1294～1295），有司奏請賜順州（今河北順義）地四千余畝和宛平縣京西鄉栗林給全皊，以作太一道之恒產，全皊在元貞二年（1296）于其地建太一集仙觀一所。太一道傳至七祖蕭天皊，其后不見嗣教者，也不見太一道之活動。有的學者推斷，在此之后，太一道可能已并入江南的“正一道”（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金元之交，真大道在四祖毛希琮之后分裂為天寶宮和玉虛宮兩派。在元代，這兩派都得到元室的承認，分別進行傳法。但玉虛宮一派傳法時間較短，連李希安在內，只傳了三代。憲宗蒙哥四年（1255），忽必烈未登基前，就聞李希安道行，賜以真人之號。登基后第二年（1261），就命其掌管大道教。至元三年（1266）李希安去世后，繼任的六祖劉有明璽書授崇玄體道普惠真人。”大道教玉虛宮派只傳了李希安、劉有明和七祖杜福春這三代，此后未見記載，可能已并入全真道。

　　天寶宮派的傳法較玉虛宮派為長。五祖酈希成在一番內斗、退隱后，大約在元太宗十年（1238）左右受到元室的支持正式掌教，元憲宗封他為太玄廣惠真人。在他掌教期間，組織有所發展。《先天宮碑》云：“自戊戌（1238）以來，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極燕齊，立觀度人，莫知其數。”道派發展以后，酈希成特請元室批準他將“大道教”改名為“真大道”，以示正統。“憲宗皇帝即位之四年（1254），特降璽書，賜名‘真大道’，中宮賜之冠服”。真大道名稱從此正式確立。酈希成“闡教三十六年，享壽七十八歲”，法嗣為六祖孫德福，孫再傳法給七祖李德和。以上三代皆處在與玉虛宮派相對峙的時期。繼李德和之后掌教的為第八祖岳德文（1235～1299），始合玉虛宮、天寶宮兩派而為一。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李德和付以教事。二十一年，宣授岳德文為崇玄廣化真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道教事，賜璽書護持之。在他掌教期間，真大道教獲得進一步發展：“西出關隴，至于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岳德文“嘗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余人，庵觀四百。其他可概知矣”（虞集《真大道教第八代才崇玄廣化真人岳公碑》）。岳德文之后九祖張清志于元成宗末掌教，歷武宗、仁宗、英宗至泰定帝，深受尊崇，授以演教大宗師、凝神沖妙元應真人，統轄諸路真大道教事。“掌教將二十年，教風日盛”。其所居大都天寶宮，“日食數千指”，其盛況可見一斑。吳澄于泰定二年（1325）為天寶宮作碑時，張清志尚在世，張何年逝世，何人嗣教，不見記載。可能此后不久，真大道即歸并入全真道。

　　金元時代各教派著名道士有全真道的王重陽、丘處機、李志全；太一道的蕭抱珍、蕭居壽；真大道的劉德仁，其后玉虛宮派李希安，先天宮派酈希成、岳德文；天師道龍虎派張留孫，茅山宗杜道堅、張雨，凈明道劉玉，神霄派莫月鼎，清微派張守清，東華派林靈真，天心派雷時中等。

　　明代

　　明代統治者在建國初期，鑒于元末宗教發展太濫和民眾不斷利用民間宗教進行起義，因此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對道教實行的是優寵加抑制的雙重政策，此時，道教依然在中國的各種宗教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與此同時，又制定了較為完善的道教管理各項規章制度，加強對道教的管理和約束，超過歷代王朝。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下令民家女子不過四十者，不得出家為尼姑、女道士；洪武二十年八月又下詔男子二十以上者，不許出家為僧道（《明實錄》第四冊2263頁）；洪武二十七年，又禁止收民間14歲以下兒童為僧道。除這些禁令外，還規定度牒（出家人身份證）必須由國家頒發并嚴格控制：洪武五年十二月，共給“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萬七千二百人發放度牒，以防偽濫”（《明實錄》第2冊1416頁）；洪武六年十二月規定：“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明實錄》第3冊1537頁）。明成祖朱棣自詡為真武大帝的化身，對祭祀真武的張三豐及其武當派更是大力扶持。他下令在“京城艮隅并武當山才重建廟宇”（《明實錄》第28冊310頁）。并于永樂十年開始大規模興建武當山道觀。敕令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督工，每日役使工匠達二十余萬（一說為三十余萬），費以百萬計，花費了六年時間，最終建成八宮、二觀、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巖廟龐大的道觀建筑群。特別在天柱峰頂鑄銅為殿，飾以黃金，供奉真武大帝。并賜武當山為“太岳太和山”，為“五岳之冠”親撰《御制真武廟碑》、《御制太岳太和山道觀之碑》。像這樣由皇室出巨資，一次性建成如此龐大的道教宮觀群，在歷史上實屬罕見！永樂元年和十四年，又兩次賜錢修葺龍虎山上清宮；永樂十二年，又敕建龍虎山真懿觀。但與此同時，又加強對道教的管理：永樂十六年（1418）十月，規定全國僧道人數不得超過36000名。其中府不得超過40人，州不得超過30人，縣不得超過40人。度牒也由明太祖時代的三年一給改為五年一給。（《明實錄》第9冊2109頁）

　　明初至中葉正一道士還編制了一批齋醮儀范方面的典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朱元璋敕令禮部甄選道士宋宗真、趙允中等編纂的《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范》。朱元璋親自作序，定為定規，頒發全國。另外還有《諸師圣誕沖舉酌獻儀》、《洪恩靈濟真君自然行道儀》、《洪恩靈濟真君愿文》、《伏魔經壇謝恩醮儀》等其中《道法會元》268卷，是一部極為重要的符箓派道法匯編，內容多為宋元所流傳的清微、神霄等新符箓派的道法，是研究宋元符箓道教的重要文獻。

　　但到明中葉以后，從英宗、代宗兩朝起，隨著明廷對道教信仰和迷戀，各種規章制度逐漸破壞。其中以憲宗、世宗崇道尤甚，到了世宗嘉靖年間，明中期以前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逐漸破壞幾乎成了一張廢紙。史載憲宗朱見深成化年間（1465—1487），道士常常因為皇帝的優寵而驟得顯官，如道士李希安在成化二年（1466）被任命為禮部侍郎，兩年后升為禮部尚書。當李按規定應致仕時，憲宗不允，詔令繼續任職。而且任命道士官職時也不按程序，不需經過執掌大臣的議定，而由皇帝直接讓宦官傳達任命，叫做“傳升制”。憲宗在位的二十多年間傳升的僧道官達三百數十多次。過去，道錄司只有八名官員，到成化二十三年，道錄司官員有133名，擴大了近十七倍。在憲宗如此崇道下，不僅道官制度被破壞，明初的度牒制度同樣遭到破壞。如成化二年，憲宗在定額之外，又增加十五歲以上者僧道度牒五萬名（《明實錄》第22冊560頁）；僅成化二年、十二年、二十二年“三次開度，已逾三十五萬，正數之外，增加十倍”（《明實錄》第30冊2049頁）.濫發度牒的同時又大建宮觀，“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內外敕建寺觀至369所，后復增建，以至西山等處相望不絕”（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607頁，中華書局，1977）憲宗至死都認為，國家安定，都是他崇道的結果：“三茅功施社稷。朕自即位以來二十年矣，四海奠安，萬方寧謐，惟賴神之靈貺，以至于斯”（《道藏外書》19冊，746頁）。明世宗朱厚熜在明代諸帝中崇道達到登峰造極。登基以后，一反祖輩佛道并重或崇佛勝于崇道的傳統，毀佛寺逐僧人，專門扶植道教，而且日甚一日，主要表現在：1、寵信道徒方士，授予高官厚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邵元節和陶仲文。邵元節嘉靖五年（1526）命為致一真人，統轄京師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賜給紫衣玉帶及金、玉、銀、象牙印章各一枚。嘉靖九年（1530）班二品，每年給祿米百石，撥校尉四十人供灑掃，賜莊田三十頃，蠲免其租。而且恩及父母子孫：贈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孫邵啟南為太常丞，曾孫邵時雍為太常博士。嘉靖十八年（1539）封陶仲文“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其加授少師，仍兼少傅，少保，史評“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之世，惟仲文而已”。子陶世同為太常丞，女婿吳浚，從孫良輔為太常博士。十九年進卦禮部尚書，特授少保，食正一品俸祿，封其妻為一品夫人，二十三年加授少師，仍兼少傅，少保，史評“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之世，惟仲文而已”。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又陸續詔追贈三代，給誥命，其孫入國子監；加封為“神霄紫府闡范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子陶世恩為尚寶丞；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二十七年（1548）加其支伯爵俸。2、廣建齋醮，迷信乩仙，愛撰青詞。深居西苑，日夕以齋醮為事，以至發展到“經年不視朝”。“每一舉醮，無論它費，即金赤至數千兩。蓋門、壇、匾、對皆以金書。屑金為泥，凡數十碗”（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篇》上冊，59頁，中華書局1959）。據史載，當時宮中每年要用黃蠟二十余萬斤，白蠟十余萬斤，以供齋醮之用。（《明史》5437頁）。青詞，又稱綠章，是齋醮時獻給天神的奏章祝禱之文，用紅色顏料寫在青藤紙上，故稱青詞。世宗因“日事齋醮”，因此需要大量青詞，這就造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善撰青詞擢為高官乃至宰相的奇特現象。據《明史·宰輔年表》，嘉靖十七年后內閣十四位宰相中有九人即是靠撰寫青詞起家，如嚴嵩、夏言、顧鼎臣，世人稱之為“青詞宰相”。世宗還沉迷于扶乩，嘉靖二十四年“帝于禁中筑乩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御史楊爵、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勸諫世宗勿任用“左道”皆被下獄。3、大建宮觀，迷信丹藥方術。世宗千方百計尋找長生仙丹，顧可學、陶仲文等皆因進仙方丹藥而獲寵信。他相信靈芝可以延年，于嘉靖三十五年派人到五岳及武當山、龍虎山、三茅山和鶴鳴山等道教名山去采集。嘉靖三十七年十月，禮部將四方敬獻的“瑞芝”一齊呈報，共有1850本，世宗仍嫌不好，又“詔廣求徑尺以上者”（《明史》245頁）世宗如此熱衷方藥、方術，不僅沒有獲長生，反為之所害：“晚年須眉脫落，乃至大漸，丹毒并作”（王圻《續文獻通考》）。

　　就道教內部發展來看，由于明廷重視承傳傳統的符箓派正一道，使正一道獲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憲宗、世宗兩朝，不少道士如邵元節、陶仲文等都被委以重要官職，出入宮廷，參予朝政，聲勢顯赫。其地位之高、權勢之重，為歷代罕見。然而，正一道雖受明廷扶植，貴盛無比，但頭面人物熱心權勢，并不專心研究道理，發展道統，在教理教義上并無建樹，因此也為道教未來埋下衰頹的種子。另一方面除對全真教武當派張三豐表示禮重外，明廷對全真道支持較少，全真道自此進入衰落時期。金元時期形成的以北京白云觀為基地統一領導核心頓然解體。在此情勢下，統一的全真道漸次分解成諸多小支派。主要的有“七真派”，即宗祖馬鈺的遇仙派，宗祖譚處端的南無派，宗祖劉處玄的隨山派，宗祖丘處機的龍門派，宗祖王處一的崳山派，宗祖郝大通的華山派，宗祖孫不二的清靜派等。另外，又有一些全真道士分別組成“五祖派”，即宗祖王玄甫的少陽派，宗祖鐘離權的正陽派，宗祖呂洞賓的純陽派，宗祖劉海蟾的劉祖派，宗祖王重陽的重陽派。如此眾多的全真支派出現，并不表示全真道的興旺發達，恰好反映它的衰落。它們的形成時間，最早在明代中后期，多數在明后。這樣，元中葉后道教的兩大派別在清以后的衰頹，從道教自身來看，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有龍門派因王常月的闡揚，曾經在清初一度“中興”，但也挽救不了總體的頹勢。道教在明代發展的另一個趨勢就是仍在延續道教各教派融合的路子，而且差別越來越小，各教派之間已無嚴格的宗派隔閡，互相交融的趨向卻越來越明顯。明代著名的道士有：張三豐、張宇初、劉淵然、邵元節、陶仲文、陸西星、林兆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