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武德九年(626)六月的玄武門之變，對唐代政治是一個轉折的關鍵，對唐代文學也是一個發展的契機。玄武門之變，李世民與其兄太子建成、其弟元吉火并，取得勝利；同年八月，幾年來一直支持建成、元吉的唐高祖李淵不得不讓位，李世民正式登基即位，開啟了唐帝國的新的局面。

　　就在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二個月，即九月，他就命令于門下省的弘文殿聚書二十余萬卷，在弘文殿殿側專門設立一個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而罷”（注：《唐會要》卷六四。）。這一舉動比武德四年的開設文學館，意義更大，當時文學館的建立還只是以秦王府的名義，而現在的弘文館則是堂堂正正的中央機關，更有影響力；另外，當時的文學館難免有與李建成、李元吉抗爭的政治策略作用，如《新唐書·袁朗傳》所說的：“武德初，隱太子（建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房玄齡……，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現在則李世民登上皇帝寶座，就需要有一個對國家政事（包括文治）統籌規劃的參謀班子，也即“講論文義，商量政事”，其作用與地位明顯不同，無怪當時一位詩人孔紹安對蔡允恭之能入弘文館，甚為羨艷，寫詩贊頌云：“疇昔同幽谷，伊爾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窮簡牘。”（注：《全唐詩》卷三八孔紹安《贈蔡君》。）

　　唐太宗李世民一上來對文化思想即采取寬松的作法，他一方面于即位那年十二月，詔立孔子后人孔德倫為褒圣侯，命虞世南特地撰寫《孔子廟堂碑》（注：《金石萃編》卷四一《孔子廟堂之碑》。），以示尊重儒家；同時對佛道采取放松政策：武德九年二月，李淵曾下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長安只留佛寺三所，道觀二所，諸州首府各留一所；玄武門之變后，這一命令作罷。在這樣的環境中，貞觀元年，28歲的玄奘即西行赴印度求法（注：見《廣弘明集》卷二二玄奘《請御制三藏圣教序》。關于玄奘生年及西行之年，記載多歧，今從楊廷福《玄奘年譜》，并參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也在這一年，于闐國以“丹青奇妙”著稱的畫僧尉遲乙僧也來到長安，據說后來長安城中慈恩寺塔前功德，光澤寺七寶臺后面所畫降魔像，都出自他的手筆，“千怪萬狀，實奇蹤也”。當時人就認為“尉遲僧，閻立本之比也”（注：《唐朝名畫錄·神品》下，又《續高僧傳》卷三。）。這都給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帶來良好的影響。

　　貞觀二年(628)，又發生了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大家知道，李世民是很注意于隋朝亡國的歷史教訓的，他幾次提及“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他考慮文風，考慮詩藝，首先注重于政教的作用。但他對此并不絕對化。貞觀二年六月在制訂雅樂時所發表的音樂見解，是很好的例子。貞觀初李世民命祖孝孫、呂才等整理隋化傳下來的樂調，注意于合南北之長，即“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平其散濫，為之折衷”（注：《通典》卷一四。）。二年六月，樂成奏上，御史大夫杜淹就說：“前代興亡，實由于樂。”杜淹認為，陳之將亡，有《玉樹后庭花》，齊之將亡，有《伴侶曲》，這就是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于樂”。李世民表示不同的意見。他說：“不然。夫音聲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聞之則悲，悲悅之情，在于人心，非由樂也。”他這里強調完美主體的主導作用，認為聲音之于人，其悲其悅，主要取決于人處于何種具體環境。他進一步闡釋說：“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這樣，人對于樂調的反應，取決于政治興亡的大環境。他最后開玩笑地說：“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能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注：此事見《貞觀政要·禮樂》，《唐會要》卷三二及《通典》卷一四。）李世民這里承認樂在一定條件下是能起感染作用的，但主要決定于政治大環境及人作為審美主體的主導作用，不能把政治得失甚至亡國罪責單純歸因于音樂。這是31歲的李世民在開國之初對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綱要式論斷，不止是對研究貞觀時期的文治政策，就是研究中國古代美學思想，也是很有意義的。這種寬松的文治，對貞觀時期的文風是有相當影響的，后來盧照鄰在《南陽公集序》中就說：“貞觀年中，太宗……留思政涂，內興文事。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之儔以文章進，王（珪）、魏（征）、來（濟）、褚（遂良）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為將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變風變雅，立體不拘于一涂；既博且精，為學遍游于百氏。”（注：《盧照鄰集》卷六。）

　　就在這前后幾年，也恰好是作家自然交替的時刻。“初唐四杰”之一駱賓王約生于武德六年(623)，貞觀三年(629)，他7歲，即傳說作了那首有名的七言詠鵝詩。貞觀七年(633)左右，另一位“四杰”之一的盧照鄰出生。可見駱、盧二人的青少年是在貞觀時期度過的，這當有助于了解他們文學思想形成的環境。而在這幾年，開國初由隋入唐的幾位名家，如孔紹安、庾抱、蔡允恭、賀德仁、袁朗、杜淹，及《經典釋文》撰者陸德明，都相繼去世。王績原先在長安，與呂才交往，后來又以疾罷歸龍門，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此后比較突出的，即以虞世南、許敬宗、李百藥、褚遂良等為主體、以長安為文學環境的宮廷詩風。

　　當時唐太宗君臣，及大臣與文士，宴游唱和之風是很盛的。除了散見于《全唐詩》之外，日本還保存有唐寫卷子本《翰林學士集》一卷，清季由陳矩影寫攜歸。此集共收太宗君臣唱和詩51首，其中許敬宗最多，凡12首，其次為太宗9首，其余為上官儀、楊師道、褚遂良、長孫無忌等15人，各存四五首或一二首。《全唐詩》所收者僅為其中的12首，其余皆為中國長期失傳，這對于研究唐初宮廷唱和的盛況，很有參考價值（注：見《唐人選唐詩新編》（傅璇琮編）中陳尚君校輯《翰林學士集》前記。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

　　過去一般對這些上層唱和之作多持否定態度，而且還認為這就是沿襲南朝梁陳時靡艷詩風。對于這一文學現象似應結合當時的整個社會環境來看。譬如《翰林學士集》中《四言曲池酺飲座銘》，現在可以考知即作于貞觀四年二月，作者除給事中許敬宗外，署名者有沛公鄭元璹、武康公沈叔安、酆王友張文琮、兵部侍郎于志寧、燕王友張后胤、越王文學陸搢（注：按越王泰、燕王祐于貞觀二年二月徙封，貞觀四年二月甲寅大赦，賜酺五日，而酆王元亨則卒于貞觀六年六月，均見于《舊唐書·太宗紀》，從諸人所署官職，此一詩題當作于貞觀四年二月。）。其中沈叔安詩有云：“天地開泰，日月貞明。政教弘闡，至治隆平。”張后胤詩有云：“公侯盛集，酺醼梁園。鶯多谷響，樹密花繁。”許敬宗詩有云：“日月揚彩，爟烽撤候。賜飲平郊，列筵春岫。”這看似只為一片頌揚之聲，但仍有其實際內容。就在這一月，唐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頡利突厥于陰山，唐朝所占地自陰山至大漠，這是唐開國以來在西北的一次大勝仗，因此朝廷特地“露布以聞”，“赦天下”，自此，西北諸族皆尊唐太宗為“天可汗”（注：見兩《唐書·太宗紀》，《通鑒》卷一九三。）。許敬宗詩所謂“日月揚彩，爟烽撤候”，很可能即為此而發的。又貞觀初唐朝廷即大力發展中央國學、太學、四門學等，增加學員，“其書、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已而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于是國學之內，八千余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注：《唐會要》卷三六。）。于此可見沈叔安詩所謂“政教弘闡，至治隆平”，也非空泛之言。這些，與梁陳時君臣一味以歌伎陪飲、詠聲色之好，無論內容與格調是完全不同的。

　　從大的空間來說，當時的詩歌創作，也并非只是長安城中一些上層大臣，還有其他地區的一般詩人。除了大家所知的居住于山西龍門的王績外，我們還可舉出幾個。如曾在齊王元吉府中的陳子良，后因事貶官入蜀，任相如縣令，卒于貞觀六年（注：參見《唐詩紀事》卷四，《法苑珠林》卷六五引《冥報記》。）。他有幾首詩很有特色，如《于塞北春日思歸》：“我家吳會青山遠，他鄉關塞白云深。為許羈旅長下淚，那堪春色更傷心。驚鳥屢飛恒失侶，落花一去不歸林。如何此日嗟遲暮，悲來還作白頭吟。”《傷別》：“落葉聚還散，征禽去不歸。以我窮途泣，沾君出塞衣。”

　　還有崔信明、鄭世翼，《唐詩紀事》卷三曾記有：“有崔信明者，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愿見其余。’信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這是一段詩歌佳話，“楓落吳江冷”即因此而傳世。崔信明于貞觀六年應詔舉及第，曾作幾任地方官。他的詩傳世的雖僅《送金竟陵入蜀》五律一首，但這首五律中的“猿聲出峽斷，月彩落江寒”及“楓落吳江冷”單句，是確有詩情的。鄭世翼為人倨傲，他于貞觀十年左右因“坐怨謗，配流巂州，卒”（《舊唐書》本傳）。《全唐詩》卷三八載其詩五首，都是五言，其中《巫山高》一首頗有格調：“巫山凌太清，岧峣類削成。霏霏暮雨合，靄靄朝云生。危峰入鳥道，深谷寫猿聲。別有幽棲客，淹留攀桂情。”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貞觀前期，就全國范圍而言，有長安上層人士的贊頌升平之音，有山西、塞北、江淮、蜀江等普通文人抒懷寫景之作，貞觀的詩壇也確非單調一色的。

五

　　既云文學流程，最好是一年一年地記錄作家的文學活動及當時朝廷的文化措施，但這樣做就非一篇論文所能容納。近些年來我與幾位友人在作整個唐五代文學的編年史，已將定稿的初盛唐文學卷，即618-755（天寶十四年），就將近六十萬字，則平均以每年五千字計算，唐初32年就有十六萬字。因此本文只能大體按時間順序，擇其重要的文學事件，加以論列。

　　我們在唐開國第一年即武德元年，已介紹被譽為開盛唐之音的魏征《詠懷》詩，但在此后整個武德年間，魏征卻未有特別的表現，原因是他從竇建德軍歸唐，為李建成引入其太子府第；李世民開設文學館，當然不可能有魏征，因此魏征未被認為是李世民政策班子中的核心人物。但李世民登上帝位后，魏征卻以其卓識與直氣受到器重，被授為秘書監。秘書監雖未有政治實權，卻能起典籍整理的文化建樹作用，其歷史意義是一般的行政長官所不能比擬與替代的。

　　貞觀五年九月，以魏征領銜，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參預，受太宗之命，編成《群書治要》50卷，上奏。此書的編撰，是唐太宗立國的一貫主張，就是“欲覽前王得失”，吸取教訓，鞏固政權。他在貞觀二年就對房玄齡說過：“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群兇未定，東征西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面墻，蒞事惟煩，不徒言也。”（《貞觀政要·悔過》）后幾年又曾說：“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已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貞觀政要·慎終》）這種在即帝位后立即自覺進行文化補課，在中國封建帝王中，是極為少見的。《群書治要》所采，“爰自立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注：《唐會要》卷三六。）。正如魏征在序言中所說：“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為名。”（注：魏征《群書治要序》、《全唐文》卷一四一。）此書受到清中葉著名漢學家阮元的重視，被譽為“洵初唐古籍也”（注：見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揅經室外集》卷二。按《群書治要》，《宋史·藝文志》未著錄，則至宋元之際已失傳，阮元所見是日本影本，已缺三卷（卷四、一三、二三）。阮元在提要中說：“所采各書，并屬初唐善策，與近刊多有不同。如《晉書》二卷，尚為未收《晉書》以前十八家中之舊本。又桓譚《新論》、崔寔《政要論》、仲長統《昌言》、袁準《正書》、蔣濟《萬濟論》、桓范《政要論》，近多不傳，亦借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也。”）。

　　與此同時進行的，是規模更大的一項文化工程，即修唐以前的梁、陳、北周、北齊與隋五朝歷史，《梁書》、《陳書》由姚思廉撰，《周書》由令狐德棻撰，《北周書》由李百藥撰，魏征為“總加撰定”，并親自主持與現政權關系更密切的隋朝國史的編撰——《隋書》。如果與稍后進行并于貞觀二十二年完成的《晉書》合計，則中國歷史上史籍巨著“二十四史”，有四分之一是在唐貞觀時期不到二十年間撰成的。

　　修這幾部史書，不僅僅是從探索政治得失著眼，書中還從文學創作的興衰及歷史變遷總結經驗教訓。魏征與令狐德棻、李百藥都共同對梁陳宮體詩加以嚴厲抨擊，但他們對南北朝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還是肯定其文學成就的，如魏征在《隋書·經籍志》四中說：“宋齊之世，下逮梁初，（謝）靈運高致之奇，（顏）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麗藻，沈休文之富溢，輝煥炳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提出南北融合的主張，即：“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隋書·文學傳序》）這點，已有不少論著敘及，本文不再多述。我這里想補充的是，這種對南北文風取長補短之見，是一種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趨勢，這在唐代立國不到二十年就提出來，確實表現出一種遠見，極為難得。又譬如，天寶時殷璠編選盛唐人詩，其敘中稱“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云中頗通遠調”。而令狐德棻在《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中，提出“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的標準，其中之一即是“其調也尚遠”。一百年前后，其文思相合如此，也可見出唐初這些上層大臣的文化涵養。

　　在此之后，連續有好幾部與文學有關的書編撰。如貞觀十五年十月，由尚書左仆射高士廉主持，魏征、許敬宗、呂才、房玄齡等參預的《文思博要》1200卷完成（注：《唐會要》卷三五。）。高士廉在該書序中說：“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以為觀書貴要，則十家并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注：高士廉《文思博要序》，《全唐文》卷一三四。）則此書之修撰，也出于唐太宗的旨意。本年左右，曾為秦王文學館學士的劉孝孫，請長安紀國寺僧人慧凈編纂一部近現代詩選：《續古今詩苑英華》10卷。所謂續，即續《古今詩苑英華》，此書相傳是梁昭明太子蕭統與其幕府文士劉孝綽共同編集的。慧凈這部書，輯梁至唐初154人詩548首，是唐初規模最大的一部詩選，也是當時開唐人選唐詩的先例。劉孝孫為此書寫了一篇長序，對南北朝后期作者溫子昇、邢劭、徐陵、庾信、王褒、沈炯，評價都很高。可見唐初的詩評家，對前朝詩歌，并不一概否定，他們是抱公允、開放的態度的，這點也值得注意。

　　與此同時，弘文館學士褚亮與其他學士一起還編選了詩歌摘句《古文章巧言語》一卷。高宗時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序》曾提及此書，說“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一卷”（注：見日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可見此書也是奉太宗之命而編的。元兢在序中雖對此書所選詩句不甚恰當有所評議，但仍可看出此書所選有不少南朝詩人的佳句（可惜書已不傳）。

　　另外，貞觀十六年，又有兩部頗具學術價值的書編成，一是太宗子魏王李泰的《括地志》50卷（注：見《唐會要》卷三六，又《唐大詔令集》卷四○《魏王泰上括地志賜物詔》。），始修于貞觀十二年，是一部當代地理志。可惜書已不傳，現在只有輯本。另外，也在這一年，孔穎達奏上其奉敕復審之《五經正義》180卷。這也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期對漢以后儒家經書作整理校注的一次階段性成果。

　　貞觀后期，文壇上的人物，又有較大的變化。如：貞觀十五年，歐陽詢卒；十六年，劉孝孫卒；十七年，魏征卒，曾以作賦著稱的謝偃卒；十八年，王績卒；十九年，岑文本、顏師古、慧凈卒；二十一年，高士廉、褚亮、楊師道卒；二十二年，孔穎達、房玄齡、李百藥卒。而在此之前，虞世南已于貞觀十二年卒。這樣，由隋入唐，在唐30年文學舞臺上曾活躍一時的人物，逐漸離開人世。而與此同時，貞觀十二年或稍后，喬知之生；十六年，駱賓王19歲，赴京洛應舉，行前曾上書兗州長史求薦，表示自己即將走上“遷喬之路”，而盧照鄰也已10歲，正在揚州向《選》學大師曹憲求學；十九年，李嶠生；二十一年，《書譜》作者孫虔禮生；二十二年，蘇味道生。而時隔兩年，即太宗卒后第一年，唐高宗永徽元年(650)，王勃與楊炯出生；永徽二年(651)，劉希夷生。——這樣一個簡表，表明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而在這前后交替中，李世民還堅持其對文學、書法以及佛學等的愛好之情，這是較為難得的。如貞觀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他宴群臣于玄武門，乘興作飛白書（注：《唐會要》卷三五：“十八年二月十七日，臣五品已上賜宴于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同年五月，又為飛白書寫于扇上，賜長孫無忌、楊師道等（注：《墨藪》卷二：“貞觀十八年五月，太宗為飛白書，……筆勢驚絕。”）。八月，作五言組詩《帝京篇》十首（注：《玉海》卷二九：“《帝京篇》五言，太宗制，褚遂良行書，貞觀十八年八月。”），其“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之句向為后世所稱。就在這一年，相傳他又命蕭翼到越州設法賺取王羲之《蘭亭》真跡（注：見《法書要錄》卷三何延之《蘭亭記》。）。貞觀十九年，玄奘自印度返回，攜回經論六百余部，二月，太宗特地于洛陽接見玄奘，并命于弘福寺譯經（注：《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二十二年八月，又為玄奘所譯經論撰寫《大唐三藏圣教序》，頗稱頌玄奘取經譯經之功，謂“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注：見《全唐文》卷一○。又參《全唐文》卷七四二劉軻《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塔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同年，《晉書》修成，太宗為撰其中的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傳四論，在《王羲之傳》論中，表露了他對王氏書法藝術的向往追慕之情：“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這種充滿感情的藝術評價，正好為唐初30年文學劃上一個完好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