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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以來，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熱門話題。其實，二十世紀特別是后半葉人文領域中的“失蹤”現象，決不僅限于思想史，在文學史上同樣相當嚴重。

　　２００２年春，我在寫《金陵書話》的時候，由幾位前輩學人的遭際，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五十年來，對于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種種偏見，使得那一時期中的大量優秀文學作品，處于湮沒狀態。沈從文、張愛玲等的“出土”，是一個顯例；另一個不太明顯但可能更為重要的事實，就是晚清到民國年間傳統文學樣式的創作成果，包括筆記小說、舊體詩詞、散曲、戲曲等，至今仍被文學史家與諸多理論家視而不見，更談不上整理與研究了。在他們眼中，似乎“新文化”的大旗迎風一招展，一切的“舊”文學“舊”文化便該壽終正寢，即不甘歸于寂滅，也已屬遺老遺少的頑固不化，再無價值可言。

　　當時就很想寫一點關于吳梅先生的文字。吳梅先生總給我一種切近而又遙遠的感覺。說切近，是因為讀現代南京的文獻資料和學人著作，常常會遇到先生的名字；說遙遠，則是因為先生的學問給我以高不可攀之感。可是先生的著作，當時還只見到零星幾種，且都是民國年間的舊版本；又聽說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吳梅全集》有四卷八冊三百余萬字，其中且有《瞿安日記》二巨冊，更是從未寓目，自知于先生生平著述，了解得太少，遂未敢貿然動筆。

　　《吳梅全集》在２００２年秋問世，吳梅先生的著作第一次得以全面系統地結為一集。雖然在與先生和昆曲都無關系的河北而不是在江蘇出版，也是一件讓人感慨的事情，但能出得像現在這樣完善精美，總是件幸事。承出版社的朋友贈我一部。拜讀之下，愈覺洋洋大觀，如我之輩，真是只能望洋興嘆的了。尤其是其中的曲律研究，在昆劇極度衰微的當世，恐將成為絕學。

　　吳梅先生自述其學術淵源，“游藝四方，詩得散原老人，詞得強村遺民，曲得粟廬先生”。散原老人陳三立，是晚清維新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清末民初中國詩壇的領袖，《光宣詩壇點將錄》中以他為“詩壇都頭領”，譽為“天魁星及時雨宋江”；《近百年詩壇點將錄》以他為“掌管機密軍師”，譽為“天機星智多星吳用”；不過，當代中國人知道他，恐怕多是由于他的兒子陳寅恪了。強村遺民朱祖謀，為晚清四大詞人之一，被近代詞壇奉為宗匠，集大成而繼往開來，平生致力于詞籍校勘，“精詣獨絕”，人稱“律博士”；他所校編的《強村叢書》為我國詞集四大叢刻之冠，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十幾年前影印一千二百部，降價處理至今尚未售完。粟廬先生俞宗海，是昆曲清唱的正宗傳人；昆曲在明代嘉靖、萬歷年間，經魏良輔改進而繁盛，并且形成“水磨腔”清唱一脈，至乾隆年間，編撰《納書楹曲譜》的蘇州人葉堂被奉為魏氏清唱正宗，葉派在道光、咸豐年間的傳人是婁縣人韓華卿，俞宗海是韓華卿的弟子；俞宗海的兒子，就是當代著名昆劇、京劇表演藝術家俞振飛。這父子倆的名字，大約也只有戲劇史家和京昆票友才記得了。

　　吳梅先生的詩，在生前寫定為《霜崖詩錄》四卷，以編年體存詩三百八十一首，不但數量較詞、曲尤為多，而且更能看出先生的一生經歷、過從交往，以及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詩作始于１８９８年，終于１９３８年，對于四十年間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洪憲復辟、軍閥混戰到日寇侵華、抗戰軍興，都有如實的反映，表現出詩人強烈的愛國精神；詠史懷人、評書讀畫之作，也無不寄寓真情實學；其七古風骨遒勁，歌行開闔流轉，絕句輕倩流麗，律詩工于對仗，各有特色。詩人的自我評價是：“不開風氣，不依門戶。獨往獨來，匪今匪古。”“不開風氣”有自知之貴，因為先生清醒地認識到，“詩文詞曲，頗難兼擅”，他在曲學上用力至深，詩作上再想開一時風氣是不現實的；但由于堅持了“不依門戶”，所以能達到“匪今匪古”的境界。

　　《霜崖詞錄》也系先生生前寫定，存詞一百三十七首。先生于詩、詞、曲三體均有創作，詞風豪放易近于詩，婉約則易近于曲，故而在詞作上頗難獨樹一格；但曲學上的造詣，又深化了先生對于詞律的理解，故集中登臨懷古、言志抒情之作，情致清新，辭采振拔，意象鮮明，含蓄雅訓，能嚴守詞律，因難見巧，遠追南宋。論者或以為先生詞作的成就能高于詩作。

　　《霜崖曲錄》二卷，為先生高足盧前在１９２９年編次，后又有增補，現卷一收小令六十八首，卷二收套數二十篇一百零三首。因為先生認識到“欲明曲理，須先唱曲”，曾從名師學唱，能夠邊唱邊寫，所以才情與格律有機統一，達到格律精嚴而才情橫溢的高境界。在清末以來散曲日見寥落的局面下，先生的散曲異峰突起，并影響后學，釀成風氣，致時人有散曲“中興”之望。

　　當然吳梅先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還在戲曲創作與研究。浦江清先生說：“近世對于戲曲一門學問，最有研究者推王靜安與吳梅先生兩人。靜安先生在歷史考證方面，開戲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戲曲本身之研究，還當推瞿安先生獨步。”龍榆生先生說他“專究南北曲，制譜、填詞、按拍一身兼擅，晚近無第二人也”。編校《吳梅全集》的王衛民先生說，在中國戲曲史上的大家，或以制曲見長，或以曲論見長，或以曲史見長，或以演唱見長，就是在昆劇的全盛時期，“集二三特長于一身的大家已屈指可數，集四五特長于一身的大家更為罕見”，然而生活于昆劇衰落時期的吳梅先生，卻能“集制曲、論曲、曲史、藏曲、校曲、譜曲、唱曲于一身”，且在戲曲教育上也卓有建樹，堪謂奇跡。

　　創作方面，先生在十六歲時，就有傳奇《血花飛》之作，以紀念戊戌六君子；三十年間，共創作十四個劇本，現存十二，以先生五十壽誕時自選的《霜崖三劇》為代表，曲律詞采俱工，案頭場上，兩擅其美，人物鮮明而情節曲折，達到了那一時代的最高境界。傳統戲曲本身就是一種綜合藝術，若非具有文學、音樂、舞蹈、美術等多方面的較高修養，是不可能取得較高成就的。

　　曲律研究方面，先生有《顧曲麈談》、《曲學通論》、《南北詞簡譜》等專著，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藝術實踐的基礎上，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制、譜、唱、演的藝術規律。曲史研究方面，先生的《中國戲曲概論》是放眼全局的第一部中國戲曲通史；《元劇研究》和《曲海目疏證》對劇作家與作品的考證，也有承前啟后之功；《霜崖曲話》、《奢摩他室曲話》和《奢摩他室曲旨》等采取傳統的曲話形式，廣泛評述散曲、劇曲的形式與內容，既為作者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也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材料。

　　先生自十幾歲就注意搜求戲曲典籍，能購買的購買，能借抄的借抄，積三十年之艱辛，收藏曲籍六百余種，其中不乏精本、善本、孤本，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藏曲大家。他并且利用自己的珍藏，精心校勘，編選《奢摩他室曲叢》，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以使這份遺產廣為流傳。這項工作，應該說是受到朱祖謀刊行《強村叢書》的影響。后因上海“一·二八”戰事，使出版中斷，傳世僅得其半，仍大受好評，以為其選擇之精，校訂之善，當在《元曲選》與《六十種曲》之上。此后鄭振鐸先生倡導刊行《古本戲曲叢刊》，就是受到吳梅先生的啟發；而劉世珩選輯《暖紅室匯刻傳奇》，盧前選輯《飲虹叢刻》，更是直接得到吳梅先生的指導。

　　先生還為許多傳奇雜劇打下了聲情并茂、宜唱美聽的曲譜，使一些案頭名劇得以登上舞臺，重煥青春。這也因為先生有唱曲的功底。魏良輔曾總結唱曲經驗說：“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二絕，板正為三絕。”聽過吳梅先生唱曲的人，都以為他是得到這份真傳的。

　　吳梅先生又是第一個在高等學府專授戲曲課的教師，他把吹笛、訂譜、唱曲這些被當時學問家視為“小道末技”的內容帶上講堂，言傳身教，開創了研究曲學之風氣，二十余年間在南北兩京培養了一批有成就的戲曲史家、戲曲理論家。他還熱心扶持昆劇傳習所，每回蘇州，都要前去與老藝人切磋，給學員以指導，被視為他們的知音。在昆曲的保存與提高方面，吳梅先生的功勞不可磨滅。

　　此外，吳梅先生在詞學研究上亦有很高造詣。朱祖謀先生曾四校《夢窗詞》，而吳梅先生重讀《夢窗詞》，還能有新的發現。他的專著《詞學通論》，寓史于論，史論結合，從格律到作法，多所創見。

　　吳梅先生的日記，自是了解先生生平經歷、思想脈絡與學術源流的最好材料。惜《全集》中所收《瞿安日記》，僅見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７年間之部分。其時先生主要在南京任教，除詳記日寇侵華事變外，不乏讀書心得、論學文字及購書藏書活動；尤其是學人聚散往來，令讀者如行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倘有人以此為基礎做先生的師友錄與交游考，一定可以發現更多文化史上的“失蹤”者。此外所記亦多涉南京時事風物，兼及方志掌故，直至市井生活與物價種種，對于了解三十年代的南京，也是極可貴的材料。

　　要全面論述吳梅先生的學術成就，至少可以寫成一部大書。讓我感觸至深的是，如吳梅先生這樣學術史上的大師級人物，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居然淡出了人們的記憶，以至一些研究戲曲的年輕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學術成就尤其是創作成就，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要說文學史上的“失蹤”現象，吳梅先生身后的默默無聞，是可以作為典型的。

　　這其中的原因，說復雜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簡而言之，大約有兩點。

　　一是二十世紀初，應運而生的新文學，迅速崛起，以其通俗易懂，成為主流。這本應是好事，使中國文學的園地大為豐富；遺憾的是，由于某些人有意無意的努力，將思想以至政治領域的新舊之爭，推延到文學領域之中，而且只論形式，不論內容，更不論藝術，一入舊式，即在掃蕩之列。對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只到清代中葉為止，“同光體”已不入法眼，遑論其余。

　　實則在大動蕩、大變革、大悲大喜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詩文詞曲，無論新體還是舊體，都不乏佳作，都曾達到一個不容忽視的高潮。作為南社的早期成員、一貫關心國事的吳梅先生，其作品更是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新思想。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文人學者，即使不能寫作舊體詩詞，欣賞舊體詩詞的人應當不會比欣賞新詩的人少。所以當時學人對于吳梅先生的成就才會有那樣高的評價。

　　其二，舊體詩詞曲的衰退，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和１９５８年的新民歌運動，一則踐踏了詩人，一則踐踏了詩，共同的是踐踏了欣賞詩的眼睛。此后二十年中國可說無詩可讀，當然，也包括新詩。在這一時間段里成長以至出生的人，不知道吳梅，不足為奇。

　　然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就是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等先生相繼被發掘而紅極一時之際，吳梅先生的曲學成就卻依然無人問津，則是源于另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就是中國的昆劇已經一蹶不振地衰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吳梅先生獨步一時的曲學理論，成了屠龍之技。

　　昆劇藝術的后繼無人，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民族虛無主義的一度橫行，全民族的傳統文化修養的急劇下降，應當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吳梅先生在《百嘉室遺囑》中，曾專門談到后輩的教育問題：“近日小學課程，殊不能滿人意。吾意身為中國人，經書不可不讀。每日課余，宜別請一師，專授經書。大約《論語》、《孟子》、《詩經》、《禮記》、《左傳》，必須熟誦。既入中學后，則各史精華，亦宜摘讀；或主誦《群書治要》者，容嫌卷帙多，且刪節處間有乖異，不必讀也。十六歲后，應略講經史源流。”這自是治國學者的經驗之談，但在近半個世紀中，如果有誰重彈此調，除了被扣上一頂頑固不化的帽子，決不會有別的結果。

　　吳梅先生培養出來的學生，對于老師的學業各有繼承，出現過一大批一流學者。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尚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工作的，就有王玉章、任訥、唐圭璋、王煥鑣、錢紹箕、王起、汪經昌、趙萬里、常任俠、游壽、潘承弼、陸維釗、胡士瑩等；其中約一半沒有再從事曲學研究，但都在各自的領域里取得了重大成就。從事曲學研究的幾位，為世所重的，則只是他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或教學工作，他們的創作同樣默默無聞。

　　吳梅先生曾說到：“余及門人中，唐生圭璋之詞，盧生冀野之曲，王生駕吾之文，皆可傳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盧前是吳門子弟中，較全面地繼承了先生衣缽，一生與散曲、戲曲結不解之緣，在曲律和曲史研究、制曲、藏曲、校曲等方面均有成就的一位。然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卻因被學校解聘失業，生活無著，售盡藏書，終于病死。

　　吳門弟子中能制曲的還有一位孫為霆先生，南京六合人，后來在西安教書，霍松林先生曾從他受教。他在文化革命前印過一部《壺春樂府》，恐怕就更沒有什么人知道了。此書三卷，卷上、卷中為散曲，卷下收《太平爨》三雜劇，曾得盧前的盛贊。這或許竟是當代人昆曲創作的尾聲了。

　　值得一提的是，吳梅先生對于新詩，就并不排斥。當徐志摩去世時，他曾代穆藕初作挽聯：“行路本來難，況上青天，孤注全身輕一擲；作詩在通俗，雅近白傅，別裁偽體倘千秋。”評價是相當高的，他對此聯也很滿意，“自覺頗工”，因此記入日記。

　　其實，人文文化的領域是一個累積的領域，一種作品對于另一種作品，只有超越的可能，沒有取代的可能。各人頭上一方天，并存共榮才是理想的境界。倘若一定要將舊體文學的創作成果抹殺，才能顯示出新文學的成績，那這成績也就實在可想而知了。

　　１９８４年，吳梅先生的百年誕辰，在北京舉行了紀念活動，在蘇州舉行了學術討論會。我手邊恰有任訥先生給錢紹箕先生的一封信，說到當年的一些有關情況，摘抄如下：

　　“瞿安老師誕生百年，南京無人號召紀念，吾輩之憾！弟與胡忌（昆劇院領導）擬屆期赴蘇，加入地方紀念活動，在蘇留三日。圭璋病腿腫，不能行動。弟亦患腦貧血癥，擬力疾前往。吾兄于此，抑有意同行乎。紀念日在陰歷七月廿二日（陽歷八月十八日），乞示。”

　　這一年，幾位先生都是八十開外的人了。后來只有任先生曾赴會。倘在南京舉行，至少唐、錢二先生也是可以參加的。任訥先生是吳梅先生弟子中成名最早、成就也最大的一位。汪暉先生曾寫到他對任先生的一些印象，“二北先生早年做過胡漢民的秘書，一九四九年后在四川曾經以賣花生米度日，大概也曾在中學教過書。他來揚州時（引者注：在１９８０年），大家知道他是唐圭璋先生的師兄，吳梅先生的弟子，是揚州師院唯一的博士導師。任先生一生坎坷，性格卻依舊倔強，說起話來聲音高亢。”省里在揚州師院開古籍整理會議，不知為什么竟沒有請任先生到會，結果“他不請自來，當著袞袞諸公，用拐杖直指中文系主任的臉，痛斥為‘飯桶'”，及至被人勸出，“他摔開攙扶者，邊走邊罵，手中的拐杖倒立著，直指天空，一步三晃”。

　　與任先生信中所說的“南京無人號召紀念，吾輩之憾”一樣，他所爭的決非個人名利，而是學術的尊嚴。

　　１９８６年，吳梅先生遺骨遷葬故鄉吳縣小王山，并且舉行了揭幕儀式，油印了紀念冊。主持其事的是蘇州市文聯。１９９４年舉行紀念吳梅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地點在蘇州的吳縣。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此事被當作一種榮譽而加以宣傳，其實是不合適的。它一方面說明，過去我們對于昆曲的保護不力，另一方面也為今后如何保護好這一遺產，向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然，昆曲因此得到了某些特殊的保護政策，生存條件得到較大的改善，總是一件大好事。而真正要振興昆曲，對于吳梅先生這樣空前絕后的曲學大師，就不能不給予更多的重視。

　　２００２年，《吳梅全集》出版，書后附有王衛民先生所編《吳梅年譜》。同時出版的還有王衛民先生重行修訂的《吳梅評傳》。同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吳梅先生的再傳弟子吳新雷先生主編的《中國昆劇大詞典》。這幾件應運而生的工作，無疑將使世人對于吳梅先生的曲學成就能有更全面的了解，也為后人學習、研究、運用這些成就以振興昆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或可以算是對于這位曲學大師的“失而復得”吧。

　　前幾年編撰《江蘇省志·文學志》時，聽人說蘇州尚有吳梅先生的紀念館，曾專程到蘇州去了解，才知道其實只是先生的故居尚在，淪為民居，百嘉室中已無書香可言，設館紀念更是沒有的事。２００４年是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如今昆曲已經成為寶貴的世界文化遺產，但愿先生的故居有朝一日真能辟為紀念館。

　　我衷心地希望中國文化界對于吳梅先生的這一次“失而復得”，不會再變成“得而復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