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安置這些歸降的敕勒部落同樣充滿爭論，北魏上層貴族以敕勒部鎮撫使劉潔為首，主張嚴懲，并要把俘虜“籍沒為奴”；魏主拓跋燾則主“安撫”，秉承傳統的“以夷制夷”方略，把他們遷徙安置在從隴西秦涼諸州到陰山代郡沿邊一帶，并“賜谷”、“賜衣服”、“歲給廩食”，使之成為北魏北部邊塞的屏障，甚至把少量的敕勒人遷徙到被劉潔等人稱為將導致“腹心之禍”的河北、河南商洛一帶，促成敕勒的“漢化”和民族間的融合（《魏書》卷4“世祖記”，卷103“蠕蠕等傳”，卷28“劉潔傳”）。當時拓跋燾將歸降的敕勒人分置于漠南三處：一是隴西的秦川、涼州一帶；二是河套地區，經陰山直到代郡；三是河北、山西及河南商洛地區。《敕勒歌》所詠歌“敕勒川，陰山下”，正是安置他們第二塊遷徙處。中央政權在其羈縻政策的執行過程中，不但會遭到執政集團內部某些人的反對，對被遷徙內附的敕勒人來說，要離開世代居住生息之地，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習性，也有一個艱難的過程。一開始敕勒人也不習慣內地生活，不斷地發生暴亂反抗。神笳四年（公元431）即遷徙后的第二年，“敕勒數千騎叛，北走，潔（即劉潔，引者注）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一年后的延和元年（公元432）四月，“敕勒萬余落復叛走，魏王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資治通鑒》121卷，“宋紀”三）。正是在魏主安撫與追討的雙重手段下，安置于遷徙地的敕勒人才漸漸賓服下來。由于他們的辛勤開發，陰山腳下才變成水肥草美的好牧場。到了孝文帝、宣武帝時代，居住在陰山腳下的敕勒人不但不再需要“賜谷”、“賜衣服”，“歲給廩食”，而且每年向朝廷大量“獻貢”，到處“氈皮委積”，以至北魏民間“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據《北史·高車傳》載：文成帝拓拔睿（公元452－465）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眾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繞，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于此”。這首《敕勒歌》，也許就產生在這“歌吟忻忻”之中。對于《敕勒歌》，盡管可以從文學風格、表達方式、語言特色或民族交融等不同角度進行詮釋和界定，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它的基點是對和平、安定、富庶的居住地的詠歌和肯定。具體說來，詩的前四句“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是詠歌遷居地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在敕勒族移居的陰山腳下，草原的遼闊更顯得天幕低垂，這里不再有征戰，不再有殺戮，所見到的唯有牧草，還有牧草下的牛羊。這種和平、安定的感受，只有經過上述的攻伐搏殺的一段慘痛經歷后，才會體會更深，才彌足珍貴，我以為這是《敕勒歌》前四句內在的歷史含蘊和詩歌作者“歌吟忻忻”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詩的最后一句“風吹草低見牛羊”則是在詠歌富庶：“草”對于中原地區，也許只是一種風景、一種點綴，但對于游牧民族來說，則是一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草肥則牛羊壯，現在牧草長得比牛羊還高，要“風吹草低”才會“現牛羊”，牧草的豐茂，牛羊的肥壯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的富足皆是題中應有之意了。

　　回顧敕勒族與北方中原政權這段歷史，從敕勒的南侵、征戰，到內附、安置，從“復叛走”到“歌吟忻忻”，這是一個民族間由不相容到契合交融的過程，這個過程能否發生，進展得是快是慢，統治者的民族政策和駕馭手段將起關鍵作用。《敕勒歌》的產生就是民族之間由爭斗到交融的一個很好的歷史見證；這個過程的正反例證和相關爭論，也為后來的中央政權制定羈縻方略或民族政策提供了某種借鑒。從這個角度來說，《敕勒歌》的文本及其《敕勒歌》的產生過程具有相當重要的史學價值。近來有的論者雖然也開始注意到《敕勒歌》的文本意義，但其結論卻是認為該歌是在思念漠北那塊誕育他們的故鄉，控訴殘酷的種族壓迫，體現的是一種民族歷史情結（周建江《歷史、民族情結的回響——<木蘭詩>、<敕勒歌>的文化本初》，《煙臺大學學報》1997。4期）。其實歌中說得很明確，詠歌的是“陰山下”的“敕勒川”，而非巳尼陂“北海邊”的祖居之地。至于說到民族歷史情結，我們可以和另一首少數族的樂府民歌《匈奴歌》作一比較，此歌全文是：“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郭茂倩《樂府詩集》“雜歌謠辭”二）。據《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討匈奴，過焉支山千有余里。其夏，又攻祁連山，捕首虜甚多”。郭茂倩引《十道志》說明此歌的創作目的：“焉支、祁連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由此可見，、《敕勒歌》和《匈奴歌》雖皆以民族戰爭為背景，又都涉及水草的肥美，但《敕勒歌》是獲得，《匈奴歌》是失去；《敕勒歌》是詠歌目前，《匈奴歌》才是追憶過去，兩者的區別是極其明顯的。而這種區別又是有兩種不同的民族政策所導致的：漢武帝對匈奴是征戰后加以驅逐，以開邊為目的；太武帝是征戰后加以羈縻，予以遷徙安置，意在消弭邊患。武帝晚年頗悔征伐之事，認為是“朕之不明，是以擾勞天下”，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漢書》卷六，“武帝紀”）。這兩首少數族樂府正好從正反兩個方面為后來的中央政權提供了歷史借鑒。

　　最后，它也是一元主體、多元格局中華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典型個案上面已經論及《敕勒歌》的民族歸屬以及《敕勒歌》作者是個眾說紛紜、長期爭執不下的問題。古往今來的眾多研究者從文獻學、文藝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和探討，這對我們更好的了解和更準確的把握《敕勒歌》無疑是有益的。但我以為這種眾說紛紜現象的本身就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使《敕勒歌》成為尋繹一元主體、多元格局的中華文化演進歷程，探究各少數族文化之間相互影響及“漢化”趨向的一個典型個案。我們知道，中華文化在其歷史演進中一方面是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乃至融合，另一方面又存在蠻族文化向高位文化靠攏，即所謂“漢化”現象。所謂“漢化”，主要是中華各少數族主動向華夏文化及其核心儒家文化靠攏，使之融入并藉以改造本民族文化的一種歷史現象。正是這種向華夏文化及其核心“儒家文化”靠攏的“漢化”，才形成了一元主體、多元格局并為各族所認同的中華文化。這也是中國不會向前蘇聯或南斯拉夫那樣“解體”，中華各民族間有著牢固凝聚力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研究《敕勒歌》的作者和民族歸屬，它的語言的演變乃至胡漢風格的交錯影響，正可為此提供典型個案。