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上所述關(guān)于開元時期翰林院建置的演變以及翰林供奉與翰林學(xué)士于開元后期的區(qū)分，從這一大背景來觀察李白天寶初幾年在長安的生活與心情可能會更清楚一些。
關(guān)于這一點，我覺得安旗先生《李白縱橫談》（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段話倒是較為確切的，書中敘述李白第二次入長安，說：“‘翰林待詔’就是待在翰林院里，聽候皇帝下詔，或幫助起草些文書，或回答皇帝的咨詢，或侍侯皇帝宴游，做些點綴太平的詩文，本是個幫閑的角色，但在當時一般人心目中，畢竟還是相當榮耀的?！保?1）這所謂“相當榮耀”，不只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如此，李白本人自我感覺更為優(yōu)佳。他本早有抱負，“拜一京官”，但一直未有機會，只能流落各地：“少年落托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現(xiàn)在卻忽然意想不到地直上云霄：“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他確實是頗為得意，就在這首詩中，說自己有幸陪從皇上到驪山溫泉去宴游，于是“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注：按此詩，宋本《李翰林集》卷八、清編《全唐詩》卷168、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九，均題作《駕去溫泉后贈楊山人》，此從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6月），題為《從駕溫泉宮醉后贈楊山人》。）。

　　我以為，我們看李白自己描述這段時期的生活，最好把有關(guān)作品分成兩部分，一是李白當時在長安所寫的，身處其境時他是怎么看待的，二是離開長安后他是怎么回顧的。這兩部分作品確有所不同，我們分別來作一些分析，可能會更合乎實際。

　　李白作品的系年，研究者多有不同意見。長安這幾年的詩作，我們可以選擇確切系年的作為例子來說。我覺得，這二三年的作品，如為《金門荅蘇秀才》、《游宿溫泉宮作》、《從駕溫泉宮醉后贈楊山人》、《溫泉侍從歸逢故人》、《朝下過盧郎中敘舊游》、《玉壺吟》、《羽林范將軍畫贊》等，其內(nèi)容，一是表現(xiàn)得意之狀，以及對皇上的感恩之情，二是抒發(fā)未能遂志之意，并作離開長安、“歸臥白云”的準備。這兩方面，有關(guān)的研究著作已論述得很多，這里不必再為重復(fù)。我認為其中有一點可以注意，就是李白此時所作，沒有說自己為皇帝起草過制詔等機要文書，連一些比喻性的詞句也沒有。稍為接近的，如“晨趨金門中，夕待金門詔”，那也不過是說，到翰林院值班，等候上面有什么事情要辦。而且接著又說：“觀書散遺袟，探古窮至妙。片言茍會心，掩卷息而笑”（以上皆見《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內(nèi)諸學(xué)士》），原來在院里他只不過看看一些散遺之書，相當寂寞。這時的集賢院學(xué)士，其職責主要也是校理經(jīng)籍、編著目錄，與開元中期“分掌詔書敕”大為不同，因此李白與他們可以作心理上的溝通。

　　這里還應(yīng)提一件事，此事看來似乎是一個細節(jié)，但對我們考察李白在長安這幾年的生活，是應(yīng)予重視的，而這，卻恰好為李白研究者所忽略。唐代的翰林學(xué)士，嚴格說來，只是一種差遣之職，并非官名?！缎绿茣ぐ俟僦尽芬唬f：“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敝T曹尚書，如尚書的各部侍郎，官階為正四品下，校書郎為正九品下，不管品階差得很遠，都可入充為翰林學(xué)士。這是唐代的特殊現(xiàn)象，因此引起宋人的注意，宋葉夢得特別提出：“如翰林學(xué)士、侍讀學(xué)士、侍講學(xué)士、侍書學(xué)士，乃是職事之名耳?！保ň砦澹┣迦隋X大昕也說：“學(xué)士無品秩，但以它官充選”，“學(xué)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廿二史考異》卷四四）；“亦系差遣，無品秩，故常假以他官，有官則有品，官有遷轉(zhuǎn)，而供職如故也”（同上，卷五八）。

　　這就是說，一個翰林學(xué)士，他必須帶有其他正式的官職，這樣，他才有一定的品位，才有一定的薪俸。如德宗初一位翰林學(xué)士姜公輔，他原是以左拾遺入充，“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yōu)，乃求兼京兆尹戶曹參軍”（《舊唐書》卷一三八本傳）。詩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于元和二年以集賢校理入為翰林學(xué)士，第二年由集賢校理改為左拾遺，元和五年，又可改官，這時他上奉：“臣聞姜公輔為內(nèi)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yǎng)薄，乞如公輔例?！庇谑浅⒁步o予京兆府戶曹參軍的官銜，實際上則仍為翰林學(xué)士（《舊唐書》卷一六六本傳）。京兆府戶曹參軍為正七品下，比左拾遺要高好幾階，而主要是京兆戶曹參軍薪俸收入明顯增多，因此白居易很高興，特地寫了一首詩：《初除戶曹喜而言志》，其中說：“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不以我為貧，知我家內(nèi)貧?！保ㄗⅲ褐旖鸪恰栋拙右准９{》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元稹也特地作了一首和詩，點明“君求戶曹掾，貴以祿奉親”（注：《和樂天初授戶曹喜而言志》，《元稹集》卷六，中華書局，1982年。）?？梢妰H是翰林學(xué)士是沒有經(jīng)濟來源的。

　　這就是說，凡翰林學(xué)士，都須帶有官銜。如與李白同時的代宗時翰林學(xué)士于益，據(jù)《金石萃編》卷九三著錄的《大唐故左武衛(wèi)大將軍贈太子賓客白公神道碑銘并序》，于益撰，所署為：“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xué)士、賜緋魚袋”。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四，說唐代翰林學(xué)士，其給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他據(jù)其家中所藏唐碑，引錄兩個例子，一是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為“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xué)士王源中”；一為大中中《王巨鏞碑》，撰者為“翰林學(xué)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就是說，不管在先在后，是一定帶官銜的。

　　翰林學(xué)士如此，翰林供奉、翰林待詔也是如此。前面已舉過數(shù)例。又如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六載《大唐龍角山慶唐觀紀圣之碑》，碑陰有撰者呂向署銜，為“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集賢院學(xué)士、翰林院供奉、輕車都尉……”（注：《山右石刻叢編》，見嚴耕望《石刻史料叢書》甲編，臺北，藝文印書館。），則呂向除翰林供奉外，還有從五品上的尚書主客郎中。又如《金石萃編》卷一○七《閤國公（梁守謙）功德碑》，篆額者為翰林待詔陸邳，其銜為“朝議郎、權(quán)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梢娖渌鶐е巽暎粌H有京官，還有地方官。這又可見于白居易在穆宗長慶年間任中書舍人時起草的《侯丕可霍丘縣尉制》（注：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箋》卷五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原來這位侯丕也是翰林待詔（制詞云“執(zhí)藝以事上，奉詔而處中”），現(xiàn)在給予“守壽州霍丘縣尉，依前翰林待詔”，是因為“既寵之以職名，又優(yōu)之以俸祿”，由于地方官的薪俸是高于京官的。

　　從以上事例，我們當可有這樣一個認知，即無論是開元時期，還是天寶及天寶以后，翰林學(xué)士以及翰林供奉（翰林待詔），都應(yīng)該帶有正式官銜，這一方面是個人地位及生活保障的依據(jù)，一方面也是朝廷對其待遇的確認。這是一個通例。但偏偏李白除了“翰林供奉”外，什么也沒有，這不是一個空架子嗎？這確實很奇懌，很值得探究。如果剛召入，有待考查，暫不帶官銜，還可理解，第二年整整一年，還是沒有，直至第三年；天寶三載春，李白離去，也還僅僅是一個“高士”（其友人李華語）。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盡管魏顥《李翰林集序》中說玄宗曾表示要授予中書舍人，這只是李白去世后的一句虛辭，不足為信；而且即使如此，這位帝王也不過略作表示而已，并未真的授予。我覺得這值得我們思考，那就是，盡管歷史上記載唐玄宗如何對他寵遇，卻始終不給他一個官銜，實際上只不過把他當作一個陪同宴游的侍者。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前三首曾見于法藏敦煌遺書。據(jù)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卷上所錄，敦煌抄件原卷題下所署作者姓名為“皇帝侍文李白”。這是抄錄者加的，但也可見當時確有人把李白僅僅視為皇帝的“侍文”，這是很有意思的。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如此，李白在剛剛離開時，仍很向往以后再返朝廷。如《贈崔侍御》詩，據(jù)詹锳先生校注本（卷八），此詩作于天寶三載秋，剛離長安不久，仍希望崔侍御再薦于朝。又如《走筆贈獨孤駙馬》（同上卷八），此位獨孤駙馬為獨孤明，玄宗之婿。李白先頗為眷戀地說：“是時仆在金門里，待詔公車謁天子”，而現(xiàn)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云之交不可攀”，因此希望“儻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嬴抱長關(guān)”。李白的這種心態(tài)，一直是保持著的，而且對唐玄宗的感恩之意，以及對天寶初宮廷生活的懷念之情，比剛離開長安時更為深切，也正在這時，出現(xiàn)了替皇帝起草政書、密參朝政等文詞。如約作于天寶十二載（753）的《贈崔司戶文昆季》（詹校注本卷九）中云：“攀龍九天上，別忝歲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后至德二載（757），潯陽出獄，在宋若思席，作《為宋中丞自薦表》，說天寶初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庭，既潤色于鴻業(yè)，或間草于王言”。我覺得，這樣寫，與其自己于天寶初在長安所作的不合，也與翰林供奉的身份不符。我們往往把李白的高傲看得太重，實際上李白難免于世俗，他是不能脫離社會實際的。他一直是想回到朝廷中去的。又如《寄上吳王三首》（詹校注本卷十二），約作于天寶七載，中云：“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憐宋玉，愿入蘭臺宮。”如吳王可以延攬，他也愿意入以備顧問。也因此，他在回顧天寶初時，就竭力夸大玄宗對他的寵遇、重視。后來李陽冰、范傳正、劉全白等所作的序、碑等文，說他在宮中作和蕃書，專掌密命，潛草詔誥，等等，儼然已在一般的翰林學(xué)士之上，是否屬實，甚可懷疑。老實說，即使當時的幾位翰林學(xué)士，也不一定能受此重任（參拙作另文《唐玄肅兩朝翰林學(xué)士考論》）。

　　至于范傳正所作的李白墓碑，題中提及“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裴敬所作墓碑，也說是“翰林學(xué)士”，等等，這些也是不足為據(jù)的。裴敬所作墓碑中還述及李白曾在太原解救郭子儀，后郭子儀又回報救李白，都為明顯訛傳。渲染得更多，而離事實也越遠。即如他之受讒被迫離開長安，種種說法，也都須重新考慮，據(jù)可靠材料加以論證，如高力士為之脫靴、進讒言于楊貴妃等等，皆為后來傳說之辭。楊玉環(huán)于天寶頭三年，還只是以女道士身份在宮中，雖已受到唐明皇的寵愛，陪從到溫泉等處游樂，但不可能如宋朝樂史在《楊太真外傳》中所述，高力士在此時已當面稱楊氏為“妃”。據(jù)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所考，楊玉環(huán)先于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被冊為玄宗子壽王之妃，后玄宗寵愛之武惠妃于開元二十五年卒，后宮無有當其意者，遂聽從高力士之意，于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將楊氏召入宮中，但為掩人耳目，于此時先將其度為女道士，至天寶四載八月，才冊為貴妃，公開身份。

　　又如魏顥《李翰林集序》說李白是因為受張垍之讒才被迫出走的，現(xiàn)在的研究者據(jù)張這時也正好為垍翰林學(xué)士，以證實李白為“同列所讒”。這似乎已成為定論，實則尚可探究。據(jù)韋執(zhí)誼《翰林院故事》，張垍于開元二十六年自太常少卿入為翰林學(xué)士，是學(xué)士院建立后與劉光謙同為第一批學(xué)士。但丁居晦《重修翰林學(xué)士壁記》則記張垍為由太常卿入充。新舊《唐書》本傳都未記張垍何時任翰林學(xué)士。據(jù)《舊唐書》卷九《玄宗紀》，天寶十三載三月，張垍因涉安祿山事，與其兄均、弟埱都被貶出，這時他任為太常卿。同一年，張垍又被召回，復(fù)為太常卿。則他任太常卿，時間較晚。又《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四載五月，垍方為兵部侍郎。就官階而言，兵部侍郎為正四品下，太常少卿為正四品上，太常卿為正三品。按正常而言，則張垍任太常少卿、太常卿當在天寶四載任兵部侍郎以后，而他由太常少卿、太常卿入為翰林學(xué)士，也就不可能在天寶四載以前。岑仲勉先生《翰林學(xué)士壁記注補》也曾考證劉光謙以起居舍人充翰林學(xué)士當在天寶五載以后，決非開元二十六年首批入院的。據(jù)此，則李白于天寶頭幾年在翰林院時，張垍還未為翰林學(xué)士，他就不可能因“同列”而妒忌李白。

　　總之，關(guān)于李白與翰林供奉，還是應(yīng)從史料清理入手，對過去的各種說法作細致、求實的考析，切不要囿于成說，以免由誤傳誤。謹以此向當代李白研究者求教，并祈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