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曾經出版“姜亮夫著作選本”８種，在此基礎上又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推出２４卷本的《姜亮夫全集》，使學界得到研習參考的方便，而一位學術巨人的科學風格，也明朗地展示在我們面前。
《姜亮夫全集》由以王元化、李學勤、季羨林、湯一介、饒宗頤為學術顧問的姜亮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定，收有《楚辭通故》、《楚辭書目五種》、《重訂屈原賦校注》、《二招校注》、《楚辭今繹講錄》、《屈原賦今譯》、《楚辭學論文集》、《瀛涯敦煌韻輯》、《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莫高窟年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敦煌學概論》、《敦煌碎金》、《敦煌學論文集》、《中國聲韻學》、《古漢語語音學》、《昭通方言疏證》、《古文字學》、《甲骨學通論》、《詩騷聯綿字考》、《古漢語論文集》、《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史學論文集》、《文學概論講述》、《詞選箋注》、《北邨老人文集》、《成均樓文錄》、《陸平原年譜》、《張華年譜》、《日記》、《回憶錄》，總計１２００萬字。在近年整理問世的名家文集中，就數量和質量而言，均堪稱煌煌巨制。
姜亮夫先生的學術視野極為宏遠，研究范圍極為廣闊，李學勤先生就此有“寬無涯涘”的評價。據《姜亮夫全集》前言所舉，有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學四大方面，“而在這些方面他都有為學人所必讀的重要著作，其貢獻之大，乃世人共見”（李學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據姜亮夫先生自己說，史學是他創立學術功業的長期實踐的一個“中心”。在《史學論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這樣的話：“我一生治學至雜，但也有個不太明顯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辭、漢語、敦煌、文學等沖淡，而史學的問題自‘五四'以后，非常龐雜，學說紛起，新材料也時時發現，我在這潮流中，追逐不已，為許多科學性強的學說所震撼。”于是，“下決心走樸學道路，與史學正式接觸。曾發愿注《后漢書》，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歲寫成《屈原賦校注》，從此對古史接觸多了，于是才擴大為古史學的研究。”他還寫道：“總的說來，治史是我的治學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與近世史”（２０卷第１頁，第１２頁）。姜亮夫先生在《楚辭通故·自敘》中又說道：“要之以語言及歷史為中心，此余數十年根株所在”（１卷第２頁）。
對于列于《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種專著的《楚辭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經說：“全書似當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歸趣。然予于馬列新說不練達，無真知，若徒衣被華采，而運不中程，則對學術為偽妄，為不忠實，以媚世冒不誠之罪辜。余鈍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頗知其率直淺露，勿事于侜張，其有未達，愿學焉而已。”“辯證唯物主義非強學不可知。余學之不專，敢以真誠為言，雖愚暗莫能通達，浪費精力時間，乃至紙筆、物質，不能不深自檢束者矣！”（１卷第２頁，第５頁）這是１９７６年秋天那個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見學者深心的“真誠”和“率直”。那么，在這里，姜亮夫先生所謂“運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
“程”在這里，應當是指學術的法度、程式、規范、原則。
《孟子·離婁上》開篇就寫道：“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按照漢代學者趙岐的解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雖天下至巧，亦猶需規矩也。”孟子接著又說：“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規矩，方員之至也。”以“目力”和“規矩”的結合，則可以不窮其用。孟子以工匠技術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記錄了他的名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趙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孟子在這里所講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疇的王道主義或者道德范疇的“仁義”精神的宣傳，然而從學術層面來理解，或許也可以借用以強調學術“法式”或者學術的“程”的作用。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一六《試文格式》中就有這樣的論說：“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為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我們面對現在的社會文化形勢，其實同樣也可以看到“今之為時文者”中頗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規偭矩”的行為，即對于學術原則和學術規范的破壞和違背。
久已成為中國學術優良傳統的“法式”和“程”或說“規矩”，最主要的是實學的原則。
在關于《楚辭通故》一書總體學術宗旨的陳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實證定結論，無證不斷”的說法。對于這一原則，姜亮夫先生以為“似頗合科學律令，與辯證唯物主義相表里者”（１卷第４至５頁）。這種科學風格在空疏之風有所上揚，學術泡沫充溢書市，“徒衣被華采，而運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應當有益于指正學術途徑，凈化學術氣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辭通故·自敘》中說，他生平治學，在于“以語言、歷史相關合，求所以為國宣教，為青年作導游”（１卷第８頁）。如果有一些青年學子能夠有心繼承這種實學傳統，發揚這種實學精神，則可以不愧對老一代學者的苦心。那么，我們也許還可以借用孟子的話來形容這種科學的學術風格的傳遞：“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我們強調“以實證定結論，無證不斷”的實學傳統的科學意義，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創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學術實踐而言，是始終重視學術視野的擴展和學術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謂“五四”以后史學“學說紛起，新材料也時時發現”，自己曾經“在這潮流中，追逐不已，為許多科學性強的學說所震撼”的回憶，就是證明。李學勤先生總結說，“姜亮夫先生于三十年代廣讀馬克思、恩格斯及摩爾根、穆勒利爾、梭羅金、涂爾干等人的著作，并于１９３５年赴歐洲，于巴黎大學進修考古學。他與馬伯樂、伯希和、戴密微、葉慈、翟理斯等英法漢學家結識，且在法京國民圖書館應王重民先生之邀，檢閱敦煌卷子，多有收獲，足見他的學術，絕非閉門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經說，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們考古工作大發達”的有利條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類學的蹤影”，他甚至主張“把自然科學許多說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學，來對文史作一些具體分析”，這些都是傳統史家無可比擬的。姜亮夫先生對考古文物的重視，特別值得史學工作者關注。他曾經說，當年前往歐洲，“本意想學考古學”，“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個美術博物館，倫敦的大不列顛博物館，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學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經準備“跟著到希臘、埃及去考古發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臺”，重視對“由禮俗轉化為民俗”（２０卷第２至６頁）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禮俗的根源”（２０卷第１５頁）等社會文化現象的考察。他回顧自己學術生涯時，所謂“余一生無他業，日與故紙堆為侶”，然而“生平治學方法，亦多所變革”（１卷第８頁）的總結，應當說是符合事實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說，在追求“銖兩悉備，確切深透”的基礎上，“為新方法（綜合）、新課題而努力，是余之愿也”（１卷第３頁）。一方面求實，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學術工作的原則。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辭學和敦煌學知名，然而對于秦漢史研究亦多有令專門治秦漢史者驚異的成就。
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經說：“秦代史中，我只寫過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詛楚文考》，《詛楚》已入《楚辭學論文集》一書之中，《石鼓文小考》后來散入《讀書樸識》中去了。”這兩種成果，嚴格說來，應當說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獲。姜亮夫先生這里的“秦代史”一語，體現出將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史的思路，在他的學術意識中大概早已形成。
有關兩漢社會政治學術文化等方面的論著，姜亮夫先生說：“即以‘《史》、《漢》優劣'一個小題而論，我同金鶴望先生有過討論，因搜集一下過去的討論，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別專科，如《地理志》、《河渠書》、《藝文》、《食貨》等研究的論文也實在不少。我有過一本《讀書樸識》，《史》、《漢》的摘記為多，但都是語言文字考證為主，我已收入《商舊錄》中。”《桓譚疑年的討論》則收入《史學論文集》（２０卷第４１４至４３２頁）。“還有《國策論》上下兩篇，主要是說西漢以‘孝'治國，加深了中國家庭的牢固性，東漢末以義氣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據，一方面也成為義氣相尚的民風，乃至于后世江湖義俠之所由，……”（２０卷第１３頁）。
對于也可以歸入漢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與洛神賦》，姜亮夫先生有語極誠懇的回憶。他寫道：“……殘存一篇《曹子建與洛神賦》，金先生說‘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說與季剛黃先生知道，他見我時說：‘你學胡適格式，他以類書為文，你連類書都未翻過。……'這是我一生受嚴師最大的一次教誨，從此以后，不依靠類書，也知道了類書對做學問的限度。不知為何，近年來一位河南大學的同學把原稿送還我，我第一次重見此文，近來想想‘嚴師為難'，決定連這稿也燒掉，以求心之所安。”（２０卷第１４頁）學術大師面對傳統實學“格式”和“嚴師”“教誨”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學術史的珍聞，作為后生學子，讀來不能不深為感動。
瀏覽《姜亮夫全集》，我們得知，《漢書》研究也曾經為姜亮夫先生所關注。《古史論文集》收入《漢書札林》，有關于《漢書》６篇的札記１４條。題下有姜亮夫先生說明：“此余《讀書札林》中之殘留，全書凡４萬余條，在抗戰中曾應昆明師范主編之《文史周刊》之求，全稿予之。余遂來去蘇、滬間一年后乃歸，則知為一族間人所據。云南解放后又見毀。此《漢書》筆記數十條，則錄在《漢書》之眉者也。遭“文革”之劫，《漢書》失所在，不意女兒昆武為錄者尚存，甚是珍惜，其實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數，以其灰燼不忍棄，遂全錄入云”（２０卷第４０５頁）。作為世紀學者，姜亮夫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大背景，是“百年間風云變幻，中國的學術進程也是一波三折，路轉峰回”（李學勤：《姜亮夫全集序》）。我們不知道已經毀失的姜亮夫《讀書札林》“全書凡４萬余條”中有多少是“前四史”的筆記，是不是同樣“《史》、《漢》的摘記為多”，在感嘆世勢震蕩的同時，自然也深深惋惜其中可能多有秦漢史研究心得的佚亡。而“其實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數”的自謙之語，對照姜亮夫先生“我們現在學術上的情形，自吹自打，靦不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的批評（２０卷第５７７頁），也可以引發我們深思。至于所謂“不中程”，是十分謙遜的說法。“程”，在這里，仍然可以理解為實學的法度和規范，即我們在前面說到的學術的“大匠”“規矩”。
（《姜亮夫全集》２４卷，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版，２６０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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