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吳梅到北大任教，先后開設古樂曲及有關詞曲、戲曲諸課程，揭開了北大與戲曲結緣的篇章。這樣算來，北大建校以來的百余年中，與中國戲曲結緣已有80余年。北大幾代學人不遺余力地研究、創作、講授、普及并親身演唱戲曲，薪火相承。尤其以吳梅—俞平伯—吳小如為代表的幾代師生更是成就斐然，對中國戲曲特別是昆曲和京劇藝術的貢獻功不可沒。
吳梅（1884—1939），字瞿安，號霜臣，江蘇長洲（今蘇州）人，近代戲曲理論家和教育家，詩詞曲作家，是與王國維同時代的重要的戲曲學者和作者。吳梅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戲曲概論》、《南北詞學》、《曲學通論》等。他認為中國真正的戲曲起源于金元之間，即謂“今日流傳古劇，其最古者出于金元之間”。元曲大家中，吳梅推崇王實甫、關漢卿和馬致遠三家。他說：“嘗謂元人劇詞，約分三類：喜豪放者學關卿，工鍛煉者宗實甫，尚輕俊者號東籬”；與“元曲四大家”的說法不同，他強調戲曲是人民大眾的藝術，說：“一代彥才，絕少達官，斯更足見人民之崇尚，迥非臺閣文章以頌揚藻繪者可比也。”吳梅對戲曲的諸多獨到見解，很有北大風骨。
俞平伯是著名紅學家。他于1915年考入北大文科國文門，曾受教于吳梅教授。當然，俞習昆曲也是受其夫人徐寶馴女士的影響。許出身江南名門，詩詞書畫，撫琴度曲無所不通，尤喜昆曲。俞平伯不僅向吳梅學習詞曲文學理論與創作，還學唱昆曲。
俞平伯于1929年受聘于北大任教，同時也在清華講授《清真詞》、戲曲與小說。1935年春，俞平伯等人正式組織成立谷音社，聘請吳梅為導師，俞任社長。翌年，谷音社演唱吳梅新譜《桃花扇》的<哭主>。1936-1938年，俞向昆曲教師陳延甫學唱昆曲一百多出（折），超過了當時專業昆曲劇團上演的劇目數量，其中有許多名段。谷音社的社員時常在北大、清華或燕大（現北大校址）清唱或演出。
1946年10月，北大于抗日戰爭勝利后遷回北平，俞任文學院教授。1952年2月轉入北大文學研究所，1956年任北京昆曲研習社主任。俞于昆曲研究造詣深厚，在譜曲、字音諸多方面有獨到見解，發表了不少論文，如《論作曲》等。他對昆曲的生存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在1957年就曾說過：“昆曲若不經過改革便不會有前途，非但談不到發展并且談不到保存。”
“文革”中昆曲社活動中斷，1979年12月恢復后在北京吉祥劇院首演。
吳小如教授于1945年成為俞平伯先生的入門弟子。吳關于戲曲的述評極為廣博、細致，從20世紀30年代就寫戲評，至今約有60年，洋洋灑灑70余萬字。其評述多涉及京劇，其次為昆曲，地方戲不多，但也談到過地方戲的優秀演員，如“三陳”——川劇的陳書舫，漢劇的陳伯華，豫劇的陳素真，對她們評價甚高。
從20世紀20—30年代到“文革”后的著名京劇演員以及80年代末的個別優秀青年演員，吳的評述幾乎都有涉及。四大名旦、四大須生、四小名旦、南麒北馬關外唐、三鼎甲、南歐北梅，旦行、生行、凈行、丑行，吳都廣泛涉獵。吳的廣博還表現在其評述的劇目極多，對京劇藝術、演員等的述評多有獨到見解，對諸多名家的演唱不足處亦多直言。
50年代中后期，北大的學生社團京劇團頗為活躍，聘請當時的北京京劇團的馬長禮先生為藝術指導，排練演出了不少劇目，記得有《奇冤報》、《春秋配》的<撿柴>、《打城隍》等。
90年代，一批熱愛京昆藝術的北大學子組成北大京昆社，邀請北方昆曲劇院的張衛東先生為藝術指導教師，排練演出的劇目有《鎖麟囊》、《鳳還巢》、《二進宮》等。2001年春天，為慶祝建社10周年，接連兩天演出了昆曲《長生殿》之<彈詞>、《西游記》之<認子>、京劇《賀后罵殿》等。北大京昆社先后涌現出一批有藝術才能、演唱頗具水平的學子。
近幾十年來，諸多京昆名家都曾到北大獻藝并與師生交流，無一例外地都受到熱烈歡迎。
作為中國最高學府之一的北大，與百姓的藝術——戲曲結緣深厚，正應了“大雅寓于俗”的話。
（作者為北大化學系1955級畢業生）
《北京大學校報》2002年5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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