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河南工程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

　　權變作為一種靈活變通的方法，是儒家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歷史哲學的重要內容。自從孔子把“權”提升為哲學方法論范疇之后，后世儒學家對其作了諸多詮釋和闡發。其中尤以明代嘉、隆、萬時期的著名哲學家高拱（1513-1578，字肅卿，號中玄，河南新鄭人）的詮釋最具突破性或創新性，精辟地論述了權的四大特性。

　　其一，權的辯證性。權的辯證性是權的最根本特性。程頤否認“權”的相對獨立性，甚至銷權入經，“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1]；朱熹則把“權”視為權宜之計，不得已的應急措施，“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時多”[2]。可見，他們都沒有論述權的辯證性問題。與這種“褒經貶權”的態度相反，高拱提出：“夫權也者，圓而通者也。是圣人之事，而學之儀的也。圣人圓，而學圣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終而愈方焉，則遂失其圓也；圣人通，而學圣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終而止一隅焉，則遂失其通也。”[3]（P1161）這段話以最簡練、最精辟的語言——“圓而通”界定了權變的內涵。所謂“圓而通”，就是融會貫通而無偏倚、無阻礙。用現代哲學語言說，就是要用全面的、聯系的、發展的觀點和方法，去認識和把握事物，才能正確地行權用權。認識和把握事物，正確地用“權”，既不能用“方而不圓”的片面觀點，也不能用“執一不通”的孤立觀點；而必須運用“合而圓”的全面的聯系的觀點，“會而通”的運動的發展的觀點。高拱承認，認識事物，處理問題，難免先從“一方”、“一隅”開始，但始終囿于“一方”，固守“一隅”，就不能正確地用“權”，就不會把“權”運用于實際，達到“圓而通”。如果“膠柱一偏之說，守株一節之行，東向望不見西墻，南向望不見北方”，就不知其“合之圓”；如果“從箕子者以比干為愚，從伯夷者以柳惠為褻”，就不知其“會之通”。不知其“合之圓”、“會之通”，就是“非圓非通”，而“非圓非通，不可以與權也”[3]（P1161）。可見，高拱要求行權做到“圓而通”，既是對權變辯證性的深刻闡發，也是對儒家權變觀的重大突破。

　　其二，權的普適性。程朱均否認權的普遍適用性，如程頤認為“權只是經所不及者”[1]，朱熹提出常則守經，變則行權，“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2]。這種觀點既割裂了經權關系，也限制了權的效用范圍，否認了權的普適性。與此不同，高拱指出：“無時無處，無非權也，是日用而飲食者也。由是觀之，權之為用，常耶變耶，無不有者耶，固可得而識也。”[3]（P1163）他認為，權就像日常飲水吃飯一樣，是須臾不可離開的。從時間上看，不論是居常或遇變，也不論是得已或不得已，都需用權。權是無時不有的。他說：“夫權也者，既以輕重言，則是無常變，無巨微，而無不為之低昂者也。非謂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可不用也。”[3]（P1162）這是說，在遇變或不得已之時，固需用權，但即使在居常或得已之時，也必須用權。不然，“一時無權，必不得其正也”[3]（P1162）。就空間上說，事事、處處都需用權，權又是無處不在的。他以風為喻，說：“‘巽以行權’。夫巽，風也。風之為物，至動而不拘，至速而不滯，至徹而不隔，故稱‘巽’也。謂其委順而周至也，故可以行權焉。是故以決是非，以定可否，以成變化，以通鬼神，始之乎一心，而放之乎六合，莫之能違也。權之用大矣哉！”[3]（P1162）風作為自然物，具有恒動不拘、恒變不滯、恒化無阻的性質。與此相似，權作為靈活變通的方法，也具有變化無窮的“周至性”，小到“一心”，大至“六合”，莫不如此。萬事萬物要“各得其正”，就必須用權，否則，“一物無權，必不得其正也”[3]（P1162）。顯然，高拱從時空上對權變普適性的論證，大大拓展了儒家權變觀的論域，實乃創新之論。

　　其三，權的規律性。高拱通過論述權與“道”的關系，對權的規律性問題作了新探索。他說：“得道之深，乃能權也”；“夫權，秤錘也。本不可言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圣人借以言之。今必審察乎秤錘之所以為用者，而后可以言道之權。茍有一毫弗類秤錘者，即非權也。”[3]（P1159、1158-1159）在這里，“道”是規律性，而權則是“道之妙用”，即能動性。規律性制約能動性，能動性又體現規律性。“得道”決定用權，用權必須合“道”。在他看來，只有對“道”有深刻、透徹、靈活、純熟的把握，才可能正確地行權用權；如果對“道”理解不深、不透、不活、不熟，就不能靈活變通，具體運用。他說：“權可易言哉！察之幽渺，定之纖忽，非至明弗能也；為一為兩，參伍錯綜，非至變弗能也；觸機而應，倏彼倏此，非至熟弗能也。”[3]（P1164）這說明，只有行權合“道”，把握規律，才能達到行權的最高境界。

　　其四，權的適度性。權變適度就是要適“中”。在儒家哲學中，不乏對“中”的論述，如中庸、中和、中節、中道、時中等，但鮮有論及權與“中”的關系。而高拱最先論述了權的適度性問題。何謂“中”？他說：“夫中也者，言乎其當也。”[4]（P1225）“中”的意思是“當”，即適中合度，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行權適“中”，就是行權合度，不能過度，也不能不及度。他說：“《中庸》一書，為下學而作，其言無過不及，隨時取中，皆權說也，而特未揭乎權之名。學者襲口耳，昧心識，言中庸而不言權，不知中庸之即權也。”[3]（P1164）《中庸》一書雖然沒有揭明“權”這個范疇，但卻蘊涵了權必須遵守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原則，即“中”。就此而言，“中”即是權，權亦是“中”。如果只“言中庸而不言權”，不知權是實現“中”的方法和手段，這是“襲口耳，昧心識”的傳統偏見。在他看來，“中”作為權的適度性原則，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因時而變的。故此，行權還需“隨時取中”。所謂“時中”，就是要審時度勢，以時勢為“中”，趨時則能通變，通變則能行權。如此行權，才能“無時不中”[5]（P1103），收到最佳效果。

　　總之，高拱通過論述權的辯證性、普適性、規律性和適度性，拓展了儒家權變觀的理論視野，為其注入了“圓”、“通”、“道”、“中”、“時”等發展變化的鮮活因子，從而大大提升了儒家經權思維水平，實屬創新之論。正如張立文先生所言：“高拱的經權論，使中國的歷史哲學、道德哲學進入辯證思維的殿堂。”[6]（P735）如今研究高拱的權變新論，對我們更好地堅持與時俱進，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注釋：

[1]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2]朱熹：《朱子語類》卷三十七。

[3]高拱：《問辨錄》卷之六《論語》，載《高拱全集》下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高拱：《本語·自序》，載《高拱全集》下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高拱：《問辨錄》卷之二《中庸》，載《高拱全集》下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張立文：《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人道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附言：本文根據岳天雷《高拱的權變方法論及其實踐價值》（《孔子研究》2001年第3期）第三部分縮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