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所欲，盛世修典展長才

　　曾廣開：傅先生，我讀過一些研究您的學術思想的文章，有的認為稱您是考據學專家或者只稱許您在文獻學領域的成就與您國學大師的身份不般配，于是紛紛從“大文化”的角度來評說。我以為大可不必。文獻整理的工作，有哪一項不與“文化”有關？從“文化”角度來研究問題，難道就是呂祖點石成金的手指頭？戴逸先生分析晚清浙派時說：晚清，“傳統的考據之學在社會變動以及西方文化的撞擊中衰落蛻變，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學術即其嫡傳。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黃以周、孫詒讓、章太炎、王國維。”（《漢學探析》，見《清史研究集》第2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浙派“因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力求與西學溝通，其杰出代表能夠中西兼納，推陳出新，故其特點在創新。”（《吳、皖、揚、浙——清代考據學的四大學派》，《人民政協報》，1999年9月29日）傅先生所服膺的前輩學者陳寅恪、岑仲勉、聞一多，都是繼承這一學術傳統并與時俱進的杰出代表。作為浙派的傳人，您是學術界公認的具備文史哲通識的文獻學大師。正因為如此，隨著改革開放的日趨深入，盛世修書，眾望所歸，您相繼擔任《全宋詩》、《續修四庫全書》和影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主編，為新時期的中華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請您介紹一下這幾項浩大的文化工程的實施過程好嗎？

　　傅璇琮：我先來談談《全宋詩》的編纂經過。《全宋詩》是國家八五重點文化項目，也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規劃與資助的重點項目，由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承擔。1986年，該所邀請我來參與并擔任主編。我當時認為主編非錢鍾書先生莫屬，就和該所所長孫欽善教授一起去拜訪錢先生，力請錢先生出來主持這一重大工程。不料錢先生婉拒，說他只能自己寫書，絕不出門當主編，更不能掛虛名。于是，我只好勉為其難，承擔起主編的責任。

　　編纂一代詩歌總集，一是求其“全”，要網羅放軼，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二是求其“真”，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與唐代相比，宋代雖然立國僅比唐代長20多年，但存世文獻的數量，則數倍于唐代。《全唐詩》共收2200余人，約300萬字；《全宋詩》所收詩人達8900余人，近4000萬字。清康熙年間編纂《全唐詩》，借鑒了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統簽》、清初季振宜的《全唐詩》稿本、明代吳琯《唐詩紀》等大型總集，又有宋代以來的許多文獻研究成果可以參考。但《全唐詩》的缺收和重出誤收，仍有數千例，小傳也是錯誤百出，至今為人詬病。《全宋詩》是篳路藍縷的工作，幾乎沒有任何依憑，必須依賴現存的600多種別集，并廣泛采集各種選集、類書、方志、筆記、詩話，以及家乘、族譜、書錄等各類圖書，去搜集大量單篇零句。于是，書籍的搜羅，底本的選擇，佚詩的輯錄，異文的校勘，真偽的甄別，以及作家生平事跡的考訂，千頭萬緒，一一須從頭做起，其難度可以想見，我的確感受到沉重的壓力。

　　為了避免重犯《全唐詩》的錯誤，《全宋詩》主編委員會制定了一個科學而又切實可行的編纂體例。首先，在時代斷限上，皆以是否宋詩為準。凡五代人入宋后有詩者，將其入宋前所作之詩一并收錄；凡宋亡以前有詩者，將其入元以后所作之詩亦一并收錄。其次，皆以作者生年先后為序。生年無考者，則或參以登第、仕履之年，或參以其親屬、交游之有關年代，或就其詩作推其大致生活的年代，據以編次。郊廟朝會歌辭與時代無考者之詩，另立專卷，置于卷末；神鬼依托之詩，則暫附闕如，將來編入《補編》。第三，詩人小傳敘其生卒年代、字號、籍貫、科第、主要仕履、封贈、著述等，務求明白無誤，并一一注明出處，以征其信。第四，在編卷方法上，一以詩章多寡為準。凡據別集、總集收入者，為存原本舊貌，悉仍其舊；雜取諸書者，約略50首左右編為一卷。第五，在具體詩的編排上，輯得之詩，先整句，后零句，后存目。詩、句一般各以有題者居前，無題者居后；有題、無題兩類中又略以出處成書先后為序。末皆詳注出處，包括時代、著者、書名、卷次；一時難明出處者，則標明轉引之書。一詩為諸家所錄者，則選擇其中時代較早、記錄完整、文字較勝者為其出處。另外，考慮到宋代詩歌保存、流傳的實際狀況，成集之作必考察版本源流，選擇善本、足本為底本。確定有價值的本子為參校本，并于詩人小傳之后專段敘述版本依據。凡輯錄之詩，出校以校是非為主，兼校異同。關于輯佚，暫時劃定范圍，集中在宋元詩話、筆記、類書、總集、方志，《宋詩紀事》和《宋詩紀事補遺》所引書，敦煌遺書及佛藏中《語錄》、《燈錄》等現存文獻中去搜尋。

　　我和《全宋詩》的全體編輯人員，經過12年的艱苦努力，《全宋詩》正編共72冊，于1999年全部出齊。這是迄今中國最大的一部斷代詩歌總集，收詩人8900余家，總字數4000萬。它的編成問世，使宋詩這一巨大的冰山浮出海面，世人得窺有宋一代詩歌全貌，也給當代及后世治古代文化、歷史、思想、政治、民俗種種學科的研究者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曾廣開：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宋詩則是宋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全宋詩》的編纂，可以說是完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項浩大的基礎建設工程。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部書也難免出現一些錯失。前修末密，后出轉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全宋詩》也會進一步完善與提高。從文獻學的角度看，陳尚君先生在《斷代文學全集的學術評價——〈全宋詩〉成就得失之我見》的評價非常準確，他說：“《全宋詩》的成就，我想特別指出以下幾點。一是首次完成了宋一代詩歌的全面結纂，為有文集的作者補充了大量集外詩，對9000多位無集作者作了詩作的首次匯集。二是對所有宋人別集中的詩歌作了認真校理，一般都曾利用了傳世的主要善本，作了全面的校勘。各集整理都有文本交待，且一律保存別集原編的先后次第，從而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的信息，如北宋諸集中詩，分古近體后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后寫作的次第，對學者考定作品系年和寫作動機，是極重要的線索。三是所有散見作品都說明文獻來源。四是為近萬名作者作了生平勾勒，并說明依憑，雖不完備，已很可貴，因為其中絕大部分作者此前沒有任何研究基礎可言。五是對部分作品的作者歸屬、真偽歧異、題序及本文有顯著別本等情況，有所考按和甄辨。”我想，《全宋詩》編纂的體例及成就得失，對于匯集古代某一朝代的詩文總集這樣的文化建設工程來說，無疑具有重大的借鑒作用。

　　傅先生，續修《四庫全書》是學界企盼已久的事情。但一般讀者對其原委不甚了解，請您詳細介紹一下。

　　傅璇琮：《四庫全書》是清乾隆時期完成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乾隆下詔令各省征集歷代及本朝圖書。翌年二月，清政府組織了當時在各學術領域中最有成就的360位學者，由紀昀等擔任總纂官，歷時10年編纂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大型叢書《四庫全書》。由于它收錄了乾隆以前的重要文獻典籍，因此成為后世學人了解先秦到清前期共二千多年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典籍。

　　然而，由于《四庫全書》成書的特殊背景，使這部巨著存在著無法彌補的缺憾：一是寓禁于征，在整個征集圖書的過程中，凡是認為有“違礙”、“悖逆”的文字，概予摒棄，直至銷毀。在修纂過程中，約共毀禁書籍3000種，幾乎與《四庫全書》的數量接近；二是刪改原文。凡是被認為對金、元、清人有詆毀侮辱處，則多加改篡，甚至成段成篇地刪除。另外，由于社會條件限制，當時民間的許多善本藏書并未被訪征到，再加上編纂者的學術偏見，一些應該選錄的優秀著作沒有入選。所以，20世紀以來，學術界重修《四庫全書》的呼聲始終不絕于耳。但由于社會一直不穩定，各方面條件不具備，只好不了了之。1980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比較發展，社會比較穩定，學術也比較繁榮，時機終于來臨。從《四庫全書》到《續修四庫全書》，僅僅是多了兩個字，卻包含著巨大的時代變遷，體現了一個國家傳承民族文化的神圣責任。

　　1993年，一些研究《四庫全書》的學者，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單位開始策劃出版《續修四庫全書》。1994年7月4日，成立了由出版界、圖書館界、學術界以及投資方深圳南山區的代表共同組成的工作委員會，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宋木文、副主席伍杰統籌《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組成了王世襄、任繼愈、侯仁之、徐蘋芳、張岱年、戴逸、饒宗頤、錢存訓、王振鵠等著名學者的學術顧問班子，推舉顧廷龍先生和我擔任主編，李致忠先生擔任常務副主編。

　　《續修四庫全書》沿襲《四庫全書》體例，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總共收書5213種，比《四庫全書》增加51%，用綠、紅、藍、赭四色裝飾封面，精裝1800冊，每冊平均700頁。為保持古籍原貌，全部采用影印的方式。其中補選之書主要是被《四庫全書》遺漏、摒棄、禁毀，或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的圖書；也有部分《四庫全書》已收而版本殘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書籍；還首次把曾備受四庫館臣鄙視的小說、戲曲收錄進來，如馬致遠、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孔尚任等人的傳世名劇和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記》、《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紅樓夢》均被收入。續選之書中既有清代中期以紀昀、戴震、翁方綱等人為代表的乾嘉學派的著作，也有清代后期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為代表的“新學”著作。此外，新從海外訪回而合于本書選錄條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編的竹簡帛書也酌予選收。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為四庫館臣所未見。這是繼18世紀清朝編修《四庫全書》后，又一次在全國范圍內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大規模的清理與匯集。

　　在《續修四庫全書》編纂的那八年間，我一直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大家知道，《四庫全書》是官修，而《續修四庫全書》則完全是民間行為。《續修四庫全書》工作規模浩大，需巨額投資，雖有主管部門支持并被批準為國家重點出版工程，但國家并不投資，政府主管部門也不直接出面組織，整個工程基本屬于“民間運作”。如果沒有專家們的無私付出，沒有全國100多家藏書單位的傾力協助，那真是個“想也不敢想的文化工程。”以前的《四庫全書》是滿清皇帝做的，現在則完全是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做的，現在終于做成了這樣一部大書。我們總算對當代、對后人，做了一件意義重大的事。

　　曾廣開：這部書的完成，整個學術界也都感到驕傲。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稱之為“功在當代，澤及后世”的盛舉。他說，《續修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相配套，構筑起一座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型書庫。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對保存、研究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必將產生重大影響。（《人民日報》2002年5月10日）

　　《續修四庫全書》的出版，推動了四庫學研究的深入和《四庫全書》的繼續出版，商務印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重新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并請您與任繼愈先生擔任編纂委員會主任，這是新世紀又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請您談談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有何重要意義？。

　　傅璇琮：臺灣商務印書館于上世紀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據此本在內地印行。文淵閣《四庫全書》印出后，確為教學、研究帶來很大的方便。現在北京商務印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又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四庫全書》的編纂，文津閣本是北方四閣本中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淵閣本成書有三年之久，這其中當會有所正補。除北方四閣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寫三份全書，分別庋藏于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應當說，這七部書，保存最穩妥的還是文津閣本。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視，其他三閣本曾分別據文津閣本加以抄補。如1917年，時尚貯存于清內務府的文淵閣本，經檢查，有9種書缺佚，共缺23卷，就據文津閣本補抄。1934年，藏于沈陽的文溯閣本，也發現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據文津閣本補抄了《揮麈錄》等三書。至于杭州文瀾閣，被毀后則據文津閣本補了更多。可見文津閣本在歷史上已起了相當大的文獻補輯作用。也正因如此，20世紀前期，文津閣本就受到學者的重視。1920年，前輩知名學者陳垣就曾親自對文津閣本進行清查，還細閱文津閣本所收書的提要，發現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不少差異，因此與幾位學者共同撰寫《景印四庫全書提要緣起》一文，建議將文津閣本的提要匯集影印出來。這可以說是提議影印文津閣本的首例，至今已有80多年。

　　遺憾的是，文津閣本以善本貯存于圖書館，不對外開放，一般研究者無法借閱，因此長時期來對文津閣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閱而研之。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圖書館研究員楊訥先生提議并主持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與文津閣《四庫全書》原書核對錄異的工作。核對從集部開始，后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據該書統計，文淵閣本集部共收書1273種，其中與文津閣本有差異的有788種，而宋代詩文集，文淵閣本失收、可據文津閣補入的，有1160條，涉及118種書。例如前些年四川大學古籍所編纂《全宋文》，曾據文淵閣本所有輯錄，但當時還未能檢閱文津閣本。據臺灣學者黃寬重復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還有394篇。又據黃氏校核，文津閣本還可補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禮校輯本汪元量《湖山類稿》22條。可見文津閣本對我們現代從事古籍整理與專題研究，將提供前所未有的豐富資料。

　　文津閣本可補正文淵閣本，文淵閣本也可補正文津閣本。文津閣本全部印出，必將再次推動四庫學的研究。

　　曾廣開：我們知道，《四庫全書》編成后，前后抄成正本7部，此外，翰林院有一部“副本”。今僅有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淵閣本存世。文瀾閣本在歷史戰亂中散失三分之二，后配補三次始齊，亦為全本，今存杭州。最近，文瀾閣本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請您再談談文瀾閣本的情況。

　　傅璇琮：文瀾閣《四庫全書》也具有其它幾個現存的《四庫全書》版本不可代替的價值。《四庫全書》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編纂完成的。總共抄了七部正本。北方四閣都是宮廷藏書，不準他人抄閱。乾隆考慮到江浙一帶是人文中心，許多人很愿意看書，為了使《四庫全書》廣為流傳，南方三部分別藏于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允許普通士子去借抄。應當說，這是我們中國文化事業的一大創舉，客觀上起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作用，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

　　文瀾閣《四庫全書》開放以后，當時浙江有不少學問家都到文瀾閣來看書、抄書。后來遭受戰亂，文瀾閣的書散佚許多，自然有許多學者來校書、增補，文瀾閣本才能得以恢復舊觀。特別是光緒年間，丁氏兄弟從各個藏書樓借書抄補，其中有許多善本，其文獻價值，有不少高于他處《四庫全書》所收的版本。如元人辛文房的十卷本的《唐才子傳》，到明代中葉以后就失傳了，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已經沒有這部書了，當時只能從《永樂大典》里輯錄出來，這也很了不起了。可是，原書記錄的是398位作家，《永樂大典》里卻只有二百幾十位。所以乾隆時期修書，《唐才子傳》是不全的。慶幸的是十卷本的《唐才子傳》在元代流傳到日本，一直保存完好。晚清時，有學者從日本把十卷本的《唐才子傳》傳過來，丁氏兄弟就把它都補抄在文瀾閣《四庫全書》里。就這部書來說，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是沒有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則是全的，是其它幾部所不能代替的。顧志興先生在其《文瀾閣與四庫全書》中舉了好些例子，包括史部里面的、集部里面的，有的書在別的地方殘缺了，失傳了，只有文瀾閣本里面補充了好幾卷，特別是明朝的一些文集，有好幾種在文瀾閣里是全的。

　　前幾年，浙江圖書館編了個浙江圖書館《善本書目》（2002年）。這本書后面曾經有個目錄，是文瀾閣《四庫全書》一覽表。它把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分成三部分：一是原抄，就是《四庫全書》保留的原抄部分；另外就是丁抄，就是丁氏兄弟補抄的；還有錢抄、張抄，就是后來民國時期補抄的。我認為：把丁氏兄弟補抄的部分版本做進一步研究，與文淵閣、文津閣仔仔細細地比較一下，這樣我們就能夠發現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價值到底怎么樣。現在大家還看不到，我想等到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印出來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好的東西了，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促進整個《四庫全書》的研究。

　　曾廣開：傅先生，我知道，盡管您現在年事已高，卻依然承擔著許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如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的《中國古籍總目》擔任主編，又為浙江寧波市級文化建設項目《寧波通史》擔任主編。我衷心地祝愿您健康長壽，能夠帶領學術界同人在文化建設上取得新的成就。我代表《中國文化研究》編輯部，再次感謝您多年來對我們刊物的支持，謝謝您接受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