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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國學大師姜亮夫先生101歲冥壽，也是他逝世8周年。經過可以稱作頑強的努力與各方面支持，一套總字數達1200萬字的《姜亮夫全集》終于面世。我參加了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新聞發布及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多是國學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教授與學者，其中不乏姜先生門徒。按說這是一個慶典，理當充滿喜悅才對，但會議進程中卻透出一種悲劇氣氛，乃至我不止一次地潸然淚下。

　　這種悲劇氣氛，顯然與國學在當代的命運有關。

　　似乎也不完全是諸如“文化革命”這樣的運動造成的，雖然在那個非常時期，國學研究者遭遇了更多的困難與屈辱，像姜先生，就曾被迫以掃樓梯為業。這種局面開始得還要更早些，早在19世紀末，中國最優秀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就以投湖自沉的行為宣告了他對國故淪喪的絕望。作為大師的入室弟子，姜亮夫則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發表于1931年的《研究國故應有的基本知識與應備的工具書》，竟然這樣開頭：“我覺得你們倘有精力的話，不要來弄什么‘國故'這個勞什子！既當不得飯吃，也不是‘安邦定國'的靈丹。既免穿‘國故黨'的臭皮囊，也不至于有人罵你們是遺少，更可以免了人家搖旗吶喊痛哭流涕的‘打倒國故'！”可見那時候，國學的處境已相當不妙。

　　之后是戰爭，之后是革命，之后又有專革“文化”的命，國學均無奈卷入或首當其沖。在座教授學者中就不乏身陷“牛棚”的，更有歷經20年勞改者。這卻是當年姜亮夫也始料未及的，如果知道研究國故不僅要挨罵，還可能遭遇諸種煉獄，他還會指點弟子投身此道的門路嗎？雖然自己孜孜石乞石乞，終身不倦于此。說起來，我也是學中文的，況在杭州已落草10年，但除了從幾個讀古典文學的朋友嘴邊，經常聽到他的名字外，對其人其學，幾乎一無所知。除了說明自己孤陋寡聞，也多少折射出國學研究的寥落。

　　與會者談到姜先生人品之高尚、學問之深廣博大，（一生著述近億字，僅說這數量，天下幾人能及？更不要說在所涉諸多領域，包括敦煌學、楚辭學、語言文字學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而后人又難以超越的成就。）參加這個會議讓我受到一種震撼，感覺到傳統文化的偉大力量，正是這么一種文化，幾千年來維系了中華民族的存在與發展，但為什么恰恰在20世紀遭到摧折？

　　如果以黃仁宇先生所倡之“大歷史”觀而從長效來看，背后有沒有某種合理性與必然性？也許沒有這么一種傾覆，就不可能有其后的大規模更新與建設。這只是我的臆想，一種模模糊糊的猜測。這么一種大背景下，國學又如何逃得過可歌可泣的命運！王國維早就敏感地意識到了這種后來才成為普遍現象的結局，才以身相殉的。至于姜亮夫先生，盡管竭盡所能，也不過留下一幅掙扎圖存的剪影而已。

　　但這是一種多么高貴的努力！為中華文明將來的復興留下了一筆不可多得的財產。以姜先生的說法：“我總覺得世界上不論什么地方的什么事什么理什么物，他的生成，決不單是為那個地方那個事那個理而有；通通都是為全人類而成立。歷史總是為全人類而留的血痕”。姜先生以畢生努力為全人類留下了中國文化的一抹血痕，其情其意，可贊可嘆。

（《姜亮夫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24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