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六十年代前期曾見過鄧廣銘先生。那時我在中華書局編輯部，本在文學編輯室，后因中華書局擬加快“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63年下半年，當時總編輯金燦然同志對編輯部人員作了部分調(diào)整，并把我調(diào)到古代史編輯室，擔任《宋史》的點校和編輯工作。因為工作需要，我就有時到北大向鄧先生請教。但不久就掀起了政治運動，1965年秋，我隨大流到河南安陽農(nóng)村搞“四清”，接著1966年“文革”風暴起，一切正常的文化事業(yè)也就停止。但想不到1967-68年間，忽然說要恢復“二十四史”整理，于是除了中華書局編輯部本身外，還請來了幾所大學的專家學者，那時鄧廣銘先生也被邀請作《宋史》的點校。這幾位學者（還有如高亨、唐長孺、王仲犖等）都住在中華書局舊址翠微路二號的西北樓宿舍。鄧先生剛來，我到他房間去看他，他還興致很高。食堂離住處還有一段路，他也每天三餐自己拿著碗到食堂，與我們一起排隊，領取飯菜。這段時間雖然不長（大約一年左右，后因1969年去“五七”干校，工作中止），但處在那一時期總的動亂中，總算也是亂中偷閑，忙中作樂，我時常向鄧先生討教點校中的一些問題，過得相當愉快。
　　
　　鄧先生的幾部著作，我是很早讀過的。我于1955年畢業(yè)于北大中文系，留校作浦江清先生助教。浦先生那時教宋元明清文學史，我一邊擔任教學輔導，一邊研讀宋代的幾個大家文集。1958年夏我調(diào)到中華書局，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中，我不便于寫文章，就重點搞資料工作，于1959年至1962年，先后編成《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和《楊萬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匯編》兩書，并作范成大佚文的輯集。在此期間，我就抽時間讀鄧先生《〈宋史·職官志〉考證》、《辛稼軒詞編年校注》、《辛稼軒年譜》，以及他所作的王安石、岳飛、陳亮等人傳記，鄧先生在文獻資料上所下的工夫，其搜集之廣博、考析之深入，對我啟示極大。那時我還不到三十歲，但我覺得我此后的治學道路，鄧先生著作的影響是不可沒的。
　　
　　后來我讀到陳寅恪先生的幾篇文章。陳寅恪先生一生也多坎坷曲折，但他始終堅持以學術(shù)自守，“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于友朋”（《贈蔣秉南序》，載《寒柳堂集》）。他非常看不慣做學問的人中那種只求聲譽、到處掛名的“夸誕之人”，他諷刺這種學風為“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載《金明館叢稿初編》）。因此他在抗戰(zhàn)時期為鄧廣銘先生的《〈宋史·職官志〉考證》作序，極力贊揚鄧先生擯棄世務，“庶幾得專一于校史之工事”，并且極為鄭重地說：“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載《金明館叢稿二編》）。
　　
　　正因為讀了陳寅恪先生的文章，更加深了我對鄧先生人品、學品的認識。前一時期讀了鄧先生的《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鄧先生在自序中曾引用清人章學誠對馬端臨《文獻通考》的評論，并說“章學誠所最反對的，則是一個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當中，既不能抒一獨得之見，又不敢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xiāng)愿”。鄧先生用較重的筆調(diào)寫道：“我以為，對于今天從事研究文史學科的人來說，也應當把這些話作為寫作規(guī)范”，并且再次強調(diào)：“至于‘奄然媚世為鄉(xiāng)愿’的那種作風，更是我們深惡痛絕”。這幾句話，確實體現(xiàn)了鄧廣銘先生一生的學術(shù)追求和令人欽敬的學術(shù)風范。鄧先生那種獨立不阿的人品和沉潛考索的學風，是很值得當今學界研思的。由此我想起了兩件事，都與書有關。
　　
　　1986年，北大中文系古文獻研究所得到高校古委會的經(jīng)費資助，開始編纂《全宋詩》。我當時被邀為主編之一，經(jīng)常參與編纂工作。鄧廣銘先生則受聘為全書的學術(shù)顧問。1989年，前五冊編成，編委會請鄧先生題寫幾句話，下面是鄧先生于那年2月7日的題詞：

　　“這部《全宋詩》，搜采廣博，涵容繁富，名家鉅制，散篇佚作，全部薈萃于斯。而考訂之精審，比勘之是當，亦遠非《全唐詩》所可比擬。不唯兩宋詩壇之各流派各家數(shù)均可借此而探索其源流，而三百余年之社會風貌，學士文人之思想感情，亦均借此而得以反映。因此，這部書不僅是攻治宋詩以及宋代文學史者之所必須披讀，亦為攻治宋史者所必須備置案頭的參考讀物。”
　　
　　《全宋詩》前五冊出版后，北大古文獻研究所于1991年12月28日召開一次座談會，邀請在京一些學者對此書作一些評論。許多先生是肯定這一成果的，當然也提了一些意見。在我印象中，鄧先生的意見提得最實在、最見工力。如鄧先生提到，此書第三冊1835頁所收李宸妃《卜釵》，出于清人所編《歷代名媛雜詠》，應是清人之作，非宋李宸妃詩。這確是我們編纂中的疏失，但一般人如不細心察看，是查不出來的，由此可證鄧先生在《治史叢稿》自序中所提到的章學誠《文史通義》的兩句話：“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shù)不能不具此二途。”鄧先生確實兼具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
　　
　　鄧先生對《全宋詩》中范仲淹詩的整理頗致不滿，他認為小傳中將范的仕宦經(jīng)歷不分先后堆在一起，看不出升遷貶謫。又說小傳的版本說明中提及的宋本《范文正公集》作參校本，但整理者是否真正看過這宋本，值得懷疑，如宋本末首是《落星寺》，但現(xiàn)在這《落星寺》詩卻據(jù)方志補入（按整理者依據(jù)宋王象之《輿地紀勝》）。鄧先生又提到北宋夏竦兩首詩，一是《奉和御制讀隋書》，詩中有夏竦自注，幾次提到楊玄感，四庫本因避康熙名諱，改作楊感，現(xiàn)在整理本未予補正；二是《奉和御制讀五代漢史》，注中有“杜重威引契丹，臨城諭之”，應作“杜重威引契丹主臨城諭之”，當據(jù)《五代史》補“主”字。鄧先生的這些意見，使我想起錢鍾書先生。在《全宋詩》編纂工作剛開始，我曾與北大古文獻研究所所長孫欽善同志去錢鍾書先生家，敦請他出任主編，錢先生謙和地謝絕了，但表示支持這項規(guī)模較大的文化工程。前五冊出版后，錢先生給我一信，具體開列書中的問題（此事我已寫一文，題《錢鍾書先生的幾封書信》，刊于《人民政協(xié)報》1998年10月11日，又轉(zhuǎn)載于《新華文摘》1998年第5期）。這些，都可見出我們這一時代真正有學問的前輩，一方面對有意義的事業(yè)出于真心支持，同時又對學術(shù)負責，不憚煩地自己動手翻檢書籍，提出嚴格要求（按鄧先生的意見，北京大學出版社于1995年《全宋詩》第二次印刷時已作了相應的改正）。
　　
　　另一本書是司馬光的《涑水紀聞》。此書是鄧廣銘先生與張希清合作整理，于1989年9月在中華書局出版，列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大約在九十年代初，有一年北京市要評選優(yōu)秀圖書獎，北大擬申報這部書，但需有校外一個人寫推薦意見。當時鄧先生提出：這份意見請傅璇琮同志寫。我當時聽了的確受寵若驚，因我自知我的學力實為不配。但既受此囑咐，我就仔細閱看了全書。這部書我過去在搜輯宋人詩文時曾看過，但看的是叢書本（大約是《學津討原》或《學海類編》本）。現(xiàn)在的新整理本，鄧先生特地在書前寫了一篇《略論有關〈涑水紀聞〉的幾個問題》長文，把《涑水紀聞》當初的撰寫，及后來的收藏、流傳、印刻作了系統(tǒng)考述，并聯(lián)系南宋初期的政治情況，及與南宋時幾部史書（如江少虞《事實類苑》、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相比較，具體論述這部司馬光生前尚未定稿的書所具有的特殊史料價值。我覺得，鄧先生這篇文章，作為此書的前言，不單可為宋人史料筆記的整理，也可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一個既是高水平又具有實際操作性的范本。
　　
　　《涑水紀聞》的校勘確實化了不少工夫，用以參校的書，除了現(xiàn)存的幾種主要抄本、刻本及《續(xù)通鑒長編》、《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外，據(jù)我初步統(tǒng)計，僅第一卷，就用了下列十種書：《錦繡萬花谷》、《宋朝事實類苑》、《類說》、《宋會要輯稿》、《宋史》、《古今事文類聚》、《太平治跡統(tǒng)類》、《三朝圣政錄》，以及《說郛》中所收書。其他卷中還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趙清獻公文集》及《永樂大典》那樣的大書。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鄧先生對張希清同志于此書所付出的勞力，所作出的貢獻，一再提及。在點校說明中，他明確地說，這部《涑水紀聞》的校勘工作是張希清同志做的，說“他在接手之后，首先把《紀聞》的各種抄本和刻本都進行了一番對比”。又說，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溫公瑣語》一書，為宋代其他書目所不載，現(xiàn)在尚有明人的一個抄本，這次即以此為底本，并與《三朝名臣言行錄》及《說郛》所引錄的加以對勘，附于整理本《紀聞》之后，“這項輯校工作也是由張希清同志作的”。又說，《涑水紀聞》、《溫公日記》和《溫公瑣語》三書，原來全無標目，而《宋朝事實類苑》從《涑水紀聞》引錄近二百條，則加了標題，現(xiàn)在整理時，即參照此例，將這三書全部擬制標題，并依先后次第編為序列號碼，這也“一律由張希清同志”作的。最后還說，由張希清同志編制全書《人名索引》，“以求對參考此書的人提供一些方便”。我們知道，張希清原是鄧先生的研究生，一直在北大歷史系任教，他們的師生情誼很深，而鄧先生在與張希清合作搞這一項目，一是共同署名，二是鄧先生具體敘明張希清所做的工作，絕不掩人之功，掠人之美。這與時下有些名人動輒以主編自居，自己并不動手，卻不提他人，名利全歸己，比較起來，鄧先生這樣做，真可有針砭之力。
　　
　　最后我還想提一下的是，1991年，匡亞明同志接受國務院任命為第三屆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組長，并于1992年5月在北京香山召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會議。鄧廣銘先生以古籍小組顧問參加了這次全國性會議，并作了重點發(fā)言。今據(jù)這次規(guī)劃會議《輯要》（1992年9月編印），錄鄧先生的發(fā)言如下，于此可以見出鄧先生對我們傳統(tǒng)文化研究所作的理論闡述與宏觀審視，借以作為本文的結(jié)語：

　　“我們是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量吸收外來文化必須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唐代玄奘的唯識宗之所以后繼無人，就是因為沒有與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失去了生根開花的基礎。毛主席就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與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的典范。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英國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對中國文化作了很高的評價，我們有責任把傳統(tǒng)文化研究好，與社會主義建設相結(jié)合，決不可妄自菲薄。我們的工作是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前途是光明的。”
　　
　　1998年5月于北京六里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