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莊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對于中國的社會思想和人生態度無論是積極或是消極方面，其思想對后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長期以來，人們對莊子思想的關注焦點大都集中在消極避世、致虛守靜等消極方面。但就當時社會而言，莊子的思想當中也不乏在社會中體現個人價值的積極因素。本文將從《莊子》開篇《逍遙游》入手，從成才觀的角度闡述莊子積極而高揚的人生態度。

　　關鍵詞：《逍遙游》；積極；成才觀；人生態度

　　作者簡介：蔡鑫（1988年6月22日-），甘肅蘭州人，中國共產黨黨員。西北師范大學文史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主要研究先秦文學。曾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聯合會副會長。樂于詩歌創作，專于學術研究。現任教于蘭州商學院隴橋學院。

　　春秋末年，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局面，諸子爭鳴競起，在不斷的碰撞與融合中開創了中國文學和思想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所產生的各種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打出了不斷變幻的旗幟，在幾千年的華夏文明中上演了彼此交鋒亦相互融合的場面。其中，儒、墨、道三家對后人影響尤為深遠。

　　正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中所指出的，儒者、墨者和道者代表了理智的三種趨向：“一是道德意味突出的以人格修養為追尋目標的理智；一是崇尚現實以利益實現為追尋目標的理智；一是以精神超越與人格永恒為追尋目標的理智。”①而道家又與儒家、墨家不同，儒墨兩家在戰國初期已經成為顯學，儼然初具思想流派的雛形。道家在當時卻并未形成一個完整明確的思想流派，并未建立起一個一致而清晰的思想體系，甚至對于道家的起源和傳續在歷史上都鮮有痕跡。《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這樣的“追本溯源”沒有清晰的闡釋，也無證可考。起源的不確定性，就使得道家的思想更難為后人所理解。

　　莊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張精神的超脫與人格的自由，主張將自然之道推衍到社會與人類。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老莊，尤其是莊子的哲學最貼合他們內心深處隱微的部分，它在儒家的規矩嚴整與墨家的禁欲嚴峻之間，給中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方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間，它是率性的，是順應自然的，反對人為的束縛的，它在保全自由生命的過程中，竭盡了最大的心力。毫無疑問，對于中國的社會思想和人生態度無論是積極或是消極方面，莊子思想對后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莊子其人其世

　　關于莊子的生平，史書上鮮有記載，因此后人對其知之甚少。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對莊子有一段簡單的敘述，頗具參考價值：“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自王公大臣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子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之以相。莊子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生不仕，以快吾志焉。’”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大致了解莊子的生活年代和活動地域，以及他對入仕的態度。關于楚威王聘相一事，《莊子》書中也有幾處記載，內容基本相當。

　　《秋水》中記載莊子去魏國看望惠子，表明自己志向遠大，對相位不屑一顧的言行，那么，他至少是一個衣食無憂的隱者吧？不是。宋人曹商曾譏諷莊子住在貧民窟狹窄的巷子里，處境困窘以織草鞋為生，落得面黃肌瘦。（《列御寇》）這樣看，莊子是一個織草鞋的手工業者，前后做過漆園吏，就是掌管漆樹種植和漆脂生產的官員。

　　《山木》中還記載道一次莊子見魏王的故事，因莊子穿得破破爛爛，魏王譏笑他困頓。莊子區別了貧困和困頓的意義，指出像當時那樣君王昏庸、大臣淫亂的時代，知識分子要想不困頓是做不到的。

　　至此，莊子拒絕楚威王聘相的原因大概浮現，想成功，施展自己的抱負，必須對現實有清醒的認識，對時勢有冷靜的思考。莊子處在一個戰亂頻繁昏君亂相的時代，他要是不逆心智地與帝王將相交游，等待他的，就是和比干一樣下場。

　　莊子基于對殘酷現實的不滿，書中多處提到戰爭。《則陽》就是一個關于戰爭的典型而形象的寓言：“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莊子》中這些記述和這個寓言表明，莊子是生活在一個以兼地奪位為務、以攻伐戰爭為賢的不安定的時代，莊子對這些戰爭的目的表示了極度的輕蔑，明確地反對這些戰爭：‘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②
除了兼地奪位的攻伐戰爭之外，從《莊子》中還可以看到君王的暴虐行為、丑陋嘴臉，和統治階層的欺詐、奴役、殘暴，以及百姓在水深火熱之中窮困不堪。

　　莊子眼見在這樣一個動蕩搖曳、權力傾軋、暴力相向的亂世中，知識分子的命運悲慘：要么，喪失自己的立場和主張，被統治者利用，成為統治者的走狗；要么，在統治者面前堅持自我，那就被清理掉；要么，就走莊子一樣的路，遠離政治，獨善其身，實現自我價值。

　　眾多學者評價莊子“厭世”、“避世”、“出世”，請回到當時的社會，如蘇秦之輩，算是知識分子中在官場上的佼佼者，然而除了讓百姓流了更多的血，自己也免不了身首異處的下場。

　　莊子將其生命與世界統一起來，他沒有對世界感到厭倦，也沒有對世俗感到厭煩，世界、世俗是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真實面貌和本來色彩。他所厭惡的，是凌駕于世界之上，蒙在統治者丑惡靈魂上的虛偽面具和他們所持的美化了的為實現其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

　　莊子揭下統治者的面具，讓人們真切的認識到那偽善外表下骯臟的本質，他發出了“彼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胠篋》）的呼喊，對統治者表示強烈的不滿。這樣的做法，無疑會使統治者氣急敗壞。他原本可以選擇逃避，無視其所見，可是他沒有，他真正進入到政治的本質，用語言做刀劍與統治者作斗爭。莊子熱愛這個世界，他同世界、同受壓迫的百姓成為一個整體，“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對于天地，他沒有敬畏：對于萬物，他不會輕視。把這一切當作朋友、兄弟、甚至是自己，這怎么能是避世、厭世呢？

　　誠如清人胡文英所言“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作為一個手工業者，一個底層窮困的勞動人民，莊子從未置身世外，他于政治上顯示的出世，正是他為受壓迫人民奔走呼喊的入世，本著對勞動人民的無限熱愛，與統治者劃清了界限。

　　面對殘酷的現實，諸子各抒己見，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在進與退之間，他們給出世人安身立命的哲學依據，貌似截然不同，卻又殊途同歸——《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皆起于王道既危，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莊子作為先秦道家集大成者，深知伴君如伴虎，唯有獨善其身才能保全。

　　社會是由若干個體構成，如若越來越多的個體不去追求功名、地位，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就會越來越少。個體實現其最大的社會價值，人類就能得到長足的發展。自救就是救世，發展自己就是發展社會。

　　于是，莊子遠離官場，在一個能夠自由自在、最大程度發揮其價值的世界里遨游。雖然，他沒能擺脫物質上的貧窮，而在人生價值上，他絕不困頓。終于，留下《莊子》一書，成為中華民族一筆寶貴的財富，在文學、哲學、美學等方面證明了自己的價值。莊子內心清虛、處亂世而自識，他用其一生，告訴后人，要審時度勢，這是實現自我最大價值的前提。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人間世》）“悸懼、痛心之余的莊子，仍是不辭艱辛地于曲折地談尋出路，世雖棄我，我不棄世，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堅韌的信念與毅力！”③

二、《逍遙游》與莊子成才觀

　　關于該篇總旨，王先謙《莊子集解》道“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有無窮也”④。《讓王》篇有“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之語。筆者結合本文大旨，認為該篇講述一種對名、利、權、位無所掛念，駕馭自然規律和社會法則的至高成才觀念。

　　（一）北冥有魚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爾雅·釋魚》釋為魚子。“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以極小之魚子，言極大之魚，莊子是要告訴人們，要成才，首先不能小看自己，小小的魚子蘊含著成為千里之大魚的巨大潛力，一個看上去平凡而渺小的人物可以有一個無限廣闊的未來。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那條大魚潛在無比廣大而深厚的北海之中，正如《周易》當中所說，“潛龍勿用”、“厚積薄發”。“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或者修道沒有成功，需要沉潛，修到相當的程度就變化了，飛動升華。”⑤這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量變引起質變的道理是一致的。

　　“怒而飛”，這是自身素質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可以朝著自己的目標邁進了。大鵬之志，在天池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東南風最甚，能夠承載起大鵬的千里之翅向北而去。“溟海不深則無以養巨鯤，水積不厚則無以浮大舟，風積不厚則無以展大翅。這說明積厚是大成的必要條件……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魚，環境的限制，常使人心靈萎縮。水淺而舟大，則不足以游大；功力浮乏，自然難以施展。任何人，無論成就事業或學問，必須經過積厚的工夫。苦學、鍛煉、磨礪，都是積厚的工夫，經過積厚的工夫，才能發揮出他的功能和力量來。大成之人，須積才、積學、積氣、積勢，才能成其大；大鵬圖南，途程遙遠，必資以九萬里大風而后成行。”⑥
對大鵬來說，六月一切條件完備，是其往南冥的最好時機。對于成才來說，也要把握合適的時機，待主客觀條件成熟，才可以行動。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就是這個道理。

　　“鯤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圣必深蓄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鯤，及鯤化為鵬，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圣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能致大用；縱有大圣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興之大運，亦不能應運而興已成廣大光明之事業。是必深蓄厚養，待時而動，方盡大圣之體用。”⑦

　　（二）蜩鳩笑鵬

　　蜩與學鳩，一個小蟲子，一個小鳥，竟也譏笑大鵬“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莊子又打了一個比方，計程裹糧。對應起來，蜩鳩就是那“適蒼莽者”，大鵬是“適千里者”。“莊子因言世人小見，不知圣人者，以其志不遠大，故所蓄不深厚，各隨其量而已。故如往一望之地，則不必蓄糧，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也。適百里者，其志少遠。若往千里，則三月聚糧，其志漸遠，所養漸厚。此二蟲者，生長榆枋，本無所知，亦無遠舉之志，宜乎其笑大鵬之飛也。”⑧朝菌、蟪蛄乃至眾人，其實與蜩和學鳩無異，冥靈、大樁、彭祖和鯤鵬一類。

　　這里從反面論證了沒有一個對自身發展有利的環境、沒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沒有深厚的積淀，也就沒有了廣闊的視野。由于視野有限，就去目空一切，這樣的人可憎亦可悲。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能力改變自己學習和生活的環境，也必須廣泛與外界交流、深蓄厚養，擴大自己的視野，大成者須有廣大的心靈空間的。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這四類人“都是一曲之士、小成之人，這四等人，心靈凝滯，見識不出世俗常識的層面，他們對于禮教世界的滿足和贊美，猶如小麻雀自得于一方。在宋榮子看來，世俗世界中這四等人，汲汲然于一己的浮名虛譽，實如同斑鳩麻雀跳躍于蓬蒿艾草之間”⑨。

　　在莊子看來，即便是“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的宋榮子，亦或是“御風而行泠然善”的列子，也是有一定局限的，這就是莊子所說的“有待”。要想擁有無限廣大的視野，就要盡量破除這種局限，以達到“無待”的境界，就是視野從個人、從小世界中解放出來，以自然、人類社會的高度來看問題，從宏觀上把握自己的位置。只有將微觀置于宏觀當中，將個人置于自然和社會當中，才能更好地認識自身的價值，發現自己所能逍遙游騁的最廣闊天地。

　　自然、社會都有其運行、發展的規律，而把握了這種規律，將個人發展與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結合起來，這便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

　　“至人無己”并不是說人沒有自我，而是超越狹隘的“我”，為功名利祿所奔走的我。使自己從狹隘的局限中解脫出來，不計功，不為名，以成就大我。

　　（三）堯讓天下

　　堯想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拒絕了。許由認為不應該去占有不屬于自己的功名，哪怕是送上門來的，因為那樣不能體現他自身的價值，甚至是對他的侮辱，于是，結束了和堯的對話后，他跑去溪邊洗耳朵。莊子認為，成才目標應該定在實際作為上。小鳥想要整片森林，它就會沒有容身之所；鼴鼠要把一條河的水喝光，就只能喪命。一個人境界之大，目標之遠，是要在一個廣大的世界里將個人價值的最大化，就是所創造“實”的最大化，實至則名歸，正如《老子》中講到的，“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功名一類的東西，是自己的，別人也抹殺不掉；不是自己的，爭得只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四）肩吾之惑

　　接輿給肩吾講了一個神人的故事，肩吾以為大而無當不能信之，于是告訴連叔，對于肩吾的疑問，連叔首先談到了視野，說肩吾的心智猶如瞎子的眼睛聾子的耳朵一般閉塞不通。這里再次提到“無己”的問題，要破除自我中心的局限，以達到“無待”的境界，與自然和社會融為一體。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廣泛地吸取人類文明的精華，在知識的巔峰上“吸風飲露”，若“乘云氣，御飛龍”般駕馭自然規律和社會法則，游弋于無限的人生境界當中。

　　連叔接著說道不論遇到怎樣的考驗，人的內心應該堅持自己的本性不隨波逐流，是心靈“物莫之傷”。這似乎與視野的問題存在了矛盾，要破除心靈界限，又怎么能保持本性呢？其實并沒有矛盾，一個人要堅持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風格、自己內心的秉持，首先要讓自己強大起來。怎樣去強大？就是要有選擇的在人類文化中汲取營養，讓自己心智健全強大起來，才能不至于流俗。

　　（五）宋人賣冠

　　宋國人到越國賣帽子，越人斷發文身，用不著戴帽子。堯治理好天下的人民，安定了海內的政事。就前往遙遠的姑射山上、汾水的北邊拜見四位得道之士，不禁茫然忘掉自己身居天下之位。

　　這兩個故事看似無關，其實再次講到了“無功”與“無名”。唐代成玄英疏莊子道:“越國逼近江湖，斷發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本充首飾，必須云鬟承冠，越人斷發文身，資貨便成無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者，富貴起自驕矜。堯既體道洞忘，故能無用天下。故郭（郭向，字子玄）注云，‘夫堯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無所用章甫為。’”⑩
越國人一方面由于客觀需要，另一方面不習禮，不追求外在的虛榮，因而帽子對他們沒有用。倘若他們為了追求像中原禮儀之邦的儒者一般翩翩而束發而冠，蛟龍的禍患也就要厲害些了。堯治天下，已經太平。對堯來說，治理天下的工作已經沒有發揮其人生價值的空間，僅僅是一個受人尊崇的使天下得治的好名聲。當堯去見四位得道之士，其中一位前面提到過，是不為名而辭天下的許由。堯在這四個人的環境當中熏陶，明白了人生價值的真正意義，于是乎忘記了他所使太平的天下。

　　再回到宋國人賣帽子的故事，越人固然沒有帽子，也沒有其他商人給他們賣帽子，看上去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可是他們不需要帽子。賣帽子的目的在越國是走不通的。假使放到重禮的魯國，宋人的生意應該會好許多吧。我們定下一個目標，選擇一條通往成才的道路，要對這條道路做充分的路，進行可行性分析，否則，不擇手段或者一味標新立異，只能離目標愈行愈遠。

　　（六）無用之用

　　在成才之路上跋涉的過程當中，難免會遇到挫折，得不到他人賞識。很多人會因此喪失自信，認為自己一無是處，不能有所成。其實不然，表面上的碌碌無為，并不能將內心的潛質抹殺掉，簡單的平凡中亦透出一種無聲的偉大。

　　在這里，莊子講了兩段與惠子的對話。這兩段對話講到只要方法得當，無用的可以使其有用，小用的可以成就大用。第一段對話莊子和惠子就大葫蘆的功能進行討論，莊子同時向惠子講了一個不同的人處理不龜手之藥的故事，一個得百金而自滿，一個以此得到土地的封賞。這段對話重在說要善于發掘自己的潛能，善于運用看上去不起眼的事物，使其在更大的環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要打破常規，注重創新，以小而見大。第二段對話讓我們看到很多人到處奔走追逐名利，機關算盡，像跳來跳去抓老鼠的貓一樣，最終淪落到“中于機辟，死于網罟”的下場。不能夠一味迎合別人，保持真我才能獲得更長遠的發展。

三、《逍遙游》與莊子成才之道

　　前文首先論述了莊子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尊重知識分子自身價值的人格魅力和當時社會環境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接著結合《逍遙游》篇具體闡釋了每個故事背后所蘊含的莊子對于成才的認識。莊子在提出了一些觀念之外，還指出了一條成才之道。當然，要走完一條道路，還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莊子在提出理論認識、指明道路的同時，也為我們指出了條件和具備條件的方法。

　　樹立信心：要想成才，首先便要樹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心，《逍遙游》一開篇，莊子便以魚子指大魚，暗喻每個人都大有可為。樹立信心，是每個人走出第一步的基礎。

　　價值觀正確：毛澤東曾經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過：“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非但無用，還會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害人害己。因此，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是很重要的。許由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追求自身價值的真正體現而不是外在的浮華，追求“實”而拋棄“賓”。

　　積累深厚：“六月之息”、“三月聚糧”便是積累，有了深厚積累，才能為人生路上的邁進提供動力和可能。

　　目標遠大：大鵬有南冥之志，遠舉者有千里之向，這些都是遠大的目標。只有擁有遠大的目標，才能最充分的實現人生價值。

　　視野廣大：蜩與學鳩之所以目空一切，不見大鵬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們將視野局限在榆枋之間，不知天地的廣大與美好。以“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的小成就而知足的人，同樣是視野受到限制，終究無法達到最廣大的人生意義。

　　正確的方法：利用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法則發展自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要善于運用身邊的事物，要將心靈拓展開來，在廣泛的世界中發掘自身的潛能，基于自身特點進行創新，不能像給越國人賣帽子、用“不龜手之藥”洗衣服一般大材小用。必須始終保持自我的獨立，不能一味迎合別人，這樣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

　　以上是成才的主觀條件，作為一個社會人，要想成才，還要具備一定的客觀因素。

　　環境有利：要有北冥那樣深厚而廣闊的海水才能培養出“不知其幾千里”的大鯤，比喻需要有一個有力的成才環境。怎樣的成才環境便是有利呢，是能夠讓人在其中“吸風飲露”，汲取社會文化的精華。

　　時機合適：要等待時機，如大鵬待六月，這時候風是最大的，合適的時機達到適當的條件才可以展翅翱翔。

　　用一個圖表來表示莊子給我們揭示的成才之路：

　　莊子成才觀所展現的這一條成才之路，何嘗不是一個人一生努力跋涉、積極進取的寫照呢？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脫離他所生存的時代而存在，莊子亦是如此。當安詳平穩的生活成為過去，“天經地義”似乎成為傳說而“天崩地坼”卻成為現實的時候，權力已不在對人們的思想形成制約，因此這一時期的思想者們尤為自由也更為痛苦。當一切真理都遭到質疑而土崩瓦解，思想者們必須觀望我們究竟從何處來，再將旗幟指向未來。因此，站在不同的觀望角度上的思想家們提出了自成體系又自圓其說的不同理論系統。莊子也是這痛苦的觀望者中的一員。

　　正因為世道污濁，所以他才退隱；正因為有黃雀在后的經歷，所以他才與世無爭；正因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強調率性。莊子是以率性而凸顯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為愛的熱烈，所以他才恨的徹底，他認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貧賤生活中自得其樂，其實就是對現實情形過于黑暗污濁的一種強烈的覺醒與反彈。

　　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莊子關于人生的思考有著明顯的實際意義——面對紛爭與暴虐，基于現實的最基礎考慮便是保全自身、回歸天性。在《人間世》里，莊子清醒地認識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所謂“無用之用”便是保存生命的安全與人格的自由。

　　然而，這種關于人格獨立和精神超脫的思索對于戰國時期的統治者而言太不合時宜了，當所有人都朝不保夕地為了起碼的生存空間爾虞我詐的時候，莊子也只能借助想象的翅膀構筑一個玄妙世界，來為世人鋪就一條安然保真的人生路。

注釋：

①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頁。

②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頁。

③陳鼓應：《老莊新論》，商務印書館，2008年5月修訂版第240頁。

④王先謙：《莊子集解》，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頁。

⑤南懷瑾：《莊子諵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頁。

⑥陳鼓應：《老莊新論》，商務印書館，2008年5月修訂版第203頁。

⑦釋德清《莊子內篇注》，載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頁。

⑧釋德清《莊子內篇注》，載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頁。

⑨陳鼓應：《老莊新論》，商務印書館，2008年5月修訂版第204頁。

⑩（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3頁。

參考文獻：

(1)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

(2)（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版。

(3)陳鼓應：《老莊新論》，商務印書館，2008年修訂版。

(4)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南懷瑾：《莊子諵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朱謙之：《老子校釋》（新編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84年版。

(7)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8)王先謙：《莊子集解》，中華書局，195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