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六十年代前期曾見過鄧廣銘先生。那時我在中華書局編輯部，本在文學編輯室，后因中華書局擬加快“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63年下半年，當時總編輯金燦然同志對編輯部人員作了部分調整，并把我調到古代史編輯室，擔任《宋史》的點校和編輯工作。因為工作需要，我就有時到北大向鄧先生請教。但不久就掀起了政治運動，1965年秋，我隨大流到河南安陽農村搞“四清”，接著1966年“文革”風暴起，一切正常的文化事業也就停止。但想不到1967-68年間，忽然說要恢復“二十四史”整理，于是除了中華書局編輯部本身外，還請來了幾所大學的專家學者，那時鄧廣銘先生也被邀請作《宋史》的點校。這幾位學者（還有如高亨、唐長孺、王仲犖等）都住在中華書局舊址翠微路二號的西北樓宿舍。鄧先生剛來，我到他房間去看他，他還興致很高。食堂離住處還有一段路，他也每天三餐自己拿著碗到食堂，與我們一起排隊，領取飯菜。這段時間雖然不長（大約一年左右，后因1969年去“五七”干校，工作中止），但處在那一時期總的動亂中，總算也是亂中偷閑，忙中作樂，我時常向鄧先生討教點校中的一些問題，過得相當愉快。
　　
　　鄧先生的幾部著作，我是很早讀過的。我于1955年畢業于北大中文系，留校作浦江清先生助教。浦先生那時教宋元明清文學史，我一邊擔任教學輔導，一邊研讀宋代的幾個大家文集。1958年夏我調到中華書局，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我不便于寫文章，就重點搞資料工作，于1959年至1962年，先后編成《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和《楊萬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匯編》兩書，并作范成大佚文的輯集。在此期間，我就抽時間讀鄧先生《〈宋史·職官志〉考證》、《辛稼軒詞編年校注》、《辛稼軒年譜》，以及他所作的王安石、岳飛、陳亮等人傳記，鄧先生在文獻資料上所下的工夫，其搜集之廣博、考析之深入，對我啟示極大。那時我還不到三十歲，但我覺得我此后的治學道路，鄧先生著作的影響是不可沒的。
　　
　　后來我讀到陳寅恪先生的幾篇文章。陳寅恪先生一生也多坎坷曲折，但他始終堅持以學術自守，“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于友朋”（《贈蔣秉南序》，載《寒柳堂集》）。他非常看不慣做學問的人中那種只求聲譽、到處掛名的“夸誕之人”，他諷刺這種學風為“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載《金明館叢稿初編》）。因此他在抗戰時期為鄧廣銘先生的《〈宋史·職官志〉考證》作序，極力贊揚鄧先生擯棄世務，“庶幾得專一于校史之工事”，并且極為鄭重地說：“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載《金明館叢稿二編》）。
　　
　　正因為讀了陳寅恪先生的文章，更加深了我對鄧先生人品、學品的認識。前一時期讀了鄧先生的《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鄧先生在自序中曾引用清人章學誠對馬端臨《文獻通考》的評論，并說“章學誠所最反對的，則是一個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當中，既不能抒一獨得之見，又不敢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愿”。鄧先生用較重的筆調寫道：“我以為，對于今天從事研究文史學科的人來說，也應當把這些話作為寫作規范”，并且再次強調：“至于‘奄然媚世為鄉愿’的那種作風，更是我們深惡痛絕”。這幾句話，確實體現了鄧廣銘先生一生的學術追求和令人欽敬的學術風范。鄧先生那種獨立不阿的人品和沉潛考索的學風，是很值得當今學界研思的。由此我想起了兩件事，都與書有關。
　　
　　1986年，北大中文系古文獻研究所得到高校古委會的經費資助，開始編纂《全宋詩》。我當時被邀為主編之一，經常參與編纂工作。鄧廣銘先生則受聘為全書的學術顧問。1989年，前五冊編成，編委會請鄧先生題寫幾句話，下面是鄧先生于那年2月7日的題詞：

　　“這部《全宋詩》，搜采廣博，涵容繁富，名家鉅制，散篇佚作，全部薈萃于斯。而考訂之精審，比勘之是當，亦遠非《全唐詩》所可比擬。不唯兩宋詩壇之各流派各家數均可借此而探索其源流，而三百余年之社會風貌，學士文人之思想感情，亦均借此而得以反映。因此，這部書不僅是攻治宋詩以及宋代文學史者之所必須披讀，亦為攻治宋史者所必須備置案頭的參考讀物。”
　　
　　《全宋詩》前五冊出版后，北大古文獻研究所于1991年12月28日召開一次座談會，邀請在京一些學者對此書作一些評論。許多先生是肯定這一成果的，當然也提了一些意見。在我印象中，鄧先生的意見提得最實在、最見工力。如鄧先生提到，此書第三冊1835頁所收李宸妃《卜釵》，出于清人所編《歷代名媛雜詠》，應是清人之作，非宋李宸妃詩。這確是我們編纂中的疏失，但一般人如不細心察看，是查不出來的，由此可證鄧先生在《治史叢稿》自序中所提到的章學誠《文史通義》的兩句話：“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鄧先生確實兼具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
　　
　　鄧先生對《全宋詩》中范仲淹詩的整理頗致不滿，他認為小傳中將范的仕宦經歷不分先后堆在一起，看不出升遷貶謫。又說小傳的版本說明中提及的宋本《范文正公集》作參校本，但整理者是否真正看過這宋本，值得懷疑，如宋本末首是《落星寺》，但現在這《落星寺》詩卻據方志補入（按整理者依據宋王象之《輿地紀勝》）。鄧先生又提到北宋夏竦兩首詩，一是《奉和御制讀隋書》，詩中有夏竦自注，幾次提到楊玄感，四庫本因避康熙名諱，改作楊感，現在整理本未予補正；二是《奉和御制讀五代漢史》，注中有“杜重威引契丹，臨城諭之”，應作“杜重威引契丹主臨城諭之”，當據《五代史》補“主”字。鄧先生的這些意見，使我想起錢鍾書先生。在《全宋詩》編纂工作剛開始，我曾與北大古文獻研究所所長孫欽善同志去錢鍾書先生家，敦請他出任主編，錢先生謙和地謝絕了，但表示支持這項規模較大的文化工程。前五冊出版后，錢先生給我一信，具體開列書中的問題（此事我已寫一文，題《錢鍾書先生的幾封書信》，刊于《人民政協報》1998年10月11日，又轉載于《新華文摘》1998年第5期）。這些，都可見出我們這一時代真正有學問的前輩，一方面對有意義的事業出于真心支持，同時又對學術負責，不憚煩地自己動手翻檢書籍，提出嚴格要求（按鄧先生的意見，北京大學出版社于1995年《全宋詩》第二次印刷時已作了相應的改正）。
　　
　　另一本書是司馬光的《涑水紀聞》。此書是鄧廣銘先生與張希清合作整理，于1989年9月在中華書局出版，列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大約在九十年代初，有一年北京市要評選優秀圖書獎，北大擬申報這部書，但需有校外一個人寫推薦意見。當時鄧先生提出：這份意見請傅璇琮同志寫。我當時聽了的確受寵若驚，因我自知我的學力實為不配。但既受此囑咐，我就仔細閱看了全書。這部書我過去在搜輯宋人詩文時曾看過，但看的是叢書本（大約是《學津討原》或《學海類編》本）。現在的新整理本，鄧先生特地在書前寫了一篇《略論有關〈涑水紀聞〉的幾個問題》長文，把《涑水紀聞》當初的撰寫，及后來的收藏、流傳、印刻作了系統考述，并聯系南宋初期的政治情況，及與南宋時幾部史書（如江少虞《事實類苑》、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相比較，具體論述這部司馬光生前尚未定稿的書所具有的特殊史料價值。我覺得，鄧先生這篇文章，作為此書的前言，不單可為宋人史料筆記的整理，也可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一個既是高水平又具有實際操作性的范本。
　　
　　《涑水紀聞》的校勘確實化了不少工夫，用以參校的書，除了現存的幾種主要抄本、刻本及《續通鑒長編》、《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外，據我初步統計，僅第一卷，就用了下列十種書：《錦繡萬花谷》、《宋朝事實類苑》、《類說》、《宋會要輯稿》、《宋史》、《古今事文類聚》、《太平治跡統類》、《三朝圣政錄》，以及《說郛》中所收書。其他卷中還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趙清獻公文集》及《永樂大典》那樣的大書。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鄧先生對張希清同志于此書所付出的勞力，所作出的貢獻，一再提及。在點校說明中，他明確地說，這部《涑水紀聞》的校勘工作是張希清同志做的，說“他在接手之后，首先把《紀聞》的各種抄本和刻本都進行了一番對比”。又說，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溫公瑣語》一書，為宋代其他書目所不載，現在尚有明人的一個抄本，這次即以此為底本，并與《三朝名臣言行錄》及《說郛》所引錄的加以對勘，附于整理本《紀聞》之后，“這項輯校工作也是由張希清同志作的”。又說，《涑水紀聞》、《溫公日記》和《溫公瑣語》三書，原來全無標目，而《宋朝事實類苑》從《涑水紀聞》引錄近二百條，則加了標題，現在整理時，即參照此例，將這三書全部擬制標題，并依先后次第編為序列號碼，這也“一律由張希清同志”作的。最后還說，由張希清同志編制全書《人名索引》，“以求對參考此書的人提供一些方便”。我們知道，張希清原是鄧先生的研究生，一直在北大歷史系任教，他們的師生情誼很深，而鄧先生在與張希清合作搞這一項目，一是共同署名，二是鄧先生具體敘明張希清所做的工作，絕不掩人之功，掠人之美。這與時下有些名人動輒以主編自居，自己并不動手，卻不提他人，名利全歸己，比較起來，鄧先生這樣做，真可有針砭之力。
　　
　　最后我還想提一下的是，1991年，匡亞明同志接受國務院任命為第三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并于1992年5月在北京香山召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鄧廣銘先生以古籍小組顧問參加了這次全國性會議，并作了重點發言。今據這次規劃會議《輯要》（1992年9月編印），錄鄧先生的發言如下，于此可以見出鄧先生對我們傳統文化研究所作的理論闡述與宏觀審視，借以作為本文的結語：

　　“我們是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量吸收外來文化必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唐代玄奘的唯識宗之所以后繼無人，就是因為沒有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失去了生根開花的基礎。毛主席就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英國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對中國文化作了很高的評價，我們有責任把傳統文化研究好，與社會主義建設相結合，決不可妄自菲薄。我們的工作是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前途是光明的。”
　　
　　1998年5月于北京六里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