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陳寅恪是一位史學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義與影響已遠超過歷史學界。他在近現代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所謂代表性，就是自清末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各方面發生的劇變，一部分上層知識界人士感到舊有的一套治學路數，無論是古文經學還是今文經學，都無法對歷史和現實作出合理的解釋，他們謀求開拓一條新的學術途徑，建立一種新的學術思路，而結果，則是企求將傳統的治學格局與西方近代文明相結合。在近現代的有成就的學者中，這樣的一種文化追求與治學心態，確乎是有代表性的。

　　我們知道，陳寅恪很早就接觸了西方近代學術思潮。他十三歲即東渡日本學習，除了中間有短暫的假期返國外，一直至十六歲。二十歲時又赴德國，入柏林大學，后又入瑞士蘇黎世大學。二十三歲回國，二十四歲時又就讀于巴黎大學。二十六歲返國，三十歲到美國哈佛大學，三十二歲離美赴德，在柏林大學研究院，這樣，直到三十六歲時受聘于清華大學研究院返國。如果從十三歲算起，到三十六歲，共二十四個年頭，他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著名學府學習或研究，加起來則有十七八年。這就是說，從少年起，經青年而步入中年，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西方文化主體的社會度過的。而在德國的時間最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正是著名歷史學家蘭克學派形成并占據主流地位的地方。本世紀英國著名史學家古奇，在其享有聲譽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一書中，把蘭克在德國史學界的地位與歌德在文學界中的地位相并比，盛贊他是“近代時期最偉大的歷史家”。正是蘭克在歷史學上作出的成就，“使德國在歐洲贏得了學術上至高無上的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我們所有人的師表”（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88年版，第215頁，“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研究者已指出，陳寅恪雖然在其論著中從未提到他從西方學者那里接受了什么思想或觀點，但從治學的路子看，他是受到蘭克學派影響的。這是研究陳寅恪學術思想不可忽視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注意到他深受本國傳統思想的浸染和影響。這包括很多方面，可以撰寫幾個專題來論述，這里我想只對他的家世淵源作一些分析，而著重談談陳三立的思想。

　　我們知道，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都是他們那一時代的改革者，深為中華民族受到外國侵略者的蹂躪而扼腕憤慨。陳寶箴作為地主要員，特別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后，任湖南巡撫，一種深刻的民族危亡感使他力圖振興實業，講求維新自強，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其子三立。父子二人熱心參與政治，但受到政治牽累，在百日維新失敗后受到革職處分。比較起來，陳寅恪倒是走著一條平靜的學者道路，長期不問政治。即使處于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動蕩年代，他似乎也力爭過書齋式的生活，搞他的與現實保持相當距離的中古史研究。

　　但這只是這位學者的表面現象。陳寅恪除了他的學術著作外，還寫有不少舊體詩。他的詩能熔鑄唐人李商隱與宋代江西詩派于一體，有其獨特的既深情又冷峻的標格。從這些舊體詩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覺到民族的前途，國家的命運，在這位學者心靈上所加的重壓。不過對于像陳寅恪那樣出身于書香門第，早年又留學歐美諸國，直接受過西方文化的熏陶，具有相當高深的中西文化修養的人來說，這種重壓不是表現為直接的吶喊怒吼，而是表現為冷靜、從容地對本土文化的觀察和體驗，對外來文化追求一種理性的比較和分析。這種學術心態是如何養成的？我想可以從陳三立的思想發展中得到一些線索。

二

　　陳三立在清末民初，一直以詩文名家，有盛名于東南。如1924年(民國十三年)，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陳三立七十二歲，正寓居杭州，徐志摩等特地從北平前往杭州，介紹他們兩位見面、合影。如吳宗慈《陳三立傳略》所說：“華、印兩詩人，各為其本國之泰斗，比肩一帖，接跡重洋，誠近代中印文化溝通之佳話。”(《國史館館刊》創刊號》)1925年，《甲寅》雜志第一卷第五號至第九號，刊載汪國垣（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將陳三立以“天魁星及時雨宋江”當之，可見當時人視之為執中國詩壇之牛耳。1936年陳三立已依隨陳寅恪移居北平。那年倫敦國際筆會曾邀請他和胡適與會，以胡代表新文學，他代表傳統文學，終因陳三立時年已八十四，不能遠涉重洋而止(參據鄭逸梅《藝林散葉》)。在后世一般人印象中，散原老人只是一個足跡僅涉山林、只以詩文自娛的詩翁，而不太了解他前半生還是一位站在時代前列、頗有新見的改革家。

　　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州(今江西修水縣)人。1853年(咸豐三年)生。這時其父寶箴已中辛亥(咸豐元年)恩科舉人，回鄉從祖父偉琳治團練，與太平軍作戰。咸豐十年，陳寶箴入都會試，落第，留京師。這年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入北京，火燒圓明園。陳寶箴飲于城中酒樓，遙望火光，拍案大號，盡驚四座。隨后他又參預曾國藩幕府，以軍功擢知府。陳三立少年時仍按照傳統的路子，讀書作文，應州縣考試，后即隨父長期在其湖南官署居住。1880年(光緒六年)，陳三立二十八歲，陳寶箴改官河北道，三立又隨行。1882年(光緒八年)回江西南昌應鄉試中式。1883年(光緒九年)，陳寶箴于上年由河北擢浙江按察使，卻因涉河北任內獄事罷官，復居長沙，三立又隨父到長沙。此后一段時期，與湘中諸名士游處。這時正值中法戰爭，于時政多有議論。如《郭嵩燾日記》光緒十年六月十五日記：“便過王逸吾、陳伯嚴。……伯嚴出示吳蓂階信，直謂粵防一無可恃，虎門天險亦甘心棄之，不料一時重臣，昏悖至于此極。”

　　1866年(光緒十二年)，三立三十四歲，春會試中式，但是年未應殿試，至1889年(光緒十五年己丑)才成進士，授吏部主事(見陳隆恪等《散原精舍文集》卷首識語)。因有感于清末官場腐敗，他雖想有所作為，但浮沉郎署，難有施展，仍然回長沙侍親。1890年(光緒十六年)十月，陳寶箴任湖北布政使。此年陳寅恪生于長沙。第二年，陳三立赴武昌寶箴官署。此時張之洞任湖廣總督，聚集一批洋務人才，購機器，辦工廠，興鐵路。陳三立與當時的新派人士汪康年等交游，在武昌等地觀看工廠，坐火輪車，又約為詩酒之會。三立雖未入張之洞幕府，卻常為其座上賓客。如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謂：“之洞督鄂之日，嘗聘三立校閱經心、兩湖書院卷，先施往拜，備極禮致”。易順鼎《詩鐘說夢》：“南皮師為海內龍門，憐才愛士，過于畢、阮。幕府人才極盛，而四方賓客輻輳。余與伯嚴，追逐其間，文酒流連，殆無虛日。”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薄注》記當時張之洞賓客分好幾等，“而梁晶芬、陳三立、易順鼎，位在一、二名流之間。”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因戰爭失敗引起進一步的割地賠款，這對知識界觸動極大。當時陳寶箴已由湖北改遷直隸布政使。馬關條約簽后，1895年5月，他曾致電張之洞，請誅李鴻章以謝國人。同年9月，陳三立至上海，與康有為、黃遵憲等會晤，參預籌備上海強學會事。梁啟超《創辦時務報源委》：“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倡捐一千五百兩為開辦經費。”（見《知新報》第六六冊)又吳德淵《致汪康年》：“二十八日午刻得手書，歡喜無量，當時即約黃公度、陳伯嚴、鄒、夏、葉諸君，集于學堂前廳，面酌此事。公度極佩公公會章程。……滬上同人勇躍如此，安知春夢不從此大醒，憤悶之馀，為之一樂。”(見《汪康年師友書札》)。

　　也就在這一年秋，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陳寶箴長期居于湘中，對當地民情甚為熟悉，又激于時勢風云，積極推行新政。陳三立此時也返湘，協助其父，并推薦梁啟超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云：“先是嘉應黃公度丈遵憲，力薦南海先生于先祖，請聘其主講時務學堂。先祖以此詢之先君，先君對以曾見新會之文，其所論說，似勝于其師，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許之，因聘新會至長沙。”(見《寒柳堂集》)此時湘中人才云集，如梁啟超、王闿運、黃遵憲、、皮錫瑞、熊希齡、譚嗣同等都密集長沙，討論時事，商議創設南學會事(見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又皮名振《皮鹿門年譜》：“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德宗銳意新政，湘省既設報館，興學堂，會嘉應黃公度遵憲任長寶道兼署臬司。元和江建霞標、宛平徐研甫仁鑄，相繼為學政。正月更與陳右銘中丞及子伯嚴、熊秉三、譚復生、戴宣翹諸公，創設南學會于長沙。留公居湘，延任學長。分學術、政教、天文、輿地四門，公主講學術，黃公度講政教，譚復生講天文，鄒沅帆講輿地。”南學會宣揚民權學說與科學思想，引起了守舊派極大的驚恐。王先謙自訂年譜光緒二十四年記：“陳右銘中丞寶箴△任湖南，余素識也。向以志節自負，于地方政務，亦思有所振興。會嘉應黃遵憲不為鹽法長寶道，與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齡合謀，延有為弟子梁啟超為新設學堂總教習。江標、徐仁鑄相繼為學政。學會、報館同時并興，民權平等之說，一時宣揚都遍，舉國若狂。”湖南變法，陳三立謀劃尤多，當時與譚嗣同、陶葆廉、吳保初有“四公子”之稱。如徐一士《一士類稿》：“(三立)其父右銘翁在湖南巡撫任，勵精圖治，舉行新政，丁酉、戊戌間，湘省政績爛然，冠于各省，散原之趨庭贊畫，固與有力。當是時，散原共譚壯飛、陶拙存(葆廉，陜甘總督模子)、吳彥復(保初，故廣東水師提督長慶子)，以四公子見稱于世，皆學識為一時之俊者，而陳、譚二公之尤著。”

　　但是正當湘省新政轟轟烈烈開展之時，八月份北京變法宣告失敗，清廷下令，陳寶箴父子均革職，且永不敘用。這是陳三立一生的轉折點。他隨即陪侍其父歸江西修水老家居住。三立為其父所寫行狀，以極沉痛的筆調描述他們這一段的生活情景：“往往深夜孤燈，父子相語，仰屋欷歔而已。”(《散原精舍文集》卷五《先府君行狀》)1900年，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西逃陜西，就在這世難亟變之際，陳寶箴在焦慮抑郁中去世。此后，陳三立移居南京，并經常來往于武昌、南昌、廬山、上海等地，雖然其間他曾一度與其家鄉江西修建鐵路事情，但始終遠離政治，以超然于世的詩人自許。只是他仍關心國家與民族的前途。1932年他住廬山，正值“一·二八”事變，日軍發動對上海的進攻，據吳宗慈《陳三立傳略》：“憶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閘北，滬戰遂作。先生居牯嶺，而日夕不寧，于郵局訂閱航空滬報，每日望報至，讀意，則愀然若有深憂。”而宗九奇《陳三立傳略》記此事，更謂：“每日望報至，至則讀，讀畢輒愀然形于色，郁郁不語。一日深夜，忽于夢中狂叫，喊殺日寇。”1933年秋冬，移居北平城中。1937年7月蘆溝橋炮聲起，日本侵略軍進城，八十五歲的老人不勝家國之悲，一氣之下，絕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