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審密察”，踵武前賢成果碩

　　曾廣開：“十年動亂”期間，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受到沖擊。一大批學有專長的學者，被逐出科研機構或高等院校，放逐到“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您當時也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難，是什么信念支撐您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呢？

　　傅璇琮：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時我雖已免除“右派”的帽子，但仍受到沖擊。后來我被安置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改造，其間種種非人折磨，至今憶及仍心有余悸。但對一個讀書人來說，最大的痛苦還不是身體的折磨、生活的困頓，而是剝奪了你讀書的權利，讓你對人生甚至對生命失去信心，精神上遭受更大的折磨。好不容易等到1974年，我才離開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參加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當時負責《宋史》點校本的編輯。七年多的時間，就在動亂中被耗掉了。說實在話，當時的局勢，普通百姓一時難以看明白。但人們一直保持著一個信念：那就是相信共產黨。所以，我也堅信，共產黨不會割斷歷史，思想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傳統文化，總要有人來做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盡管環境是如此的險惡，我還是找機會讀讀書，將自己的思路理清楚，等待時局的好轉。

　　作為《宋史》的責任編輯，我細致地通讀了《宋史》。這對我日后主編《全宋詩》，應該說有很大幫助。特別是閱讀歷史文獻，使我加深了對傳統的文史互證的治學方法的理解，認為文學研究也應該是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或文化史的批評。

　　曾廣開：1978年底，您完成了《唐代詩人叢考》，這是您的第一部專著，它體現了您對唐代文學什么樣的認識？

　　傅璇琮：“文化大革命”前，我曾為王仲聞先生點校的《全唐詩》寫過一個《點校說明》，這是我涉足唐詩研究領域的開始。通過閱讀《全唐詩》，參照文學史的有關論述，我發現通行的幾種文學史著作缺乏史的敘述，而是像一個個作家評傳、作品介紹的匯編。受西方文藝理論家丹納《藝術哲學》的影響，我覺得應該從文學的整體出發來研究唐代詩歌，要研究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不同流派的作家群。具體地說，應該以某一發展階段為單元，敘述這一時期的政治和經濟，這一時期的群眾生活和風俗特色。為什么我們不能這樣來敘述，在哪幾年中，有哪些作家離開了人世，或離開了文壇，而又有哪些年輕的作家興起？在哪幾年中，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們有哪些交往，這些交往對當時及后來的文學具有哪些影響？在哪一年或哪幾年中，文學創作的收獲特別豐碩？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學創作又是那樣的枯槁和停滯，這些又都是因為什么？

　　我當時設想通過編年體的形式來研究和敘述文學史，但要實現這種構想，必須從積累材料著手，先編唐代文學的編年資料，同時為每一個有成就的作家撰寫比較信實可靠的傳記。所以，從上世紀60年代初，我就開始積極準備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在閱讀《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文藝傳》、《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文獻記載時，不斷地發現其中存在不少缺漏和錯誤。這些錯誤，卻一直為一些文學史著作和唐詩選本所沿襲。這種情況，使我對作家事跡考辨的工作發生了興趣，并由此搜集了有關的資料，重點考證了肅宗、代宗時期作家的事跡，間或論其創作。我認為，過去對大歷時期的研究是不夠的，簡單地給大歷詩風貼上形式主義的標簽更是武斷的。大體上說，大歷詩人可以從地域上劃為南北兩個風格不同的群體，許多詩人都存有反映現實的詩歌作品，其創作直接開啟元和時期的韓孟、元白兩大詩派和眾多的元和詩人。

　　1974年回到北京后，我就集中精力進行這一課題的研究。1978年底完成這部著作，等到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時，已經是1980年元月了。

　　曾廣開：近來許多評論者從文化學的角度給予這部書極高的評價。我認為，盡管您自己也主張“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這部書也體現了您對唐代文學研究的整體思考，您提出要注意研究中小作家、注意從地域和群體的角度來理清唐代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均為創見。但這些都不必與文化學攀扯關系。這部書應該說是一部比較純粹的文獻學專著，書中資料豐富，不僅有許多細密的考訂，還詳細論述了這批中小詩人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正如錢鍾書先生稱贊的那樣：“其精審密察，功力更勝于《江西詩派》之僅以淵博出人頭地者。”也就是說，您對考據方法的運用已經達到浙派“通貫”的境界，能夠用通識的眼光統攝考據。一般說來，學術研究的目的，要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或者揭示歷史演進的成因。文獻學研究重在還原歷史真實，其本身就具有歷史文化的品格。不知道您是否認可我這種理解。另外，從學術演進的歷程看，我認為這部書具有引領學術風氣的作用，其示范作用遠遠超過了論著本身的研究價值。誠如同門學長蔣寅教授所說，您應該屬于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二代學者，“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時，第一代學者早已凋零大半，殘存者也是劫后余生，心衰力竭，尚未恢復學術元氣。第二代學者大多剛剛起步。這部專著的問世，猶如空谷足音，不僅預示著一個新的學術局面的到來，更以其上乘的學術品位成為第三、第四代學者效法的典范。

　　傅璇琮：我非常欽佩聞一多先生對唐代詩歌所做的藝術分析，希望在繼承乾嘉學派考據傳統的同時，能夠具有陳寅恪、聞一多先生等的通識，把考證與作家思想、創作道路、作品分析、時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對傳統的治學方法不僅要繼承，還要有所突破，才能適應新時期學術研究的需要。

　　曾廣開：1984年，您出版了《李德裕年譜》，后來又出版了《李德裕文集校箋》，這兩部著作，都是文獻學的典范之作。您有意識地通過文獻的梳理，逐步解決唐詩研究的一些重大問題，選擇研究李德裕，表達了您對中晚唐文學的基本觀念。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好嗎？

　　傅璇琮：我在研究中唐詩人的同時，認識到唐朝中后期對時局影響產生重大影響的“牛李黨爭”應該給予高度重視。中晚唐文學的復雜情況，需要從“牛李黨爭”的角度加以說明，而要研究“牛李黨爭”，最直接的方法則是研究黨爭的核心人物李德裕。

　　唐代的“牛李黨爭”發生在九世紀的前半葉，也就是唐朝的中后期。牛黨的首領是牛僧孺和李宗閔，李黨的首領是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閔、李德裕三人都曾任過宰相。兩黨的一些重要成員，也有的作過宰相，有的擔任過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職。因此，他們之間的斗爭，必然會對當時的政治產生重大影響。怎樣來區分牛黨和李黨？用什么標準來評判這兩黨的功過是非？過去，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提出過一種說法，說牛黨重進士科，李黨反對進士科而重門第；李黨代表兩晉、北朝以來的山東士族，牛黨代表唐高宗、武則天之后由進士詞科進用的新興階級（《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這一說法過去在史學界很有影響。但這種僅僅以對進士科舉的態度來作為劃分兩種不同政治集團的標志，在理論上是難以說通的，在實際上也不符合客觀材料。進士科唐初就開始實行，到這時已經經歷了200年，為什么到這時偏偏發生了牛李兩黨的爭論呢？李德裕固然不是進士出身，但李黨的其他重要成員很多是進士出身的。牛僧孺是隋朝貴族大官僚宰相牛弘之后，李宗閔是唐朝的宗室，論門第都要比李德裕顯赫。所謂牛黨重進士，李黨重門第，這種傳統說法看來是不能成立的，現在有些歷史學家已不主張此說。

　　牛李黨爭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它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它也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力之爭，而是兩種不同政治集團、不同政見的原則分歧。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藩鎮割據。藩鎮與中央政權的矛盾，是當時統治階級中的主要矛盾。李德裕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中央集權的。會昌年間他當政時，力排眾議，堅決主張對擁兵擅命、盤據澤潞的劉稹進行軍事討伐，就是明顯的例子。與此相對立，大和五年（831年）牛僧孺為相時，盧龍節度使李載義被部將楊志誠所驅逐，楊志誠擁兵自立，牛僧孺卻是姑息偷安，承認這一既成事實。宦官專權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敗的又一表現。宦官主持了好幾個皇帝的廢立，操縱朝政，并且直接與一些朝臣勾結。李德裕是主張抑制宦官的權力的，他在抗擊回紇、平定劉稹的戰爭中，不許宦官干預軍政，加強了將帥的權力，使得指揮統一，保證了戰爭的勝利。他在會昌時的一些舉措，都可看出是主張抑制和削奪宦官干政的。而李宗閔等人，就是由于依靠宦官的幫助，才得以排擠掉李德裕而做上宰相的。唐朝中后期，西北和西南邊防相當緊張，經常受到回紇、吐蕃和南詔的侵擾。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間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整頓巴蜀的兵力，成績斐然，并使得淪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門戶維州歸附唐朝；而這時牛僧孺為相，卻執意放棄維州，結果是平白丟掉重要的邊防重地，并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隸主貴族殘酷的報復性殺戮。在對回紇的戰爭中，李德裕主張積極鞏固國防，保護邊疆地區的正常生產，在此基礎上與一些有關的少數民族政權保持和好關系；而牛僧孺則一味主張退讓，所執行的完全是一種民族投降政策。佛教在唐中期以后大為發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廢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通鑒》卷223）。李德裕明確指出，釋氏之教“殫竭財力，蠹耗生靈”（《祈祭西岳文》）。他贊助武宗禁佛。當時還俗僧尼四十一萬多人，充作國家的兩稅戶，收寺院良田數千萬頃，有的分給“寺家奴婢丁壯”耕種，有助于農村生產的發展。但宣宗即位，牛黨白敏中等人執政，馬上宣布興佛，恢復佛教勢力。由此可見，李德裕的一些在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主張和行動，在歷史上是進步的，他是一個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為的政治家。

　　牛李黨爭對于當時的文學也有很大影響，尤其與當時一些作家的政治態度和身世遭遇直接有關。中晚唐文學上的幾位大家，除了韓愈、柳宗元因去世較早以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紳、李商隱、杜牧，都牽涉到黨爭。另外如李翱、皇甫湜、孫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到這一斗爭。以白居易和元稹為例，元稹的某些方面是被人忽略的。他由江陵召回不久，在起草貶令狐楚為衡州刺史的制詞中，指責令狐楚在元和時“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這兩句是說令狐楚附和李逢吉，阻撓對淮西的用兵，又巴結權臣皇甫镈，排斥裴度等賢臣。李逢吉正是李宗閔、牛僧孺等人早期的庇護者。元稹后來又直接與李宗閔發生沖突，指斥李宗閔等人利用科場弊端，為貴要子弟考取進士而奔走說情。據說元稹為此事起草的詔令，使李宗閔等朋黨之徒切齒痛恨。正因如此，牛黨人物把元稹視為李德裕一黨，屢加排斥。白居易的妻子是牛黨骨干楊汝士從父之妹，正因為他與楊家有姻親關系，就在文宗一朝牛李斗爭激烈之際，他主動請求出居洛陽，過著安閑不問世事的生活。白居易后期之所以未能寫出如前期《新樂府》、《秦中吟》那樣的詩篇，與他的這種不問是非、消極逃避的政治態度極有關系。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說元稹是李黨，白居易是牛黨，但如果脫離牛李黨爭的現實，元、白政治態度的變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釋。

　　因此，在《李德裕年譜》中，我緊緊圍繞“牛李黨爭”這條主線展開，希望通過李德裕一生事跡的考訂和歷史功過的評述，讓讀者可以了解到當時的社會矛盾、政局變動，并折射出當時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學創作的基本風貌。而對牛李黨爭性質的正確評價，將有助于對當時一些作家政治態度和作品思想內容的研究。

　　曾廣開：這部書的出版，立即得到學術界的好評。您對“牛李黨爭”的看法，深化了這一課題的研究。但我也看到許多人讀了您的書，沒有進一步思考，把您的結論教條化，簡單劃線，一味地褒揚李黨，貶低牛黨。古來黨爭，情況復雜，有君子間的政見之爭和意氣之爭，也有君子與小人之爭，更有小人之間的互相爭斗。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程千帆、周勛初先生指導下研究元和時期的詩歌，也頗為重視您的《李德裕年譜》。我曾系統地研究過這一時期的歷史文獻，發現以前被劃入牛黨的也不全是保守昏庸之輩，其中頗有些才俊之士，牛僧孺就是謙謙君子，頗為時人敬重。我的同門學長程奇立教授（筆名丁鼎）后來出版了《牛僧孺年譜》，對于“牛李黨爭”提出過一些耐人尋味的看法，對牛僧孺的政績也有許多肯定之處。另外，誠如業師卞孝萱先生所言，“牛李黨爭”應該是“二李黨爭”（詳見1993年第3期《“牛李黨爭”正名》一文），牛僧孺并非黨魁。我認為：牛李黨爭開始應該是由政見之爭摻雜上意氣之爭，最后才演變成不問青紅皂白的派系傾軋。然而，所謂“牛李黨爭”，其影響主要是集中在武宗、宣宗兩朝，并與君主更替、皇權移易、時局變化有著密切關聯。元稹、白居易、韓愈、李紳等在憲宗元和至敬宗寶歷年間盡管也遭遇黨爭傾軋，但與后來的“牛李黨爭”不是一回事。元稹在做翰林承旨學士時利用往日與同年、同門以及同僚的親密關系，互相援引，形成一個頗有勢力的政治集團。元稹的政治主張有許多地方接近李德裕，但元稹決非李黨中人，此時的李德裕卻可以說“元黨”中人。長慶元年（821）制科案不僅是日后牛李黨爭的起因，也造成了元稹與裴度的失和。元、裴二人隨即又因幽、鎮罷兵之事政見不同加劇了沖突，李逢吉乘機玩弄權術，借“于方”案使裴度、元稹二人同時罷相，將二人排擠出朝廷；李德裕也受排擠，出為浙西觀察使。裴度屬下的韓愈與元稹的好友李紳也受李逢吉愚弄，因“臺參”事失和，李紳也差一點被擠出朝廷。不久，元稹好友李景儉醉后使酒怒斥李逢吉，被遠貶漳州，溫造、獨孤朗、李肇、王鎰亦受累被貶，馮宿、楊嗣復受累罰俸。李紳等人，再加上先前被貶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在翰林院的蔣防、龐嚴，都可說是元稹的至交。他們有的與李德裕相善，有的卻和牛僧孺相善，或者如李紳這樣的人與牛僧孺和李德裕二人關系都非常好。所以說，并非所有的士大夫都卷入“牛李黨爭”。即使是有些人受到政敵的打擊，不一定就是“李黨”“牛黨”之間的朋黨傾軋，也許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文宗大和三年后，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都曾一度為相，但他們都審時度勢，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不肯協助文宗與宦官勢力做生死之搏，故文宗視為朋黨，兩罷之，無論“李黨”還是“牛黨”都遭到痛貶。可見，在文宗開成之前，“牛李黨爭”并不是朝中朋黨斗爭的主體。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牛李黨爭”的研究將會越來越深入，但無論是揚李抑牛者，還是揚牛抑李者，都是在《李德裕年譜》的引導下展開自己的研究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不厭其繁地講這么多，主要是想充分說明《李德裕年譜》的確影響深廣，它推動了學術界對中、晚唐文學的研究。

　　傅先生，在《李德裕年譜》出版16年后，您又完成了《李德裕文集校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可以說這部書更鮮明地體現了您對古籍整理的高標準要求。請您具體談一下《李德裕文集校箋》的校勘原則，我想這對所有從事古籍整理的人都是一個良好的示范。

　　傅璇琮：這部書是我與周建國先生合作完成的。自宋代以來，李德裕的文集一直沒有人系統整理過。《李德裕年譜》完成以后，我就有計劃重新整理李德裕的整個集子。1980年以后，唐代文學在史料建設上取得許多重要的成果，一時形成了考證的風氣。我為此曾有些擔憂，擔心會出現乾嘉學派的流弊，考據漸漸流于瑣碎。《李德裕文集校箋》也是文獻整理方面的著作，如何提高其學術品位呢？我們特別注意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要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統攝考據，根據作家本身的基本情況來合理地修正體例。李德裕是中、晚唐重要的政治家，其文集中大量作品是歷史政治文獻而不是一般的文學作品。因此，我們沒有采用傳統的文學類著作的整理模式，去花費大量精力考釋典故、詞語的出處，探詢作品的藝術意蘊，而是把校箋的重點放在作品的系年及歷史背景的考訂上，通過相關人物、歷史事件、地理等方面的考證，透射出這些歷史政治文獻在當時發揮的重大作用，從而為中、晚唐的社會歷史的研究提供足資采信的原始資料。為了充分體現我們的意圖，書中“附錄”部分主要是“李德裕詩文編年目錄”、“李德裕年表”、“有關本書的李德裕集題跋”和“史書所載李德裕奏事及紀事”等。這也是考慮到有關李德裕研究的許多問題已經在《李德裕年譜》和《李德裕文集校箋》前言中得到解決，此處理所當然地刪繁就簡，各有側重。

　　第二，要充分利用和借鑒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箋》是《李德裕年譜》的姊妹篇，《李德裕年譜》中的許多考證成果都可以采用。但從唐代文史典籍整理的角度來說，近30年來出現了許多高水平的著作，如果不注意吸收這些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箋》也很難達到現在的水平。如我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集合當代二十幾位研究唐代文獻的專家，以全書所收近400位唐代重要詩人的生平和創作為基本架構，逐條考證基本史料的來龍去脈、是非真假，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可以說起到了有唐一代詩人事跡資料庫的作用。另外，郁賢皓先生的《唐刺史考》、戴偉華的《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吳汝煜先生的《全唐詩人名考》、周勛初先生主編的《唐詩大辭典》、周祖譔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以及我與友人合編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方積六、吳冬秀合編的《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對于考訂作家行跡、交游及唐人別集注釋等，是必備的參考書或工具書。另外，河南大學唐詩研究室編的《全唐詩重篇索引》、佟培基先生的《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陶敏先生的《全唐詩人名考證》、陳尚君先生的《全唐詩補編》等，這些著作亦為唐代文史考證的必備之書。

　　第三，選好底本和校本。自從萬曼先生的《唐集敘錄》問世后，唐人別集版本源流的研究也取得較大的成果，如陳伯海、朱易安編撰的《唐詩書錄》、孫琴安《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等，均足資參考。但如何選取工作底本，仍需要具備一定的眼光并付出艱苦的勞動。一般說來，要選擇善本做底本和校本。何謂善本？就是足本、精注精校本和宋元舊本。通過對現存的李德裕文集的版本進行系統的梳理，我們最終選定流傳在日本的皕宋樓本《李文饒文集》本做底本，此本是陸心源用月湖丁氏影宋本鈔本校訂過的明嘉靖本，尚存宋本舊貌。我們根據李德裕文集的流傳情況，選定15種刊本做參校本。其中最具有價值的是黃丕烈、翁同龢曾經收藏過的宋殘本《會昌一品制集》與北圖的傅增湘校本《李文饒文集》。充分利用陸心源、傅增湘的校勘成果，使得這部書具有一個較高的起點，保證了質量。

　　第四，遍校群書。為了畢其功于一役，除了運用校本、校記來校勘外，我們還以竭澤而漁的方式來占有文獻資料。采用新舊《唐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唐會要》、《資治通鑒》、《唐大詔令集》等相關文獻以及唐宋類書、筆記、近數十年出土的碑志文字來參校、集佚，發現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問題。

　　第五，對李德裕的作品作全面的編年。全書405題作品，僅有兩題未能確定系年。但為了保持底本原貌，沒有根據作品系年打亂原書編次，重新編排；另外，對即使是已經確認為偽作的《冥數有報論》和《周秦行紀論》等，也沒有刪除，一仍其舊，目的是讓讀者更全面真實地了解《李德裕文集》的流傳過程，從而更準確地理解作品及反映的時代。當然，為了方便讀者，附錄中特意增加“李德裕詩文編年目錄”，這也是前人常用的方法。

　　曾廣開：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李德裕年譜》和《李德裕文集校箋》如同珠聯璧合，令人嘆為觀止。

　　傅先生，您的每一部學術著作都受到學術界普遍的關注。對您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程千帆師曾在序中給予高度評價：“總的說來，在本世紀最后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績是卓著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從他的實踐看，幾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他的追求看來很明確，用成語來說，就是《孟子》所說的‘善與人同’；《荀子》所說的‘學不可以已’；《禮記》所說的‘在止于至善’。”這部書在文學史的模式、體例諸多方面的創新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請您談談其整體構思以及如何體現您所追求的學術境界好嗎？

　　傅璇琮：我一直呼吁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要從文學藝術的整體出發，強調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來建構文學史。這就要求從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出發重新樹立大文學史觀，充分尊重各個時代人們所持的文學觀，全面、辯證地對待一切文學史現象，對待一切可以搜尋的文學史料，包括注意研究一切在歷史上存在過并有所建樹的文學文體及其作家，真實、準確、細致地描述出文學發生、發展以及演變的全部過程。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目標呢？我在開始研究唐代文學之初，就設想通過編年體的形式來研究和敘述文學史，并一直通過文學史料的建設做著基礎工作。我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把唐五代數百位作家的行蹤搞清楚，然后將一個個作家的個人年譜、交游情況、作品系年加以綜合排列，這是完成《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的先決條件。在此基礎上，借用傳統的編年體史書的范式，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動（如生卒、歷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產生，作家間的交往，文學上重要問題的爭論，以及與文學鄰近的藝術樣式如音樂、舞蹈、繪畫以及印刷的門類的發展；擴而大之，如宗教活動、社會風尚等等，擇取有代表性的資料，一年一年地編排，就會看到文學史上“立體交叉”的生動圖景，而且也可能會引發出現在還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課題。

　　我的想法，得到幾位朋友的支持。我們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完成了這部250萬字的巨著。書中采用傳統的編年體史書的體例，稍加變通，采取一種綱和目互見互聯的辦法，先用概括的語句敘述一件事，作為綱；然后引用有關材料，注明出處；有時另引資料進行辯證。綱與敘述、辯證采用不同的字體以示區別。與現在通行的文學史著作比較，這部書類似文學史料的“長編”，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沒有大段的敘述評析文字，只是如實地排列那些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人物活動與創作的原始史料，嚴謹地辨析這些史料的可信度與價值所在。同一年發生的事件，有時表面上似乎沒有關聯，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動態的文學流變的過程中，就會凸顯出它的意義。如唐太宗貞觀元年的文學，從正月到八月，該書共列了五條綱，另有14條月份不明，凡19條，依次是：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陣樂》；僧法琳與慧靜唱和；陳子良為相如縣令，作《祭司馬相如文》；玄奘西行求法；太宗作《秋日》詩，袁朗有和作；上官儀等進士登第；謝偃對策及第；褚亮為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為著作郎，與太宗唱和；李百藥為中書舍人；隋遺臣劉子翼不應詔；于闐國畫工尉遲乙僧到長安；竇德明為常州刺史，與僧唱和；著《經典釋文》《老子疏》的陸德明去世；孔紹安、庾抱、蔡允恭、賀德仁、袁朗等卒，皆有集。這19條所敘的事情，絕大部分不見于通行的紀傳體文學史。但正是由于敘述了這些人物的活動，才使得唐太宗對初唐文學發展的作用清晰可見。

　　曾廣開：我很贊同董乃斌先生對這部書的評論，認為其中貫穿著一種明白通達而又更為現代和科學的思想觀念，這是全書的靈魂和軸心。因而那些被記錄的歷史事實才不是單純的歷史事實，其中蘊涵著記錄者的判斷或加工。那些原本散亂無序的材料經過編排者的精心組織，已經構成一個經緯細密的知識網絡，從中可以窺見唐五代三百五、六十年間文學嬗變演進之跡。所以說，這部書不僅僅是以考辨精細、史料豐富見長，其中蘊涵著深邃的思想，還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發掘。相信正如您所說，“可能會引發出現在還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