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岱年
前幾天，鐘敬文先生的公子鐘少華來電話，說定于本月十六日舉行鐘先生百歲壽辰紀念暨學術研討會，問我能否參加，我說我愿意參加，沒想到鐘先生這么快就去世了。鐘先生身體不錯，就是體弱，沒什么病。可能他自己也沒想到去得這么快。他躺在醫院里還說，身體好了，我就出去給學生們上課。
我是看報才知道這個消息的，心里很悲痛。這些年，每年春天都有個祝壽會，會上，鐘先生、季羨林先生和我都能見面。我還想跟他見面，可他去世了。
鐘先生是中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創建人，為這兩門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建立了中國民俗學派，貢獻很大。
民俗學研究對文化研究有重要意義，它是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文化研究分學術思想史研究和民俗研究。民俗學研究的是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它對文化研究關系很重大，與哲學思想也有密切的關系。鐘先生活了一百歲，是光輝的百年，他在中國學術史上做出了光輝的貢獻。他的貢獻不限于民俗學，而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學術的研究都有重要貢獻。
鐘先生身上最可佩服的，是他九十五歲以后還在不斷研究，寫文章，帶研究生。他重視教學工作，對中國民俗學研究充滿信心，培養了很多研究生。
我和鐘先生是在一九七九年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研討會上開始認識、交往的。鐘先生品德高尚，性情開朗。他特別關心朋友的生活。他比我大六歲，可每次見面，都是他先問我：“近來身體好吧？”前兩年，北京師范大學的鄧九平拉我主編了一套叢書，里面有鐘先生的《歷史的公正》，內容包括鐘先生的人生經歷和學術成就，我很佩服他。我跟他交往這么多年，感覺鐘先生是一個心胸開闊、感情充沛的人，按舊標準，他就是孔夫子所說的“仁人”。能做到“仁人”不容易，鐘先生做到了。
《人民日報》 (2002年01月17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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