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二十年來，關于李白的研究，成果豐碩，特別是有關李白生平的考述，如李白的家世與出生地、李白的兩次入長安、李白的交游等等，很有創見。我個人認為，這些年來有關李白作品的論證和李白事跡的考索，其成就是超過對同時期詩人杜甫的研究的。但有些似還有模糊不清之處。近年來我因研究唐代翰林與文人生活的關系，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也涉及李白于天寶初入長安任翰林供奉問題。最近寫有一篇《唐玄肅兩朝翰林學士考論》（注：刊載于《文學遺產》2000年第4期。），本擬同時論述李白的翰林供奉一節，但限于篇幅，不便細述，故另撰此文，以便將這一問題說得更充分一些，謹供李白研究者研討。

　　李白于唐玄宗天寶元年（742）秋應詔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天寶三載（744）春離開長安，隨即在洛陽與杜甫會面。盡管目前有李白兩次入長安、三次入長安等不同說法，但天寶初幾年在長安，這是沒有異議的。而且這二三年間李白的生活與創作，也很受人關注，是李白生平研究中一個重要環節。但這里卻有一個問題，即李白這幾年應詔入宮中，是為翰林供奉還是翰林學士？隨即又產生一些疑問，就是這時的某些作品，如《宮中行樂詞》、《清平調》，是否為李白所作，以及是什么原因使他不得不離開長安。這些看來都是已經解決的問題，但我近來翻閱這些年來的有關論著，卻覺得這些不成問題的問題，還是需要清理的。

二

　　1999年《光明日報》的《史林》副刊（第266期），刊有《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對封建文化的影響》一文（作者楊果），把李白、杜甫與宋代的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同列于翰林學士之列。我當時看了很奇怪，因杜甫雖考中進士，與個別翰林學士也有過交往，但他本人與當時的翰林學士院毫無關系，李白則在歷史上僅記為翰林供奉，怎么能把這兩位詩人與真正是宋朝翰林學士的蘇軾、歐陽修等并列呢？我最初以為這大約是搞歷史的人不太懂文學家的生平事跡，以致出現這一不應有的疏誤，但后來翻閱近些年來的一些論著，不意發現竟有好幾家說及李白于天寶初任為翰林學士。

　　較早的，如安旗先生于1983年所寫的《李白傳》（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以文藝筆調描寫李白進宮的情景，明確把李白說成翰林學士，如：“大家都要來看看天子親自召見的翰林學士”（頁132）；“賀知章站出來說：‘李學士醉了……’”（頁147）；“翰林院一角，一群蚊子在哼哼：‘他哪里像個翰林學士！’”（頁154）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唐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在有關李白一章中，雖沒有明確說李白是翰林學士，但在提及翰林供奉時，仍認為這“是皇帝的機要秘書，地位特殊而重要”，把翰林供奉與翰林學士混同。書中還引錄《新唐書·百官志》一句話：“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其實《新唐書·百官志》的這句話說的就是翰林學士，而且還不是初期，是就中唐時期翰林學士地位逐步提高以后而說的。

　　郁賢皓先生主編的《李白大辭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于“李翰林”條下注云：“李白于天寶元年（742）至三載（744）曾奉詔入翰林院，為翰林學士，又稱翰林供奉”（頁1）。

　　詹锳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在注釋《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內諸學士》詩時，說：“李白在朝，即為翰林學士，未授他官。”（卷二二，頁3467）

　　《唐代文學研究》第六輯（廣西師大出版社，1996年），載有李子龍先生《讀〈李白集〉三題》一文，其中也說及：“即如他（指李白）奉詔翰林學士之初”（頁336）。

　　應當說，這幾位先生在李白研究中，是作出過引人注目的成績的，但為什么都把李白說成天寶時期的翰林學士呢？

　　按《舊唐書·文苑傳》說李白“待詔翰林”，《新唐書·文藝傳》說李白“供奉翰林”，都未有“翰林學士”一詞。李白自己也只稱“翰林供奉李白”（《為宋中丞自薦志》）（注：見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六，頁15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從來沒有說自己做過翰林學士。他的友人，如杜甫、賈至、任華、獨孤及、魏萬等，在所作與李白交往的詩文中，也未稱其為翰林學士。——這應當說是現存最原始的材料，值得注意。

　　中唐時，曾有幾位翰林學士，根據他們在翰林學士院中所見到的壁上所書材料，詳細載錄自玄宗開元以后的翰林學士姓名（包括翰林學士承旨以及翰林侍講、侍書學士）。如元稹有《承旨學士院記》，記載貞元二十一年（805）至長慶四年（824）期間的翰林學士承旨姓名，及任職時間；韋執誼有《翰林院故事》，記開元至憲宗元和時期的翰林學士姓名，及以什么官職入充，以什么官職出院；丁居晦有《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記開元至咸通年間的翰林學士姓名，及入、出之年月與官職（注：按以上三書均由南宋洪邁編入《翰苑群書》。）。此三書，以丁居晦所記，時間最長，人物最多。按丁居晦于文宗大和九年（835）五月入院，開成三年（838）十一月以御史中丞出院，后又于開成四年（839）閏正月入院，五年（840）三月卒。當然這里就有兩個問題，一是丁居晦此記，據丁氏自云作于開成二年（837）五月，而其卒又為開成五年，怎么能記翰林學士姓名至懿宗咸通年問（860-873）呢？據岑仲勉先生《翰林學士壁記注補》（注：岑仲勉《翰林學士壁記注補》，原刊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1948年；后又附載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之后。），謂：“蓋丁氏記述，應至作記日止，過此則后來入院者各自續題。”可見所謂學士院壁記，其姓名皆為入院的學士自己所題，因此可以確信。二是丁居晦所記，題云《重修承旨學士壁記》，實則所記不限于承旨（按承旨是憲宗即位后所定的每一時期翰林學士首領），凡翰林學士及侍講、侍書學士，都予記入，這樣似名實不符。不過丁氏此書，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六職官類，著錄其書，仍為《重修翰林壁記》一卷，可見此書確為當時的實際記錄。

　　應當說，元稹、韋執誼、丁居晦所記的翰林學士姓名，也是唐代有關這方面的原始材料，是可信的。正因為此，唐代研究前輩學者岑仲勉先生即據這幾份材料，對從開元至唐代最后一個君主昭宗約一百七十年間的翰林學士，作了總體事跡的考索，是本世紀唐代翰林學士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可以作為依據的。
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所記玄宗朝的翰林學士，依次為呂向、尹愔、劉光謙、張垍、張淑（應作埱）、張漸、竇華、裴士淹；肅宗朝的翰林學士，依次為董晉、于可封、蘇源明、趙昂、潘炎。丁居晦的《重修翰林壁記》，玄宗朝八人，與韋執誼所記同，肅宗朝四人，缺趙昂，岑仲勉《翰林學士壁記注補》則據《翰林院故事》補入，仍為五人。可以注意的是，有關唐代翰林學士，其姓名記于學士院壁上而為唐代當時人著錄并考述的，均無李白。這便值得我們考慮。

三

　　以上應當說是確切可靠的證據，說明李白于天寶初應詔入宮，只為翰林供奉，非為翰林學士。不過這里還有一個誤會，即翰林供奉可能就是翰林學士，兩者大約是同一而異名。從有些學者所記，似乎有這一意思。上述《李白大辭典》，于“李翰林”一條，即謂李白奉詔入翰林院“為翰林學士，又稱翰林供奉”（頁1）。又《李白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在注《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一詩時，就說“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也容易使人以為翰林供奉與翰林學士確為同一職事，只不過于開元二十六年改了名稱。

　　應當說，所謂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是有所依據的。翰林院之設，始于唐玄宗。《新唐書·百官志》一，謂：“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注：據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183。按，本文凡引及兩《唐書》及《資治通鑒》，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只注頁數，不一一注明版本。）此處《新唐書·百官志》的文字，大致是本于中唐時李肇《翰林志》、韋執誼《翰林院故事》的，但概述得不夠清楚。如說玄宗最初建翰林院，設翰林待詔，命張說等人為之，實際上張說等人至少于開元十年以前未作過翰林待詔，而這時已有翰林供奉（為呂向，詳下文），并非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后才改翰林供奉的。

　　開元二十六年以后任為翰林學士的呂向，《新唐書》卷二○二有傳，稱“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又同書卷二○○《儒學下·趙冬曦傳》，載趙于開元初由監察御史坐事貶岳州，后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賀知章等為集賢院修撰，而這時“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為（集賢）校理”。據岑仲勉《注補》所考，趙冬曦召還，為開元十年，對照《新唐書》呂向本傳，則呂向于開元十年已為翰林供奉。

　　實際上，玄宗于開元初建立翰林院時，所謂翰林供奉、翰林待詔，實為同一職名，并非如《新唐書·百官志》所說，先是待詔，后改供奉。如《資治通鑒》卷二一七天寶十三載正月記：“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四有《翰林》一條，即據兩《唐書》，記唐代歷朝工藝書畫之士，及僧、道、醫官、占星等，均入“待詔翰林”之列，而這些人又稱之為翰林供奉。
開元二十六年則不同，“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李肇《翰林志》）”，由是遂建學士，俾專內命”（韋執誼《翰林院故事》）。就是說，在此之前，設有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詔），其人大致分兩類，一是工藝書畫、僧道醫術等人，一是文學之士（如呂向等）；而開元二十六年起，選取一部分文學之士入學士院，“專掌內命”，同時在翰林院中還是有供奉等人，并不是單純地把所有的翰林供奉改為學士。就是說，并非改名稱，而是另選人。因此韋執誼《翰林院故事》在敘述學士院建立后，就說：“其外有韓翃（應作汯）、閻伯玙、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所謂“外”，即學士院之外。其意謂開元二十六年建學士院后，仍還有一部分人在過去的翰林院中（其中就有李白），不過“假”翰林之“名”，而未就學士之“職”。因此宋代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也說：“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注：《石林燕語》卷七，頁96，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年。）

　　應當說，在此之后，凡稱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詔，皆非翰林學士，也即不像開元二十六年以前那樣，有時還能與集賢院學士、中書舍人等，分掌制詔，他們一般是書畫家、醫官、僧道。如玄宗時著名書法家蔡有鄰，據《金石萃編》卷八十八所錄《章仇元素碑》（天寶七載十月建），即署為“翰林學士院內供奉”。又宋陳舜俞《廬山記》卷三著錄有《簡寂先生陸君碑》，注謂“中岳道士、翰林供奉吳筠文并序”。又《冊府元龜》卷五四《帝王部·尚黃卷》二：“（敬宗寶歷）二年三月戊辰，命興唐觀道士孫準入翰林”。又卷一八○《帝王部·濫賞》：“（寶歷）二年十一月己巳，賜翰林僧惟真絹五十疋。惟真以異術出入禁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