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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我的父親王力

王緝志

　　今年是父親誕辰100周年。他離開我們已經14年了，他住院病危時我們兄弟姐妹幾人輪流在他身邊看護，在他去世前幾天，他神志有些不清，也沒有氣力說話，但他已經意識到他的生命到了盡頭，不時嘆氣，我猜想他是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人世的，因為還有計劃中的書沒有寫完，還希望要多寫些文章……

　　我父親的身體一向很好，很少生病。他是在1986年3月底病倒的，那時他已經有86歲了，當時我不巧沒在國內，那時我在四通公司主持開發四通文字處理機工作，正帶領一支開發隊伍在日本橫濱做產品開發的最后調試。在開發工作進行到了最后、也是最關鍵的時候，我接到總裁的電話，告訴我父親生病住院，我聽了之后開始沒有在意，他又加了一句話：你父親的病很重，就是說，可能等不到你回國了……這時我心里“咯噔”一下，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有點不敢相信，因為我離開北京還不到一個月，那時他還好好的呀！總裁對我說，如果需要，你可以中斷手中的工作，立刻回國見你父親最后一面。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我們在日本的簽證期限是一個月，這次是四通第一次開發自己品牌的產品，這時也即將結束，如果我回國，就意味著這次開發要中止，公司產品的推出必然要拖延一段時間，甚至將失去商業機會；如果我不回國，萬一父親去世了，我將失去和他見面的最后一次機會，也不能在他病重的時候在他身邊盡一個孝子的心意。總裁知道我的矛盾心情，沒有立刻要我表態。放下電話之后，日本ALPS公司的領導也說，如果王先生要回國的話，我們可以立刻安排。我隨即向北京撥通了母親的電話，詢問父親的病情，這才知道，當他生病時，起先是發燒，大家都以為是感冒，誰知住進醫院之后才發現情況嚴重，是白血病，而且病情很快惡化。我想，我是否回北京，可以征求母親的意見，她的意見將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她要我回去我必須立刻動身。可是母親說，“我知道你在日本的工作很重要，如果那里的工作離不開你，你就不必回來了，北京有你的弟弟和妹妹在。”以工作為重，是我父親母親的一貫作風，我父親和母親不會輕易以身體不適而請假，一般小病都會堅持上班，而我還在中學上學的時候，不管是肚子痛還是有其他不舒服的癥狀，我母親都是要求盡量要堅持上學。以我父母親以身教導我們的做人原則，留在日本繼續做開發，是很自然的選擇。于是，我決定留下。

　　在日本的開發工作順利完成了，我在4月中旬回到北京，立刻就到北京友誼醫院去看望住院的父親，這時他神志還清醒，但已經不能說出完整的句子了。我向他匯報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訴他開發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他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我在出國前，曾經給他講解過文字處理機的工作原理，當時他始終不太理解，我本來想搬一臺電腦到父親家里給他做模擬演示，但一來那時開發工作太忙，二來想到反正很快就會有產品出來，等產品問世后再給他講豈不更好嗎，因此就沒再給他做進一步的講解。誰知到產品真的開發完成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沒能讓自己的父親用上自己設計的文字處理機，是我終生的遺憾。后來，四通文字處理機累計銷售了20余萬臺，成為四通的拳頭產品，為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這是后話。

　　子承父業，是很普遍的現象，所以很多人問我，你怎么沒有選擇你父親的專業呢？我從小喜歡數學、物理等，而父親是搞文的。他曾對我說過，他也喜歡數學，但是他年輕的時候由于個人財力的原因，只能選擇文科，要不然，他也會選擇理科。所以他并沒有要求我繼承他的專業，倒是支持我學理工科。我在上高中的時候，曾經在北京市中學生數學競賽中獲得二等獎，因此1957年考大學時想選擇數學專業。當時計算機業正在興起，那年大學剛開始設置計算機專業，他勸我報計算機專業。他說，計算機是一門新興的行業，必然會有比較大的發展，你應該選擇它。但是父親的建議沒有起作用。當時整個學術界有一種重理論輕實踐的傾向，以至于影響到了我們中學畢業生。我的同學都反對我報考計算機專業，他們說，計算機技術里沒有什么高深的理論，還是學傳統的數學有出息。我在這樣的氛圍里，沒有聽從父親的建議，還是報考并就讀了北京大學數學專業。

　　我1963年大學畢業，經過多年的各種變遷，最后在1973年開始搞計算機，一直到現在。我所做出的任何成績都與計算機有關。可以說，計算機現在成了我的主業。回想起來，父親是很有遠見的，實踐證明了他的建議是正確的。我的大學同班同學，有一半的人后來都改搞了計算機。

　　我父親平時總是很忙，從我們小時候起就一直是這樣，很少有空管我們兄弟姐妹幾個，我們的家庭教育主要來自母親。我小時候不聽話，常挨母親打，父親反對母親打我們，他自己也很少打我，但有一次，我不記得是什么事惹怒了父親，被他痛打了一頓。

　　盡管如此，因為父親是研究語言學的，他對我們子女的語文要求很嚴，我們寫的文章里不能出現不通順的句子，更不能有錯別字。此外，還要求我們的文章要符合邏輯。因此，盡管我后來學了數學，但在用語言表達自己思想方面和寫文章方面，我從父親那里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父親也很少和我一本正經地談心，我記得只有一次，就是我在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我的女朋友突然和我分手了，我特別想不通，心里很痛苦。他見狀找我談話，他說：“中國有句成語叫‘老馬識途'，我就算是一匹識途的老馬，給你一點建議，世上好的女子那么多，要想開一點……”

　　還有，我從父親那里受到的一個影響，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我從小就喜歡獨立思考，凡事自己拿主意。1984年，受改革開放思潮的影響，我決定從國家單位辭職，和朋友一起創辦民營的四通公司，這在當時是要有很大勇氣的。我曾擔心父親會不支持我的這種行為，但他很支持。不但如此，還在當年的年底揮毫寫了一首《七律》給我做鼓勵：

不負當年屬望殷，精研周髀做疇人，

霜蹄未憚征途遠，電腦欣看技術新。

豈但謀生足衣食，還應服務為人民，

愿兒更奮垂天翼，勝似斑衣娛老親。

　　我把父親的墨寶拿到榮寶齋去裱好，掛在我家的墻上，從此，“豈但謀生足衣食，還應服務為人民”這兩句，成了我的座右銘。后來雖然我離開了四通公司，這兩句詩，仍然是我辦企業時永不忘記的原則。我想，時刻記住父親的教導，照這個原則去做，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大教育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