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牟宗三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對其哲學思想的研究是近年來興起的“顯學”。程志華教授的《牟宗三哲學研究：道德的形上學之可能》是這一領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基于對以往相關研究的分析，通過“內在詮釋”的理路，將牟宗三哲學放在中、西、印哲學的宏大視野下，闡釋了其“道德的形上學”的理論建構，凸顯了其對于傳統儒學和西方哲學所具有的獨到價值。因此，牟宗三哲學是研究中國哲學“可以超過但不可繞過”的一座理論“高峰”。

　　關鍵詞：牟宗三；程志華；牟宗三哲學研究

　　作者簡介：聶民玉（1968-），男，河北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2009級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哲學。

　　　　　　　胡素杰（1972-），女，河北大學出版社編輯，法學碩士。

　　現代新儒家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哲學界所形成的一種時代思潮。近一個世紀來，由于種種內因外緣的關系，這一時代思潮與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哲學的整體面貌和“有機”運動。作為現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一生肩負復興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使命，興亡繼絕，繼往開新，致力于“哲學地”重建中國哲學，在儒學學理上進行了諸多創制，使得現代新儒學以至于整個儒學呈現新面。因此，研究牟宗三哲學不僅是現代中國哲學史的一個重要環節，從而為不斷地“書寫”中國哲學史充實內容，也是儒學繼續發展所必須消化的內容和不可繞過的“階梯”。就牟宗三的水平和貢獻而言，學界公認為他可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學史中的地位。傅偉勛曾說：“牟先生是王陽明以后繼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現代的中國哲學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課題也就關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論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論的艱巨任務。”［1］劉述先也曾說：“我曾將牟先生在當代中國哲學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學的地位：你可以超過他，卻不可以繞過他。”[2]

　　何以牟宗三哲學是“可以超過但不可繞過”的呢？程志華教授的新著《牟宗三哲學研究：道德的形上學之可能》（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為我們提供了答案。該書約39萬字，分“緒論”、“牟宗三的學術資源”、“良知論”、“現象與物自身”、“兩層存有論”、“內圣與新外王”、“宗教論”、“圓善論”、“獨體論”、“道德的形上學”、“牟宗三的哲學定位”共十章，在系統、通透闡釋牟宗三哲學體系的基礎上，凸顯了其哲學主旨——道德的形上學之可能。道德的形上學的建構是牟宗三的一大貢獻，它不僅顯示出儒學在現代社會一仍具有的價值，而且亦顯示出面對西方形而上學危機所具有的“救援”價值。程志華教授認為，正是因此，牟宗三哲學才具有關鍵的歷史地位，才被稱為“可以超過但不可繞過”的哲學。下面，我們對此作一些簡要分析。

　　對于牟宗三哲學的研究在牟宗三在世時即已展開。1995年，圍繞牟宗三的逝世所開展的一系列紀念活動把相關研究又推上了一個新階段。[3]回顧對于牟宗三哲學的研究，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盡管已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但與牟宗三哲學本身所具有的價值還有一定的距離。本書作者認為，就目前學界的研究來看，相關研究表現出如下幾個方面的不足。其一，對牟宗三哲學的整體把握不夠。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數研究只是就牟宗三的某個具體哲學問題展開，從整體上把握牟宗三哲學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牟宗三哲學既涉及對康德“現象”與“物自身”之“超越的分解”的“穩定”，涉及“智的直覺”基礎上以“一心開二門”為脈絡的“兩層存有論”的開啟，包括通過“良知的自我坎陷”而對于“知性”的確立，也包括以“三統并建說”對“新外王”的開拓，還包括借助于“圓教”對于“圓善”問題的證成，以及通過對“獨體”問題的闡釋對主體性的“開顯”等。牟宗三哲學是一個規模宏大、體系完備、結構嚴密的有機整體。因此，若不從整體上把握他的“道德的形上學”，只對上述個別問題進行研究，往往會生出“限制”。其二，對牟宗三哲學研究的高度不夠。哲學不等于道德學，就如同哲學不等于文化學一樣。因此，對于牟宗三哲學的研究，應該打破自鎖于“傳統儒學”或“傳統中國哲學”的局面，跳出原有的“自我封閉”式的局限，進入到人類整個哲學思維的高度。在作者看來，這是牟宗三哲學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其三，關于牟宗三哲學的研究視野還不夠寬。即，沒有站在中、西、印哲學的宏大視野下對牟宗三的哲學思想進行研究。然而，客觀地講，牟宗三哲學是中、西、印哲學會通的產物。因此，缺乏中、西、印哲學的宏大視野會導致對牟宗三哲學的“誤讀”。基于上述，作者致力于克服諸種不足，在對牟宗三哲學進行“客觀”闡釋的基礎上，對其“道德的形上學”體系進行了疏解，展示了牟宗三哲學既深入又完整的“面貌”。

　　本書具有明確的方法論意識，專門探討了治哲學史的方法。作者認為，治哲學史通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即存在以論本質”的“外在詮釋”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時勢生思潮”的理路。另一種是哲學的研究方法，“即本質以論本質”的“內在詮釋”法。作者認為，任何一種具有悠久傳統的學術思想都具有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的“意志”，其理論學說的歷史進程就是這種“意志”的展開和客觀實現。因此，“外在詮釋”作為一種社會學的理路，它用在哲學史研究中難免有“錯位”的嫌疑。當然，“內在詮釋”作為一種哲學的理路，它對于哲學史研究則更為“匹配”。在此區分之下，作者主張在哲學史研究中采用“內在詮釋”的方法。事實上，本書即是“內在詮釋”的成果：就具體章節和內容來看，作者特別注重概念、義理之間“演變”的“邏輯路徑”；每一章均從邏輯元點出發，步步推演，環環相扣，然后以“三一式”的形式得出了相關問題的結論。就全書來看，作者從牟宗三的“理論資源”開端，然后分別闡釋其相關問題，由外及內、由淺及深，待將所有問題闡釋清楚之后，自然而然地展現了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學”體系。與此同時，作者還基于自己的“儒學三期說”給出了牟宗三哲學的歷史定位。方法意識的凸顯，不僅使得內容思辨、深刻，而且使得體系完整、圓融。

　　本書還展現出開闊的哲學視野。作者基于牟宗三哲學的特色，“恢復性”地將其思想放在中、西、印哲學之宏大視野下，使得對牟宗三哲學的研究顯得厚重、深沉和有根基。就牟宗三哲學來看，康德哲學不僅為牟宗三提供了哲學資源，也為牟宗三提供了哲學論題。因此，要想深入理解牟宗三的哲學思想，就必須先理解康德哲學；而要更好地理解康德哲學，就必須先了解整個西方哲學。我們知道，康德哲學本身就晦澀難懂，因此，對牟宗三哲學的理解也就比較困難。不過，作者曾在美國肯塔基大學哲學系留學，外文功底較好，具有扎實的西方哲學功底。因此，從書中不難發現，作者對于康德哲學的理解不乏真知灼見，而且在某此方面“提升”了對于康德哲學的認識。除了康德哲學以外，中國佛教哲學思想也是牟宗三哲學思想的重要學術資源。不過，中國佛學對于牟宗三哲學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它不僅為牟宗三解決康德哲學的困難提供了啟迪，而且也為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學”的建構提供了理論模式。這些內容不僅包括“一心開二門”的理論模型，也包括“圓教”思想和“非分別說”的敘述方式。當然，盡管康德哲學和中國佛教哲學為牟宗三提供了哲學資源和哲學論題，但牟宗三哲學的宗旨是儒家的。作者在此方面并沒有“迷失”方向，因此，其對于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學”的闡釋一仍是儒家式的。

　　所謂“儒家式”的，關鍵之處在于牟宗三哲學的主旨在于對“道德的形上學”的建構。所謂形而上學，依著西方哲學的傳統，主要是指對“在”（being）的研究。但是，這一傳統卻沒有普適性，中國哲學中的形上學則不是這樣一種理路。依著牟宗三的理解，中國哲學所秉承的是一種“實踐的形上學”的理路；在儒家，這種理路即是“道德的形上學”。當然，所謂“實踐的形上學”是牟宗三的獨到見解，并非前人所述；“道德的形上學”則不僅是牟宗三之獨到見解，而且也是其理論創制。由此看來，這確是牟宗三對于儒學發展的歷史貢獻。牟宗三之所以能夠有此歷史貢獻，除了受乃師熊十力的影響外，還有其特有的“哲學慧根”和責任擔當意識。就乃師的影響來看，是熊十力的影響使牟宗三由邏輯學與西方哲學“折轉”于中國哲學；就“哲學慧根”來看，牟宗三于他人所不見處發現了哲學的“真諦”，在別人不以為然之處發現了儒家之“道德的形上學”的可能；就責任擔當來看，是對“新文化運動”中“自毀民族文化之根”、“自塞民族文化之源”的沉痛反省，以及由抗戰、內戰等國難與個人遭遇所引發的“客觀悲情”，使他勇敢地擔當起儒學的生命與智慧方向。基于上述幾個方面的特定機緣，牟宗三終于構建起一個以“道德的形上學”為旨歸的龐大精致的哲學體系。

　　本書在“照著講”牟宗三哲學的基礎上還“接著講”牟宗三的哲學思想。我們知道，牟宗三曾提出了著名的“儒學三期說”，認為自原始儒家至董仲舒為儒學第一期，宋明儒學為第二期，從民國開始進入第三期。在牟宗三看來，“儒學第三期”之發揚的使命為“三統并建”：重開生命的學問以光大“道統”，完成民主建國以繼續“政統”，開出科學以建立“學統”。可以說，基于“儒學三期說”之上的“第三期儒學之發揚”是牟宗三堅持一生的志幟和使命。不過，本書作者提出了不同于牟宗三的新的“儒學三期說”。作者認為，基于對理論因子的分析，在“中斷性”的語境下，儒學史大致可以分為原始儒學“實存道德描述形態”、宋明儒學“形上學形態”及明末清初儒學“形上道德實踐形態”。“形上道德實踐形態”是指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所開創的儒學形態，它以“形上基礎之上強調儒學的實踐性”為特征。這樣一種“三期說”與牟宗三的“三期說”有相似之處，亦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在于，牟宗三將現代新儒家定位于“第三期儒學”，而作者則將“第三期儒學”之開端定位于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在作者看來，牟宗三之儒學分期有不當之處，這種不當既有客觀原因，亦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清朝政治高壓導致了明末清初學術的中斷，主觀原因是牟宗三本人對于嫡系和正宗地位的“爭取”。依照作者的觀點，牟宗三并非是“接著”宋明儒學講，也不能言牟宗三是“第三期儒學”的肇始者，因為“接著”宋明儒學講的是明末清初以黃宗羲為代表的儒者，即，真正開拓“第三期儒學”的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概言之，牟宗三所代表的“第三期儒學”不是“接著”宋明理學講，而是“接著”明末清初儒學“形上道德實踐形態”講，他的“第三期儒學”是對明末清初儒學“形上道德實踐形態”的繼承和發揚。這就是本書作者給予牟宗三哲學的歷史定位。

　　當然，本書也還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之處，從而表現出對牟宗三哲學的一些“制限性”照察不足。比如：“智的直覺何以可能？”，“良知為何要自我坎陷？”，“內圣如何開出新外王？”等等，作者對于這些問題當中的“制限性”并未予以回應。不過，本書作者的初衷并不是“超越牟宗三”，而是“面對”牟宗三，即“不可繞過牟宗三哲學”意義上的闡釋。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本書的宗旨是“考察牟宗三的整個哲學體系并力求予以系統而完整、通透的陳述，從而為以后相關之中國哲學研究提供一種借鑒”[1]。由此意義觀之，這些值得商榷之處也許是作者有意回避的，因為它不在本書的寫作范圍之內，也許是作者自我認同牟宗三的觀點。

　　總之，讀了此書之后有一個確然的感受：要進一步研究中國哲學，牟宗三哲學當是不可繞過去的一座“高峰”。與此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感受：要進一步研究牟宗三哲學，本書也是不可繞過去的一個“階梯”。

參考文獻：

[1]傅偉勛.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25-26.

[2]劉述先.《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在今日的意義[N].聯合報,2003年5月3日.

[3]參見程志華.牟宗三哲學研究:道德的形上學之可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25.

注釋：

[1] 程志華：《牟宗三哲學研究：道德的形上學之可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