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才俊，負笈京華苦追尋

　　曾廣開：傅先生，您好！我受《中國文化研究》編輯部的委托，就有關學術問題向您請教。據我所知，您是新中國成立后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繼而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您在青少年時期，是否就有獻身學術研究的志向呢？

　　傅璇琮：說起來話長，從我1951年離開家鄉寧波來北京求學，轉眼已經57年了。我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市。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寧波因為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與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是舊中國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我父親年輕時曾在當地教會學校接受過一些基礎教育，為養家糊口，后來到南京一家營造公司做小職員。依靠父親微薄的收入，母親帶著我和三個妹妹，勉強可以度日。

　　抗日戰爭勝利后，寧波中學才得以從浙江東陽遷回寧波。由于剛經過戰爭，校舍破爛不堪，經費嚴重不足。學校于1946年春季開始恢復招生，我恰好前一年小學畢業，就報考了寧波中學。當時寧波中學是浙江省立中學，具有非常好的教育傳統，加上公立學校費用較低，吸引了寧波與周邊幾縣的考生，競爭相當激烈。我有幸考進寧波中學，對我今后的發展至關重要。我的國文老師呂漠野很有才華，會寫新詩，課也教得好；還有校長錢念文先生，講授近代歷史課，他思想開明，視野廣闊，學生深受啟發。特別是呂漠野先生常常根據夏丐尊、葉圣陶等主編的《開明少年》雜志的征文活動來安排作文訓練，使我的作文提高很快，好幾次參加征文投稿，都被采用，發表在《開明少年》上。那時刊物稀少，作為一個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能夠公開發表文章，自然非常興奮，愈來愈增強了對文學的興趣。

　　曾廣開：您少年時期才思敏捷，天分極高。我讀過您在中學階段寫的文章，覺得比現在很多高考文科狀元要好得多。如果你從事文學創作，一定會成為優秀的作家，可您后來卻專注于學術研究。您早年在寧波中學的學習經歷，對這一選擇有什么影響嗎？

　　傅璇琮：我那時性格內向，喜歡讀書，喜歡歷史、國文，受當時風氣影響，喜歡讀翻譯小說，特別是高爾基的短篇小說，自己有時也學著寫些小說。當時的開明書店有個規定，就是學生的稿件采用后，不用現金付稿酬，而是寄贈開明書店的購書券。我當時攢了些購書券，去書店購書。看到復旦大學朱東潤先生寫的《張居正大傳》，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立即買下這本400多頁的書，一口氣讀了一遍。盡管我當時未必能夠完全理解這部書的內容，但書中優美的敘述、精彩的對話，特別是張居正那“一個受時代陶镕而同時又想陶镕時代底人物”的形象，使我深深感動，從此我又對史傳文學產生了興趣，一發現朱東潤先生所做的人物傳記，就千方百計找來閱讀。這對日后從事學術研究也許是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對我上大學時選擇報考中文專業有著直接的影響。

　　曾廣開：我現在重讀您二十多歲時所做的文章，仍深為您深厚的學術功底所折服。您在清華、北大讀書期間接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尤其是傳統國學研究的學術訓練，這對您后來的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幫助。您的經歷和體會，對我們這些后學應該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好嗎？

　　傅璇琮：我是1951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的。眾所周知，民國以來，清華研究院相繼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大師執教，開創了現代學術研究的新風氣。當時的清華，是每一個學子向往的地方。我在清華中文系讀了一年，由詩人陳夢家先生教語言文字概論，李廣田先生教文藝學引論，王瑤先生教國文，幾位先生的風采至今還時常在腦海中浮現。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清華變成單一的工科大學，北大為文理科綜合大學。這樣一來，我在大學二年級時又轉到北大學習。當時的北大中文系，匯集了國內眾多一流的學者，成為學術研究的中心。如從清華來的吳組緗、浦江清、王瑤、馮鐘蕓、郭良夫等先生，從燕京大學來的高名凱、林庚、林燾等先生，從中山大學來的王力、岑麒祥、袁家驊等先生，加上原來北大的楊晦、魏建功、游國恩、周祖謨等先生，一時間名家薈萃，幾乎每一門基礎課都由國內頂尖的學者執教。特別是中國文學史，由游國恩先生講授先秦兩漢文學，林庚先生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浦江清先生講授宋金元明清文學，王瑤先生講授“五四”至1949年的現代文學。與現在的本科教學相比，那時的課程比較少，但“中國文學史”分量很重，每周六節課，整整上四年。那時的高年級學生，常常在老師的帶領下從事一些學術課題的研究，尤其是參加一些有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耳濡目染地受到大師們學術的沾溉，開始進行科研的訓練，打下了堅實的學術研究的基礎。

　　曾廣開：傅先生，您后來在北大留校做助教，主要是協助浦江清先生從事宋元明清文學史的教學輔導工作，雖說您跟隨浦先生僅有兩年多的時間，但您對古典文學的認識，以及您的治學方法，尤其是您后來對文學史的看法，似乎都受到浦先生和其他幾位前輩學者的影響，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

　　傅璇琮：清華、北大有著良好的學術氛圍，有許多卓有成就的國學大家。而且大多沒有門戶之見，希望學生能夠兼收并蓄，取眾家之所長。但由于每個人經歷、知識結構、性情、趣味、志向不同，會對某一位大師情有獨鐘，在學術研究中更多地接受其影響。比較而言，我在治學上偏重文史互證的路子，一直強調從整體出發來進行研究，從遠祧陳寅恪、聞一多的學術傳統的角度來看，我更多地接受了浦先生影響。但由于浦先生性格灑脫，頗有魏晉之際的名士風范，我卻比較內向，沉默寡語，與浦先生的不拘小節、任性自然有所不同，很難亦步亦趨地規模浦先生行事的風格。記得我剛留校時，去請教浦先生：“當年您在清華給陳寅恪先生當助教時是如何向他學習的？”不料浦先生說：“陳先生學問太高，我們不敢學，那時還是我們一些年輕助教一起談學問，其實也就是談談最近讀了什么書，這部書寫得怎么樣，看過了就互相議論，沒有看過就回頭趕快找來補上。”這番話我當時印象深刻，覺得應該完全照著做，于是就和教研室的幾個年輕助教、研究生經常在一起探討學問。如今回想起來，自己沒有完全理解浦先生的話中深意，如果自己勤奮努力，向老師請教真正的學術問題，老師怎么會吝于賜教呢？當然，我那時也認識到自己的性格特點，除了努力向浦先生學習外，盡量吸收幾位授業師長的長處。

　　游先生是楚辭研究的權威，他二十幾歲時做的《楚辭概論》，就被魯迅先生《漢文學史綱要》一書列入參考書目中。無論是他的楚辭研究，還是他對漢魏六朝樂府、白居易和清代戲曲家洪昇的研究，都具有實證的嚴謹之風。他的《離騷纂義》、《天問纂義》所體現的對研究資料的廣搜博采，以及通過探幽發微的考證彰顯出透辟的見解，這一直是我努力達到的一種學術境界。林庚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又是名著一時的詩人，他的學術研究既有頗見功力的文史考辯，又有充滿詩人氣質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善于從宏觀的角度考察一代詩風。林先生在唐詩研究方面提出的最著名的論點是“盛唐氣象”。他的楚辭研究也頗有心得。我一直主張從歷史文化的層面來研究文學，強調從整體出發進行“群體”研究，特別是我認為學術論文的寫作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平靜的描述，而是要體現作者內在的情感與強烈的人文關懷，這樣才能達到陳寅恪先生提倡的對研究對象的“了解之同情”。所有這些，都可以說我自覺地接受了林庚先生的影響。浦江清先生是吳宓先生的弟子，畢業于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同時精通國學與哲學，曾在清華研究院擔任陳寅恪先生的助教。他受王國維、陳寅恪等大師的影響，致力于文史考證，主張在一般學者忽略之處深入鉆研，發前人所未發。如《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八仙考》、《花蕊夫人宮詞考證》等，多有創見。其后又受聞一多、朱自清先生的影響，主張精讀原著，結合前人的成就，融會貫通。王瑤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在古典文學領域也是成績卓著。從他的《中古文學史論集》、《陶淵明集》和有關魏晉文學的論述中，不僅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獻功底，而且可以感受到他視野的廣闊，注重歷史文化與文學互動聯系，這也是聞一多、朱自清等先生有意倡導的新的研究思想的體現。

　　從1951年秋季進入清華學習，到1958年春季離開北大，這七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日子。如果沒有前輩學者的教導，很難想象我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