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銅于山，千辛萬苦唯自知

　　曾廣開：傅先生，您從大學讀書期間，就受到政治運動的沖擊。1958年初，您被迫離開北京大學，來到商務印書館，隨即轉入中華書局，從事編輯工作。請問您是如何轉型的？

　　傅璇琮：1955年上半年，文藝界開始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據說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是一個重要據點。因為我有本譯著《蘇聯文學史教學提綱》想在那里出，曾與上海新夏藝出版社聯系過，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受到牽連。北大黨委立刻派人找我進行嚴肅的談話，并對我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大概最后發現我僅僅是個普通學生，與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沒有任何往來，就不了了之。

　　1957年，在所謂“反右”運動開始前，北大的幾個青年教師籌劃創辦一個《當代英雄》的刊物，主持人是樂黛云，她當時雖然只有26歲，但由于她是中文系教師黨支部書記，又是北大副校長湯用彤的兒媳，著名學者湯一介的夫人，所以頗有號召力。加上參加者多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如裴斐、褚斌杰、金開誠、沈玉成、施于力和譚令仰等，大家平時在一起談論學問，關系融洽，我自然樂于參加。哪里知道，“反右”運動一開始，許多平時喜歡提意見的人就在劫難逃。我平時不愛講話，是典型的書呆子，從沒有得罪過人，按當時的政策，頂多也就是“白專”典型，有點“右傾”。可能是學校要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標，就四處搜尋可以定為“右派”的目標。所以，盡管我們的刊物還沒有出版，由于籌辦“同人刊物”犯了大忌，一個現成的“反革命小集團”很快浮出水面，于是在1958年元月，8個人同時被帶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曾廣開：這次運動，波及面很大，那么多的知識分子遭受迫害，國家因此傷了元氣。當時絕大多數“右派”分子被關押或遣返原籍監督勞動改造，象您這樣僅僅是被逐出北大，還安排工作，大概就是為了體現“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政策吧。

　　傅璇琮：我屬于那種外表溫和、骨子里倔強的人，由于平時言語不多，不喜歡隨便議論時政，批評他人，因而才得以從輕發落，被安排到商務印書館，這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1958年2月，我離開北大來到商務印書館古籍編輯室，吳澤炎先生當時是編輯室主任，讓我根據云龍舊編重新編輯清代學者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我當時年僅26歲，被帶上“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沒有任何前途，因而情緒失落、憂郁是難免的。吳澤炎先生讓我整理《越縵堂日記》，本意是讓我收收心，不要一直沉陷在痛苦失望之中。我開始也是借古籍的閱讀整理排遣憂愁，漸漸地沉迷其中，忘卻了自己的“罪人”身份。我記得當時住在集體宿舍，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張藤椅，坐在廊下，面對滿院的牡丹花、月季花，手執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線裝本《越縵堂日記》，一面瀏覽李慈銘在京中的行蹤，一面細覽其所讀的包括經史子集各類雜書，并在關鍵處夾入字條，預備第二天上班時抄錄。真有陶淵明“時還讀我書”的韻味。

　　曾廣開：政治上的不幸，讓您較早成熟起來，把獻身學術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您此時遭受的磨難，以及后來在“十年動亂”中遭受重重打擊，都沒有把您壓垮，反而更堅定了您獻身學術的志向。不由讓人想起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的感嘆：“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后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

　　傅璇琮：我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了半年，隨即調入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部工作，一邊從事歷史文獻的校勘整理，一邊進行古代文學的研究。

　　曾廣開：進入中華書局工作后，您的學術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從您早期的學術實踐來看，偏重于文獻整理和文史考據，這是您為避開現實政治的影響有意為之，還是因編輯工作影響所致？

　　傅璇琮：兩方面的因素都有。我在北大讀書、工作時，學習過一些新的文藝理論，我還翻譯過前蘇聯的《蘇聯文學史教學提綱》，也關注一些學者運用階級斗爭學說來研究古代文學的現狀。但由于當時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特別是文藝界歷來是運動的重點，“民無所措手足”，只能離得遠一些。我一直仰慕陳寅恪、岑仲勉、聞一多這些對中國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大師，自然不會跟著潮流走，簡單地去給一些古代的作家、作品貼上現實主義的或反現實主義的標簽，而是比較自覺地選擇走實證的路子來做學問。另外，我在中華書局主要是編輯古代文史類的典籍，在古籍的校勘、整理方面，傳統的考據是其他方法無法替代的，仍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盡管我已經意識到傳統的浙東學派實學的方法必須有所突破，但浙派實學的基本精神還是應該繼承發揚。

　　曾廣開：1964年，您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楊萬里范成大卷》出版，同時還完成了《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您能談談當時的構想和選題的原委嗎？

　　傅璇琮：1959年，中華書局古典文學編輯室相繼接到兩部書稿，一是陳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詩評述匯編》，一是孔凡禮、齊治平先生的《陸游評述資料匯編》，當時的編輯室主任徐調孚先生讓我負責這兩部書的編輯。我因此受到啟發，覺得應該編一套《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的叢書，每一種書，凡作家生平事跡的記述，作品的評論，作品本事的考證，版本流傳的著錄，文字、典故的詮釋，包括各種不同甚至互有爭議的意見，都盡可能加以輯集。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省卻研究者翻檢之勞；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系統的材料。這是一種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學研究的基礎性工程。我的想法得到了編輯部的肯定，于是按照我的設想，將陳友琴先生的著作編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孔凡禮、齊治平先生的著作為《陸游卷》。編輯部又編著《李白卷》、《杜甫卷》，同時約請人編《陶淵明卷》、《柳宗元卷》；我自己一直對宋詩感興趣，就編了《楊萬里范成大卷》和《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

　　曾廣開：這是您對《唐詩紀事》、《宋詩紀事》等典籍體例的繼承與創新，針對某個作家或某個課題，采用一網打盡的方式匯集所有的文獻資料，的確達到了一編在手，縱覽無余的效果。我注意到這樣的情況：由于這套叢書的影響，以后別集的整理，開始盡可能附錄有關作家生平事跡的記述、作品的評論、作品本事的考證、版本流傳的著錄等內容。古籍整理的整體水平也隨即得到了提高。我們這些20世紀80年代后開始從事學術活動的人，從中受益匪淺。如同門學長莫勵鋒教授的博士論文《江西詩派研究》，依照《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中《楊萬里范成大卷》、《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提供的線索，不僅節約了時間，從中也得到許多啟示，深化了研究。

　　傅璇琮：建國以后，受前蘇聯文藝理論的影響，以論代史，很多人不注意材料的收集整。實際上，從事一個專題研究，必須從收集材料開始，而對材料的種種考辯，就是重要的基礎研究工作。這種“采銅于山”的原創性工作，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用手工的方式從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去收集，十分辛苦。如今，隨著計算機的普遍使用，這樣的資料整理工作已經方便了許多，但由于受現實社會中經濟利益考量的影響，許多人急功近利，不愿意做艱苦的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所以今天類似這樣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也還是不多。

　　曾廣開：您的看法，對消除經濟大潮沖擊造成的浮躁學風的確是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