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晚清以降的國學思潮立此存照——寫在《國學檔案》前面

陳文新

（一）

　　現代意義的“國學”概念，是晚清以來逐漸形成的。關于這種“國學”概念出現的背景，王淄塵《國學講話》一書略有說明：“庚子義和團一役以后，西洋勢力益膨脹于中國，士人之研究西學者日益眾，翻譯西書者亦日益多，而哲學、倫理、政治諸說，皆異于舊有之學術。于是概稱此種書籍曰‘新學’，而稱固有之學術曰‘舊學’矣。另一方面，不屑以舊學之名稱我固有之學術，于是有發行雜志，名之曰《國粹學報》，以與西來之學術相抗。‘國粹’之名隨之而起。繼則有識之士，以為中國固有之學術，未必盡為精粹也，于是將‘保存國粹’之稱，改為‘整理國故’，研究此項學術者稱為‘國故學’……”[1]曹聚仁回顧這段歷史時也說：“‘國學’這一名詞，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19世紀西學東漸以后，有些士大夫只怕‘國粹’給歐風美雨吹掉了，乃要緊緊的保存起來，稱之為‘國學’，到了20世紀初，他們就在那兒提倡‘國學’了。”[2]

　　不難看出，作為與“西學”對舉的名詞，“國學”的所指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然而，從晚清到民國，雖然人們一直用“國學”或“國粹”來指稱中國傳統文化，以標示傳統文化與新學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但西學的巨大影響仍以不可阻擋之勢滲透于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連“國學”本身也難幸免。章太炎1906年即在日本主持“國學講習會”，應該算是較早講“國學”的學者了，其所講的主要內容結撰為1910年出版的《國故論衡》。《國故論衡》分三個部分，即小學、文學、諸子學。章太炎自己表白說：“弟近所與學子討論者，以音韻訓詁為基，以周、秦諸子為極，外亦兼講釋典。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雖有學者指出書中有些地方援引了西方哲學思想，但這只是局部，[3]總的來說全書還保持了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研究重心和方法特色。這本并不十分厚實的著作，“開近代研究諸子學之先河”，奠定了章太炎“由考證學到諸子學”的重要學術地位。[4]1922年，章太炎再次在上海講授“國學”，所講內容由弟子記錄整理并于當年公開出版，即《國學概論》。其主體內容也分三個部分，分別為“經學之派別”、“哲學之派別”、“文學之派別”。將“國學”分為經學、哲學和文學，其根據是什么，《國學概論》中并未闡述，但這一做法與傳統學術的經、史、子、集四分法相去甚遠，與《國故論衡》所述也大不相同。同一個作者，論述相同的對象，為何差別如此之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西學的影響。在以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為主導的近代西方意識形態中，所謂“某某學”，指某一種學科，或某一門類有系統的知識結構。因此，當“國學”成為“學”，則不僅指中國傳統文化本身，而且指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和“學科”，也就是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體系和結構，以及與這一知識體系相關的研究方法。《國故論衡》與《國學概論》的最大差異，正在于后者努力構建國學的體系結構，將國學分為經學、哲學、文學三種門類，再按這三種門類分出若干小的類別。這三種門類是否能完全涵蓋國學的內容姑且不論，三種分類是否合理（如經學與哲學并列是否妥當）也暫不計較，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章太炎在《國學概論》中試圖讓“國學”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和“學科”。其實，章太炎并非完全排斥西學，他曾說過：“中西學術本無通能，適有會合，亦莊周所謂射者非前期而中。”（章太炎《論樸學報書》）在《國學講習會序》中，他更是明確表示：“今之言國學者，不可不兼合新識。”

　　如果說章太炎《國學概論》的知識結構還只是受西學的潛在影響，而無論是從學理角度還是從工作便利的角度出發，各高等學府的國學研究機構都比章太炎更需要將“國學”梳理成一門“學問”。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定位是：“凡研究中國文學、歷史、哲學之一種專門知識者屬之。”國學門分設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等五個研究室，另相繼創立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整理檔案會、古跡古物調查會、方言調查會等組織。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章程規定：“國學一科，其內容約為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哲學等。”時任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宓在《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中補充說：“本院所謂國學，乃取廣義，舉凡科學之方法，西人治漢學之成績，亦皆在國學正當范圍以內，故如方言學、人種學、梵文等，悉國學也。”[5]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確定的國學研究范圍是歷史、文學、哲學、文字學、考古學、宗教、美術。廈門大學國學院則分歷史古物、博物（指動植礦物）、社會調查、醫藥、天算、地學、美術、哲學、文學、經濟、法政、教育、神教、閩南文化等共十四個研究組。

　　各國學研究機構各有特色，或此消彼長，或相互呼應，頗有聲勢。但是，人們沒有注意，或是不屑于注意，從各國學研究機構下屬組織和對國學理解的差異來看，“國學”究竟是什么“學”，是一個真真切切地存在著的大問題。朱自清曾嚴厲地批評說：“我想‘國學’這個名詞，實在太含混，絕不便于實際的應用。”[6]許嘯天因此在其所編《國故學討論集》一書中慨嘆：“中國莫說沒有一種有系統的學問，可憐，連那學問的名詞也還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鬧的什么國故學、國學、國粹學，這種不合邏輯的名詞，還是等于沒有名詞。”[7]錢穆雖然著有《國學概論》，但他在該書弁言中也表示：“‘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8]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國學”與“有系統的學問”之間，的確存在不小的差距。

　　最近出版的詹杭倫《國學通論講義》，作為一本高校教材，致力于構建國學的學科體系，該著認為：“國學的文獻載體是經、史、子、集，國學的學術門類是義理、考據、辭章和經世之學。從學科分類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國學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級學科，以國學基礎（小學）、國學方法、經學研究、諸子學研究、史學研究、集部研究、國學與宗教、國學與少數民族文化、國學與社會習俗、國學與出土文物、國學與海外漢學等作為二級學科。”[9]可以想見，經過慎重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討，在不久的將來，國學可以也完全應當作為一級學科出現在大學里。

（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國學熱”，如果將北京大學的《國學研究》創刊和《人民日報》等多家重要媒體關于“國學再次興起”的宣傳等事件發生的時間作為起點，迄今已有十五年了。這十五年里，值得關注的國學大事層出不窮。尤其是近年來，國學熱潮從學術圈和文化圈步入社會公眾視野，曾經處于社會文化邊緣的“國學”，引起廣泛的注意，并不時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焦點。

　　2004年9月，許嘉璐、季羨林、楊振寧、任繼愈、王蒙等國內外72位學術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在北京舉行“2004文化高峰論壇”，主題為“全球化與中國文化”。在論壇閉幕式上，通過并公開發布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他們的文化主張：“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于思考和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對于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 《甲申文化宣言》的發表，蔣慶發起讀經運動以及《原道》十周年紀念活動，被稱為2004年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回潮的三大標志性事件。《甲申文化宣言》經《中國青年報》等媒體轉載后，多家媒體跟進報道，均對《宣言》給予了充分肯定。但學術界也出現了不少批評的聲音，如袁偉時《評〈甲申文化宣言〉》[10]、王曉漁《正確的廢話和一無所有》[11]、顧乃忠《評〈甲申文化宣言〉的學理基礎》和《再評〈甲申文化宣言〉的學理基礎》[12]等。在互聯網上，支持者和批評者都發表了更多也更為激烈的言論。應該說，這些討論昭示了比《甲申文化宣言》發表這一事件本身更為重要的意義，即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問題得到人民大眾的普遍關心與參與，中國文化價值問題的確需要認真探討，對其價值的審視需要更為全面的視角。

　　2005年被媒體稱為“國學年”。這一年里，中國人民大學組建了國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學舉辦了“乾元國學教室”，“全球聯合祭孔”活動由政府主辦，“讀經運動”日益聲勢浩大并有“私塾”出現，關于國學復興的話題引起了各大媒體的廣泛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學”終于代替“傳統文化”再次成為關鍵詞。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孔子研究院名譽院長紀寶成先后發表文章《重估國學的價值》、《接續文脈　重振國學》、《重振國學》、《關于振興國學的思考》[13]，回顧了國學的歷史，肯定國學的現代價值，積極倡導振興國學。在這些文章中，他反復強調，“一方面國學作為中華文明之根，直接關系著保持民族文化主體性、增強民族意識自覺性，其價值與地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另一方面，近代以來國學發展的道路崎嶇坎坷，留下了非常沉痛的歷史教訓，其后遺癥至今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產生消極的影響，于是，我們就合乎邏輯要提出一個重大的文化命題：如何在新的形勢下賡續文脈，重建國學、振興國學，使之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顯然，人大國學院的組建和紀寶成的系列文章并非某個人的心血來潮，它代表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心理。隨后，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在《新京報》發表長文《評紀寶成校長“重振國學”論》，批評紀寶成“重振國學”的主張。文中指出紀文存在三大“史實錯誤”，有濃重的挖苦和諷刺意味（袁后來受到不少有失理性的言論攻擊恐與此有一定關系）。其實細品袁文，袁偉時想表達的核心思想在于，他擔心因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實力的增強，“有的人頭腦開始發熱，極力煽動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情緒，那是對國家前途和人民福祉非常不利的。”[14]紀寶成主張辦國學院和為“國學復興”搖旗吶喊，并不一定是“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作怪，但袁偉時的擔心源于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清醒認識，雖有太過之嫌卻不無警示意義。

　　2006年，在媒體和相關機構的導引下，“國學”全面進入公眾視野。《光明日報》推出了“國學專版”，刊載相關文化信息、學術論文以及有關知識等。全球最大的中文網站百度網站開通了全球第一個國學搜索頻道——“百度國學”，百度網站負責人聲稱要將百度國學打造成“當代的四庫全書”。最引人注目的國學事件是百度國學頻道、國學網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聯合舉辦的“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評選活動。該活動共選出了王國維、錢鍾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等“十大國學大師”。據報道，評選活動通過網絡、郵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來自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120多萬張選票，并引發了包括臺灣、香港及海外華人學者在內的廣泛討論。2006年，思想界卻仍然將注意力集中在2005年末發表的一篇文章——《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是蔣慶2005年12月17至18日在廣東從化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儒教學術會議”上的發言，并刊發于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所創辦的刊物《中國儒教研究通訊》（第1期）。文章提出了“復興中國儒教”的十項主張，認為“要重建中國儒教，必須建立新的科舉制度與經典教育制度。在國民教育系統中，恢復中小學‘讀經科’，將《四書》《五經》教育作為基礎課與語、數、英同列，大學則恢復‘經學科’，作為大學教育的基礎課程。”“除了‘上行路線’之外，還必須輔之以‘下行路線’，即成立‘中國儒教協會’。”“‘中國儒教協會’成立后，將為儒教古籍等有形財產，以及包括孔子像等在內的無形財產申請專利保護。此后，凡以各種方式出版的營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內容與人物形象的商標、廣告、公司企業名稱、經貿商旅活動，以及以儒教內容為題材的營利性的文藝作品與影視作品，均需向‘中國儒教協會’交稅(政府代收)。”蔣慶所提出的“重建儒教”的構想，受到了來自學界和媒體等多方面的批評，被指為思想專制、爭權奪利、結黨營私等。批評者強調：儒學（或傳統文化）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儒學（或傳統文化）的復興不能陷入民族主義的狂熱，在現階段的中國“重建儒教”缺少理性思考。

　　近幾年，人們似乎不再“大而化之”地討論應該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而重讀經典、重解經典悄然成風。于丹憑著“論語心得”紅遍大江南北，算是一個婦孺皆知的例證。2007年3月初，中山大學博士生徐晉如等十名博士生聯名在天涯發表《我們為什么要將反對于丹之流進行到底》，對近年來風頭正勁的于丹進行批評，他們稱“中國文化所面臨的最大禍患不是來自外來文化的侵蝕，而是來自于那些打著振興傳統文化旗號的無知者”。于丹的回應是，所謂“論語心得”，即心有所得，自己所講的內容不一定每句都正確，而目的在于提升大眾對傳統文化的熱度，影響每個人去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事件本身的影響迅速擴大，諸多學人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任繼愈等學者認為，研究和普及《論語》需要各種角色，于丹的解讀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錯誤，可以討論批評，應該允許百家爭鳴。而杜維明等人則明言，反對太離譜和肢解性的詮釋。５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零的《喪家狗——我讀〈論語〉》，一個驚世駭俗的書名帶出了一種顛覆的眼光，也帶出了一場從學界到民間的風暴。李零認為，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個出身卑賤，卻以古代貴族（真君子）為立身標準的人；一個好古敏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傳遞古代文化，教人閱讀經典的人；一個有學問，卻無權無勢，敢于批評當世權貴的人；一個四處游說，替統治者操心，拼命勸他們改邪歸正的人；一個古道熱腸，夢想恢復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凄惶，也很無奈，唇焦口燥，顛沛流離，像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圍繞“如何評價孔子”的問題爭論不休。有學者認為“人造孔子”極富文化價值。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孔子全盤圣化的結果是使孔子從一個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變身為言談舉止、心理、思想、實踐無不合道且毫無瑕疵的超凡入圣者。這些事件的發生，標示著國學已由少數人的研究課題變成了公眾話題。

（三）

　　《國學檔案》由三個部分組成：近一百年來能反映時代國學思潮的代表性文章以及對該文章的評介；近三十年國學論著提要；近三十年國學大事記。采用這樣的安排，旨在以較短的篇幅和直觀的方式揭示晚清以來的國學思潮發展面貌。

　　歷史總是由一個個具體的環節組成的。《國學檔案》精選十六篇有關國學的文章，以反映百年國學思潮的變遷。這十六篇文章，均出自在國學領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學者之手，他們對國學的認識和思考，對于今天的我們肯定不無啟示意義。選文按文章寫作的先后年代排序，其作者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此，他們在進行思考時的歷史背景、在特殊背景下的思考結果以及他們的觀點所產生的影響，可以看作國學思潮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個重要環節。如在上世紀初學術的新舊之爭、中西之爭和有用無用之爭中，王國維指明“學無新舊”、“學無中西”、“學無有用無用”（王國維《國學叢刊序》）；章太炎在新的學術視野下寫就《國學概論》，努力在“材料的積聚與剖解”基礎之上，去做“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工作，將國學條理和系統化；在“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的悲觀呼聲中，胡適認為“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并倡導“整理國故”（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針對國人認為“整理國故外，遂別無學問” 的迷失，梁啟超“以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一是“文獻的學問”，二是“德性的學問”（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反傳統”的思潮中，張岱年指出:“在否定舊傳統的同時必然有所繼承”，“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既有否定性，也有累積性”，季羨林更是認為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關系也是互相學習的關系，僅就目前來看，統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從歷史上來看，二者的關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湯一介通過回顧“五四”時期的思想論戰、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強調90年代的“國學熱”，要考慮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特點，也要在全球意識觀照下提倡“國學”，“國學”必須以世界文化發展的趨勢為參照系才有意義；面對當前炙手可熱的國學熱潮，郭齊勇認為當前所謂“國學熱”，其實是假熱，因為強勢的西化趨向的影響，百多年來文化觀念與全民教育的某些失當，國人對于國學又相當地陌生、隔膜，國民對國語、國文、國學，對本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常識還不甚了了，更談不上在與國學相關的學術與技藝、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等方面有很好的修為（郭齊勇《時機與意義：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這些思考，寫作于不同的歷史時期，針對問題的不同側面，對于如何對待和處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確有發人深省和啟人心智之功。這些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所寫的文章，不僅反映了學者們在特殊背景下的思考，也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思潮。

　　除了上述將國學或傳統文化本身作為論題的作品之外，也選取了一些論述傳統文化某個重要方面的文章。如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倡導“實證”，宣稱“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可看作傅氏領導史學革命的綱領；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基礎上，總結王國維的學術方法有所謂“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昭示了陳、王共同推崇且被后人樂于效法的學術研究方法；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繼承者和現代儒學的重要開創者，其對儒學思想的發展和繼承自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環節，從所選《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讀經示要·自序》、《佛儒異同論》可以窺見其學術思想之堂奧；任繼愈《論儒教的形成》問世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其核心旨趣是：“中國中世紀獨霸的支配力量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實的儒教”，此后的二十余年中，“儒教論”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一般民眾的思想意識中都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每一篇選文之后都附有評介。除了介紹作者的生平等相關史料外，還著力陳述作者身處的歷史環境、文化背景以及作者在國學研究方面的學術貢獻和影響。作為正文的補充，評介突破了選文本身內容和文章寫作年代的限制，以作者和作者學術影響為線索，可以陳述和勾勒與選文作者相關的學術史。如章太炎對古代學術傳統的繼承和新變、胡適引領的“整理國故”運動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傅斯年開啟的“考辨派”、馬一浮和熊十力等人開創的現代儒學等。而季羨林對傳統文化的推崇、湯一介在全球文化背景下對傳統文化的剖析以及郭齊勇對當代國學熱潮的反思，更是近二十年來國學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評介之外，還有作者的相關國學研究成果的介紹。凡與國學研究關系密切的成果盡量收錄，力求全面;標明出版或編撰時間、出版地等信息;且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排列，全集或總集列于末尾。因為十六篇文章的作者均為在國學研究領域做出了卓著貢獻的學者，因此，從相關國學研究成果既可看出他們對國學研究的貢獻，也可以此作為進一步研究這些學者國學思想或國學成就的線索。

　　“近三十年國學論著提要”和“近三十年國學大事記”是對第一部分內容的補充。所收論著和大事均與國學思潮的發展變化相關，而與傳統框架下的分支如經、史、子、集或小學等具體領域相關的內容則未予收入，目的是既直觀地展示國學思潮發展的詳細變化情形，又避免發生寬泛無邊、篇幅臃腫的情況。

　　因國學本身的復雜性，和其他種種原因，《國學檔案》可能還有些地方不盡如人意，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部書無論是對于學術界還是對于國學愛好者來說，都可以提供相當的便利。與當下一些漫無邊際的國學著作相比，《國學檔案》邊界清晰，線索分明，史料豐富，評判簡明，既體現出嚴肅的學術性，又表現出對讀者分析和判斷能力的尊重。這是一部內容厚實、開卷有益的書。

注釋：

[1]王淄塵：《國學講話》，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第3頁。

[2]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201頁。

[3] 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章太炎炳麟《國故論衡》中有《原名》、《明見》諸篇始引西方名學及心理學解《墨經》。其精絕處往往驚心動魄。”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61頁。賀麟也說：“《國故論衡》中有《明見》一篇，最富哲學識度。”見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頁。

[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7頁。

[5] 吳宓：《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載《清華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

[6] 朱自清：《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見《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8頁。

[7] 許嘯天主編：《國故學討論集》（上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5－6頁。

[8] 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頁。

[9]詹杭倫：《國學通論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3頁。

[10] 袁偉時：《評〈甲申文化宣言〉》，載《南方都市報》，2004年9月21日。

[11] 王曉漁：《正確的廢話和一無所有》，載《南方都市報》，2004年9月14日。

[12] 顧乃忠：《評〈甲申文化宣言〉的學理基礎》，載《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再評〈甲申文化宣言〉的學理基礎》，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13] 紀寶成：《重估國學的價值》，載《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接續文脈　重振國學》，載《人民日報》，2005年5月27日；《重振國學》，載《新京報》，2005年6月1日；《關于振興國學的思考》，載《光明日報》，2005年6月7日。

[14] 袁偉時：《評紀寶成校長“重振國學”論》，載《新京報》，2005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