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永貞是唐順宗年號，實際是他讓位于太子時所補立的年號，時為公元805年。這年正月下旬德宗死，子李誦即位，后稱順宗。他即位就病風瘖，說話、行動不便，他就重用在東宮時所信用的翰林待詔王叔文，來實際主持朝政。王叔文于二月由待詔升為翰林學士，與同為學士的王伾、凌準一起，外廷聯結劉禹錫、柳宗元等有識之士，進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歷史上即稱為永貞新政或永貞革新。關于永貞時期的政治措施與王叔文的為人，有些論著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對此還是肯定的。由白壽彝先生擔任總主編、史念海先生擔任分卷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六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明確標出“永貞革新”，與其后憲宗時的“元和中興”并列，認為順宗即位后重用王叔文等人，在政治上進行了改革（注：《中國通史》第六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近一、二十年來，論述永貞新政，以及與之相關的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以及韓愈等著作已經不少，有些還相當深入，如2000年出版的查屏球著《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風的一種文化考察》（商務印書館），胡可先著《中唐政治與文學——以永貞革新為研究中心》（安徽大學出版社），以較新的視角，從南北學風、南北地域的不同來考察永貞新政，很有見識。但現有的論著似忽略一點，即王叔文是翰林學士，他是想發揮唐代翰林學士的特殊職能來進行改革的，那末中唐時翰林學士的發展情況如何；順宗朝的翰林學士有多少人，其政治表現如何；永貞新政行施不過半年，就遭失敗，這與翰林學士的職能、作用有何關系，等等，一般都未論及。

　　我于1984年撰成《唐代科舉與文學》后，曾在自序中提到唐代的翰林院與翰林學士，認為翰林學士與唐代科舉進士、明經，以及地方方鎮幕僚，都是研究唐代知識分子生活的重要方面。（注：《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后我為戴偉華先生《唐方鎮幕僚文職考》所作的序中，又說及翰林學士，認為唐代翰林學士是以文采名世的政治型知識分子，他們接近于朝政核心，“寵榮有加，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險境叢生，不時有降職、貶謫，甚至喪生的遭遇。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看看這一類知識分子，幾經奮斗，歷盡艱辛，得以升高位，享殊榮，而一旦敗亡，則喪身破家。”（注：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幕僚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我覺得，永貞時期以王叔文為代表的翰林學士參預政治，在整個唐代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這之前，還沒有一個翰林學士像王叔文那樣直接把握朝政，而且大膽提出措施，要把唐朝中央兵權從宦官手中奪過來，但由此也就遭到徹底的失敗。這是中庸社會文人參預政治而遭致慘敗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例，也是文人生活與政治聯系的一種文化現象。
為避免重復，本文不擬全面論述永貞一朝的政事，謹就王叔文如何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來參預政事，重點來探討唐代翰林學士究竟能在中樞機構中發揮什么作用，以及所謂參預高層次政治會給文人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二

　　王叔文，《舊唐書》卷135、《新唐書》卷168有傳；其事跡又見韓愈《順宗實錄》。比較起來，柳宗元的《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志文》（《柳宗元集》卷133）、劉禹錫《子劉子自傳》（《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9）所記較為確切。（注：《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柳、劉與王叔文共同參預新政，柳文作于永貞元年六、七月間，（注：據柳宗元所作這篇志文，王叔文之母劉氏卒于貞元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后“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而后又云“是年八月某日，袝于兵曹君之墓”，則此文似作于八月。但憲宗于八月庚子（初四日）即位，壬寅（初六日）即下令貶謫王伾、王叔文。柳文不可能作于八月，可能即作于六、七月間，其“八月某日袝于兵曹君之墓”，乃預設之詞。）此時王叔文雖已失勢，但尚未貶謫；劉文作于武宗會昌二年（842），時年七十有一，且距永貞已37年，故對王叔文均不會有所諱避。

　　兩《唐書》本傳及《順宗實錄》都說王叔文為越州（今浙江紹興）人。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稱“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所謂北海，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曾言及“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遠祖風”，也就是說這北海人是王叔文自言的，還是唐代借重名門郡望的習俗。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54也說：“此云北海者，舉其族望也。”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記王叔文之父曾應明經舉及第，授任城尉（任城為今山東濟寧）。又云：“今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可能安史之亂起，即歸居山陰，隱居不仕。柳文連其名字也未記，可見王叔文家世確是薄寒的。

　　《順宗實錄》稱王叔文“以棋入東宮”（卷五），與王伾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卷一）。劉禹錫《子劉子自傳》也說“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博望苑為漢武帝為其子衛太子所建交接賓客之所（見《漢書》卷63《戾太子劉據傳》及注）。這就是說，王叔文雖門第低微，但卻因善棋得入于太子宮中。又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稱王叔文“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順宗李誦于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柳文說王叔文在太子宮中有十八年，則其入宮當在貞元四年（788）。（注：《柳宗元集》百家注本引孫氏曰，也說“叔文善棋，貞元初，出入東宮，娛侍太子”。）按據柳氏所記，作此文時王叔文為53歲，則當生于玄宗天寶12載（753），其于貞元四年入宮侍侯太子當為36歲，這時太子李誦為28歲。（注：據《舊唐書·順宗紀》，李誦生于肅宗上元二年（761），德宗建中元年（781）正月立為皇太子，時年二十。）

　　唐玄宗即位之初，即建翰林院，設置翰林待詔，也稱翰林供奉。《新唐書·百官志》及唐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李肇《翰林志》都有所記敘。《資治通鑒》卷217天寶十三載正月有所記，比較清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清顧炎武《日知錄》卷24有《翰林》一條，即據兩《唐書》，記唐代歷朝工藝書畫之徒，及僧人、道士、醫官、占星等，均入“翰林待詔”之列，而這些人又稱之為翰林供奉。這就是說，當時翰林院有兩類人，一是屬于文學之士，主要為皇帝起草文書，并陪侍皇帝作詩文唱酬，另一類是書畫琴棋等才藝之士及僧道醫卜等，也屬于宮中陪從的行列。后至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另建學士院，把上述第一類的文士移入學士院，稱翰林學士，“專掌內命”；（注：見《新唐書·百官志》一。）第二類人則仍在翰林院，稱呼未改。在唐代，其社會聲譽和政治待遇，翰林學士是明顯高于翰林待詔或翰林供奉的，但待詔、供奉中仍有出色的人才，如玄宗時著名書法家蔡有鄰、韓擇木，書寫有不少碑文，見宋佚名《寶刻類編》；中唐時書法家唐玄度、韓秀實，見宋陳思《寶刻叢編》；唐玄度還是一位字體專家，于開成時曾據《說文》，勘正古今異體字，覆定九經字樣，見《玉海》卷43。大歷時江南著名詩人張志和，也曾為翰林待詔，顏真卿《張志和碑》記張年輕時受到肅宗的賞識，“令翰林待詔，授左金衛錄事參軍”。（注：《顏魯公文集》卷9。）至于大詩人李白于天寶初在長安入為翰林供奉，已為大家所知。可見翰林待詔、翰林供奉，在唐代與翰林學士一起，應是一個有較高層次的文化群體，我們今天不應以其品位低而仍輕視之。

　　由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可知王叔文在李誦的太子宮中時間是相當長的，在這18年中，不只是以棋陪侍太子，還“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也就是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所說的“因間隙得言及時事”。太子李誦是很關心時事的，常與左右議論，但王叔文對此卻很謹慎。如《順宗實錄》、兩《唐書》本傳都記有一事：太子曾有一次與諸待讀談論當時的宮市之弊（即宦官利用專權強占市場之利，詳后），就表示要向皇帝進言，在座諸人都極贊同，獨王叔文不言。事后李誦單獨問王叔文為何不表態，王叔文就說：“皇太子之侍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輙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舊唐書》本傳）王叔文的這段話是很合乎情理的，在德宗當時對朝臣常有猜忌的情況下，這番話尤有識見。王叔文在東宮雖常與太子議及時政，但正如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所說，“如是者積久，眾未之知”，就是說王叔文與太子議及朝政時事，十分謹慎，時間雖久，外界卻并不知。這應當是符合實際的。韓愈在《順宗實錄》中記述此事時，把王叔文訾為“詭橘多計”，應當說是出于嫉視偏見。

　　王叔文在此時期也注意交結外面一些有識之士。如他較早就注意結識當時任翰林學士的韋執誼。《舊唐書》卷135《韋執誼傳》：“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第，召入翰林為學士，年才二十余。”又據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璧記》，韋執誼于德宗貞元元年（785）即入為翰林學士。此年翰林學士共8人，年令最高者為歸崇敬，年74，顧少連年45，陸贄年32，其他如吳通微、吳通玄兄弟，吉中孚、張周，當都較陸贄年令為高，而韋執誼則二十歲剛出頭，這是中唐時入翰林學士之年令最輕者。不只如此，韋執誼在入院的第二年，即貞元二年，撰寫《翰林院故事》，把自開元二十六年建院以來的學士姓名都按入院先后記錄下來，這是唐代有關翰林學士第一部系統著作，可見其很有識見。同時，韋執誼也是德宗一朝翰林學士任期最長的一位。據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壁記》及岑仲勉《注補》，他于貞元元年入院，貞元十六、七年間因母卒丁憂出院，十九年服闕官吏部郎中，則任翰林學士有十六、七年。

　　《舊唐書·韋執誼傳》載韋執誼入充學士后，得到德宗皇帝的信賞，“相與唱和歌詩”，并記：“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據此，則韋執誼在貞元十六、七年丁憂出院前就與王叔文“交甚密”了。正因如此，貞元二十一年（即貞元元年）正月下旬順宗即位，二月韋執誼就因王叔文推薦，任命為宰相，共同行施新政。

　　王叔文是很重視翰林學士對朝政的作用的。他在貞元末，德宗將去世前，又設法引進凌準為翰林學士，從而使其成為順宗時新政的參預者之一。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壁記》記凌準“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六日自侍御史充”。又《舊唐書·德宗記》，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上不康。丙子，以浙東觀察判官凌準為翰林學士。”再過十幾天，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即去世。而至貞元二十年年底，當時在任的翰林學士已有6人，為什么這時又要加進一個呢？這確如《舊唐書》卷135《凌準傳》所載，是“王叔文與準有舊，引用為翰林學士”。凌準與王叔文同為浙江人，凌準也家世微薄，（注：《唐書》本傳都未記凌準的籍貫，柳宗元《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柳宗元集》卷10）記其為富春人，“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鄉”。）也是“有舊”的原因。

　　這里再補記一事。有些論著說王叔文早年曾在江南作一小吏，引述《通鑒》的一段話及胡三省注為證。按《通鑒》卷236曾記竇群在謁見王叔文時，向其進言：“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葢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元人胡三省于此處有注：“叔文本蘇州司功，故云然。”按此事《通鑒》所記在永貞元年三月，當時竇群為侍御史，揚言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往見王叔文，說了上面一段話。據此，則所謂“去歲李實怙恩挾貴”，即指貞元二十年，這時李實正在京兆尹任上，確如《順宗實錄》于永貞元年二月貶詞中所譴責的“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因此新政實施后貶其為通州刺史。竇群以李實的下場來諷喻王叔文。不過若以竇群的話，說那時王叔文只不過為江南一吏，則不合事實。按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記順宗即位后，王叔文“由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通鑒》卷236永貞元年二月壬戌也記：“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表面看來，王叔文的確在蘇州做過司功參軍的，實際上則不然，這牽涉到唐代翰林學士、翰林待詔官階設置的情況，似乎為現在有些研究者所忽略。

　　唐代的翰林學士，實際上只是一種差遣之職，并非官名。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謂：“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耳。”清人錢大昕講得更清楚：“學士無品秩，但以它官充選”，“學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廿二史考異》卷44）；“亦系差遣，無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則有品，官有遷轉，而供職如故也”（同上卷58）。《石林燕語》卷四還舉家中所藏的唐碑，引錄兩個例子，一是《李藏用碑》，撰者為“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一為《王巨鏞碑》，撰者為“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其中“戶部侍郎”、“守中書舍人”都是官名。葉夢得原意為唐代翰林學士的結銜，有時官名在學士之上，有時在學士之下，無定制，但不管在先在后，是一定要帶有官銜，沒有只稱翰林學士的。因為只有帶正式的官銜，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在翰林學士任期內，經過考核，也可以升遷官位。翰林學士如此，翰林待詔、供奉也是如此。如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六載《大唐龍角山慶唐觀紀圣之碑》，碑陰有撰者呂向署銜，為“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集賢院學士、翰林院供奉……”，又宋《寶刻類編》卷五載唐玄度所篆的碑記，其名下署為“翰林院待詔、梁王府司馬、沔王友”。其“尚書主客郎中”、“梁王府司馬”都是任翰林待詔時的官銜。可以注意的是，所署也有地方官銜的，如《金石萃編》卷107《閣國公（梁守謙）功德碑》，篆額者為翰林待詔陸邳，其銜為“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又白居易有《侯丕可霍丘縣尉制》，此侯丕原也是翰林待詔，現在則為“可守壽州霍丘縣尉，依前翰林待詔”。（注：《白居易集箋證》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這就是說，侯邳此時仍在長安宮中任翰林待詔之職，不過給予壽州霍丘縣尉的官銜。白居易在制詞中說得很明白，這是“既寵之以職名，又優之以俸祿”，因唐代中期以后地方官的薪俸是高于京官的。

　　由此可知，王叔文之蘇州司功參軍，即為他任翰林待詔時所帶的官銜，并不是他真的在蘇州任過此官職。蘇州司功，按唐時官階，當屬于中州諸司參軍事，為正八品下（見《舊唐書·職官志》一），品階較低，因此竇群故意以輕視之語，諷其為“江南一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