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牟宗三是現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準”的哲學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學地建立中國哲學”的學思歷程中，也表現出鮮明的人格特征。與很多哲學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對于做學問和做人都有明確的意識。他認為做人與做學問一樣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認真的態度。牟宗三的一生規行矩步，儒雅謙遜，儒者風范。但與此同時，他又常常表現出憂怨與孤憤，具有明顯的狂者性格。這又是與很多哲學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為“型范”，以真誠、不虛偽為做人標準。這種以“真人”為底子、以儒者風范和狂者性格相結合的人格特征構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風骨。

　　關鍵詞：牟宗三；人格；儒者風范；狂者性格；真人

　　作者簡介：程志華（1965年—），男，河北武強人，哲學博士，河北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和中西比較哲學研究。

　　牟宗三一生的追求是“哲學地建立中國哲學”。作為現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的哲學達至了中國哲學的高峰。1995年出版的《劍橋哲學詞典》稱：“牟先生是當代新儒一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創性與影響力的哲學家。”正因為如此，傅偉勛先生說：“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課題也就關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論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艱巨任務。”[1](p25)而且，牟宗三也為世界哲學做出了重要貢獻。美國學者約翰?白詩郎(John Berthrong)稱牟宗三為世界水準的大哲學家，而不只是中國的哲學家而已。[2](p58)事實上，牟宗三的一生不僅表現為“哲學地建立中國哲學”，與他一生認真地做學問一樣，牟宗三一生也是認認真真地做人的。他曾說：“無論是為人，或者是為學，皆是相當艱難，相當不容易的。”[3](p104)“無論為人或為學同是要拿出我們的真實生命才能夠有點真實的結果。”[3](p94-95)與牟宗三高貴的學術品質一樣，其剛直不阿的學人風范也是哲學界的一筆寶貴財富。下面，筆者就對牟宗三的人格風骨進行一些探討，期以此增加對牟宗三的了解。

一

　　牟宗三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期間，曾因了年輕生命的膨脹掀起了“思想觀念的泛濫和浪漫”[4](p30)。那時，“科玄論戰”中吳稚暉的一篇文章深深打動了他，使他感到“浩瀚生命縱橫才氣的直接向外膨脹，沒有簡別，沒有回環曲折，只是一個大氣滔滔在那里滾”[4](p30)。從而，其思想文字都受到影響，甚至“粗野放蕩，幾不可收拾。”然而，假期回家時父親對此卻大為震怒，責問何以如此。牟宗三回答說外面風氣即是如此！父親嚴辭教訓道：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即使風氣如此，你也不可如此！父親的一番頓嚇使牟宗三當下驚醒，他“心思頓覺凝聚”，其受吳稚暉影響所形成的“浩瀚和縱橫”如同一匹“奔馳的野馬”被父親“赤手搏住”，牟宗三也“頓時從漆黑一團的混沌中超拔”出來。[4](p31)可見，是父親的教訓起了“力挽狂瀾”的作用。的確，牟宗三的父親對牟宗三影響很大，其對于儒學傳統“義理教訓”的秉承深深地影響了牟宗三。牟宗三說，他出生于一個“只有質而無文的家庭”[3](p2)，但父親卻是一位“典型的中國文化陶養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書”，“中國文化中的那些義理教訓，在他身上是生了根的。”[4](p32)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鄉村農夫以“義理教訓之存在的見證者”的身份，在牟宗三內心確立起養志立身、治學為人的道德準則和人格風范，使他慢慢升騰起對儒家文化的尊崇。

　　事實上，真正使牟宗三回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并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乃師熊十力。從一定意義上講，牟宗三的父親只是使牟宗三避免了年輕人的“輕狂”與“無根”，而熊十力卻使得牟宗三真正確立其文化生命與文化之根。在讀大學時，牟宗三先是浸淫于邏輯學和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多持批評和不屑之態度。不過，在大學三年級時牟宗三遇到了熊十力。據牟宗三回憶，1932年冬，在哲學系任教的鄧高鏡先生向他推薦了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一書。他一個晚上就讀完了，雖然談不上真懂，但其中的清新俊逸之氣引起他的興趣。在鄧高鏡先生的引薦下，他得到了與熊十力見面的機會。對于見到熊十力的情形，牟宗三感慨道：熊十力“清氣、奇氣、秀氣、逸氣：爽朗坦白。不無聊，能挑破沉悶。直對著那紛紛攘攘，卑陋塵凡，作獅子吼。……始見了一個真人，始嗅到了學問與生命的意味。”[3](p106-107)由于某種特定的機緣，這次見面竟引發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大變化，他自此由邏輯學和西方哲學漸而轉向中國哲學。之后，牟宗三從23歲到41歲一直追隨熊十力，其中，至少有七、八年親炙于熊十力左右，因此，無論為學還是為人熊十力都對牟宗三產生了巨大感染。牟宗三自稱：“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3](p106)

　　基于父親和熊十力這樣兩個人物的影響，牟宗三雖對西方哲學研究頗深，年輕時也曾夢想過做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還想成為一位logician，甚至還對文學和數學發生過濃厚興趣，但其最終還是選定了中國哲學。[3](p102-103)就其一生的學思歷程來看，盡管牟宗三埋首于儒釋道及西方哲學經典之中，于上述諸家之會通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牟宗三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式的，他一生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道統，為儒學開出了一片新天地。就他的日常生活來看，他也表現出明顯的“中國文化的土氣”：喜歡穿布衣布鞋、寬袍大袖；言談舉止也是規行矩步、儒雅謙遜、風趣幽默。牟宗三一生始終追求良知“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觀的、內在的、潤澤的表現”，追求良知在自己生命上受用，即智仁勇“收回來安服自己”。牟宗三認為這些不僅儒者的立身之本，而且也是儒者“生命的學問”。他說：“人要做第一等人，為第一等事。”[3](p126)但“第一等事，第一等人，須從孟子所說的‘天爵’作起，絕不是指孟子所說的‘人爵’而言。此須徹底予以了解，方可說立志。”[3](p127)

　　不過，儒學是關于“生命的學問”，儒家良知與產生、培育它的社會生活土壤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因此，其普遍性義理必須經過具體而特殊的身心體驗，在現實的倫常關系和倫理生活中才可得到實現。然而，隨著社會的劇烈變化，儒家之價值系統所維系的生活世界已無可挽回地塌陷了，因此，其良知系統也不再是可以在現實生活中隨處體認和落實的東西了。于是，此類問題便成為了牟宗三所面對的人生難題。因此，牟宗三常常感到“內圣”之旅的艱難。牟宗三曾說：“不幸，生在這個崩解的時代，既不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復不能只是順藝術性的興趣之鼓舞以自娛，更無大圣人渾化之根器，則其破裂偏傾而有擔負之苦，亦勢所當然。”[3](p6)在這樣一種社會情勢之下，牟宗三說自己一生不做工夫，只知“君子坦蕩蕩”。他說，自己一生“只寫了一些書，卻是有成，古今無兩”。[2](p92)事實上，對于處于專業化和學院化的現代教育體制之中的牟宗三來說，寫書本身就是一種修行，甚至就可以說是一種“苦行”。從其一生的學思歷程來看，寫書就是牟宗三在“困厄”中的苦斗，就是他追求理想的基本方式。從此意義上看，牟宗三實可謂是一位追求內圣的現代儒者，他一生的追求就是通過寫書力圖讓儒家的“天道性命”為中華民族的慧命“做主”。

二

　　由于秉承了“中國文化的土氣”，亦由于有著對“天爵”的苦苦追求，牟宗三與人相處是平易的。牟宗三認為，人不可“孤學寡友”，必須“親師取友”，唯此方可道義相勉，學問相益。這一點在他與一師一友的相處中得到了極好的體現，而且亦可從他對青年學子的傾心栽培看出。從所周知，牟宗三與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師友情誼有口皆碑，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檢視牟宗三的記載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熊十力在精神上給他帶來的影響以及他們師生二人的相契相知，牟宗三均有親切而誠摯的記述。對于熊十力，牟宗三的感念之情更是經常呼之欲出，溢于言表，十分動人。他說過一句言之鑿鑿的肺腑之言：“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師。”[4](p90)熊十力雖對牟宗三的生命與學問影響至大至深，但以此與生身父母相比，足見牟宗三感念之真情。牟宗三與唐君毅的朋友之情亦可稱道。牟宗三說：“除與熊師常相聚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緣會，便是遇見了唐君毅先生。他是談學問與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4](p97-98)牟宗三和唐君毅兩位先生經常在一起談學論道，相得益彰，交往至深。牟宗三在上述肺腑之言后還有一句話說：“知我者君毅兄也。”[4](p90)后人對牟宗三與此一師一友的情誼評論道：

　　先生于大學三年級時，從游于黃崗熊十力先生之門，三十一歲獲交唐君毅先生，一師一友，相得最深。熊先生以為北大自有哲學系以來，唯先生一人為可造。而唐先生則于未嘗晤面之先，見其文而知其人，之后又謂先生天梯石棧，獨來獨往，高視闊步，有狂者氣象。[5](p2)

　　牟宗三對于青年學子的培養更是兢兢業業，不遺余力。1949年渡海赴臺后，牟宗三于次年任教于臺灣師范學院（臺灣師范大學前身）。牟宗三認為，師友是人倫關系之一倫，師友之關系是人格與人格相接之關系。因此，彼此要處得親切、相知，要常見面問學；如此，方能敦品勵學，陶鑄人才。于是，牟宗三發起“人文友會”，本著開放獨立之精神，采取師友聚會之方式，進行課外之人文講座。對于“人文友會”的講學情形，牟宗三的弟子記述道：“聚會之人，無分校內校外，自由參加。凡有起趣者，皆敞開心懷，以禮相見。”[6](p1)“友會之聚會講習，既不同于學校上課，也不同于公開演講，而是借聚會以提撕精神，激發志趣，凝聚心志。由師友之團聚，進而擴大友道精神；由友道精神之擴大，而通接文化生命，持載歷史文化。”[6](p1)在牟宗三的主持下，“人文友會”漸漸成為臺灣師范大學學術磨礪和文化探討的重要形式，當時的許多參加者日后成為了臺灣哲學界的核心人物。牟宗三對學生與晚輩總是平等相待，以虛心對之。即使對于學生寫就的不成熟的文章，他都認真地“一字字地看，并且能夠記住其內容”[7](p16)。

　　就個人的生命形態及其歸趣而言，牟宗三的平易還體現在他的灑脫上。在日常的學思生涯中，牟宗三常常表現出進退有度、順適平和、風趣幽默、從容灑脫。牟宗三曾極力倡導人生之“幽默”，他認為“幽默是智慧的源泉，也象征生命健康，生機活潑。”[3](p99)當然，牟宗三所講的這種幽默并不是常人所講的詼諧風趣，更不是擺噱頭式的滑稽，而是擔當道統之圣人般的意味深長的智慧。因此，只“有實踐行動的人，有擔負的人，對此才了解。”[7](p15)他說：

　　孔子有沉重之感而不露其沉重，有其悲哀而不露其悲哀，承受一切責難與諷刺而不顯其怨尤，這就是幽默。達巷黨人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聞之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吾將執御矣！”這就是幽默。說到圣人不要說得太嚴重，太嚴肅。孔子自謂只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就自處得很輕松，亦很幽默。[3](p98)

　　正因為如此，他獲得了許多人的尊敬。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E.C.Moore評論道：“他的學術研究之廣闊，他的觀點之深遠，他的同情與理解之范圍，他的態度之友善，凡此等等，皆反映于他的許多學生、同事及仰慕者對他之尊敬。”[2](p70)然而，誠如唐君毅所知，牟宗三“獨來獨往，高視闊步，有狂者氣象”[5](p2)，在平易的同時，牟宗三的人格還表現出另一面相，這就是孤傲。他說：“我也是一個孤獨深藏的靈魂，對于周圍完全是陌生的，忽視的，忘掉我自己，也忘掉世人。萬人睚眥，萬人側目，亦有人覺著有趣，我全不知道。”[4](p104)“我常常會把我內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說出來，遂形成一種明知他人誤會而卻不說的委曲。這情形一直到現在還是有，這也許是我自己的一種自信。”[4](p6)他還說：

　　我猶如橫陳于無人煙的曠野，只是一具偶然飄萍的軀殼。如一塊瓦石，如一莖枯草，寂寞荒涼而愴痛，覺著覺著，忽然驚醒，猶淚洗雙頰，哀感婉轉，不由地發出深深一嘆。這一嘆的悲哀苦痛是難以形容的，無法用言語說出的。[4](p135)

　　這些文字中滲透著一種透徹骨髓的孤獨、悲苦和蒼涼，它們出自一位以繼承儒家傳統自命的新儒家人物筆下，實是殊可驚異。上面所提及的進退有度、順適平和、風趣幽默與從容灑脫的牟宗三在此似乎退隱了、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憂怨、無奈和失所歸著的靈魂。這種情況曾引來梁漱溟的不滿甚至批評。有一天他耐不住了便對熊十力說：牟宗三坐無坐相，站無站相，走路沒有走路相，你到底欣賞他哪一點？表達出對牟宗三狂簡孤傲的不欣賞。

　　當傳統的生活世界和價值系統走向崩解，人們失去了精神上的庇護和依托時，往往感到命運既難以把捉亦難以抗拒。不過，在牟宗三身上所表現出的，卻是對不被人理解境遇以及艱難時事的抗爭。牟宗三說：“就我們所處之時代和我們擔負之使命言，人過于規行矩步，注重細節，亦見生命之拘束而推拓不開。現今之所需，是要有風力，要有凸顯之氣象，要表現觀念之方向，否則不足以言擔負。”[7](p161)他還說：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無傍依，我脫落一切矜持；我獨來獨往，我決不為生存委屈自己之性情與好惡；我一無所有，一無所恃，我黯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氣奮發，我正視一切睚眥，我沖破一切睚眥；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饒恕丑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惡聲至，必反之，甚至嬉笑怒罵，鄙視一切。我需要驕傲，驕傲是人格的防線。我無饒恕丑惡之涵養與造詣。我在那階段與處境，我若無照體獨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間。[3](p116)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上面幾段文字中所表露出來的牟宗三應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惡聲至，必反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甚至嘻笑怒罵，鄙視一切”，這些都是牟宗三應對“艱難時事”的態度寫照。而當牟宗三講“我需要驕傲，驕傲是人格的防線”，“我若無照體獨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間”的時候，他是在推崇一種特立獨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氣。由此而見，牟宗三并非是儒家理想中的中庸、中和之人，而是某種特立獨行的狂者型人物。不過，在他的狂者性格中飽含著對現代社會中流行的平庸、卑俗和隨波逐流的反抗。牟宗三不是一位普通的學者，他是一位“思想銳敏、獨見而近于尖刻、冷峻，自信而近于武斷、狂傲，樂于標新立異的哲學家”[8](p1)；比之于唐君毅，“牟的聲音更加尖厲、更加逼人，他更愿意說出自己對真理的認識，而不是論析歷史典籍。”[9](p36)“牟宗三曾被戲稱為‘宋明學理，魏晉人物’，即其為人并不是循規蹈矩、中和溫厚的理學先生，而毋寧更近于任性獨行的魏晉人物。”[10](p138)由此視之，如此孤傲過甚的牟宗三似乎有違謙讓溫和的儒者風范。

三

　　事實上，單說牟宗三平易與單說牟宗三孤傲都有所偏頗。他自己曾說：“普通都說我傲慢，實則這是不恰當的。我在謙虛或傲慢方面，實在是沒有什么意識的。”[3](p3)牟宗三有意識的是其“真人”的人格“型范”。所以，上述所謂平易或孤傲都只不過是牟宗三“真人”“型范”的方面表現。關于做一個“真人”，牟宗三說：“因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一個‘人’。”[3](p1)這種“真人”“型范”，牟宗三是堅持了一生的。他常常回憶自己的少年生活，他對“家庭、鄉村、鄉村的地理環境、自然風光、風俗習慣”[4](p17)都保留著美好的回憶。他寫道：清明時節去掃墓，“黃的花，綠的長條，叢集在墳墓上。紙灰化作蝴蝶。……這時沒有嚎哭，沒有啜泣。生離死別那種突然來的情感上的激動，因著年月的悠久，而進入永恒，化作一種超越的順適與親和。”[4](p1-2)少年時代的生活實透顯著一種原始的混沌、自然的和諧與詩意的浪漫：“我常伴著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灘上翻筋斗，或橫臥著。陽光普照，萬里無云，仰視天空飛鳥，喜不自勝。那是生命最暢亮最開放的時節。無任何拘束，無任何禮法。”[4](p3)正因為少年時代生活“無任何拘束，無任何禮法”，所以在“知天命”之年代，牟宗三感嘆到：“我現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4](p17)

　　對純真的這種深切體驗和向往始終伴隨著牟宗三的學思歷程。眾所周知，在同門師兄弟當中，牟宗三跟隨熊十力的時間最久，受教也最多。牟宗三認為，無論從學問看，還是從生命講，“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3](p106)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熊十力恰就是一“真人”的人格“型范”。牟宗三第一次見到熊十力時就產生了一種意想不到的驚奇，感到熊十力與一般人直是不同，認為熊十力就是一個“真人”，并從他嗅出了生命與學問的意味，從而看到了自己生命與智慧的方向。請看牟宗三對其初次見到熊十力的情形的回憶：

　　不一會看見一位胡須飄飄、面帶病容，頭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風瑟縮中，剛解完小手走進來，那便是熊先生。……忽然聽見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嚴肅地叫了起來：“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當時耳目一振，心中想到，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氣，兇猛得很，我便注意起來，見他眼睛也瞪起來了，目光清而且銳，前額飽滿，口方大，顴骨端正，笑聲震屋宇，直從丹田發。清氣、奇氣、秀氣、逸氣：爽朗坦白。不無聊，能挑破沉悶。直對著那紛紛攘攘，卑陋塵凡，作獅子吼。……我在這里始見了一個真人，始嗅到了學問與生命的意味。[3](p106-107)

　　那么，什么樣的人格“型范”是牟宗三所謂的“真人”呢？牟宗三認為，他所說的“真人”并不是道家或道家所講的“真人”，即不是通過道家式的修養而達至的一種理想境界，而是一種有著儒家道統擔當的具有真實責任感的理想人格。他自己說：

　　我這里所說的“真人”，不必要像我們一般想的道家或道教里邊所說的那種“真人”，或者是“至人”。那種真人、至人，是通過一種修養，道家式的修養，所達到的一種結果，一種境界。我們現在不要那樣說，也不要那樣去了解這真人。能夠面對真實的世界，面對自己內心的真實的責任感，真實地存在下去，真實地活下去，承當一切，這就是一個真人了，這就可以說了解真人的意思了。因此，所謂真人就是說你要是一個真正的人，不是一個虛偽的，虛假的，浮泛不著邊際的一個人。[3](p95)

　　不過，在牟宗三看來，做一個“真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說：“我們現在可以先簡單地、總持地這樣說，就是你要想真正地做一個‘真人’，這不是容易的事情。”[3](p95)那么，為什么做一個“真人”并不容易呢？首先，做一個“真人”需要不虛偽，要真實。他舉例說，孔子就很真實，不虛偽。當別人問孔子如何評價自己時，孔子自己說：我這個人沒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是個圣人，我也不敢自居為一個仁者，“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我只是一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普通人。他還說：“生命之學問，總賴真生命與真性情以契接。無真生命與真性情，不獨生命之學問無意義，即任何學問亦開發不出也。”[11[(p11)其次，做一個“真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磨練，要“永恒地如此”。牟宗三認為，孔子之所以是一個“真人”，并不僅僅在于他敢于承認自己是“學而不厭和誨人不倦”的普通人，而且在于他一生都在不懈地實踐“學而不厭”和“誨人不倦”的事業。“孔子到老沒有厭倦之心，所以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3](p98)牟宗三說：

　　孔子之為一個真正的人，是在“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不斷的永恒的過程里顯示出來。真人圣人不是一個結集的點擺在那里與我的真實生命不相干。真人圣人是要收歸到自己的真實生命上來在永恒的過程里顯示。[3](p96)

　　在這樣一種人格“型范”的感召下，牟宗三一生為人不虛偽，極真實，甚至有時顯得有些刻薄，不給別人留面子。牟宗三在昆明時期為生活所困，曾給張君勱先生寫信，告訴自己之“生活無著之況”，以希獲得一些資助，但張君勱并沒有回音。后來從報紙上得知張君勱陪同其弟（時任交通部長）張公權到昆明視察滇公路時，牟宗三“乃于晚飯后直至翠湖旅店，敲門而入。……乃問：‘前上函，收到否？’彼答以未收到。于是知是公之無誠也。乃告以生活狀況……吾此議乃暗示吾只需要五十元耳。”對于張君勱的漠然，牟宗三“當時大怒曰：‘謝謝你。’即離去。出而即決心與此輩斷絕關系。”牟宗三的理由是：“吾在昆明寫信給他，云未收到，此妄語耳。即吾信中有不妥之處，依與彼之關系，彼亦應當時言而教之。而竟以‘未收到’對，其誠何在？”[3](p115)對于這樣一件事情，本可以不提及，或只記在心中即可，但牟宗三很較真，并詳細地記述了下來。當然，牟宗三不僅在此等事情上計較，對于事關國家民族的大事，他更較真。牟宗三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堅持反對將臺灣從祖國分裂出去的企圖。有一次他曾奉勸某位臺灣當權者“應做一個真中國人，而不要做一個日本人”，并奉之以“福至心靈，則大智若愚；福至而心不靈，則大愚若智”[2](p88)的譏刺。此譏諷不可謂不真實和虛偽，也不可謂不尖刻與淋漓。

　　牟宗三的一生也是“永恒地如此”真實而不虛偽，在日常生活的磨練中追求“真人”人格“型范”。或者說，對于做一個“真人”，他不僅當下就可以做，隨時可以做，而且永遠地做了下去。他說：“圣人云：‘學不厭，教不倦’，學思實感寧有已時耶？”[12](p3)因此，他的學術生命是永續永繼，綿綿不斷的，就像孔子“不厭不倦”一樣，是永遠不停歇、不間斷的。在晚年的時候，牟宗三曾以《談民國以來的大學哲學系》為題目對中國大學的哲學系及哲學家進行了一一評論。這些評論中有諸多內容雖屬牟宗三個人的主觀意愿，而且論斷也顯得克薄、不盡人情，但它們卻都是牟宗三個人的真實見解表達。牟宗三曾說過，他對于“隨風氣，趨時式，恭維青年，笑面相迎”的“一般名流教授”是不表贊同也不敢恭維的。正因為如此，他與當時的許多名流學者關系不睦。因此，有人說就牟宗三的性格而言簡直可以入《水滸傳》。事實上，牟宗三的確寫過一篇短文《水滸世界》，專門研究《水滸》之境界。在其中他說道：“酸腐氣，學究氣，市儈流氓氣，皆不足以言《水滸》。”[3](p187)“灑脫一切，而游戲三昧，是《水滸》嫵媚境界。沒有生命洋溢，氣力充沛的人，不能到此境界；沒有正義感的人，也不能到此境界。”[3](p193)在這些話語中，可以看出牟宗三性格中所洋溢著的狂氣、逸氣和靈氣。當然，他的著作亦如他的生命一樣，元氣飽滿，酣暢淋漓，理性與激情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

四

　　從總體上看，由于社會的劇烈變化，儒家之價值系統所賴以存在的生活世界已無可挽回地塌陷了，因此，整個現代新儒家群體已不再是傳統上的儒者，他們的學思生命已明顯地透顯出知識化和學院化的趨向，他們大多不再進行傳統儒者嚴格意義上的圣賢修養。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忽略新儒家的思想性格及其人格特征。事實上，不僅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特征十分鮮明，為儒學的現代開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氣質和品格也具有不容忽視的象征意義和人格魅力。但是，嚴格地講，由于新儒家知識化和學院化的總體趨向，此所謂“人格魅力”與其說是來自傳統儒家的圣賢修養，不如說是來自他們不媚俗、不茍且、憤世嫉俗的“真人”性情。這一點在牟宗三身上表現尤甚。概而言之，牟宗三所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度開展和真實呈現。在此意義上，牟宗三雖不是儒家傳統意義的圣人，但可以說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真人”。正因為如此，牟宗三的人格風骨或許可為今天的學者提供更多的人生啟迪和借鑒。

參考文獻：

[1]傅偉勛.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2]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A].牟宗三先生全集(32)[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3]牟宗三.生命的學問[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4]牟宗三.五十自述[M].牟宗三先生全集(32)[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5]蔡仁厚，楊祖漢.牟宗三先生紀念集[M].臺北: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1996.

[6]蔡仁厚.人文講習錄·編印說明[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7]牟宗三.人文講習錄[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8]鄭家棟.牟宗三新儒學論著輯要·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編序[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9]鄭家棟，葉海煙.新儒家評論(第二集)[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10]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2版.

[11]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序)[M].牟宗三先生全集(2)[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12]牟宗三.五十自述(序)[M].牟宗三先生全集(32)[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按：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度規劃項目《牟宗三哲學研究》（項目編號為：06JA720007）的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