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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生平|著作年表|著述索引|作品選讀|大師研究|研究著述|書品推介|研究學人|相關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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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錢耕森)
馮友蘭(1895—1990)，張岱年(1909—)，兩位同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和教育家。他們畢其一生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從事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的教學和 一 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堂正式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馮先生于8月下旬應羅家倫校長之邀，到清華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兼校秘書長。馮先生特別鐘情于清華大學，早在1911年清華學堂成立伊始就想上清華念書，后因種種原因沒能報考。但是，他沒有想到17年以后，進清華的夙愿竟然實現了。馮先生內心感到無比的喜悅，于是他就把清華大學視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樂意一直呆下去，永遠獻身給清華。 張先生于1928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他的理想是清華大學，于是他放棄了被保送北師大的機會而去報考清華，并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成了馮先生的學生。 剛上任的羅校長的辦學方針是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和軍事化。軍事化和紀律化的一個具體要求就是不管春夏秋冬，學生們每天清晨6點鐘必須上早操，無故缺席要記過，甚至開除學籍。張先生受不了這么嚴格的要求，開學一兩個星期之后，就自動退學了。張先生回憶道：“1928年暑假，我報考清華大學，被錄取了。開學之后，添設了軍事訓練，由兩個國民黨軍官任教官。我不愿受國民黨的軍事訓練，退學了。適逢北京師范大學招生，遂又報考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也錄取了。” 張先生和清華大學的第一次結緣竟然如此之短暫！ 二 1929年，馮先生將剛寫成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的講義，分贈師友征求意見，胡適收閱后寫了一封長信給馮先生，與他討論老子所在年代的問題。不久，馮先生見到胡適，與之略辯了幾句。于是胡適于1931年3月，寫出《與馮友蘭論〈老子〉問題書》一文，馮先生于4月寫成《中國哲學史中幾個問題——答適之先生及素癡先生》一文，兩文同時發表于6月出版的《大公報·文學副刊》178期上，由此引發了一場大辯論。馮先生晚年回憶說：“在20年代，中國哲學史界對于孔、老的年代問題有過一次大的辯論，在學術領域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一派認為老先于孔，胡適先生主之；另一派認為孔先于老，梁任公先生主之。兩派各執一詞，莫能相下。” “這次看了胡、馮兩先生的文章是觸動了我的興趣，使我不能不動筆。”于是，張先生很快便寫成《關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一文發表。張先生說他寫這篇文章是受到馮先生的影響�！�1931年春，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卷出版，考辯之精，論證之細，使我深深敬佩；我本來對于老子年代問題有興趣，在馮著上卷的影響之下，寫了一篇《關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報·文學周刊》，承編者嘉許，發表出來。此文認為《老子》書當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頗得羅根澤先生同意，后被編入《古史辨》第四冊中。” 馮先生讀后印象很好，以至于他事隔半個世紀以后回憶起來還動情地說道：“辯論之文在報刊上幾乎每日皆有，余偶見一文，署名季同(張先生因贊佩‘大同'理想，故用‘季同'作自己的筆名——引者注)，以《老子》為晚出，其材料證據雖無大加于時論，但出自作者筆下則親切有味，心頗異之，意其必為一年長宿儒也。后知其為一大學生，則大異之。后又知其為張申府崧年之少弟，及得見，其為一忠厚樸實之青年，氣象木訥，若不能言者，雖有過人聰明而絕不外露，乃益嘆其天資之美�！� 可見，張先生這篇文章播下了他和馮先生忘年之交的種子！ 張申府原名崧年(1893—1986)，1917年畢業于北大數學系，1919年追隨李大釗從事革命活動，后成為周恩來入黨的介紹人之一，1924年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他酷愛哲學，擬創造“解析的唯物論”的新哲學體系，1931年之前即在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書，1931—1936年任清華哲學系教授，是我國現代文化名人之一。他與張先生為同胞手足，比張先生大16歲，是張先生的大哥，更是張先生學術上的領路人。張先生由其兄介紹，認識了哲學界前輩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三位先生。他曾訪問過金先生，“金先生說：‘你寫的《問題》一篇分析這條路子是哲學的一條路子。'我訪問過馮先生，談有關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彼此見解相近。” 可見，張先生在大學時代就已經發表學術論文多篇。于是，經“馮友蘭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薦，梅貽琦校長批準”，他于1933年從北師大一畢業就被“清華大學聘為哲學系助教”。這是張先生二進清華。 馮先生說道：清華對張先生當年退學“亦不以為忤，畢業之后，仍按原計劃聘為清華哲學系助教，并擔任哲學概論課程。”馮先生對于學生們對張先生講課的好評，還記憶猶新�！捌鋾r，張先生乃剛畢業之大學生，又非出自哲學專業，選課除哲學系一年生之外，亦有其他系高年級生，均翕服無閑言�！瘪T先生還進一步總結出張先生課講得好的原因：“蓋張先生真正是一位如司馬遷所說的‘好學深思'之士，對于哲學重大問題‘心知其意'。講課者言之有物，聽課者亦覺親切有味矣�！吨芤住で难浴酚醒裕骸揶o立其誠'，誠者無妄之謂也�！闹湟�'則無妄。張先生初授課之成功，無妄之效也；其初發表文章之成功，無妄之效也�！� 1934年，張先生因其父病亡而悲傷不已，難以繼續工作，遂于暑假前辭去清華的教職，靜心休養，張先生二進清華又是去也匆匆。 三 1935年，張先生經馮先生和其兄的共同介紹，與也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校友，又是馮先生堂妹的馮讓蘭女士喜結良緣。馮先生晚年還以非常喜悅的心情回憶道：“張先生旋即與余之堂妹定婚，以學術上切磋之友誼，申以婚姻，益親密矣�！� 張先生幸福的新婚生活使他心情愉悅，身體康復。于是，他決定暫留在家中埋頭著書立說。經過一年多的辛勤耕耘，果然結出了兩大碩果：其一是寫出了《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一文，這意味著張先生開始創造自己的哲學體系；其二是寫出了《中國哲學大綱》，這標志著張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方面作出了新的貢獻。這兩大碩果的取得，都和馮先生等人的啟迪分不開。 張先生所創造的新哲學，很快就被人們稱為“解析的唯物論”，并以他們兄弟兩人作為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1936年，友人孫道升發表了《現代中國哲學界的解剖》一文，評述了胡適、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等的學術思想，以張申府、張季同為解析的唯物論的代表。” 《中國哲學大綱》是張先生的代表作。這是受到馮先生《中國哲學史》的直接影響的�！榜T友蘭著作的出版令他欽佩不已，自嘆才薄，張岱年認為，他無法寫一本超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中國哲學史'。但這并沒有消泯他的宏愿，他決定換一種體裁，另寫一部《中國哲學問題史》。張岱年當時并沒有想到，這一決定導致了另一種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范式產生：哲學范疇研究�！� 最近幾十年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大多數把宋明哲學分為程朱唯心主義和陸王主觀唯心主義兩派。而張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一書中，“首先提出”宋明哲學應分為三大派，除了以上兩派外，還應加上張載、王夫之、戴震的唯物主義的一派。這是張先生又一個創造性的貢獻，也影響了馮先生。他說：“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經多年的論辯，宋明哲學分為三派的觀點已為多數研究者所承認了。馮先生晚年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將宋明哲學分為理學、心學、氣學三個學派。” 四 1936年秋季，張先生再由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系主任馮先生聘任為哲學系助教。張先生又回到了清華園。張先生以《中國哲學大綱》為內容開設了“中國哲學問題”課，同時講授“哲學概論”課。張先生邊講授邊修改定稿，并送請馮先生等人征求意見。馮先生閱后熱情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然而，由于不斷受到時局變遷的影響，此書一直延遲到1958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張先生第三次回到清華，亦擬以清華為“安身立命”之地。但是，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了，張先生壯志難酬��！ 八年抗戰期間，張先生未能隨清華大學南遷，而是羈留在北平，雖然生活日艱，但是卻有了充足的時間閉門讀書、鉆研、著述。1942年至1948年，先后寫出《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品德論》、《天人簡論》五部著作。 抗戰勝利后，清華大學于1946年5月10日由昆明西南聯大遷回北平清華園復校。此前，馮先生已于1946年1月15日特致函梅貽琦校長，推薦張先生“自三十五年度”(1946—1947學年——引者注)起為清華哲學系教授。張先生說：“接到馮友蘭先生自昆明來信，說清華大學即將復校，仍邀我到清華任課，任哲學系副教授�！睆埾壬倪M清華了。 1946年10月10日，清華復校開學。馮先生于8月中旬赴美講學，至1948年3月才返校。其間，馮先生所授“中國哲學史”改由張先生講授，他同時開設“哲學概論”、“孔孟哲學”、“老莊哲學”等課。 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大公報·圖書周刊》，發表了張先生對馮先生《新知言》一書的專評：“此文逐章評論《新知言》十章內容，認為第六章《新理學的方法》是‘全書的中心然而可以商榷之點也較多'，第七章《論分析命題》是‘全書最精彩的一章，其中對于維也納派的辯論，分析入微，明澈犀利，可謂精辟無倫。由此章看，也可以見馮先生在邏輯分析法之運用上，實已達到火候純青的境界'；認為‘對馮先生所揭示的形式主義的理論，我雖不能完全贊同，然而對于馮先生的系統的嚴整，分析的縝密，文章的明瑩，治學態度之篤實，我惟有贊嘆欽服。就系統的宏大、條理之明晰、方面之眾多、影響之廣遠來說，馮先生的學說實在是現代中國哲學的一個高峰'�！� 張先生于1951年被提升為哲學系教授�！皡⒓訉彶樵u議的雷海宗、王亞南都肯定了我的學術水平�！�(張岱年先生語)這一年的盛夏季節，我考取了清華大學哲學系，有幸成為金、馮、張等先生的學生。 1952年進行了全國高校院系的第一次大調整，其中哲學系調整幅度很大，全國各大學的哲學系都合并到了北京大學哲學系。馮、張兩位先生也同時調入北大哲學系。我們學生也全部并入北大哲學系，從“清華人”變為“北大人”了。 中國哲學史一課，建國后一直停開，直到1954年9月才恢復。當時叫做“試開”，由教研室老師集體講授。兩個月前，馮先生擔任了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馮先生由青年教師朱伯先生協助講授先秦部分，任繼愈先生講授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部分，張先生講授宋元明清部分，鄧艾民先生講授近代部分。本人有機會聆聽了這門課。 1956年1月，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開會，討論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決定分四部分：“馮友蘭、朱伯崑、楊正典編寫先秦部分，由馮友蘭負責；周輔成、楊憲邦、任繼愈編寫漢至唐部分，由任繼愈負責；張岱年、孫長江、汪毅編寫宋至鴉片戰爭部分，由張岱年負責；石峻、李澤厚、尹明編寫近現代部分，由石峻負責。”這是建國后第一次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學校非常重視，為此“又決定聘請陳伯達、郭沫若、侯外廬、杜守素、趙紀彬、楊榮國、楊獻珍、艾思奇、孫定國、胡繩、嵇文甫為審查委員會委員”。 五 1957年“反右運動”前夕的“鳴放”期間，張先生于5月17日在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工會小組會上發言：“三反肅反，我都積極參加了，但也覺得有些問題。清華搞三反運動，一些老教授，如馮友蘭先生、潘光旦先生，檢查了三次才通過，未免傷了知識分子的感情。肅反運動時，本系召開了批判王錦第的批判會，后又宣布，據調查，王錦第的問題在解放初已經交待清楚了，沒有新的問題。為什么不先調查呢不先調查卻先開批判會，這是不合適的。我又盛贊雙百方針的英明。當時也無人反駁�！钡�，到9月初，忽然開會對張先生進行批判了，說“他反對三反，又反對肅反，鼓吹資產階級思想自由”，于是張先生被“劃入另冊，扣上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當時，使張先生“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其實，那時“完全陷入迷惘之中”的人，又何止張先生一個呢? 張先生痛苦地回憶道：“在批判會上，一些人采取‘落井下石'的態度，深文周納，給我加上很多‘莫須有'的罪名，剝奪了我的教學權利。一些熟人，睹面為不相識�！钡牵T先生卻沒有批判他，而是三緘其口，“是月(1957年10月——引者注)多次出席工會哲學系委員會、中國哲學史工會小組‘幫助右派分子張岱年'會議，未發言。”顯然，馮先生這是冒著和“右派分子”劃不清界限、同情“敵人”、包庇“壞人”的政治風險! 在張先生戴上“右派”帽子期間，他不能從事教學，也不能搞科研寫文章，只能參加一些中國哲學史的資料選注工作。寫不完的檢查，開不完的批斗會，參加不完的體力勞動，工資降為只給生活費，特別是喪失了獨立人格，過著非正常人的生活，張先生“遭受了平生奇恥大辱!”“竟遭此大厄!”“遲至1962年7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可以參加教學工作，但仍難以發表文章。到1979年1月，黨撥亂反正之后，北大黨委重新審查，宣布1957年實屬錯劃，完全恢復了我的名譽和待遇�！� 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張先生就奉命從勞動的地方回校參加運動。一返校就靠邊站了，馮先生也被加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等罪名。他們都被分配在“有問題”的一組，成了“牛鬼蛇神”，成了專政的對象。年逾古稀的馮先生遭到多次抄家和無數次的批斗，他被折騰得于1967年1—4月生了重病，但造反派不準他住院，他被趕出了醫院，生著病還要被揪斗。后來，雖然很勉強地住進醫院開刀動了手術，但是傷口未愈合就又被趕出了醫院。這時，馮先生周圍很多人對他是“冷眼相對，如不相識”。但是，張先生卻冒著極大的風險“向馮先生表示慰問”。 1972年，毛澤東主席批示：“要學點哲學史�！庇谑�，北大哲學系接受了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的任務，張先生和馮先生都被分派了寫作任務。該書于198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直到1973年12月9日，馮先生才在小女兒、當代著名女作家宗璞的陪同下“往蔚秀園訪問張岱年、馮讓蘭夫婦。”不久之后，張先生夫婦于1974年1月25日(陰歷正月初三——引者注)上午，給馮先生拜年。這些活動本屬至親好友及師生之間最正常的往來，但中斷多年以后才開始恢復。 1979年2月約9日，張先生以教研室主任的身份，與教研室秘書兼黨支部副書記、支委兼工會組長同去找馮先生談話，要馮先生“再寫一檢查，‘在群眾中說清楚'，說事情可以就此了結，以后仍可出書、見外賓。”同月11日，馮先生派其婿蔡仲德去請張先生看馮先生的檢查時，“張說胡耀邦曾問‘馮友蘭為什么還不能出來'，但此事還未正式傳達�！蓖�14日下午，張先生去馮先生家，“建議對檢查稍作修改�！� 3月18日，張先生代《中國哲學》編輯部約馮先生寫回憶錄，“說明只要事實，不要批判�！�4月11日，馮先生將致哲學系黨總支的信請張先生代為轉交，“要求換房”。 在1978年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大會上，有幾位同志提議推舉張先生為會長，任繼愈先生為副會長，馮友蘭、賀麟先生等為顧問，得到多數同志的贊同。中國哲學史學會三年改選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會上，都舉行票選，絕大多數同志都投票選張先生繼任會長。第四次會議前，他辭去理事職務，也就不再參加會長選舉了。“前后擔任會長十年。1989年被推為名譽會長。十年之中我任會長時，確實是負責學會的領導工作，有事和石峻、衷爾鉅等協商辦理�！�10月7日，馮先生為太原會寫論文一篇，送交張先生。 1981年5月19日，馮先生將關于“道學”(即一般稱為“理學”——引者注)的論文送張先生“征求意見”。馮先生所說的道學文章，可能是指他在1月份出版的《中國哲學》第五輯上發表的《張載的哲學思想及其在道學中的地位》一文�！按宋姆磳Π训缹W一概視為唯心主義，認為道學有唯物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客觀唯心主義三派，張載屬于前者，是道學奠基人�！边@意味著，馮先生在這個重要的哲學問題上，受到張先生的影響，與張先生取得了共識。 1987年1月，馮先生寫成《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按宋恼J為毛澤東思想的來源之一是中國古典哲學，毛在認識論，在一般與特殊關系問題上繼承并發展了中國古典哲學，在辯證法問題上則離開了中國古典哲學‘仇必和而解'的路線。認為在1949年后中國歷史大轉變時期，‘毛澤東沒有吸取秦始皇失敗的教訓。'又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藍圖已經可約略地看到了，它將是以‘和'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的繼續和發展。這個繼續和發展，將是中華民族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人類的大貢獻。考慮目前國內無發表可能，擬藏之名山，俟之來日。曾征求張岱年意見，張認為全文可發表，但關于秦始皇的文字應刪�！� 5月24日，張先生去拜訪馮先生，馮先生談“《新編》第六冊‘近代維新'部分構思，擬翻太平天國、曾國藩之案，認為洪秀全學西方中世紀神權主義，是倒退，曾反對神權，是進步。又談《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認為應該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寫，不人云亦云，如不能出版，就藏之名山，‘既然目前萬馬齊喑，我們也大可不必一馬先奔'�！睆埾壬f“曾國藩是軍事家，毛澤東的后發制人即來自曾。” 9月17日，張先生去信，“略謂《新編》太平天國、曾國藩兩章觀點正確，見解新辟。論洪秀全只會學西方中世紀的宗教，切中要害。以曾國藩校印王船山遺書證明其思想轉變，并引章太炎文章為據，確有說服力。曾氏實乃洋務派之先驅。惟章題‘承先啟后的中心人物'，‘中心'二字似不甚妥，請再斟酌，或改為‘關鍵'如何曾國藩一案似可以《論曾國藩》為題在《哲學研究》上先發表”。 12月1日下午，張先生去拜訪馮先生，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馮先生說“洪仁主張以商帶工；曾國藩則搞以政帶工，結果是以官代商；毛澤東也搞以政帶工，歸于失�。秽囆∑揭唐方洕灰Y本主義，但商品經濟本由資本主義帶動，這是規律，能否打破這一規律很難說，要看實踐�！睆埾壬f：“馬克思分析剩余價值，完全否定資本家的作用，也不妥�！� 1988年1月20日晚，《張岱年文集》主編、清華大學劉鄂培教授請馮先生為《張岱年文集》作序。3月21日，馮先生在醫院里寫成《張岱年文集》序。馮先生的這篇序，是專寫張先生的“為學”與“立身”的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馮先生說：“余謂張先生之學術主張已詳書中，又何待序之言，以為蛇足乎為張先生之為學與立身之道有尚未世所注意者，故標而出之，以為書之引端�！� “張先生之學生(劉鄂培教授——引者注)有習篆刻者，欲治一閑章以相贈，請示印文，張先生命刻‘直道而行'四字。余聞之曰：‘此張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閑章也!'張先生之木訥氣質，至老不變�？鬃釉唬骸畡傄隳驹G近仁。'直道而行則‘剛毅'矣�！�'之言，其意當哉張先生可謂律己以嚴，高自要求也。中國傳統中的讀書人，即所謂‘士'者，生平所事，有二大端：一曰治學，二曰立身。張先生治學之道為‘修辭立其誠'，立身之道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其‘直道而行'乃張先生所自言：‘修辭立其誠'乃余所窺測而得者，質之張先生以為然否?” “抑有更進一義者，推本溯源，則立身與為學，初非兩橛�！揶o立其誠'、‘直道而行'只是一事。一事者何誠而已矣�！揶o立其誠'誠也；‘直道而行”，亦誠也，一以貫之矣。誠乃《中庸》之中心思想，故曰：‘不誠無物'。又曰：‘君子以誠之為貴'。有志者于此悟而力行之，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周易·乾象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張先生嘗主此言以說明中國文化之精神。校之以《中庸》之意，‘天行健'則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自強不息'則所謂‘至誠無息也'。天之道出乎自然，人之道有待于有志者自勉之功夫。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亦‘自強不息'、‘至誠無息'之意，言晚節之難也。余雖不敏，愿與張先生共勉之。” 由此可見，馮先生對張先生的評價，無疑是極其中肯而公允的。我們作為后學，自當立志于領悟馮先生所概括出的“直道而行”的“為人”和“修辭立其誠”的“為學”的崇高精神! 1989年4月1日，臺灣《當代》第三十五期出版，內有“最富爭議的人物：馮友蘭論”專輯，張先生撰寫了《我所認識的馮友蘭》一文，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追求真理，顯揚真理。哲學家的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具有追求真理的熱誠，勇于堅持真理，也敢于放棄成見而接受真理。馮友蘭先生從宣揚‘理在事先'、‘理在事上'轉而肯定‘理在事中'的正確觀點，表現了一個真正哲學家的誠懇的‘慎思明辨'的態度和寬廣的胸懷。” 1990年6月6日下午，張先生和季羨林先生等去醫院探視住院治療的馮先生。 10月4日，馮先生病危，張先生前去醫院探視。 11月26日，晚20時45分，一代宗師，大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與世長辭! 馮先生逝世的噩耗傳來，張先生沉痛哀悼并于11月29日，撰寫出紀念文章：《哲人其萎遺范永存——沉痛悼念馮友蘭先生》。后又寫了《馮先生“貞元六書”的歷史意義》、《深切悼念馮友蘭先生》、《懷念馮友蘭先生——為紀念馮友蘭誕辰100周年而作》、《懷念馮友蘭先生》等文。 張先生首先肯定了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馮先生所建構的“新理學”的哲學體系，與熊十力及金岳霖兩位先生的哲學體系相比較，實有“明白曉暢”的特點，因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張先生又充分肯定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馮先生和金先生開始虛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的態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出現了所謂的信仰危機時，馮先生對唯物主義仍堅信不疑，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撰寫了中國哲學史，即《中國哲學史新編》。 張先生進一步具體揭示出馮、金二位先生思想轉變的兩點“內在契機”：其一是由新實在論轉變到唯物主義是“順理成章”的；其二是“愛國主義的真情實感”。張先生高度評價說道：“我深知，馮、金二先生的轉變是真誠的自覺的轉變。”“我認為，馮、金二先生的哲學轉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這是值得敬佩的�！� 張先生還懇切地贊揚了馮先生的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以及“……他對于哲學的貢獻，特別是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是永垂不朽的他的愛國赤心，永遠將受到人們的贊揚和追念” 來源：新浪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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