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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被遺忘的"文學史"
--關于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吳梅《中國文學史》

近代詞學派別簡表

關于吳梅

董康和他的《曲海總目提要》

　　不管學術界是在有意還是在無意地回避著，大凡治中國戲曲史者對董康這個名字都不會感到陌生，畢竟他在現代學術史上留下了不少很有分量的東西。中國近現代的確是一個風云變幻的傳奇歷史時期，個人的命運和經歷往往會有讓人意想不到的極富戲劇性的轉機和結局。誰能想到昔日活躍于官場上的顯赫政客竟是戲曲、小說研究的先驅者和開拓者，誰又能想到曾為珍本秘籍的東渡而扼腕感嘆的書生轉眼間竟成為偽政權中失去人格尊嚴的要員。關于這位經歷復雜的重要歷史人物確實有很多可說之處，尤其是在遠離當事人、學術研究日益規范的今天。這里只談他的戲曲史研究。

　　在現代戲曲研究史上將董康定位為與王國維、吳梅鼎足而三，在一般人看來也許有言過其實之嫌，不過確實有研究者這么看，戲曲史家鄧長風先生就認為：“倘若不因人廢言、因人廢行的話，則董康對于戲曲研究的貢獻，實不在王、吳之下。”鄧長風《〈書舶庸談〉中的戲曲史料二題》、《明清曲家考略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不過，如果稍退一步說，董康在戲曲史研究上有著王國維和吳梅都不可替代的學術貢獻，相信會得到多數人的首肯。否則，同是開通俗文學研究風氣之先的胡適也不會在《書舶庸談》序中稱許董康是“近幾十年來搜羅民間文學最有功的人”。凡是從董康刊印的《誦芬室叢刊》、《讀曲叢刊》、《盛明雜劇》、《曲海總目提要》、《書舶庸談》等書中得益的研究者當會承認，這并非過譽之辭。董康利用自身特殊的優勢，以收藏、整理、刊刻戲曲而聞名，對戲曲史有其獨特的貢獻，這些都是別人所無法取代的，其功績也是無法磨滅的。不過，對多數人來說，人們知道董康這個名字主要還是因為《曲海總目提要》的緣故。

　　董康一生著述甚多，而且涉獵范圍很廣，從法律到文學，各個方面都有，而且都并非淺嘗輒止，建樹頗多，不過其著述如今大多數已很難看到了，也難以得到重刊的機會。當然，這里并不包括已成為戲曲史研究必備書目的《曲海總目提要》。嚴格說來，這部戲曲史家案頭必備的經典之作并非董康本人的專著，但這個書名毫無疑問是屬于他的，而且如果不是董康的努力，這部書肯定不會在后世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單看王國維、吳梅、孟森、陳乃乾這些參與該書整理的第一流戲曲、歷史學家的名字，不難想象到董康在這部書上所花的心血，而且更可以想象到，董康在當時學界的檔次和聲望——把王國維、孟森等學界名流召集到一起，為一部書進行校訂整理，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且類似的情況在現代學術史上也甚為少見。可惜現代學術史上的這段佳話限于資料，缺乏我們極感興趣的生動細節，當事者似乎事后也都沒有再提及，說起來這也算是一樁學術懸案。

　　關于《曲海總目提要》，還有很多的謎團需要解開，但遺憾的是，對該書使用者多，研究者少。首先是該書的書名。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該書與那位編制《曲海目》的黃文旸毫無關系，這不過是董康的誤解，張冠李戴，將該書的著作權錯誤地派給了他，后來人們將錯就錯，《曲海總目提要》的書名就這樣一直延續下來。這種觀點無疑是有說服力的，因為《曲海目》和該書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正如著名戲曲史家趙景深先生所說的：“《曲海目》有而《提要》無，或可說是一部分《曲海目》已經遺佚；但《提要》有而《曲海目》無，就無辭可以辯解了，這就足以證明二者是兩種東西。”就連給《曲海總目提要》做補遺的北嬰先生也說，“一定要把作者說是黃文旸，這是絲毫沒有理由和根據的”。

　　盡管研究者有充分的理由將兩書區分開，但這并沒有解決所有與之有關的疑問。人們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黃文旸寫沒寫過類似《傳奇匯考》和《樂府考略》這種提要式的戲曲目錄著作？研究者多持肯定態度，認為《曲海目》就是在其提要式著作的基礎上刪節而成的，其根據是李斗《揚州畫舫錄》卷５所錄黃文旸《曲海目》的自序：“擬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概，勒成一書。既成，為總目一卷，以記其人之姓氏。”不過，細讀這句話，似乎黃文旸只寫過《曲海目》而并無所謂提要式的著作。筆者以為“既成”二字是理解這句話的關鍵，依語氣，“既成”的是“總目一卷”，這個“總目一卷”的內容就是“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概”。其意思是將古今戲曲的名目系于各個作者名下。我們不能看到“撮其關目大概”就一定認為是劇情提要，因為作者說的是“古今作者”的“關目大概”而不是古今戲曲的“關目大概”。這里的“關目”似應作“劇目”解。我們還可以作進一步推想，如果黃文旸真的寫過這部著作的話，為什么在當時及以后不見有人提及。按說這樣一部大書，李斗在《揚州畫舫錄》里怎么也得說上一言半語的。而且讓人不解的是，《曲海目》都保存下來了，為什么那部更重要、更費心血的書卻失傳了。當然，筆者的解讀也不見得一定正確，也許還有更正確的理解，不過僅依只言片語是無法確知黃文旸那部書的信息的。

　　其實，盡管已有些文章對這類問題進行考索，但關于黃文旸等人在揚州“修改古今詞曲”這件事本身還是有許多不明待考之處。《揚州畫舫錄》的記載因其過于簡略，不能解決我們的全部疑問，但在別的書中就連這樣簡略的記載也很難找到。按說在揚州“設局修改詞曲”，而且“凡四年事竣”，這在古代戲曲史乃至文化史上應該是一件大事，對當時戲曲的創作、演出應當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但為什么當時不少人如此出奇地沉默？是文網森嚴的原因還是不值得一提呢？可以和這件事相比照的是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一書轉引《史料旬刊》第22期的兩條材料，乾隆“因外間流傳劇本，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亦未必無違礙字句”，曾下令讓手下大臣查辦戲劇違礙字句。但據經辦此事的大臣的報告來看，似乎并沒有發現多少嚴重的問題，似乎不過拿幾種戲曲來湊數而已。而且也沒有講到在揚州設局的事。揚州設局之事的來龍去脈到底如何？黃文旸等人費時四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最后的結果又是什么？難道一班人忙碌了四年的成果就是一部《曲海目》嗎？其用以“修改”的戲曲劇本從何而來，到底有多少種，最后這些戲曲劇本的下落又是如何？這些都是需要我們認真了解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也并非僅僅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它們本身就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遺憾的是從目前新掌握的史料里似乎還找不到確切的答案，似乎還沒有人對此進行過專門深入的研究。看來要解開這些謎團，還需要下功夫，去發掘新的材料。

　　其次，《曲海總目提要》一書的來歷也是一個問題。它是由《傳奇匯考》和《樂府考略》這兩部書拼合而成，從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這是沒有疑問的，董康在他的序言中曾有詳細的交代。但這兩部內容互有重復、明顯有傳承關系的著作本身也存在很多謎，比如現在還無法確知它們到底是同一部書的兩個不同版本還是各自獨立的兩部書，還有它們的作者、寫作動機、成書年代、流傳以及具體篇幅等等問題，都還是個未知數，需要研究者更進一步發掘探索。這兩部戲曲目錄之作將提要式目錄應用到戲曲上，較之先前的戲曲目錄在體例上應該說是個創新，而且提要的內容頗見功力。但是問題在于，如此大部頭，注定要耗費很多心血的著作，作者為何不留姓名？從明代開始，品賞、收藏以及研究戲曲已為部分文人士大夫的雅趣之一。到了清代，更有一些人將戲曲之作收錄到自己的文集中，雖說戲曲在中國古代不在主流文學之列，但編制戲曲目錄已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更不會有撰寫淫詞小說那樣的風險，但為什么作者刻意要隱瞞自己的真實情況呢？

　　總之，《曲海總目提要》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很值得談論的戲曲目錄著作，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的收益很多，但由此而產生的疑問也實在不少。相信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人們可以得到滿意的答案。對于董康本人，我們也不必刻意地去回避他，雖然歷史不能改寫，但因事論人，取其可資借鑒者，挖掘其潛在的文化價值，為今天的學術研究服務，這才是我們對待那些有歷史問題者的正確態度。

作者：淮茗資料來源：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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