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先秦諸子所處的時代，交替著社會大變動，諸侯割據混戰引發了政治秩序的重建，生死問題，激起了活躍在“百家爭鳴”思想氛圍下的先哲們莫大的關注與思考，即使精神逍遙如莊子也無法回避對生死的認知。莊子對死生問題關注最多，思考最深，成果也最為豐富。本文將通過深入探討莊子所處的歷史時代，以求更為切近地把握其生死觀的內涵與精髓。

一、莊子“苦生樂死”生死觀的提出

　　莊子是一個以生為苦，以死為樂，坦然面對死忙到來的人。在莊子看來，整個人生就是一個“苦身疾作”（《至樂》）而又“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齊物論》）的辛苦勞作過程，況且人生充滿痛苦，無長久而真實的快樂，“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惽，久憂不死，何苦也！”（《至樂》），那么死就是一種解脫、一種休息：“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師》）。因此，在莊子那里，死亡意味著對人生之累的解除，死亡因此而獲得的甚至超越生命生存本身的價值：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丑，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至樂》）

　　在髑髏看來，莊子是有人生之累的，而他自己則遠身外之禍，長生久存，擁有無窮無盡的自由和快樂。他逃離了所謂貪家國之事、人倫之情、生死之患等作為人活在世間所要遵循的范疇。而相對而言，沒有君臣上下和四時之事以及以天地為春秋則要自由快意多了。在《齊物論》中，莊子又給我們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

　　樂生惡死者就如同麗姬留戀艾封之地而懼怕晉王之宮一樣，最終會發現事實恰恰相反，生并不可愛，死并不可惡，因此會后悔自己當初的想法。這就是說：“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秋水》），因此死亡不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是一種快樂、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解脫。更何況，生為漂泊，死為歸家：“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庚桑楚》）。他力圖解除人們對死亡的的厭惡和恐懼，使人們不執著于生。

　　在《至樂》篇中，莊子更是借妻子之死亡表明自己對生死的鮮明態度：“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莊子以漠視的態度拋棄現實種種的苦痛之后，生死問題在他這里顯得尤其突兀而尖銳起來，他“苦生樂死”的生死觀蘊涵著強烈的生存困惑和悲愴感，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悲劇挽歌。

二、莊子“苦生樂死”生死觀的現實成因

　　人生在世，都要面臨一個人生歸宿的終極問題，那就是死亡。莊子和先秦時期其他哲學家一樣，認為生與死的問題始終是人生第一位的、最終無法跨越的界限。同樣是生命哲學，儒家認為人是天地之杰，萬物之靈，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生死觀的基本出發點，是典型的樂生哀死者。孔子所謂“其為人也，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一生的基本言行都透露出一種樂生情懷，當得知自己的得意門生顏回死時，孔子悲痛欲絕：“子哭之慟”，禁不住高聲呼叫：“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為何作為道家代表人物的莊子，他的生死觀卻是“苦生樂死”呢？概括起來，其對生命困境的感悟除了無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師》）。最關鍵的還是來自對社會的時勢之困，它既包括來自上層統治者，也包括來自普通民眾對他人生出路造成的困惑，是造成他“苦生樂死”生命困境的根本原因。

　　不同歷史時代人的生存狀態，往往受制于特定的時勢。處在動亂的歷史中，殘暴的政治與連綿不斷的戰爭輕易奪去許多人的生命，處在漢末亂世的一代梟雄曹操面對荼毒生靈的戰爭，曾經發出過這樣的呼喊：“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莊子也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并且早了幾百年。莊子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個高端知識分子，也是關懷民瘼，希望有用于世的，在《人間世》的開頭，他虛構了仲尼和顏回對話的寓言，“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表達了他原本救世的雄心，然而，他對統治階級卻也有著透徹的了解，縱觀歷史，“桀殺關逢龍，紂殺王子比干”，這便是愛國知識分子的下場。他認為知識分子的救世如“螳螂擋車”，統治者為爭奪政治利益，驅使小吏為其奔逐，人民生活水深火熱，浩劫不斷，“今世殊死者相枕也，邢戮者相望也”的慘狀，莊子認識進一步認識到，在這種環境下，連個人的生死沒有任何保障，妄談實現人生價值了。當一個人既不能改變同時又不能逃避這種險惡環境的時候，他所做的，只有坦然接受。莊子曾借孔子之口說：“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秋水》）。

　　讓他更深刻體會到渺小個人在社會變革面前的無能為力，還有世人逐物趨俗，“喪己于物，失性于俗”而不自知，倒置之民越來越多。在當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環境下，驅使人們“殉利”、“殉名”、“殉物”，人為物役，而喪失了自己。莊子不由悲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債。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刻意》）。庸俗者所干的奔馳趨炎的勾當，正是讓莊子感到寒心而可悲的所在，他需要對世俗的價值觀有深刻的反省，他期待在亂世中走一條保持自己精神獨立的不尋常路。

　　我們發現莊子在《逍遙游》中出現了有關“神人”的描寫的影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莊子的“神人”變成了變成了精神超脫的“高士”，他期待那是自己再現實中的化身，但是，這種神奇無比而又飄飄欲仙的境界，在現實中哪里去尋找這樣依托的凈土呢？從《莊子》一書中我們隱約可以見到莊子身世的信息，他的生活是十分貧困的。他有時靠打草鞋過活，還曾向監河候借過米，見魏王的時候穿的是補了又補的粗布衣，草鞋上的帶子也是斷了又接起來的。莊子只做過管漆園的小官（漆園吏），但時間不長就歸隱了。他的沉痛的現實遭遇，成為“神人”的理想也隨之破滅，世俗的社會逼迫到了盡頭，他對生死問題也隨之大徹大悟。《天下》篇描述莊子對的生死的看法已經合二而為一“生與死與，天地并與…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個人生死溶入到了宇宙這個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中，生是痛苦的，而死是超脫并快樂的，“苦生樂死”的價值觀在現實中也有了最好的歸宿，并得到了永生。

　　莊子因為時遇乖違的歷史環境，他一方面對傳統和現實深深不滿，時時發出尖銳的批判和憤怒的抗議；另一方面，由于無力改變現實，所以只能“顛覆傳統”、在精神世界里尋找安慰。一部《莊子》，其宗旨是要把人從“自喪”中解放出來，個體不必為“生”而喜，更不必為“死”而憂。對死亡之困的觀念性的突破，具有精神解放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苦生樂死”的生死觀徹底突破了生命的諸種困境，實現了心靈上的絕對自由。

　　總而言之，莊子“苦生樂死”的生死觀，從思想而言，是一種思想的升華，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更是種痛苦逼迫下的突圍，是其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認識后的一種消極思想反映，也是無奈卻又別具一格的精神創舉。莊子在對現實的反抗中取得了精神上的無限擴大的自由與快樂，他對死亡的達觀思考給后來的人們創造了充裕的空間去寄托自己浪漫的情思，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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