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陳三立年青時自許甚高，他隨侍其父游宦各地，目睹清朝吏治的腐敗，往往“醉后感時事，譏議得失，輒自負，詆諸公貴人，自以才識當出諸公貴人上(《散原精舍文集》卷一《故妻羅孺人狀》)。封建政治的腐敗與列強的侵略，一種民族危亡感使他投身于維新變法的大潮流中。但是他與其父在湖南推行的新政，和康梁的變法，看似相同，所走的路子卻各異。這點，陳寅恪有明確的分析。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啟超傳書后》一文中，認為“當時之言變法者，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他認為其祖、父二世之變法思想，實行之于郭嵩燾，“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陳寅恪是指出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主張有不同思想淵源的第一人，也是對郭嵩燾思想作出積極評價的第一人，充分顯示出他過人的史識。我們要研究陳三立的思想，一定要探討陳氏與郭嵩燾的關系。

　　郭嵩燾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陰，字伯琛，號筠仙。郭嵩燾一生的經歷與思想，可以用陳寅恪上述的“頌美西法”四個字來概括。郭嵩燾曾于1876年(光緒二年)出使英國，是近代中國走出國門、擔任駐外公使的第一個人，也是第一個從整體上認識西方社會，肯定資本主義從總體上優于封建主義，因而進一步對封建社會“人心風俗”提出全面否定與尖銳批判，并提出要以夷變夏的大膽設想。由于他與西方社會有直接的接觸，因此對當時世界的認識，對中國如何向西方學習走富強之路，其見識遠超出同輩。他曾說：“計數地球四大洲，講求實在學問，無有能及泰西各國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叢書》)正因為郭嵩燾“頌美西法”，乃遭到一般頑固保守派的攻訐。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談到郭的《使西紀程》“一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譬如當時以清流名士自許的李慈銘，在其日記中就斥責《使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意夸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光緒三年六月十八日)這確如陳寅恪所說“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之所以目為漢奸國賊，無非郭氏說出了一些守舊者不敢聽、也聽不懂的話，那就是西洋也有數千年的文明，中國“實多可以取法”，而處于國弱民貧、列強覬覦的環境，“此豈中國高談闊論、虛驕以自張大時哉”(《使西紀程》)，如此而已。

　　但郭嵩燾的言論思想卻受到陳寶箴的贊許，陳三立所作其父行狀中說：“與郭公嵩燾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務，負海內重謗，獨府君推為孤忠閎識，殆無其比。”而郭嵩燾早在出使英國之前的1871年(同治十年)，即推許陳寶箴“才氣誠不可一世”，“因其文而窺知其所建樹，必更有大過人者”(《題右銘文集》，見其日記），陳三立于1880年(光緒六年)寓居長沙時，郭嵩燾曾閱其所撰古文一卷，稱為“根柢深厚。”陳三立同年為郭作《郭侍郎荔灣話別圖跋》，中云：“湘陰筠仙郭先生使海外既歸之明年，以荔灣話別圖冊命三立為之辭。”對郭出使歸來后所受到的“謗議譏訕，舉世同辭，久而不解”表示深切的同情(《散原精舍文集》卷三)。我們如果對照上引李慈銘的日記，以及郭歸國后到達湖北，欲乘輪船返湘，引起湘省士紳的大嘩(見郭日記光緒五年三月十五日)，那么當時還只有二十八歲的陳三立，其見識之迥乎流輩，也就可想見了。

　　郭嵩燾著重從整體上認識西方，尤其著重于教育。他認為“英國富強之業一出于學問”，而西方之所以強盛，“其源皆在學校”。郭嵩燾如當時一些洋務派人士，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那樣，把重點放在輸入西方的學理，以開啟民智，這與康有為所主張的急于掀起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二者在改革方案與價值取向上確實存在明顯的差別。郭嵩燾的主張，在近代中國的確代表一種傾向，如稍后的嚴復也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乃在于“一一皆本之學術”(《嚴復集》第11頁，中華書局版)。他在《擬上皇帝(光緒)書》中，說要改變中國積弱的局面，重要的是治本而不是治標，“標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乎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同上第65頁)。他在《原強》中說：“善乎斯賓塞爾言曰：民之可化，至于無窮，唯不可期之以驟”。他就是著眼于用西方的學理，并企求以長期堅韌的努力，來改變處于封建末世的社會習俗和文化傳統。陳三立作于1913年的《庸庵尚書秦議序》，曾談到甲午戰后，朝野上下，變法之論驟起，但他批評論者“于人才風俗之本，先后緩急之程，一不關其慮”(《散原精舍文集》卷七)。他早期所作的《羅正誼傳》(同上卷二)，敘述這位湘潭人嘗為郭嵩燾所聘課其子，后又應彭玉麟之聘到暹邏考察，但終不得大用，“乃引歸，發憤太息，務張泰西之美，而痛中國之所由敝，以為富強之術，宜專教育人材，師夷所長，去拘墟之見，除錮敝之習”。陳三立對此是深表同情的。嚴復的思想當然比陳三立深刻得多。但他們(包括郭嵩燾)在這一點上有不少相同之處。由此可見，近代社會確有一部分人主張以漸進的方式，力求在學術文化上樹立黜偽崇真的風氣”(嚴復曾說西學之“命脈”乃在“于學術則黜偽崇真”，郭嵩燾說“實事求是，西洋之本也”)，籍以發明新義，開啟民智，通過長期的努力，造成中國富強的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堅實基礎。這應該是一股客觀存在的思想傾向。

　　正由于如此，盡管陳三立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被革職閑居，但還是力促其子出國學習。1902年，陳寅恪隨其兄師曾，東渡日本留學。而在此前的一年，陳師曾即已在上海入法國教會學校讀書。1904年夏，陳寅恪假期返國，同年冬，又與兄隆格同考取官費留日，陳三立特地從南京趕至吳淞送別。1909年，陳寅恪經上海赴德留學，陳三立又至滬上，賦詩送別，有“分剖九流極怪變，參法奚異上下乘。后生根器養蟄伏，時至倘作摩霄騰”之句(《散原精舍詩續集》卷上《抵上海別兒游學柏靈》)。我們知道，陳三立雖被清廷革職，但仍以孤臣孽子自許。辛亥革命后，他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對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對武昌起義卻抱對立情緒。但盡管他當時對西方的認識還茫然得很，盡管他仍以遺老自居，卻盡可能送幾個兒子出國，去接受與故老傳統迥異的西學，并且還寄以厚望，這可以提供我們去進一步認識處于新舊交替中而又急劇變化的近代中國，人們思想面貌的異常復雜性。

　　陳寅恪由于家庭環境的浸染，肯定會受到這方面的影響。陳寅恪一生，始終把學術當作唯一的追求，卻又認為做學問必須擺脫各種業務的干擾。他還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稱贊王國維。這些，都可看出郭嵩燾、嚴復、陳三立思想傾向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