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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壯鷹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 : “漢魏古詩 , 氣象混沌 , 難以句摘 ; 晉以后方有佳句。”的確 , 重視篇中的警句 , 是魏晉以后詩歌創作與評賞的一個重要特點。而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 , 便是第一個被人們從全篇詩中拈出而廣為傳誦的佳句之“祖”。這五個字 , 不但播于當時人們的口中 , 而且在后世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 , 人們對它的贊揚幾乎成為套語 , 從而使它帶上了一種經典性。

　　此句出自謝靈運的詩《登池上樓》 , 它是詩人從京都被外放到永嘉之后 , 在任所病起登樓時所作的。詩中描寫了登樓所見的景物 , 也抒發了自己心中的牢騷 , 最后表達了歸隱的意向。其中的“池塘生春草” , 只是老實地寫出即目所見而已。這看來平常的一句詩 , 頭角崢嶸地從全篇詩中鉆出來 , 成為眾人矚目的句子 , 是緣于謝靈運在寫這首詩時所發生的一個小故事。鐘嶸《詩品》卷中在評價謝靈運的從弟謝惠連的詩時 , 引謝家的家史《謝氏家錄》 :

　　康樂每對惠連 , 輒得佳語。后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 , 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 : “此語有神助 , 非吾語也。”

　　原來 , “池塘生春草”一句為夢中所得 , 謝靈運說它出于“神助” , 不僅表現了自己對此句的得意 , 而且也使它染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因為謝靈運在晉宋之際 , 既是地位顯赫的豪門望族 , 又是名播遐邇的文壇巨擘。據《南史》本傳載 , 當時社會上對他的詩文的崇拜 , 幾乎達到了狂熱的程度 : “每有一詩至都下 , 貴賤莫不競寫 , 宿昔間士庶皆遍 , 名動都下。”在這種情況下 , 詩人自己拈出的得意而神秘之句 , 自然也就特別吸引人們的眼球 , 從而成為傳誦一時的名句。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 , “池塘生春草”的被人傳誦遠非止于“一時” , 六朝以后 , 它也以同樣強勁的力量流播于后世。我們只須舉出后來的兩位批評家對它的夸贊 , 就足見它的地位有多高。宋人吳可說 : “池塘春草一句子 , 驚天動地至今傳。” ( 《詩人玉屑》卷一引 ) 金人元好問說 : “池塘春草謝家真 , 萬古千秋五字新。” ( 《遺 山 先生文集》卷十一《論詩絕句》 ) 試想 : “驚天動地”、“萬古千秋” , 這些都是什么概念 ! 吳、元二人將如此不留余地的贊辭毫不猶豫地加給“池塘生春草” , 說明它在人們的心目中地位是至高無上的。

　　自稱是謝靈運的十世孫的唐僧皎然 , 曾把自己這位祖先的詩句比作“詩中之日月” ( 《詩式》卷一《文章宗旨》 ) 。應該說 , 他的這個比喻確實是非常貼切的。第一 , 旭日當天 , 萬眾翹首 , 皎然的比喻道出了人們對謝靈運詩句的熱烈仰慕 ; 第二 , 明月懸空 , 影入千江 , 皎然此喻也道出了謝靈運的詩句在后人詩作中的廣泛影響。禪宗有“一月普現一切水 , 一切水月一月攝” ( 玄覺《永嘉證道歌》 ) 的說法 , 的確 , 如果我們稍加留心 , 便在后世詩作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水中 , 隨處可以發現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的佳句和佳話所映出的月影。你看 : 李白《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 “夢得池塘生春草 , 使我長價登樓詩。”白居易《夢行簡》 : “池塘草綠無佳句 , 虛臥春窗夢阿連。”張籍《感春》 : “遠客悠悠任病身 , 謝家池上又逢春。”武元衡《和李中丞題故將軍林亭》 : “城郭悲歌舊 , ‘池塘'麗句新。”李群玉《送唐侍御福建省兄》 : “到日池塘春草綠 , 謝公應夢惠連來。”裴日休《聞魯望游顏家林園病中有寄》 : “一夜韶姿著水光 , 謝家春草滿池塘。”吳融《鶯》 : “謝家園里成吟久 , 只欠池塘一句詩。”徐鉉《和王庶子寄題兄長建州廉使新亭》 : “阿連詩句偏多思 , 遙想池塘晝夢成。”梅堯臣《過午橋莊》 : “青郊誰駐馬 , 謝客思池塘。”歐陽修《曉詠》 : “西堂吟思無人助 , 草滿池塘夢自迷。”蘇軾《寄蘇伯固》 : “春草池塘惠連夢 , 上林鴻雁子卿歸。”王安石《寄四侄二首之一》 : “春草已生無好句 , 阿連空復夢中來。”楊萬里《送謝子肅提舉寺丞》 : “天臺山秀古多賢 , 晚向池塘識惠連。”朱熹《次韻寄題芙蓉館三首之一》 : “共說仙翁閑日月 , 不因春草夢池塘。”此類句子實在太多舉不勝舉。這一切告訴我們 , “池塘生春草”這句佳句本身 , 已被歷來的詩人們當成一種美麗的文學資源來用了。

　　那么 , “池塘生春草”作為佳句 , 究竟“佳”在何呢 ? 這本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問。然而 , 在靈運的同代 , 人們似乎還只顧喝彩 , 無暇考慮這個題。六朝以后 , 狂熱的喝彩者中漸漸地出了一些靜的評論者 , 于是這個問題才被提了出來。但對個問題的回答 , 歷來人們的看法卻歧見紛呈 , 莫衷是。大致歸納起來 , 有以下四種。

　　其一是認為這一佳句的好處在發于自然、不事雕琢。比如王昌齡說它好在“不依傍” ( 《文鏡秘府論·南卷》引《詩格》 ), 釋景淳說它是“天然物色” , “如玉未琢” ( 《詩評》 ), 都是這個意思。但自然而不雕琢 , 充其量只屬于一種語言方式 , 它與詩句本身有沒有濃厚的藝術境界和韻味并不是一回事兒。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云 : “‘池塘生春草'是佳語 , 非佳境。此語不必過求 , 亦不必深賞。”他只把“佳語”這頂烏紗給了謝靈運 , 而沒舍得把“佳境”這頂王冠給他。王國維《人間詞話》 : “‘池塘生春草' , ‘空梁落燕泥' , 妙處唯在不隔。”一個“唯”字 , 也可看出靜 安 先生對這一佳句所使用的贊語的吝嗇 , 就是說 , 在他看來 , “池塘生春草”只不過是表述直切 , 不傍事典而已。那么 , 對這樣一句詩 , 謝靈運為什么會那樣自鳴得意呢 ? 許多人也是從它得之于自然的角度上加以解釋的。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一引宋人張九成云 : “靈運平日好雕琢 , 此句得之自然 , 故以為奇。”葉夢得《石林詩話》 : “‘池塘生春草 , 園柳變鳴禽' , 世多不解此語為工 , 蓋欲以奇求之矣。此語之工 , 正在無所用意 , 猝然與景相遇 , 藉以成章 , 不煩繩削 , 故非常情所能到。”胡應麟的《詩藪》和安磐的《頤山詩話》中 , 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王千秋聯系到《謝氏家錄》中對謝靈運當時寫詩情況的記述 : “‘春草'句以當時詩思不屬 , 忽得眼前景 , 安放得地 , 故愜意耳。非為此一句工妙自然也。” ( 《登池上樓》評語 ) 楊維楨亦云 : “在西堂時詩思苦甚 , 至假夢寐 , 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句 , 遂以為奇絕。” ( 《東維子文集》卷十五《春草軒記》 ) 總之 , 他們的意思都是說 , 謝靈運之所以對“池塘”句那么滿意 , 只在于他在苦思不得的時候忽然即目成句 , 得以湊足一聯。所謂“自然” , 只是“出”的自然。他們連詩句本身的“自然”也否定了。

　　其二是認為“池塘生春草”的好處在于言外有情。皎然《詩式》卷二 : “‘池塘生春草' , 情在言外”。又云 : “情者如‘池塘生春草'是也 , 抑由情在言外 , 故其辭似淡而無味。”但這“池塘生春草”五字內究竟蘊含著什么情感 , 皎然則語焉不詳。后來阮閱在《詩話總龜》前集中引用宋人 田承 君的話 : “‘池塘生春草' , 蓋是詩人病起見此為可喜 , 而能道之 , 所以為貴。”又 , 何焯《義門讀書記》也說 : “謝靈運《登池上樓》 , 只似自寫懷抱。‘池塘'一聯 , 驚心節候 , 乃爾清綺 , 唯病起即目 , 故千載常新。”他們的意思都是說 , 謝靈運得意于“池塘生春草” , 乃由于他當時特定的心情 : 臥病初愈 , 猛然見到春景 , 自然心曠神怡。所以隱在此句后面的是詩人的欣喜之情。然而究實而論 , 這種欣喜之情 , 只是評論者聯系到謝靈運寫詩時的情況而猜測出來的 , 并不是他們通過對那一佳句的欣賞而真切的體會到的 , 因此也就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同。宋釋惠洪在《冷齋夜話》卷三中 , 雖也認為“池塘生春草”表現了情 , 而他所理解的情則與 田承 君等人大相徑庭 : “古之人意有所至 , 則見于情 , 詩句蓋其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 , 夢中得之 , 蓋當論其情意 , 不當泥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羊曇 , 羊叔子喜見鄒湛 , 王述喜見坦之 , 皆情意所至 , 不可名狀 , 特無詩句耳。”這里 , 他索性完全離開了“池塘生春草”的詩意本身 , 說謝靈運之所以喜歡這句詩 , 只是出于對謝惠連的情意。文天祥在《 文山 先生集·羅主簿一鶚詩序》中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 “詩之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 , 詩為無聲 ; 性情既發 , 詩為有聲。 于無聲 , 詩之精 ; 宣于有聲 , 詩之跡。前之二謝 , 后之二蘇 , 其詩瑰偉卓犖 , 今世所膾炙 , 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草池塘' , 精神相附屬 ; ‘對床風雨' , 意思相悅愉。”他認為 , “池塘生春草”的詩句之“精” , 乃詩句未發之前就藏在詩人心中的“性情之和”。而這“性情之和” , 只是兄弟之間的“精神相附屬” , 正如蘇軾、蘇轍的“對床、風雨”的詩句 , 表現了他們的“意思相怡愉”一樣。

　　其三是認為謝詩的妙處在章而不在句。明人黃淳耀在《陶 �⒓�》中說 :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得之夢中 , 評論者或以為平常 , 或以為淡妙 , 皆就句中求之也。單拈此句 , 亦何淡妙之有 ? 然妙在章不在句。不識讀書者 , 何以就句中求之也 ! ”但遺憾的是 , 他這位“識讀書者” , 到底從《登池上樓》的章法中“識”到了什么妙處 , 他卻沒有說。抱著這樣一個缺憾 , 我們試著往前翻找 , 結果還真發現了從章法上分析謝詩之妙的 , 那是宋人曹彥約。他專門寫過一篇《池塘生春草說》 , 其論云 : “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 , 說詩者多不見其妙 , 此殆未嘗作詩之苦耳。蓋是時春律將近 , 夏景已來 ; 草猶舊態 , 禽已新聲 , 所以先得‘變鳴禽'一句。語意未見 , 則向上一句 , 尤更難著。及乎惠連入夢 , 詩意感懷 , 因植物之未變 , 知動物之先時。意到語到 , 安得不謂之妙 ? 諸家詩話所載 , 未參此理 , 數百年間 , 唯杜子美得之 , 故云 : ‘蟻浮猶臘味 , 鷗泛已春聲。'句中著‘猶'字‘已'字 , 便見本意。然比之靈運句法 , 已覺道盡 , 況下于子美者乎 ! ” ( 四庫本《昌谷集》 ) 洋洋一篇 , 只不過是說“池塘”、“園柳”一聯省略了“猶”和“已”兩個虛詞 , 于是乎在章法上有了一種渾涵不露的效果。這種評論實在有些小題大做 , 其分析雖極盡深文周納之力 , 而對于詩意的切入終難免隔靴搔癢。

　　其四是認為“池塘”句的“奧妙”在于影射寄托。這“索隱派”的代表 , 是唐代的權德輿。《柳亭詩話》引《吟窗雜錄》云 : “靈運坐此詩 ( 《登池上樓》 ) 得罪 , 遂托以阿連夢中授之。有客以請舒王 ( 王安石 ), 舒王曰 : ‘權德輿已嘗評之 : 池塘者 , 泉水潴溉之地 , 今曰生春草 , 是王澤竭也 ; 《豳風》所見一蟲鳴則一候變 , 今曰變鳴禽者 , 則候將變也'。”謝靈運后來是因為興兵叛宋而被殺的 , 權德輿硬把“池塘”一詩與他日后的反叛聯系起來 , 牽強附會地羅織詩句后面的“微言大義”。如果說曹彥約的分析還只是深文周納 , 那么權德輿的評論簡直就可以說是疑心生暗鬼 , 病目見空花了。

　　總之 , 我們讀遍了上述這些各種角度的評論 , 只得出這樣一種印象 : 評論者盡管搜索枯腸 , 曲為之說 , 但終不免底氣不足 , 捉襟見肘。如果把他們這些評論比成介紹對象 , 這些媒婆盡管巧舌如簧 , 但并沒有使我們從心里喜歡他們所介紹的這位姑娘。原因其實很簡單 , 那就是這位姑娘本身的相貌“不給勁”。其實關于藝術的賞鑒 , 最可靠、最不欺心的還是讀者自己的閱讀感受 , 而我們試著把“池塘生春草”這一“佳句”含在口中 , 咂吧來咂吧去 , 除了比較自然以外 , 實在咂吧不出它有怎么出奇的地方 , 既沒有“豁人耳目”的景 , 也沒有“沁人心脾”的情 , 它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話 ! 然而對這一名句的這種真實的感受 , 六朝人出于崇拜沒敢想 , 唐代人懾于盛名沒敢說 , 它是由一個宋代人說出來的。

　　宋代是個很特殊的時代 , 漢唐以來的消極沉悶的學風 , 至宋為之一變。大抵漢唐倡傳經 , 故儒者多篤守章句 , 剿襲成說。而宋人倡究理 , 有以己心來獨立思考 , 以義理來驗證一切的傾向 , 故頗尚疑古之風。即以經學為例 , 宋代拔棄傳注 , 甚而至于疑經者極多 , 如王安石作《三經新義》 , 劉敞作《七經小傳》 , 蘇軾作《書傳》 , 皆拋開前儒之成說 , 標新立異。至于歐陽修排《系辭》 , 蘇軾、蘇轍斥《周禮》 , 李覯、司馬光疑《孟子》 , 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 , 更是發前人所不敢發。對于位于六經之首的《詩》 , 宋人的思考尤其值得注意。如鄭樵、王柏、朱熹等人 , 都把漢以來的經典注釋“毛傳”丟在一邊 , 真正把它當作詩歌來讀 , 去體味每一首詩的真義 , 從而對恢復《詩經》的本來面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下 , “池塘生春草”開始遭到直接的質疑。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引述時人對“池塘生春草”的評論 :

　　舒公云 : “‘池塘生春草 , 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 , 其妙意不可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 , 謂為確論。獨李元膺曰 : “予反復觀此句 , 未有過人處 , 不知舒公何從見其妙 ! ”

　　李元膺的話 , 我們沒有查到原來的出處 , 而且對他的生平也不太清楚 , 只知道他是宋哲宗紹圣四年的進士 , 作過南京教官 , 生前曾以詩詞顯 , 尤其是詞 , 今《全宋詞》收有其詞八首。但只看《冷齋》所引的他的簡短而坦率的話 , 他就足夠讓我們敬佩的了。因為他是安徒生童話里的那個誠實的愣小子 , 在人們對皇帝的“新衣”的眾口一詞的贊揚中 , 大聲地告訴大家一個人人都能看到的事實 : 皇帝是光著屁股的。

　　李元膺的發難 , 當然并沒有完全消除人們出于習慣對謝句的稱賞 , 但自此以后 , 這一“驚天動地”的名句 , 在好些人的心目中掉了價兒 , 對之老實不客氣的批評也就接踵而來。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上 :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句 , 以為神助。予謂天生好語 , 不待主張 , 茍為不然 , 雖百說何益 ? 李元膺以為反復求之 , 終不見此句之佳 , 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夸誕 , 猶存兩晉之遺風 , 后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 , 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又說 : “大抵詩話所載 , 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 , 有何可嘉 , 而品題百端不已 ! ”劉將孫《本此詩序》 : “古今詩人自得語 , 非其自道 , 未必人能得之。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 , 自謂夢惠連至 , 如有神助。然此五字本無工致 , 或者人亦皆能及也。” ( 《養吾齋集》卷九 ) 如此等等 , 都代表了嚴肅的批評家對這句詩的客觀判斷。這些判斷 , 不但摘掉了罩在“池塘生春草”上的靈光圈 , 甚至使人們對謝靈運的詩的感受出現了向另一個極端的情緒化的逆轉 : 原來曾是“謝靈運詩 , 無一篇不佳”的 (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 而后來竟變成“無一語可稱”了 (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引《休齋詩話》語 ) 。“無一篇不佳” , 固為溢美之辭 ; “無一語可稱” , 也是過分之論。看來中國人好走極端的毛病 , 并非從今日始。幸虧這種過分之論 , 并沒有影響后人對于作為卓越詩人的謝靈運的整個作品的客觀評價。

　　圍繞“池塘生春草”這一佳句之“祖”的爭論 , 堪稱中國詩歌佳句史上的第一公案。千百年間 , 這五個字領受過一代又一代的熱情的崇拜者的最熱情的禮贊 , 也遭遇過一些冷峻的評論家的最冷峻的批評。現在 , 回顧這一公案 , 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思考 : 為什么對“池塘生春草”這一“佳句”的感覺和評論 , 在六朝至宋這六七百年之間會有這么大的起落 ? 我們的結論是 : 這種起落 , 蓋因于人們對“佳句”判斷的標準的不同。具體地說 , 宋人眼中的佳句 , 是符合作詩的藝術規律的句子 ; 唐人眼中的佳句 , 是過去經典著作中有過定論的句子 ; 謝靈運所處的時代的一般人眼中的佳句 , 是被名士稱頌過的句子 ; 而謝靈運自己呢 ? 他之所以稱“池塘生春草”為“神助”的“佳語” , 則完全出于他本人的喜歡 ! 如果說 , 宋人的判斷是從理性出發 , 唐人是從古人出發 , 六朝時人是從名人出發 , 那么 , 謝靈運就是完全從他自我感受出發的。

　　孟子云 : “誦其詩 , 讀其書 , 不知其人可乎 ? 是以論其世也。” ( 《孟子·萬章下》 ) 詩出于人 , 人系于世 , “池塘生春草”之成為佳句 , 與詩人所處的時代和他的人格特征都有密切的關系 , 故要弄清底里 , 必須知人論世。

　　謝靈運所處的魏晉時代 , 是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性得到極大的張揚的時代。漢末社會的慘烈喪亂與動蕩 , 促使士人對短暫的人生中自我價值的反思 ; 而封建大一統的王綱解紐 , 使尊崇群體、壓抑個性的儒學思想統治完全轟毀 ; 以老莊思想為核心的玄學的興起 , 也為人們追求個體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合適的溫度。在這種情況下 , 長期被囚禁在名教之下的人的鮮活的個性 , 也就被理直氣壯地強調出來 :

　　庾道季 ( �� ) 云 : “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 , 凜凜恒如有生氣 ; 曹蜍、李志雖見在 , 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 便可結繩而治 ; 但恐狐貍 啖盡。” ( 《世說新語·品藻》 )

　　有個性者 , 雖死猶生 ; 無個性者 , 雖生猶死。在這里 , 從庾 ��對“活死人”的痛貶之中 , 我們可以讀出魏晉士人對儒學的強烈排斥 : 因為像曹、李這樣的人 , 顯然是被漢世儒學出于“結繩而治”的政治需要而殺死了靈魂的犧牲品。他們毫無主體意識 , 活在世上不能留下任何痕跡 , 死后 , 隨著他們的尸體被野獸吞食 , 他們也就徹底消滅。

　　在魏晉時代 , 士人在人格上所追求的 , 不再是漢儒所強調的整齊劃一的道德規范 , 而是自己作為個體的與眾不同的價值 :

　　明帝問謝鯤 : “君自謂何如庾亮 ? ”答曰 : “端委廟堂 , 使百官準則 , 臣不如亮 ; 一丘一壑 , 自謂過之。” ( 《世說新語品藻》 )

　　一個人活在世上 , 作為一個個體 , 他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魏晉人最看重的 , 就是自己的這種不可替代性 , 故他們能一掃漢儒的謙恭檢讓的屈辱性教條 , 堅信自己的優長和價值。他們揚起臉 , 懷著充沛的自信 , 去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寫著的“人”。這個大寫著的“人” , 就是每個人的“我” :

　　桓溫問殷浩 : “卿何如我 ? ”殷曰 : “我與我周旋久 , 寧作我 ! ” ( 《世說新語·品藻》 )

　　“寧作我” , 可以看作是魏晉士人崇尚自我 , 崇尚獨立精神人格的宣言。如果要尋找魏晉時代的主調和最強音的話 , 那么這三個字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在這個時代中 , 那長期被漢代官方意識形態所放逐的、感性的、自然的“我” , 不僅回歸于士人的心中 , 而且 , 好像是對漢儒壓制自我的懲罰似的 , 它很快地就躍居于士人的精神世界的中心 , 成為他們價值判斷的惟一依據和思想行為的出發點。

　　價值判斷首先是自我判斷 , 因為魏晉士人以“我”為核心 , 故在自我評價上往往有超高的自信。“傲” , 是當時士人自我崇拜的一個突出表現 , 葛洪在《抱樸子·疾謬第二十五》中說當時的士林風氣 : “世故繼有 , 禮教漸頹 , 故讓莫崇 , 傲慢成俗。”“今人何其憒慢傲放如此乎 ! ”魏晉以來 , 士人中頗多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狂者 :

　　禰衡云 : “荀 ��強可與語 , 余人皆酒甕飯囊。” ( 《金樓子·立言篇九下》 )

　　撫軍問殷浩 : “卿定何如裴逸民 ? ”良久答曰 : “固當勝耳 ! ” ( 《世說新語·品藻》 )

　　這種自我矜伐之風 , 更突出的表現在文學創作之中。那時的文人 ,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 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 曹植《與楊德祖書》 ), 他們“暗于自見 , 謂己為賢” ( 曹丕《典論·論文》 ) 自矜其能 , 以居人下為恥 :

　　謝萬作《八賢論》 , 與孫興公 ( 綽 ) 往返 , 小有利鈍。謝后出以示 顧 君齊 ( 夷 ), 顧曰 : “我亦作 , 知君當無所名 ! ” ( 《世說新語·文學》 )

　　這種爭強斗勝、互不買賬的風氣 , 甚至在父子之間也不例外 :

　　有問羲之云 : “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 : “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 , 問 : “尊君書何如 ? ”獻之不答。又問 : “論者 云 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 : “人哪得知之也 ! ” ( 《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

　　文士們不但傲視同代 , 甚至肆無忌憚地藐視經典和古代圣賢 :

　　庾子嵩 ( 庾 �� ) 讀《莊子》 , 開卷一尺許 , 便放去 , 曰 : “了不異人意 ! ” ( 《世說新語·文學》 )

　　永明二年 , 宗明觀講 ,( 張融 ) 扶入就榻 , 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 , 乃長嘆曰 : “嗚呼 , 仲尼獨何人哉 ! ” ( 《南史·張融傳》 )

　　( 張 ) 融善草書 , 常自美其能 , 帝 ( 宋武帝 ) 曰 : “卿書殊有骨力 , 但恨無二王法。”答曰 : “非恨臣無二王法 , 亦恨二王無臣法。”……常嘆曰 : “不恨我不見古人 , 所恨古人又不見我 ! ” ( 同上 )

　　這種鼻孔朝天 , 睥睨千古的“狂” , 便是那個時代的名士的“本色”和“風流”。它以一種自我矜伐的形象 , 反映了士人的主體意識在長期受壓之后的反彈與膨脹。從歷史上看 , 文人的自矜之風發于漢末 , 大煽于兩晉 , 其余烈一直延宕于六朝 , 而且由豪族名士擴展到一般文人 , 成為整個士林中的一種“流行性感冒”。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云 : “文章之體 , 標舉興會 , 發引性靈 , 使人矜伐 , 故忽于操持 , 果于進取。今世文士 , 此患彌切。一事切當 , 一句輕巧 , 神厲九霄 , 志凌千古 , 自吟自賞 , 不覺更有旁人。”又 , 《南史·文學·檀超傳》附載 : 劉宋時文人吳邁遠 , “好自夸而嗤鄙他人 , 每作詩 , 得稱意語 , 輒擲地呼曰 : ‘曹子建何足數哉 ! '”他的狂言 , 驚動了愛才的皇帝 , “宋明帝聞而招之 , 及見 , 曰 : ‘此人連絕之外 , 無復所有'”。鐘嶸《詩品》卷下所載的宋齊之際的文人袁嘏 , 也是這號人物 : “嘏詩平平耳 , 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 : ‘我詩有生氣 , 須人捉著 , 不爾便飛去。'”

　　那時的士人的自我感覺為何如此“良好” ? 顏之推說原因在于“文章之體 , 標舉興會 , 發引性靈 , 使人矜伐”。這種分析恐非探本之論。實際上 , 正如劉勰所說的 : “文變染乎世情” ( 《文心雕龍·時序》 ), 一部文學史 , 就是一部社會風習史 , 也是一部文人心態史。魏晉六朝文人的自矜 , 歸根到底是當時的意識形態的開放所造成的文人以自我為中心的結果。在那個特殊的時代 , 士人心目中舊有的群體意識已經崩潰 , 而新的公共認同又尚未建立 , 于是每個人所找到的精神支柱便是“自我”。在他們那里 , 價值判斷的標準就是自我感受 , 而且他們堅信 , 這種感受的價值即在于它的個人化和與眾不同。張融《門律自序》云 : “吾無師無友 , 不文不句 , 頗有孤神獨詣耳 ! ”所謂“孤神獨詣” , 與袁嘏所謂“須人捉著 , 不爾便飛去”的“生氣”是一個意思 , 都是指他們詩句背后的個人化體驗。他們追求這種個人化的感受 , 也沉醉在這種感受之中。但由于他們太重自我 , 從而忽略了讀者 ; 做詩太求自適 , 從而忽略了傳達 , 所以造成了他的感受與讀者之間的隔膜。而從他們忠實于自己的感受來說 , 他們都是很真誠的。他們的自詡 , 充其量只是一種師心自任的孤芳自賞 , 決不是虛張聲勢的自吹自擂。因此 , 說他們“狂”可以 , 說他們“妄”則不行。打個比方 , 這些文人的自夸 , 并不是一個奸商昧著良心在那兒推銷偽劣品 , 而是一個母親在夸自己的孩子。也許這孩子不那么漂亮 , 但因為孩子身上系著自己的歡樂 , 所以在母親的眼里 , 他比誰都美。南唐時曾有一位和尚偶得詩句 , 興奮之極 , 半夜起來撞鐘。有人批評他那一句寫得并不怎么樣 , 不值得那么激動 ( 見黃徹《蛩溪詩話》卷三 ) 。清人吳景旭在《歷代詩話》卷五十一“得句”條中替他說了幾句公道話 : “詩人得句 , 取其精力所結 , 獨地自到 , 自味自甜 , 未許旁人染鼎。若向此處推尋工拙 , 便滅卻興會矣。”吳景旭的話也是深得魏晉六朝時代的自詡的文人之心的。

　　魏晉六朝文士的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 , 不僅表現在他們的自我評價之中 , 也表現在對他人的品評之中。那時士人的取人 , 往往有個人的標準 :

　　王子遒 ( 徽之 ) 、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 , 子敬賞井丹高潔 , 子遒曰 : “未若長卿慢世。” ( 《世說新語·品藻》 )

　　王獻之性格峻潔清高 , “雖閑居終日 , 容止不怠 , 風流為一時之冠” ( 《晉書》卷八十本傳 ), 故他喜歡高潔的后漢隱士井丹 ( 見《后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傳》 ) 。而王徽之“性卓犖不羈” , “雅興放誕 , 好聲色”。他可以直入別人院里 , 對著人家的竹子又嘯又詠 , 旁若無人 ( 《晉書》本傳 ); 夜里喝醉了酒 , 心血來潮 , 乘舟訪友。經宿至門 , 而又“興盡而返” ( 《世說新語·任誕》 ) 。故他心儀曠放傲世的司馬相如。一句話 , 他們對人物的品藻都是從自己出發的。

　　那時名士的擇友 , 并非出于過去的所謂“友直友諒” ( 《論語·季氏》 ) 和“以友輔仁” ( 《論語·憲問》 ) 的道德選擇 , 而是出于一種個人化的、感性的標準。他們對心儀者的企羨與青睞 , 是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的 :

　　司馬 ( 越 ) 太傅府多名士 , 一時俊異。庾文康 ( 亮 ) 云 : “見子嵩在其中 , 常自神王 ( 旺 ) ”。

　　林公 ( 支遁 , 字道林 ) 云 : “見司州 ( 王胡之 ) 警悟交至 , 使人不得住 , 亦終日忘疲。”

　　謝車騎 ( 玄 ) 問謝公 ( 安 ): “真長性至峭 , 何足乃重 ? ”答曰 : “是不見耳 , 阿見子敬 , 尚使人不能已。” ( 以上見《世說新語·賞譽》 )

　　這里所謂使人“神旺”、使人“終日忘疲”、“使人不得已” , 都是一種情感上的怡悅 , 它不同于干巴而冰冷的理性首肯 , 而是完全沉醉于對象的魅力之下的一種感受 , 帶有濃厚的審美特征。是的 , 在相當意義上說 , 魏晉士人是傾向于把人作為審美對象來欣賞的。而魏晉士人對人的這種帶有審美意味的“賞” , 實際上源于賞者與被賞者在精神人格上所發生的共鳴。因為它排除了功利的考慮 , 故能真摯持久 ; 因為它出于感性的吸引 , 故能一往情深。王戎說 : “情之所鐘 , 正在我輩” ( 《世說新語·傷逝》 ), 那時的士人 , 同道之間的鐘情 , 不但在前代罕見 , 而且在后世難尋 :

　　羊公 ( 祜 , 字叔子 ) 還洛 , 郭奕 ( 字太業 ) 為野王令。羊至界 , 遣人要之 , 郭便自往。既見 , 嘆曰 :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 ! ”復往羊許 , 小悉還 , 又嘆曰 : “羊叔子去人遠矣 ! ”羊既去 , 郭送之彌日 , 一舉數百里 , 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 : “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 ” ( 《世說新語·賞譽》 )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 , 而子敬先亡。……子敬素好琴 ,( 子猷 ) 便徑入 , 坐靈床上 , 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 , 擲地云 : “子敬 , 子敬 , 人琴俱亡 ! ”因慟絕良久。月余亦卒。 ( 《世說新語·傷逝》 )

　　友朋之間能有這種真摯而熱烈的情誼 , 緣于心靈與心靈之間的完全相契、相融 , 冒用現代的一個詞 , 這就是所謂“Ｏ距離”。而魏晉士人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 , 蓋由于他們是絕假純真的感性的人 , 是忠實于自己感情的人。

　　他們賞人如此 , 賞文亦然。晉人很喜歡拈出文學作品中的佳句來加以稱道 , 但是他們所拈賞的佳句 , 往往只是自我情感的寄托 , 故缺乏人所公認的客觀的評價標準 , 而帶有很大的主觀性。

　　謝公 ( 安 ) 因子弟集聚 , 問《毛詩》何句最佳遏 ( 謝玄小字 ) 稱曰 : “昔我往矣 , 楊柳依依 ; 今我來思 , 雨雪霏霏。”公曰 : “讠于謨定命 , 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 《世說新語·文學》 )

　　謝玄早年便以才學顯 , 雖然為官 , 但有典型的文人氣質 , 所以他欣賞《詩經·小雅·采薇》中的那幾句很有情韻的詩 ; 而謝安有雅量 , 多謀略 , 他封公拜相 , 實際上把握著晉廷的大權 , 內政外事 , 多經其手 , 故他稱賞《詩經·大雅·抑》中描寫重臣之職事的“讠于謨定命 , 遠猷辰告”。

　　王孝伯 ( 恭 ) 在京 , 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 , 問 : “《古詩》中何句為最 ? ”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 , 焉得不速老” , 此句為佳。 ( 《世說新語·文學》 )

　　王處仲 ( 敦 ) 每酒后輒詠“老驥伏櫪 , 志在千里 , 烈士暮年 , 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 , 唾壺邊盡缺。 ( 《世說新語·豪爽》 )

　　王恭奉佛、道 , 服丹藥 , 恨人生如朝露 , 不能久居于世 , 故對古詩中的那兩句特別敏感。而王敦生性剛忍 , 擁有兵權之后 , 久存謀逆之心 , 故喜詠曹操的詩句以寄其情。總之 , 魏晉士人賞人、賞景與賞文 , 其實都是一種獨特的自我表現形式。王羲之《蘭亭詩》云 : “大哉造化工 , 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 , 適我無非新。”“適我”二字 , 是他們取人取物的價值標準 , 而這是當時以自我為中心的士人風氣所決定的。

　　論完謝靈運所處“世” , 我們再看謝靈運其“人”。

　　一日百六七十里 , 經旬不歸 , 既無表聞 , 又無請急” ( 《宋書》本傳 ) 。皇帝對他實在沒有辦法 , 只好讓他再回會稽。東歸后 , 由于冶游無度 , 遂與當地太守構隙。后調任臨川內守 , 因繼續放任恣肆 , 為有司所糾 , 他便率部叛宋 , 受擒后于廣州被殺。

　　縱觀謝靈運的一生 , 他之由浪子變為逆臣 , 并沒有特殊的政治背景 , 只是他極強的個人意識與當時社會沖突所致。那時名士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格特質 , 在謝靈運的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達人貴自我 , 高情屬天云” ( 《文選》卷十九謝靈運《述祖德》二首之一 ), 這兩句詩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心性的表露。他在當時特立于世 , 上抗王權 , 下違世俗 , 有一種強烈的師心自用、自我作古的傾向 : “車服鮮麗 , 多改舊制 , 世共宗之 , 咸稱謝康樂” ( 《宋書》本傳 ); “每出入 , 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 : ‘四人牽衣裾 , 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不肅之咎。” ( 《宋書·五行志》 ) 他對友朋的選擇 , 也完全出于個人的價值標準 , 如他與從弟謝惠連和何長瑜的結識與定交 :

　　惠連幼有才悟 , 而輕薄 , 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 , 造方明 , 過視惠連 , 大加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 , 亦在郡中 , 靈運又嘆以為絕倫。謂方明曰 : “阿連才悟如此 , 而尊作常兒遇之 ; 何長瑜當今仲宣 , 而貽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 , 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 《宋書》本傳 )

　　惠連“輕薄” , 已見引文。而從《本傳》中所載的何長瑜曾經寫詩嘲笑臨川王劉義慶的僚屬 , 從而惹惱了劉義慶的事情來看 , 何長瑜也是個任誕而玩世之人。這就是說 , 他們的結交是建筑在人格上的互賞和精神上的共鳴的基礎上的。尤其是謝靈運與謝惠連之間的情誼 , 《南史》本傳云 : “靈運性無所推 , 唯重惠連 , 與為刎頸交。”作為知音與同道 , 謝惠連是謝靈運在山水之外的情感寄托 : “末路值令弟 , 開顏披心胸。心胸既云披 , 意得咸在斯” (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 ) 。在士人之交一往情深的時代 , 這種情感是不難理解的。

　　現在就讓我們再回到“池塘生春草”上來。從謝靈運的人格特征上我們可以看出 , 他之所以自詡此句為“神助”的“佳語” , 完全是從他當時的自我感受出發的。第一 , 竟日詩思不屬 , 而夢寐之中忽然得句 , 故感到此句可喜。第二 , 夢中授句者不是別人 , 正是他極為鐘情的從弟惠連 , 故尤感到此句的可貴。他溺于作為這一句詩的背景的情感之中 , 因而這普普通通的五個字 , 在他的心目中也就成了耀眼的珠璣。另一方面 , 如果聯系到他師心自用的習氣 , 他偏偏夸耀這普通的句子 , 也可能是出于一種違俗的心理。用一句舊話來講 , 此所謂“英雄欺人”———任性的天才是經常這樣做的。

　　六朝時的士族居于社會的輿論中心 , 他們也把持著社會話語權 , 王充所論漢代的“言金由貴家起 , 文糞自賤室出” ( 《論衡·自紀》 ) 的現象 , 到了魏晉六朝尤為嚴重。那時的士庶 , 對貴胄與名士有一種狂熱的崇拜。《晉書·謝安傳》中說 : “安少有盛名 , 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 , 還詣安。安問其歸資 , 答曰 : ‘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 , 京城士庶競市 , 價贈數倍。安本為洛下書生詠 , 有鼻疾 , 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 , 或手掩鼻以學之。”又《世說新語·文學》 :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 , 以呈庾亮。亮以親戚之懷 , 大為其名價 , 云可三《二京》、四《三都》 , 于是人人競寫 , 都下紙為之貴。”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 , 被謝靈運本人激賞的“池塘生春草” , 隨即成為蜚聲四海、萬人傳誦的名句 , 也就毫不奇怪了。

　　總之 , “池塘生春草”之成為經典性的“佳句” , 可以看作是當時的話語權力者所制造的一個“虛假意識” , 它一直過了七百年才開始被人懷疑 , 這首先反映了虛假意識變為集體意識之后的超穩固性。而我們回觀劉宋到北宋這幾百年間關于“池塘生春草”的評價的巨大起落 , 也可以從中體會到這兩個時代在意識形態和文化精神上的強烈反差 : 前者是個感性的時代 , 后者是個理性的時代。對于士人來說 , 前者是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 , 后者是個以法則為中心的時代。固然 , 宋人的究理和尚法 , 也給文藝批評帶來好多其它方面的問題 , 但它對于劉宋時代創作評論中的主觀性和隨意性 , 確如頂門一錐 , 起了很大的針砭作用 , 從而為客觀的、理性的文藝批評的建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因此 , 在中國文藝批評史上 , 正如晉宋士人個性解放的意義不可低估一樣 , 宋人的理性主義的貢獻同樣也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