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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無所謂國與家也，人類之摶結，族而已矣。族之大小不一。今古文家所說之九族，皆族之一種也。合族而居，治理之權，必有所寄。所寄者亦不一。周之宗法，亦治理之一法也。古家字有二義：一，卿大夫之家，一即今所謂家。今所謂家，其職有四：（一）為夫婦同居之所，（二）上事父母，（三）下育子女，（四）則一家之率同財，有無相通。此所以相生相養也。國則操治理之權，謀公益，禁強暴，所以維持現狀，更求進步者也。二者不可缺一，在古代皆宗族職之。其后則相生相養之道歸諸家，治理之權歸諸國，而所謂宗與族者，遂有其名而亡其實矣焉。此其故何哉？曰社會之變遷為之也。古代親愛之情，限于同族。后世則擴而漸廣。氾愛之情既進，偏私之念者祛，一也。古代分工未密，交易未開。生事所資，率有所造。者非獨力所及者不得不合親族為之。后世則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所待以生者，實非親族，而林林總總，不知誰何之人。生事既不復相資，何必合親盡情疏之人而共處？二也。古者生利之法甚粗，欲利之心亦淡。胼手胝足，皆為族謀。后世則智巧日開，愿望日富。族中有私財之人遂日多。有私財之人多，則如大功以下同財等小團體，潛滋暗長于大族之中矣。三也。聚居之制，必與營生之道不悖，而后可以持久。然如耕農，一夫百畝，方里僅容九人，其必不能合族而處明矣。四也。凡此皆家之所由興，而族之所由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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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族而居之制,必盛于天造草昧之時。以其時就政治言，就生計言，均無更大之團體，內籍此而治理，外資此以自衛；而分工合作之道，亦即寓于其中也。逮乎后世，安內攘外，既有國家；易事通功，胥資社會；而合族而居之利，已自不存；而族長手握大權，或礙國家之政令；群族相互爭斗，尤妨社會安寧；則破壞大族而代之以小家，亦勢不容已矣。職是故，書契所記，三代之時，平民之家，不過五口八口。卿大夫之家，雖可聯之以宗法，然則同財者，仍不過大功以下；且仍許其異居，則其家，亦與平民之家無異矣。夫既許其異居，而猶必聯之宗法者，則以封建之世，諸侯卿大夫之族，實系高居民上，役人民以自養，不得不謀自衛之道也。然則封建廢，則宗法亦當隨之而廢，則貴族之家，亦歸一如平民之家矣。然后世猶有以宗族百口，累世同居為美談者，則由未知宗法為與封建相輔而行之制，誤以其團結不散，為倫理所當然；且未知古所謂宗，每年僅合食一次，并無同居之事也。累世同居之事，蓋起于漢。趙氏翼《陔余叢考》曰：“世所傳義門，以唐張公藝九世同居為最。然不自張氏始也。《后漢書》，樊重三世共財。繆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彤乃閉戶自撾。諸弟及婦聞之，悉謝罪。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如陶淵明《誡子書》云：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幼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是此風蓋起于漢末。”陳氏《禮書》曰：“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后世，習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御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豈非名生于不足歟？”蓋封建之世，宗法之行分合之間，自有定則。固不至如后世之宗族不相恤；亦斷不得生今反古，而同居者至于千百口也。趙氏綜計前史，謂歷代義門，見于各史孝友孝義傳者，《南史》十三人，《北史》十二人，《唐書》三十八人，《五代》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如有不在孝友孝義傳，而雜見于本紀列傳者。又有正史不載，雜見他書者。其風所謂盛矣。然顧亭林《日知錄》曰：“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夢，一門數灶。’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于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污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為正論，馬亮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觀顧氏之。言，則知析居之風，由來已久；且滔滔者天下皆是。此等累世同居之人，其原因有二：（一）由誤謂倫理當然。漢人之行之，蓋以其時去封建之世未遠，習以惇宗睦族為美談，而不察其實也。后人遂仍其誤，莫之能正。宋儒墨守古人制度，提倡同居尤力。顧氏《華陰王氏宗祠記》曰：“程朱諸子，卓然有見于遺經。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于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或累世同居，稱為義門者，往往而有。”可見同居之盛，由于理學家之提倡者不少矣。（二）則隨時隨地，各有原因，非逐一考證，不能明了。如《日知錄》謂“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將近萬室。《北史·薛允傳》：為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余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絕。” 陳宏謀《與楊樸園書》，謂‘今直省惟閩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居有祠。’則聚居之風，古代北盛于南，近代南盛于北。蓋由北齊之代，衰亂頻仍，既多佝族以自衛。而南方山嶺崎嶇之地，進化較遲，流移者須合遷移之人為一，乃足者安。土著者或與合族而居之時，相距未遠故也。茍欲深明其故，則如《陔余叢考》所載歷代累世同居之事，非一一按其時其地，考厥情形不可，固不容執一端以強斷之矣。

　　此等聚族而居之事，流弊頗多。讀高宗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撫輔德一疏可見。……

　　……宗法盛行之時，其民誠不如后世之散無友紀。自衛之力既強，衛國之力亦大。然其為政令之梗亦甚。……

　　強宗巨族之害如此，則所謂義門，實不足尚。斯理也，明達事理之士，亦多見及之。其言之最直捷者，無過于李穆堂。穆堂《別籍異財議》曰：“吾江西風俗淳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譜。尊祖敬宗之誼，海內未能或先。至于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陳氏、靑田陸氏，并以十世同居，載在史冊。今此風亦稍替矣。觀朱子曉喻兄弟爭財產事，援據禮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別籍異財者，并將關約呈首抹毀。不遵者，依法斷罪。信乎儒家之政，異乎俗吏之為之也。然細思之，尚有未盡善者。蓋禁其爭財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論王政，止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為余夫。壯而有室，則別授百畝，是古者未嘗禁人分居也。惟是鄉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則分而不分耳。迨世既衰，漸失友助扶持之意。于是篤行之士，矯為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勸親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戶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長幼有禮，職事有司，筦庫司稽，善敗懲勸，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賢者，主持倡率，而后可行。否則財相競，事相諉，儉者不復儉，而勤者不復活勤，勢不能以終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財，各勸其事，猶可以相持而不敗也。至于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辨。如年踰七十，宜傳家政；或年雖未衰，別有疾病，而不任綜理；則子孫析居，亦無不可。且其家既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無可兼綜之人。今必責已分者使之復合，是強人所不能，勢不行矣。”其說可謂甚通。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后，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預為分定，以絕后爭。亭林謂當時老成之士，謂式好之道，莫如分爨，皆與穆堂所見相同也。

　　抑民間分居，尚有出于不得已者。唐玄宗天寶元年，敇“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茍為規避，父母見在，便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蓋古以人丁眾寡，定戶等高下，析居所以避多丁，免重役也。宋時之民，有自殺以免其子之役者。此豈空言禮教，所能強使同居哉？






出處：摘自《中國制度史》第八章“宗族”。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第378頁，392—3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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