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呂思勉先生是因為他那本《經子解題》，那是本學習古籍再好不過的入門讀物了。我國古籍自魏、晉以來大體形成經、史、子、集四大部；史部、集部的發端，其實皆可溯源到經及子部，學好經、子，史、集自可迎刃而解。呂先生的這部書，講的就是如何去讀經部、子部之書。除諸經、諸子逐部細論，在這部書中呂先生還有兩篇綜論文章，即《論讀經之法》及《論讀子之法》。細讀之后，令后生小子獲益匪淺。
呂先生特別談及經、子與我國文學的關系，他說：“后世文學，根源皆在古書。同一熟誦，誦后世書，固不如誦古書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學，則數十百篇熟誦之文字，固亦決不能無也。”“讀諸子者，固不為研習文辭。然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亦實為中國文學，立極于前。留心文學者，于此加以鉆研，固勝徒讀集部之書者甚遠。……近人研文學者，多徒知讀集，實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呂先生進而提出了一個學習文學的參照樣本：莊嚴典重之文字應求之于《書》，《檀弓》則為記事文之極，風韻獨絕，《文王世子》文最流暢，《禮運》、《禮器》文最古雅，《學記》、《樂記》文最深純，《祭義》文最清麗；儒家之文最為中和純粹，莫如于《小戴禮》中求之，道家《管》、《老》一派文最古質，《莊子》文最詼詭，法家文最嚴肅，名家之文長于剖析，縱橫家文最警快，而明于利害，《呂覽》文較質實，《淮南》尤縱橫馳騁，意無不盡，“……諸子之文，可謂‘個性’最顯著者，欲治文學者，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說來慚愧，小子按圖索驥，找來呂先生舉例的文章，細細讀罷，卻并不能體會呂先生所言的種種美妙之處，看來我輩非但文字不過關，就鑒賞能力而言，亦有不小的差距。而這種差距，看來是很難彌補了。
手頭還有一部呂先生所著《中國制度史》，令小子愛不釋手，這書將中國古代制度的方方面面分為十七個題目，分別作概括而系統的論述。讀罷這部書，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的源流和變遷，就不至于一無所知了。小子有一些關于古代貨幣方面的疑問，于是先讀了此書的第三章“錢幣”，該章除正文外，尚有附錄“二十五史札記”“論金銀之用”“續論金銀之用”等，令小子大開眼界而欣喜若狂，雖然該文并沒有解決小子的疑問，但還是獲益良多，至少小子知道了我國古代自元朝以后才實行銀本位，日常經濟活動所支付的還是銅制貨幣；至于“金”，從來就不曾用于日常流通，而只是富賈豪門的寶藏手段，因此并不是一種貨幣。
了解了歷代貨幣制度，也就明白了為什么唐代的府兵去戍所大都要帶上不少“絹匹”，那是因為唐代是以絹為貨幣的，府兵雖有國家薪餉，唯恐不敷用度，故而自己再帶些“絹匹”，以備不時之需。府兵除了自備兵器馬匹等軍需外，還要自籌一定數額的零花錢，這說明唐代的府兵家境普遍是不錯的，不象宋代那樣，國家為了安置過多的窮人，只好以征兵的方式招集養活起來，防止他們流為盜賊，以致冗兵太多，給國家財政造成難以為繼的負擔。在唐代（主要是盛唐），窮人是沒有資格當兵的。
宋朝養兵極多，養到最后都成了老弱殘兵，上不了陣，只好當做仆役來使喚，種種不堪加諸其身，因此逃兵亦多。朝廷于是給這些上不了陣的“廂軍”統統面上刺花，稱為“配軍”，《水滸》中的宋江、武松等人犯了法，發配軍中服役，面上也是刺了花的，所以被罵為“賊配軍”。宋朝兵雖多，有戰斗力的，只是京畿的禁軍而已，所以金兵打來，京城一旦陷落，精銳盡失，地方上也就無力抵抗了。這又牽扯到一朝一代的財政制度，唐朝是藏富于民，所以安史之亂，長安失守，各地方還能各自為政，組織有效抵抗，睢陽被圍之初尚有谷六萬斛，可支一歲，張巡、許遠才能堅守。宋朝也許是鑒于唐朝藩鎮之禍，矯枉過正，不許地方囤積財富，全年收入的絕大部分解往汴京。汴京一破，歷代積蓄盡歸金人，北宋朝廷倒成了為人作嫁。地方政府無錢無物，兩手握空拳，豈能與金人周旋？故而金人鐵蹄，席卷黃河以北，如入無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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