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4日，中國大陸僅存的幾位畢業于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的姜亮夫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94歲。這位幾乎與整個二十世紀相始終的文化老人，在學術與教學園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個春秋，為我們留下了三十多部學術論著，數百篇學術論文，涉及到中國文化史上多方面內容。其學術成就歷來為學術界所矚目，被尊為一代學術宗師。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成均樓論文輯”分為楚辭學、敦煌學、古史學、古漢語等四類，這是姜先生創獲最多的學術領域。
姜亮夫先生的學問博大精深，我們雖然曾從先生問學，但是遠遠未能窺其學術涯略。這里只能就楚辭學研究略窺先生學術成就之一斑，同時也表示對姜先生逝世兩周年的紀念。
一
姜亮夫先生，本名寅清，以字行。1902年4月12日出生于云南昭通一個書香門第家庭。1921年中學畢業后，考入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在廖季平、林山腴、龔向農諸位先生指導下，熟讀《詩》《書》《史記》《漢書》《說文解字》《爾雅》等先秦兩漢文獻原著，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1926年，姜先生考入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得到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國學大師的熏陶和指導，學術潛力得到充分的發掘。在王國維先生指導下，撰寫《詩騷聯綿字考》作為畢業論文。這是姜先生研究《楚辭》之肇端。當時，梁啟超先生曾贈以“海燕飛來窺畫棟，薄荷相依滿橫塘”的對聯，褒獎有加。清華園的學習生活對姜亮夫先生的治學生涯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姜先生曾動情地對我們說：“我的學問根基是清華給的。我真想再一次到清華大禮堂前的臺階上坐一坐呵。”那年，姜老已是八十五歲的高齡。當時劉躍進受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委托，請姜老為《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題簽。姜老欣然同意，并且還向清華贈送一冊《杭州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并親自在扉頁題寫道：
辭別母校已五十八年，中間曾三上北京，必親履舊跡。頃聞文學院將重建， 圖書館亦有善本之輯，于是而靜齋、同坊部、大禮堂、圖書館、工字廳、科學館及王、梁、陳、趙諸師寓齋、水木清華無不一一瞻顧，徘徊不忍去，而海寧先生紀念碑如雕塑之刻心，往往佇立以泣，是為余生最大寄其情懷之所。杭大圖書館亦有善本書目，以玉海樓、嘉業堂舊藏為主。余見有若干種收入，蓋抗戰中失之于上海、蘇州、南京、杭州者，更不勝其悲痛，故遂舉此冊以奉于母校。
民國十六年研究院畢業生 姜寅清字亮夫敬呈。時年八十有五。
清華大學圖書館惠存
一個學者在其成長過程中，轉益多師，方能學有所成。而能遇上一個好導師，往往又會影響到他的一生。姜亮夫先生非常幸運，剛剛開始他的學術旅程，就得到了那么多名師的指點。為此，他終生感念不忘。
王國維先生投昆明湖后，梁啟超夫婦去了天津，清華學校研究院一時陷入停頓狀態。姜亮夫先生只得離開清華，輾轉于南通、無錫之間，曾在中學任教職。后來，姜先生回憶這段生活時說：“因王先生事件的感召，抄錄有關楚辭的所見資料，撰寫《屈原賦校注》。”姜先生系統全面研究《楚辭》，大約始于這時。此后，他受聘于上海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又拜章大炎先生為師，傾心于歷史學及語言學的探討。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之體例為《宋史注》，因此而閱讀了大量的唐宋別集及筆記。因種種原因，《宋史注》為能完成，但仍成就了《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綜表》（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同時完成的還有《夏殷民族考》一書（上海民族月刊社1933年版）。這是姜先生研究歷史學的開端。
1935年，姜亮夫先生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考古學。開始大量接觸西方文化人類學理論，開闊了學術視野。他的研究不僅能夠融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且還注意從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當時，姜先生游覽了巴黎幾十處大小博物館，目睹了分藏于各處的故國文物，深為祖國珍貴文化遺產流散異域而痛惜，遂有鈔錄國寶之志。其時，我國學者王重民、向達兩先生正在西歐搜集敦煌寶卷，并約姜先生負責語言文字部分。從此，姜先生又走上了敦煌學研究之路。他的足跡遍及巴黎、倫敦、羅馬、柏林直至莫斯科等地，大量收集過錄散見各處的敦煌卷子。一時間，目力為之耗盡，以至到了晚年幾乎雙目失明。其嘔心瀝血之治學精神與一腔熱血之愛國激情，由此可見。歸國后，姜先生即從事敦煌學研究工作。1942年完成了中國敦煌學史上的重要著作《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六十余萬言，“陸法言一系的韻書，到此算是復蘇了。”此后，又出版了《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敦煌學概論》《莫高窟年表》《敦煌學論文集》等學術專著，共計二百五十萬言。八十年代，姜先生又接受原教育部委托，開辦全國敦煌學研究講習班，培養敦煌學高級研究人員，桃李滿天下。從西歐歸國到全國解放，姜先生曾在河南大學、東北大學、云南師院、英士大學、云南大學等高校任教，還兼任過云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云南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其間還出版過《文字樸識》《中國聲韻學》等專著，對古文字、古聲韻研究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譬如，他不同意許慎六書說，而從字形與事物的關系中，提出象形、象征、象事、會意、形聲的說法，就是一例。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姜亮夫先生奉命調往杭州大學（原名浙江師范學院）任教授兼任中文系主任。此后的四十余年，一直任教于杭州大學。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姜亮夫先生奉命組建古籍研究所，并親自擔任所長，為培養古籍整理與研究人才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在教學與研究之余，姜亮夫先生還擔任了許多學術團體的組織工作，他曾先后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中國音韻學會學術顧問，中國訓詁學會學術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學術顧問兼先秦文學段主編，《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以及《中國文化》等數十家學術刊物顧問或編委。姜先生在五十年代即為碩士研究生導師，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又為國務院學位辦審批的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導師。
二
在姜亮夫先生七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研究領域多有變化，唯有《楚辭》研究貫穿始終。先生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詩騷聯綿字考》，即由《楚辭》入手；他晚年最滿意的、同時也能體現他一生學術風格的集大成巨著，也是《楚辭》，這就是著名的《楚辭通故》。
姜先生的《楚辭》學研究論著主要有下列數種：
1、《詩騷聯綿字考》，1927年在清華學校研究院導師王國維先生指導下完成的，以后時有修訂補充，成十六卷。1932年石印線裝出版，僅收七卷，即：《詩》篇雙聲部，《騷》篇雙聲部，《詩》篇疊韻部，《騷》篇疊韻部，《詩》篇雜篇部，《騷》篇雜篇部，《詩》篇重文部等。該書體例：先列出《詩》《騷》中的聯綿字，再列出見于他書的這些聯綿字的異文，然后根據音變規律與甲骨文、金文等材料定其詞義，探其源起，辨其流變，對《詩》《騷》中聯綿字作了大致的總結。
2、《屈原賦校注》，始撰于1929年，成書于1931年，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以明翻宋本洪興祖《楚辭補注》為底本，參考敦煌唐寫本隋釋智 《楚辭音》殘卷及宋明以來重要版本十余種，并以《史記》《文選》《太平御覽》《白孔六貼》《類苑》等文獻所引作為校勘資料，比照詳略，定奪異文，是為“校”；然后作文字訓詁，章句考評，文意釋讀，是為“注”。其注解部分，不僅析詞義，而且通文意，兼顧方言俗語、屈賦語法、楚文化特色等因素，觸類旁通，頗多勝義。該書取名《屈原賦校注》，而不言《楚辭校注》，是因為認定《離騷》《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二十篇為屈原作品。每篇均有解題，詳考作者、作年、作地、作意，有許多獨到之處。如論《離騷》浪漫情節與古代巫風之關系；論《九歌》來源，詳繹由“原始《九歌》”到“楚地《九歌》，”到“屈原《九歌》”之軌跡；評《天問》，指明其詳夏、殷而略西周之原因，均發前人所未發，并且為學術界廣泛接受，多可視為定論。這是現當代最有影響的《楚辭》注本之一。香港、臺灣皆有翻印本，且為大學中文系指定為必讀的參考書。八十年代，作者又根據新出土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重新加以修訂，成《重訂屈原賦校注》，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書三十五萬言。
3、《楚辭書目五種》，姜先生早年作《屈原賦校注》，收集到大量《楚辭》學方面的資料，在此基礎上，加工分類而成《楚辭書目五種》，1961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印行。全書由五部分組成：第一，《楚辭》書目提要，內分輯注、音義、論評、考證四類，仿清朱彝尊《經義考》例，詳載原書序跋，以明著述宗旨，另有版本敘錄，以明書刻經過；第二，《楚辭》圖譜提要，內分法書、畫圖、地圖、雜項四類；第三，紹騷隅錄，著錄歷代摹擬《離騷》的篇名；第四，《楚辭》札記目錄，著錄趙宋以來各家讀書筆記中考論《楚辭》的文字；第五，《楚辭》論文目錄，收錄“五四”以來的論文目錄。這是一部極便于《楚辭》研究的工具書，深受讀者歡迎。
4、《楚辭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選錄姜先生五十多年間所撰寫的有關《楚辭》研究方面的論文二十五篇，附錄四篇。內容涉及屈原生平，屈賦思想、藝術、語言，《楚辭》文化特點、《楚辭》學史等等。這是姜亮夫先生《楚辭》研究的精萃之作，在學術界頗有影響。其中《說高陽》、《為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等，已為學術界推為《楚辭》研究的經典性作品，堪與郭沫若《釋祖妣》、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游國恩《楚辭女性中心說》等名篇佳作并駕而齊驅。
5、《楚辭今繹講錄》，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1979年至1980年，姜亮夫先生受教育部委托，舉辦全國重點大學講師以上學者參加的《楚辭》研究班，是書即根據當時的講課記錄整理而成。全書共十二講，深入淺出，而又提綱攜領，使讀者能在較短的時間里把握楚辭的關鍵所在。其中《怎樣研究楚辭》《讀書與寫作》《研究楚辭的方法》諸講，則是姜先生《楚辭》研究的經驗總結，許多青年學人由此而進入了學術殿堂。此書1981年初版四萬冊，1983年又再版三萬冊，其影響之大由此可見。
6、《楚辭通故》，1985年齊魯書社出版。這是姜亮夫先生一生研治《楚辭》的總結，成書歷時四十年，計一百八十余萬字，圖四百四十余幅，十六開大精裝本四巨冊。全書內容涉及哲學、史學、民俗學、民族學、考古學、文化學、宗教學、古文字學、訓詁學、聲韻學、圖譜學等，總分十大部，即詞部、天部、地部、史部、人部、物部、制度部、意識部、博物部、書篇部，每部下再隸分支。譬如詞部下分虛詞、迭詞、聯綿詞、組合詞、成詞、章句等，博物部分草、木、蟲、魚、鳥、獸、礦物等類。由此可見，這是一部體大思精的綜合性著作，體現了姜老一貫主張的多種學科相結合、個別分析、綜合理解的原則。先師郭在貽先生曾有過精到的評論：“讀者觀此目錄，即不能不驚嘆其博通宏肆，謂為集大成之巨著，當非過譽矣。”（《楚辭要籍述評》）姜先生曾自述撰寫此書的學術原則：一是窮源盡委，以明其所以然之故；二是整體推斷，不為割裂分解；三是比較以得真象；四是自矛盾或正反之端綜合以求其實；五是以實證定結論，無證不斷。（詳見《＜楚辭通故＞撰寫經過及其得失》，《文獻》1980年第3期）當然，這五方面原則是綜合運用，所以，每一條目，實際都是一篇多學科相結合的論文，綜合了姜老研究楚辭的全部資料和最成熟的觀點。《楚辭通故》既是一部工具書，更是一部綜合刑楚辭學論著。是書前有自序和全書總敘目，書后附有檢目，甚便檢索。
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研究著作還有《陳本禮楚辭精義留真》（1956年影印）《屈原賦今譯》（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二招校注》（待版）、《楚方言考》（待版）等。
三
姜亮夫先生畢生致力于《楚辭》研究，發表有關《楚辭》的論著多達四百余萬字，成績斐然。姜先生對于《楚辭》研究的貢獻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楚學———北學不同體系論
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辭》，首先從歷史文化背景出發，研究《楚辭》的特殊性及其根源。據姜先生考證，楚民族與古夏族同源，共起于黃河上游。當周民族在黃河上游興起、并沿黃河向東發展、建立一系列禮制文化的時候，楚民族則已南下云夢，與三苗土著文化相融合。因此，楚文化保存了較多的古夏族與長江流域土著族的原始文化色彩，而與北方黃河流域西周之后的禮樂文化有許多不同。以此來理解《楚辭》，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如屈賦二十五篇中，“夏代史實，則大有溢出儒書者，于夏初尤甚。……甚至殷之先公、先王在夏后氏之世者，亦復所在多有，足以補《殷本紀》。此亦必本之《 杌》《春秋》之傳以為定也，則楚史或為三閭世掌之籍。不僅此也，齊、魯、三晉之書，必求雅訓，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屈子言之最多。上通于天，陳辭于舜，迎宓妃，求二姚，逐日月，使西皇，無處不怪，無在不亂，則其史必多鬼神之事，為縉紳先生所不言，必欲揚棄而后快。其合于民習者至多，《九歌》之肆情無隱，《天問》之放言無忌，《遠游》之浪漫無涯，《卜居》之牢騷不隱，二《招》之侈陳不諱，皆非北學之所許。孔子不言祈禱，而屈子則靈氛、巫咸、詹尹，皆《洪范》之‘明用稽疑'也。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而屈子專與死人為伍，凡此種種，皆由民習決之，非關理論之是非然否也。”（《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
姜亮夫先生的楚學與北學不同體系的論斷，已越來越多地得到了新出土考古材料的支持。如長沙子彈庫楚帛書里的宇宙觀、古史觀，與《楚辭·天問》相一致；長沙馬王堆楚帛畫《太一圖》及其題記又與《楚辭·九歌》相吻合。而它們均與北學有異。1980年，姜亮夫先生曾就南北陰陽觀念提出過推論：“屈賦全部作品，不見有‘五行'說，……然南土仍侈言陰陽，……則南北各有其因襲，南楚較為原始，與《易傳》《周書》大異其趣。因謂陰陽說或本南方之故，而流入北土者與？”（《＜楚辭通故＞撰寫經過及其得失》）因為當時，姜先生還未有機會看到更多的考古資料，所以他用了疑問的口氣，但是他的推論實際是正確的。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為姜先生的疑惑提供了明確的答案：“帛書與鄒衍說又有明顯差異。例如《孟荀列傳》說鄒衍‘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推崇黃帝，可能與田齊以黃帝為高祖有關。帛書則追朔包犧、以至炎帝、祝融、共工，表現了楚人的特色。這是陰陽家內部的地方差別，是齊、燕一帶的陰陽家和南方楚國陰陽家的不同。”（《李學勤集·長沙楚帛書通論》）
姜先生認為，《楚辭》不受西周以來北儒文化的影響，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古代歷史文化的原貌。因此，研究《楚辭》，就特別需注意分清史料及其觀點之不同。北儒著作就不能用來印證《楚辭》，只有與《楚辭》同屬原始神話巫教系統的《山海經》《莊子》之類，才可以與《楚辭》互相發明。姜先生《屈原賦校注》的序言里指出：“魯與三晉的史料，大半經過儒家一派人的整理，其實真像埋沒的很多。南楚所傳的古史，未經過任何學派的整理，亦自存其特有之真。所以研究古史，我一向主張，當分別地域以求其異，不當混一東西南北，以求其同。但千余年來的注釋《楚辭》者，惟恐其不同！這多少是損害了屈賦之真一個原因。因之，我在《楚學考》中，特別分析一下南楚諸家對古史傳說的相類似的方向；又從全部屈子作品中，一一歸納其系統，而與《莊子》《列子》《山海經》等書作比，成《屈子所傳古史考》。這有助于屈文的了解是很大的。譬如他所傳的鯀，只不過XIYG直，夏啟不一定是賢君。這一問題的重新闡明，再綜合其它方面，以說屈賦，是有其怡然理順之處的。”通觀姜先生的《楚辭》學論著，凡考釋古史或人物傳說，均十分注意分析其特有的流變系統，以見其真實的原貌。故其結論信實可靠。
（二）從歷史、地理、民俗、考古、文化等角度解讀《楚辭》
《楚辭》的內容十分豐富復雜，涉及的范圍很廣。如果單向思維，顯然不能把握《楚辭》。封建時代的《楚辭》學者們就是因為僅僅在文字訓詁和章句評點上作文章，所以局限頗多。有鑒于此，姜亮夫先生十分注意綜合理解，多角度研究《楚辭》，所以有許多突破前人之處。如《離騷》開頭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以往注家一般指出：“高陽”為楚族與屈姓之共祖；攝提指寅年，孟陬乃寅月，庚寅則寅日，屈原之生正好是三寅相疊之時。如此而已。這樣的解釋雖然不錯，但于屈賦的深層涵意未能發掘。姜亮夫先生曾作《說高陽》《為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等論文，以其廣博的學識，綜合考古、民俗、語言、歷史等材料對《離騷》這關鍵的卷首幾句進行了深入探討，令人耳目一新。就歷史看，“高陽”原為光明天神，最后由天神演變為地方神，再由地方神變為楚之先；從地理看，“高陽”生于若水，“若水在昆侖之墟，此屈子所至為崇敬之地，蓋楚人以其自西來也。”再由民俗看，“楚國保持了比較多的氏族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寅”字為楚民族之吉宜日，也與太陽光明崇拜有關：“寅者，古漁獵時代，人民奉矢祀日，以象祀日之事，至為莊肅。”“降”則專指從天而降，富有神性，所謂“百神翳其備降”（《離騷》）“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玄鳥》）之意。與一般的出生不同，《左傳》隱公元年：“莊公寤生”而不說“降”。通過姜先生這樣的討論，我們便可進而明白《離騷》中許多問題：其一，詩中主人公是光明天神之子，所以開頭從昆侖天國“降”生而下，最后又“陟”升天庭，所謂“陟升皇之赫戲”；其二，詩中主人公一生光明磊落，耿介拔俗，與靈氛交接，以巫咸為伍，亦與其神性身份有關；其三，詩人忠君愛國，不愿離開楚國，是有其宗邦根源，實際是宗族觀念之表現，后世所謂愛國主義情操，是其引申義；其四，《離騷》三次神游，上天入地之浪漫情節，須從詩中主人公之天神之子身份理解，而其每神游，必往西域昆侖，又與其遠祖“高陽”發祥于西方有關。
又如《離騷》有“令鳳鳥”、“駕八龍”、“駕飛龍”之說，《云中君》也說“龍駕兮帝服”，《湘君》說：“駕飛龍兮北征”。姜先生《楚辭通故》首先從楚民族的發展歷史指出，《楚辭》里龍與夏族圖騰、鳳與殷商族圖騰有關；又從巫風民俗的角度指出，《楚辭》里的“龍鳳”還別具深意：一方面，它常用作升天神游之引導致送者；另一方面，作為浪漫手法之引申，龍駕鳳引又用以象征援引賢智同伴以入于廟堂朝廷。如此分析，極大地幫助了讀者對屈賦的深刻理解。
（三）根據屈賦的詞法特點、語法規律、章法結構，解決了屈賦許多疑難問題
作為老一輩學者，姜亮夫先生的國學功底相當深厚，于傳統訓詁章句之學十分熟悉。值得欽佩的是，姜先生能以自己超人的識力和新行的語言理論，對《楚辭》中的詞匯、句法、章法進行規律性的總結，從而使《楚辭》中許多疑難問題有了答案，爭議問題有了定論。
第一，詞法研究
《楚辭》有其自身的語言特色，這是眾所周知的。這種語言特色，大致可分兩類：一類就是宋人黃伯思《新校＜楚辭＞序》里所指出的“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方言，如羌、騫、CA JI 之類。這些詞相當于張相先生《詩詞曲語匯釋》所謂“字面生澀而義晦”，這些詞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且數量又不多，自王逸以來，代有研究，已不成其難題。另一類詞，詞面是普通的，但用在《楚辭》里，詞義又有變化，相當于張相先生所謂“字面普通而義別”之類，這些詞容易被人忽略，反成了《楚辭》研究的難點。而姜先生對這些詞，則多有發明。揣摩其考繹的方法，主要有兩點：一是根據屈賦的內容作細致判斷，二是活用傳統的訓詁方法。舉例來說，《離騷》有“鯀 直以忘身兮，終然 乎羽之野。”其“ ”字是個普通詞，王逸注：“早死也”，似無誤，故歷代注家均從之。姜先生《屈原賦校注》則據《天問》言鯀被“永遏在羽山”之事實（“永遏”無早死意），而從聲音線索推出另一結論：“ ”字通“夭”，“夭為雍塞之義”，夭字“長言之則曰‘夭遏'，字又作‘夭 '。”而《天問》“永遏”即“夭遏”的雙聲之變。于是《天問》《離騷》有關鯀的傳說內容便統一無礙了。姜先生還就此進一步得出“南北所傳處置鯀事有異”的新見解。
第二，句法判斷
《楚辭》中有許多特殊句法，“五四”以來的學者們有較多的探討，如聞一多、劉永濟諸先生，就有專門的論述。姜亮夫先生對《楚辭》的句法研究也十分重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屈賦中的一些疑難問題。姜先生說：“譬如屈賦的音律、語法，乃至于韻味等，必然有其地方色彩，而不能與三百篇全部同論。再加作家個人的習慣性等條件，則在同一地域中，又各有特殊現象。……譬如《九歌》一篇，有些人喜歡說不是屈子作品。但我從文法上指出屈子作品的地方性與個性，從用韻上指出屈子的習慣性，而斷其必為屈子修潤楚民族之作，以申朱熹之義，便是一個好例。所謂文法研究，也應屬于個別研究中的重要之圖。”（《屈原賦校注·序言》）綜觀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著作，往往從分析總結《楚辭》句法契入，并具體利用其特殊句法來分析字義，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一，《國殤》曰：“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舊注均以為這是敵人沖擊了我楚軍陣地。姜先生根據句法規律指出，這是誤解。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余凌陣”“余躐行”。因為主語倒置于謂語之后，是《楚辭》里常用句式，如：
余馬蘭皋兮＝余步馬于蘭皋兮
總余轡乎扶桑＝余總轡乎扶桑
埃風余上征＝余 埃風而上征
而且更主要的是，《國殤》反映的是楚軍“矢交墜兮士爭先”的英雄勇武精神，釋“凌余陣”為“余凌陣”正合此意。姜先生說：“凌余陣，躐余行，猶言余凌陣，余躐行也。《楚辭》句例多有以主詞倒置于動字后者，若解為敵人凌躐，則不見其為士爭先之義，亦不見其為鬼雄之意。”（《屈原賦校注》）此說于義較勝。
例二，《離騷》曰：“××××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逸注：“××，蒺藜也。××，王芻也。××， 耳也。……三者皆惡草。”把“××”字當作名詞。姜先生認為，這個“××”應作動詞，因為根據《離騷》句法規律，這是一個“動名＋以＋動名”句式，句首這個詞一定是動詞。如：
駟玉虬以乘×兮
攬木根以結苣兮
矯菌桂以紉蕙兮
制 荷以為衣兮
依前圣以節中兮
據此，姜先生遂訓“×”為“ ×”，作“堆積”解，于是通讀全句便渙然冰釋。
第三，章法分析
《楚辭》行文，一般都是四句一組，自為章節。細為分析，大都有其內在規則。因此，研究章法，也是解決《楚辭》疑難問題的重要途徑。這方面，姜亮夫先生也為我們作出了很好的范例。如《天問》曰：“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據王國維先生研究，“昏微”疑即殷先王上甲微，“有狄”則系“有易”之訛。頭兩句寫上甲微遵循其伯父王亥、父親王恒的足跡，以征有易，有易于是不安其國。總的說來，是寫上甲微的善事。而“繁鳥萃棘”兩句，意義比較隱晦，因此歷來眾說紛紜而莫得其解。有的甚至以夏禹、簡狄、姜原、晉公諸事說之。姜亮夫先生從《天問》章法入手，認為“繁鳥萃棘”兩句，當直承“昏微遵跡”兩句而來，說的仍然是關于上甲微的事情，不過其意思有所轉折。“就《天問》文例言，凡四句一韻，而第三句用‘何'字作問者，前后二句，必為正反兩義，決無例
外，則‘何繁鳥'二句，必為上二句相反之義無疑。上言上甲微遵先人之跡，為先人報仇，言微之善行。則此二句，必為微之諒德無疑。《章句》以來，不明文例，強以屬之他事，其為訛誤，蓋不必深辯而可明。”我們考察“纂就前緒”“皆歸射××”“馮珧利決”諸章，其第三句用“何”，其義均有轉折。我們再根據姜先生的提示，考釋“繁鳥萃棘”兩句，原來說的是上甲微與兒媳亂倫之事，反映了一種原始社會的群婚殘余。這在屈原時代的文明人看來，自然是丑事諒德了。
（四）將屈賦的具體情感內容與屈原的思想發展歷程結合起來，建立屈賦分類體系
姜先生經過數十年的《楚辭》研究，最后將屈賦分為三類：《離騷》《漁父》《卜居》《遠游》《九章》為一類；《天問》為一類；《九歌》為一類。他認為這是三種不同的體系。其區別在于：《離騷》類是屈子思想的真實概括，有事可據，有義可陳。《天問》類是屈子關于宇宙問題、歷史問題的學術性文章。《九歌》類是屈原對于楚地民間流傳的祭神樂曲的潤色加工，是代人立說。
姜先生認為，考察《離騷》類作品，必須與屈子的思想情感發展歷程相聯系。《離騷》是屈子被楚王初疏時的作品，所以其前半部分有剛正苦斗精神，后半部分升騰西域已初露遠游端睨。《漁父》《卜居》是《離騷》前半部的擴張，而《遠游》則是《離騷》后半部的延伸。至于《九章》中《懷沙》《悲回風》諸篇，已立定決死之意，自然又在《遠游》之后。姜先生說：“《漁父》《卜居》兩篇所表現的完全是屈子的真實思想的概括。……他問鄭詹尹，現在的社會現象是如此丑惡，我是跟著世俗社會同流合污地走呢，……還是做個正直愛國的人呢？……完全是從正反兩方面來講自己真實的思想。……這種思想完全是同《離騷》相配合的。……在《離騷》的前半部里，女×勸屈原的話，……完全是屈原的正面思想。所以我們以后要研究屈原的人，要把《漁父》和《卜居》配在《離騷》的前半部分來研究。”（《楚辭今繹講錄》）
姜先生又說：“從整個屈子作品綜合論文，《遠游》一篇正是不能缺少的篇章。屈子一生坎坷，初仕見疏作《離騷》，繼而見放作《遠游》。在《離騷》中，還有釋階登天的思想，還希望能訪求得賢材，共輔懷王。但蘭蕙化茅，賢材求不到，乃遠游昆侖而往見先人發祥之地，但仆悲馬懷，只能想著遠一點的先人舊鄉，最終則是逃隱！而到了《遠游》，國事已無望，悲憂愁哀以至想到了死。得仙而上升為死之歸宿是戰國以來的民間習俗。故遠游以求王喬也是在見到西土后發仆愁馬懷時的感嘆，也不能不思及祖國（此之所以為愛國詩人）。既不能不死，則當死個‘清白'，這也真是忠臣宗子之心了。故《離騷》是中年前后的《遠游》，而《遠游》則是垂老將死時的《離騷》。再而發展到第三階段的《懷沙》《悲回風》，遂不能不死了。”（《楚辭學論文集》）
在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漁父》《卜居》《遠游》三篇非屈原所作。姜先生從屈原的思想發展出發，結合其它證據，論定為屈原所作，言而有據，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四
姜亮夫先生九十大壽時，回顧自己一生的治學體會，曾作過如下概括：
我是以人類文化學為獵場，以中國歷史為對象，用十分精力搜集資料，然后以古原始的傳說，以語言學為基本武器，再以美國摹爾根《古代社會》和法國毛根《史前人類》的一些可信據的結論為裁截的基礎，又時時與自然科學相協調，這是我做學問的秘訣。而抓住一個問題死咬著不放，是我的用力方法。
從《楚辭》研究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姜亮夫先生自始至終貫穿了這一治學的根本原則和基本方法。語言文字的產生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是相聯系的。在語言文字里有歷史的影子，而遠歷史又往往以語言文字為載體而得以保存。姜亮夫先生研究先秦文史，往往是從分析古語詞的產生及其演變入手，這就是他所說的“以語言學為基本武器。”反過來，每分析語詞，總是將其放在相應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務得其真，此即所謂“以人類文化學為獵場。”通過如此融匯貫通，其具體問題的來龍去脈也就揭示清楚了。姜亮夫先生研討楚辭是這樣，研究先秦其它文史問題亦如此。他的《文字樸識》一書里的“釋史”“釋中”“釋由”“釋示”諸篇；《古史學論文集》里的“九州說”“九夷說”“干支蠡測”“說郊祀”“釋禹與冀”諸篇，都是這方面的顯例。譬如，說“示”“祖”“社”三字，先就甲骨金文形體析其偏旁結構，然后就原始宗教習俗、古史演進軌跡考其含義起源與發展，指出：“示”字源于靈石崇拜，其字兩旁之點滴乃灑血靈前以祭神結盟之意。此所滴血之靈石，以后便發展成祖碑、靈牌之屬，這就是甲骨金文“且”字之所本。后世“祖”字之所由來。古代滴血于靈石以祭祀結盟往往于郊野山阿舉行，于是又有“社”字之起源。在探明了“示”“祖”“社”三詞的詞源之后，姜先生進一步指出，西周后的“左祖右社”之制，“昭穆”之制、宗廟墓葬之制等等一系列習俗，均其引伸與發展。姜先生廣博而精專的研究思路，由此可見一斑。
至于研究問題的具體步驟，姜亮夫先生又提出了“個別分析，綜合理解”的原則。前引他分析《離騷》《遠游》《懷沙》諸篇，便是最好的例證。他在深入分析了各篇的具體問題，諸如各篇主旨、行文思路、用語特點、語法規則等等之后，再將各篇綜合起來考察，推出初步結論：《離騷》是屈原中年時奮發之作，《遠游》為其受挫后心緒，《懷沙》則為屈原臨死前的絕望之辭。因此之故，順理成章地解決了屈原《遠游》的著作權問題。應當說，這樣的分析是可以讓人信服的。又如，《楚辭》中有“伏犧”“赫戲”“耿介”“明德”“皇極”諸詞，姜先生具體剖析了這些詞語的本義，結果他發現這些詞均有光明或正義之義。據此，他又作綜合的理解，提出“自原始之光明崇拜，日光傳說，十日衍論，帝王之以日為名等，以求其源，而明其變，推《天問》中之傳說，為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定其特點，定其異同”（《＜楚辭通故＞撰寫經過及其得失》）。
就以上的分析可知，要真正解決一個學術問題，必須以廣博的學識為基礎，這樣才有可能避免牽強附會之弊端。姜亮夫先生常常把作學問比作武術上的打通筋脈。功夫深了，才能使各個脈絡貫通一氣，做到左右逢源。從事文史研究的功夫自然是指博與通。只有博，才能打通。姜亮夫先生之所以能在他的研究領域里取得顯著成績，自然是與他熟悉四部、學貫中西分不開的。這一點，還體現在他對學生的培養要求上。記得在入學典禮上，姜老說起當年王國維先生讓學生通讀《四庫提要》的往事，諄諄告誡初學者要時刻注意根柢之學，要打通文史界限。姜老結合自己一生的研究體會，給學生制定了詳盡的必修課和選修課計劃。所謂必修課，自然以文字、聲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為主。為了研習這些科目，《說文解字》《廣韻》《爾雅義疏》《漢書·藝文志》《通志·校 略》等當然是必須要接觸的基本要籍。此外，還有一些在淺學者看來似乎無關緊要的課目，比如中國科技史，歷史地理專
題，中國農業、中國居室建筑、中國天文學、歷代官職等專題，姜先生也給予充分的重視，讓初學者涉獵《考工記》《天工開物》《漢書·地理志》《水經注》《齊民要術》等中國文化史上的這些名著。他特別強調不講通論，務實忌虛，啟發式地講解名著，“目的在于擴大學生知識面，以求能了知中國文化中的成就及其對人類曾擔負過的責任及將來應負的更大責任，而且在研究一切人文科學時能綜合參考各學科以增強其成果的可靠性、真切性，使加深加密其成果。這也是開拓學生心胸，開拓其綜合能力，目光四射，使能達到更真確的境地，庶幾能放射其觸角，打開視野，使上下左右前后相關涉的事理、物理的真實無所隱避。”這樣，使初學者“具有‘普照'整個專業與中國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學術史）的能力及從事各種學術研究（分類）的能力，而且存永久堅強的毅力，自強不息的精神，艱苦卓絕的氣概，不作浮夸，不為文痞。”據我們極為粗淺的理解，姜先生并不希望研究生很早就鉆進一個狹窄的題目中，而是要在兩、三年的學習過程中，開闊視野，真正感受到世間學問的博大浩繁。我們每一個人，終其一生，不過守其一點而已。小有所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根本沒有任何理由為此而沾沾自喜。晏殊有這樣一句詞：“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王國維先生稱之為人生的第一境界。姜亮夫先生以其言傳身教昭示后學：真正能步入這種境界，其實也并非易事。
讀書當由博返約，切忌貪多務得。姜先生結合自己的經驗教訓，特別強調精讀《尚書》《詩經》《左傳》《荀子》《莊子》《韓非子》《易經》《老子》《論語》《禮記·曲禮》《大學》《屈原賦》等十二部文化名著的重要性。他說：“必須細讀精讀該書，一句不漏一字不漏。這同時也就是整理工作的開始。”在姜亮夫先生看來，這是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的根本所在。
在具體研究工作中，姜先生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選題要有生機，二是收集資料要有竭澤而魚的功夫。他在《楚辭今繹講錄》中說：“首先要看寫的文章有沒有發展的生機。如果這篇文章被你寫下去就寫完了，好的可算是個總結，也就沒有發展的生機了。這樣的文章要少寫。而要選擇最有生機、最活潑的題目來寫，寫出這一篇，還能引出幾十篇文章。這關系到我們今后的研究問題。”道理容易理解，具體操作起來，并不容易。只有對某些專題有精深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選題的重要。同時，又必須具有廣博的學識，才能夠觸類旁通，有所發明。按照姜先生的看法，作專精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對于自己的研究對象了然于心。唯其如此，作資料長編就顯得越發重要了。這自然是屬于工具書的范疇。姜亮夫先生說：“編工具書這件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學人不大看得起工具書和編工具書的工作。回憶我的老師王國維先生，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編成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講金文的書全部著錄了。他研究宋元戲曲，先做了個《曲錄》，把宋元所有的戲曲鈔錄下來，編成一書。所以，他研究起來，就曉得宋元戲曲有些什么東西。……他的《宋元戲曲史》雖然是薄薄的一本書，但是，至今已成為不可磨滅的著作。因為他的東西點點滴滴都是有詳細根據的。”（《敦煌學概論》）事實上，姜先生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研究《楚辭》，而有《楚辭書目五種》；研究敦煌學，而有《莫高窟年表》；研究歷史，而有《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綜表》。這樣做，能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礎上而能有所發展。姜先生反對靠貶低他人學說以裝璜自己的不良學風，更反對無視他人成果而閉門造車。姜先生對于專業工具書的重視，表面看來只是一個學術方法問題，而究其實際，還涉及到學風問題，時至今日，這番教誨，仍然具有較為強烈的現實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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