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詩或唐代文學，一般分為初、盛、中、晚四個時期。盛、中、晚，其間的起訖年限，當今唐詩學界尚有不同意見，但初唐，起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止于中宗景龍四年(710)——睿宗景云元年(711)，則看法大致相同，因第二年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后年開元元年(713)，就開始歷史上著名的“開元之治”，也就是進入盛唐之世了。

　　這初唐94年，又可分為若干階段，有分為三個階段，或兩個階段的，各有不同說法，當然也各有一定依據。我個人認為，這初唐90余年中，唐高祖武德九年(618-626)、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27-649)，是自成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無論就政治、文化與文學來說，其中心人物即為唐太宗李世民，其起輔佐與紐帶作用的是魏征。第二個階段則自高宗永徽元年(650)起，至701-711年。當然這60余年中還可分前后兩期，如有些文學通史或斷代史、分體史所論述的，但這所謂的前后兩期實不易截然劃分，因在這60余年中對文學起政治上支配作用因而在詩歌發展中起明顯消極影響的是一個武則天，這也是唐詩的盛唐之音在貞觀之后遲遲至60年之后才得以起響的重要因素（此當另文詳述）。

　　我很同意羅宗強先生的看法：“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們對文學的影響，不僅在當時文風的變化上，而且他們的文學思想，還深遠地影響著有唐一代文學的發展。”（注：《隋唐五代文學史》（上），第32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唐文學的繁榮雖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這個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經奠定了一個比較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個比較正確的指導思想使唐文學的發展有了一個較好的開端。”（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3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

　　唐武德9年、貞觀23年，這32年，在初唐文學上所占的時間比例為三分之一，在整個唐代的歷史上也僅占九分之一，但這32年是很不平常的，它不但在政治、經濟上起新一朝代的興起、奠基作用，而且在文學上有開拓、創新意義。這一點，過去三四十年前的論點是截然相反的，那時不少論著認為這唐初30年不過是襲齊梁的余風，受宮體詩的浸染。近20年來漸有變化，有新的認識。但比較起來，這30年的文學過程的研究，比起唐代的其他時期來，則相對薄弱，涉及的文獻材料甚少，所論的作家不過寥寥幾個，總之所下的工夫不多。可能有人認為這30余年時間畢竟太短，一閃而過，算不得什么。但我們如果把這32年放在當代的時間流程，作一比喻，如從建國1949年起，32年，則為1949-1980，對我們來說，即相當于整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期，“文革”十年，“文革”后的四五年。這段時期無論從政治運動或文學活動來說，經歷是很不平常的。由此可以設想，這一千多年前的32年，也當有其值得探討的歷程。文學理論所概括的，文學歷史所探索的，歸根到底是具體人的文學活動。人的文學活動，在不同年份里，有不同的景象，有幾年，似乎像是平靜淡泊的細流曲澗，有幾年，卻可能突然出現浩瀚奔騰的巨波大浪。我們今天來研究歷史上的文學活動，最好盡可能客觀地再現當時的實景，而再現當時的實景，一個辦法是整體展現社會的全景，即當時的政治、經濟、風尚、習俗，以及多種文化景象，一個辦法是按時間的自然流程展現當時的文學和人一年一年、一月一月的行程和痕跡。

　　20年前，也就是1978年11月，我在《唐代詩人叢考》的自序中曾對文學史寫作表述過一些想法，我想借此引錄一段，以作為本文構思的一個意向：“我們的一些文學史著作，包括某些斷代文學史，史的敘述是很不夠的，而是像一個個作家評傳、作品介紹的匯編。為什么我們不能以某一發展階段為單元，敘述這一時期的經濟和政治，這一時期的群眾生活和風俗特色呢？為什么我們不能這樣來敘述，在哪幾年中，有哪些作家離開了人世，或離開了文壇，而又有哪些年輕的作家興起；在哪幾年中，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們有哪些交往，這些交往對當時及后來的文學具有哪些影響；在哪一年或哪幾年中，創作的收獲特別豐碩，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學創作又是那樣的枯槁和停滯，這些又都是因為什么？”（注：《唐代詩人叢考》，第3頁，中華書局，1980年1月。）

　　當時我想到的，是用一種編年體的方式，首先是把中國東西南北不同地區作家的不同活動，放在同一個時間環境中，然后又把這一文學整體，按時間流程，一年一年地往前推移，好似電視屏幕上，有些消失了，有些出現了，很可能這些變動的實景會引發我們原先意想不到的思考。

　　本文就試著大體按這種方式，來描畫這唐初30年文學的具體流程。

二

　　唐開國的第一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有怎樣的一種文學圖景呢？

　　在這一年的前一年，隋煬帝楊廣還在揚州行宮行樂，而這時天下實際已四分五裂，農民武裝，以及地方豪強，都紛紛割據一方。就在這年(617)七月，李淵起兵于太原，西圖關中；十一月，攻占長安，立隋代王侑為天子，遙尊煬帝為太上皇，改元義寧，而自封為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并進封唐王，以長子建成為唐國世子，次子世民為秦公，三子元吉為齊公。這時北方中原一帶，則王世充奉隋越王侗據洛陽，李密率領一支農民勁軍據洛北，互相對峙。

　　李淵占據關中的帝王之州，有一種政治地理的優勢，自然抱統一宇內的意圖，于是就在618年正月，命長子建成為左元帥，次子世民為右元帥，督諸軍十余萬人，東進以與王世充爭奪洛陽及山東之地。這是唐帝國開國之初的頭一個進軍出擊舉措。

　　就在這時，揚州發生震驚朝野的軍事政變，即隋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聯合一些武將，把煬帝殺死，名義上立秦王浩為帝，實際上由他控制軍政大權，并隨即率兵北上。

　　就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幾個有影響的文士即遭難而死，未能進入新的朝代。一個是虞世基，也就是貞觀時文壇領袖之一虞世南之兄。虞世基在陳時已官至尚書左丞，博學有高才，善草隸，為陳朝首屈一指的詩人徐陵賞識，徐陵以其弟之女嫁給他。虞世基入隋歷官內史舍人、內史侍郎，中傳稱其五言詩“情理凄切，作者莫不吟詠”（注：《隋書》卷六七《虞世基傳》。）。另一個被宇文化及殺害的為許善心，也就是貞觀及高宗時稱名一時的許敬宗之父。他也是由陳入隋的，在陳時15歲即被徐陵稱為神童，隋時仕至禮部侍郎，著有《靈異記》10卷，并仿阮孝緒《七錄》作《七林》，著作多種（注：《隋書》卷五八《許善心傳》。）。另在宇文化及北上途中死去的有庾自直和崔賾。庾自直在隋時官起居舍人，曾編有總集類著作《類文》377卷（注：《隋書》卷七六《庾自直傳》，及《舊唐書·經籍志》下。）。崔賾則素與當時名學者姚察、劉炫等相善，史傳稱其所著詞賦碑志十余萬言，及《洽聞志》7卷、《八代四科志》30卷，可惜未及施行，都因“江都傾覆，咸為煨燼”（注：《隋書》卷七七《崔賾傳》。）。

　　約在這一年去世的還有著有著名傳奇著作《古鏡記》的作者王度，年約38歲。（注：見王績《王無功文集》卷四《與江公重借隨紀書》，《全唐文》卷五二八顧況《戴氏廣異記》，及今人孫望先生《蝸廬雜考·王度考》。）。

　　因為煬帝被殺，天下無主，國內形勢更加動蕩，李淵就于這年五月即皇帝位，國號唐，紀元武德，定都長安。李世民也于六月任尚書令，封秦王。這時他還只有21歲，即開始“長風破浪會有時”的政治、軍事生涯。

　　唐朝開國，隨著軍事形勢的進展，漸漸地吸引了周圍地區的文人。如陳宣帝第十七子陳叔達，自幼能詩，為徐陵稱賞，仕隋為絳郡通守，這時就在長安由丞相府主簿為黃門侍郎，年四十五（注：《舊唐書》卷六一、《新唐書》卷一○○《陳叔達傳》，又參見《陳書·高宗二十九王傳》。）。顏之推之孫顏師古，在隋時薛道衡曾賞悅其才，后十年間居長安，唐軍入城，即在李世民府第為敦煌公文學，唐開國，任起居舍人，時年三十八（注：《舊唐書》卷七三、《新唐書》卷一九一《顏師古傳》。）。另一個由陳入隋的文士孔紹安，李淵即位時，馬上由洛陽奔赴長安，還賦詩以石榴為喻，說：“只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這年42歲（注：《舊唐書》卷一九○上、《新唐書》卷一九九《孔紹安傳》。）。褚亮在陳，年十八時徐陵曾與他商榷文章，深為驚異，他的詩也受到江總的贊賞。陳亡入隋，唐開國時，他與其子遂良正好在隴西薛舉幕府。武德元年十一月，李世民進軍西北，破滅薛舉子仁杲，褚亮、褚遂良就入李世民的府第，任文學、參軍等職，這時褚亮年五十九，褚遂良年二十三（注：《陳書》卷三四、《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舊唐書》卷八○、《新唐書》卷一○五《褚遂良傳》。）。

　　與此同時，也另有一些文士分別進入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府第，如賀德仁年六十二，蕭德言年六十一，陳子良年四十四，都為東宮學士，他們也都是由陳入隋的。另一個在江南時曾受江總器重，以《月賦》一文見稱于時的袁朗，則入李元吉幕，為齊王府文學。庾抱雖不久即卒，但開國初也在李建成府為太子舍人，“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于抱”（注：《舊唐書》卷一九○上、《新唐書》卷二○一《庾抱傳》，又參見《續高僧傳》卷三《慧凈傳》。）。

　　另外，還有散處于其他地區的。如李百藥曾被隋煬帝貶為桂州司馬，后吳興郡守沈法興在煬帝被殺后起兵攻占毗陵，即辟李百藥為府掾，這時李百藥年五十四（注：《舊唐書》卷七二、《新唐書》卷一○二《李百藥傳》，又《通鑒》卷一八六武德元年八月。）。唐初的兩大文化名人，虞世南和歐陽詢，本隨煬帝在揚州，三月之后，被迫隨宇文化及北上至山東境內。這時虞為61歲，歐陽為62歲。虞世南為越州余姚人，屬文祖述徐陵，學書師事智永。歐陽詢則為潭州臨湘人，初學王羲之書，后變其體，筆力堅勁（注：虞世南，《舊唐書》卷七二、《新唐書》卷一○二有傳；歐陽詢，《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新唐書》卷一八九有傳，又參見《法書要錄》卷八。）。

　　由此可見，這時的大部分文士，都奔赴長安，其他則因受地理、政治等條件所拘，還散處于南北各地（又如孔穎達、陸德明這時還在洛陽王世充軍中）。而在這之中，有才氣，有名望的，大多出自于南朝的陳（這點很值得研究）。就在這一年，脫穎而出的，則是魏征。

　　據《舊唐書·魏征傳》，魏征為鉅鹿曲城人，沒有門第背景，少孤貧，但落拓有大志。后出家為道士，但卻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就屬意于縱橫之說。李密率瓦崗寨農民軍進據洛陽北面，魏征即應征為其元帥府記室，與許敬宗共掌文翰。本年十月，李密為王世充所擊潰，即西降于唐，魏征也隨李密入關。但魏征不甘心于作一般官吏，他向唐朝廷上言，愿再出關，招撫山東豪杰。就在十一月，他就慷慨出馬，并在出潼關時，寫了《述懷》一詩：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系南粵，憑軾下東藩。郁行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此詩闊大的胸懷，非凡的抱負，具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剛毅氣質。清人沈德潛認為《述懷》詩“氣骨高古，變從前纖靡之習，盛唐風格，發源于此”（《唐詩別裁》卷一）。唐開國的第一年，有這樣的詩出現，確實預示唐詩“潮平兩巖闊，風正一帆懸”的廣闊前途。

三

　　以上就是初唐第一年的文學形勢圖，也就是當時的文人分布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圖形又有所變化，而這種變化，又與當時的戰爭情勢密切相關的，其中心人物，則是李世民，特別是武德四年(621)十月開設文學館，形成在那一動亂時期的一個文化小高潮。

　　武德二年(619)閏二月，盤旋于河北、山東一帶的農民軍首領竇建德，于聊城擊滅宇文化及部隊，原在宇文化及幕中的虞世南、歐陽詢即轉入竇的軍中。“初，群盜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注：《舊唐書》卷五四《竇建德傳》。）。同年十一月，竇建德又西進，攻陷黎陽，原在徐勣軍中的魏征也為所俘。這樣，在竇建德軍中，虞世南任黃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丞，魏征為起居舍人。有意思的是，唐初以隱逸著稱的詩人王績卻于此時也一度往依竇建德中書侍郎凌敬門下。貞觀時呂才《王無功文集序》云：“隋季版蕩，客游河北。時竇建德始稱夏王，其下中書侍郎凌敬，學行之士也，與君有舊，君依之數月。”竇建德于武德三年正月稱夏王。可見武德二年、三年，竇建德不僅軍事勢力強，而且也有一定文化影響。

　　但這種情況馬上起了變化。武德三年李世民率軍東進圍攻王世充，王世充困居洛陽，勢不能敵，即求救于竇建德，雙方聯合，與唐軍對壘。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乘竇軍輕敵，用計策先加擊滅，王世充也就被迫出降。這是唐軍在中原作戰的一個關鍵性戰役，奠定了統一全國的基礎，故于這年七月下詔，“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注：《通鑒》卷一八九。）。

　　李世民不但贏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也為唐王朝造成文化上的吸引力。這時，虞世南即入為秦府參軍；魏征入關，李建成馬上把他引為太子洗馬。王世充平，則孔穎達、陸德明也就西入長安，而曾與虞世南、庾抱等結為文友的荊州人劉孝孫，也自洛陽入唐為虞州錄事參軍，他后來于貞觀中曾為《續古今詩苑英華》一書撰序，在初唐詩歌思想上頗有建樹。

　　這時，上文提過，曾任竇建德中書侍郎的凌敬，在竇軍敗后，也擬西入長安。這年秋，他先游歷洛陽，“洛城聊顧步，長想遂留連”，目睹戰后故都“平原悴秋草，喬木斂寒煙”，不免有所感慨，“彷徨不能去，杖策屢回邅”（《游隋故都》）（注：《全唐詩》卷三三。但《全唐詩》題作陸敬詩，“陸”當為“凌”之誤，見岑仲勉《讀全唐詩札記》。）。這可能代表當時一部分文士的心緒。在這之前，他曾與王績議論天下大勢，王績對他說：“以星推之，關中福地也。”后來王績也來長安，見到凌敬，對他說：“曩時之言，何其神驗也。”（注：五卷本《王無功文集》呂才序，見北京圖書館藏清陳氏晚晴軒抄本。）屢次想歸隱的王績這時也有如此看法，這也可見一般文士對新王朝的依附心理。

　　就在被譽為“福地”的長安，李世民即于武德四年十月，以秦王府的名義，于長安宮城之西開設文學館：“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于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注：《唐會要》卷六四。）這時列于文學館的，有十八學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虞世南、許敬宗等，后來還補收杜淹、劉孝孫，差不多都是一流文士。李世民以秦王的名義而下的《置文館學士教》，著重提出：

　　“或背淮而至千里，或適趙以欣三見。咸能垂裾邸第，委質藩維，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詞而詠風雅。”（注：《全唐文》卷四。）

　　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李世民當時聚集文士，確無地域、門戶之見。這十八學士，除了一部分著籍關中外，不少是南方來的（“背淮而至千里”），也有從河北來的（“適趙以欣三見”），這為他在貞觀時融合南北文風的主張開了一個良好的頭。李世民在貞觀時好幾次說過：“朕往為群兇未定，東征西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朕）少從戎旅，不暇讀書”（注：《貞觀政要》六《悔過》，一○《慎終》。）。但就在這種“躬親戎事”的環境中，他還能設立文學館，而這時他不過是一位24歲的青年，就能吸引、聚集當時相當數量的知名之士，確實不易。后來他于武德八年因事至涇州，還特地召見被唐高祖李淵因聽人讒言，在江南平后被貶為涇州司戶的李百藥，并贈以詩：“項棄范增善，紂妒比干才。嗟此二賢沒，余喜得卿來。”（注：《冊府元龜》卷九七。）可見他對文才的愛惜之情。

　　唐高祖李淵是一個平庸之主，軍事上主要依靠其子李世民，政治上沒有什么作為，文化上除了武德七年由歐陽詢、令狐德棻、袁朗等編撰一部《藝文類聚》外，其他也沒有什么可提。武德五年十二月，曾命蕭瑀、陳叔達、令狐德棻等修撰魏、周、梁、齊、陳、隋史，終因未有明確的修史主旨，“綿歷數載，竟不就而罷”（注：《唐會要》卷六三。）。怪不得王績雖在齊王李元吉府中住了一些時日，最終還是“病歸言志”（注：《王無功文集》卷三《久客齋府病歸言志》。按此詩題中“齋”字當作“齊”字，即李元吉齊王府。）。武德的后幾年，就這樣平平淡淡地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